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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既是公司跨国界扩张的活动过程，又是这个过程积聚力量时持续增长和变化的跨国界设施和经济联系的一种结构。像它的一个对应概念“自由贸易”一样，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通过它使其看上去非常有益和不可阻挡来减少这个过程的阻力。
和自由贸易一样，当全球化也许有时产生经济效益时，它会通过这个过程和经济—政治体制对进步的东西带来威胁，因此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各个层面上与之进行斗争。坦诚地说，这是一项难以应付的工作，因为它的收益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及其发展势头很大，看起来是与一个几乎是乌托邦的计划做竞赛。但是全球化有它易遭责难的一面，在地方土地的废弃和人口迁徙层面以及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按理它有助于建构对大的抵抗运动的理解和支持。
全球化已是用来推进合作的大量有争议的观点和概念中的一个。其余所要做的就是撤消管制规定和解除政府的负担，平衡预算，削减政府津贴计划资金（非社团的）和自由贸易。
像自由贸易一样，全球化萦绕一层美德的光环。正如“自由”一定是好的一样，全球化示意着国际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团结，反对具有消极意义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经济上，跨国贸易和投资也许正伤害着弱小的政党，它们可能腐蚀弱国与强国的民主控制，主流经济学家和权威把这两种可能性排斥在考虑之外。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之间存在竞争与“保护主义”可以改说成是“保护”跨国公司的权利与民主政府调节本国非社团收益者的利益的“自由”之间的斗争，这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不仅含有自由和国际主义的意义，并且它还有助于实现自由贸易的利益，创造相对优越的环境和实现劳动力的分工，它大概也能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因为这些优点而且据说各政府不能使其“进程”停下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无法控制，势不可挡。
全球化的经济失败
跨国公司的头面人物操纵全球化的过程，并使之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他们成功传达了这样的观念：全球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是谬论。即使暂时不考虑它的销售量，全球化已标志着产出率和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而投资增加了。在加强金融流动和活力的新体制下，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和不断增大的风险，纯利润实际上已经提高了。西方七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平均增长率从1971—1982年的0.4%提高到1983—1994 年的4.6%。不鼓励在新工厂和设备上的长期投资， 而是鼓励把钱花在旧机器的修修补补上，与此相伴的是大量实质性的金融活动——合并、股票的购买、金融调动和投机活动。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长率从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 1995 年的0.8%，下降超过了75%；固定资产的投资大概从1959—1970年的6.1 %下降到后来的3.1%左右，下降了一半。经合组织成员国每年GDP实际增长率从1959—1970年的4.8%下降到1971—1994年的2.8 %， 约下降了42%。
尽管生产率增长减缓，但是精英人物却很成功。因为全球化有助于降低工资，尤其是纯利润率增长时，社会上层5 %的家庭能从降低生产率的利润中获取大量的好处，因此，精英人物的收入和股票市场的股值快速增长。对全球的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收入的差距在一个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在明显地拉大。在美国，尽管在1973—1995年之间生产率增长了35%，社会中层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就业不足、工作没有保障、收入减少和工人增加对生产体制的“依靠”，所有这一切都在急速增长。各方面都没有保障，格林斯潘1997年在国会自鸣得意地说：在这个国家，工资率是停滞了，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人的比例是很高的。这么高的无保障水平降低了受其影响的工人们的福利，这没有使格林斯潘、国会和主流媒体感到担心。
世界上20%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增长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许多方面变得更糟。在过去的20多年里，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降低。30亿人——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并有8亿人营养不良。在第三世界，失业和就业不足在蔓延，大众的贫穷与有权势人的巨额财富的增长相伴而生，北方每年有750万人在寻求收容或寻找工作， 因为第三世界政府实际上对资本流动不加限制，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
新的全球秩序也以增加的金融多变性为特征，而且从8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到1994—1995年墨西哥的崩溃再到目前的亚洲危机，金融危机变得越来越有威胁。随着私有化的增强和管制规定的减弱，不受控制的金融势力的力量与政府及管理机构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增加，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也在持续扩大。惟有精英的观点承认这种成绩是经济上的成功。
全球化是对民主发动的进攻
近十年来的全球化决不是世界人民的民主选择——全球化的整个过程是受商业的驱动，遵循商业的策略和技巧，最终达到商业的目的。政府通过许多政策行为推波助澜，那些较大的行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正在共享的整个过程未经全国的辩论和讨论。就一些主要的推进全球化过程的行为而言，如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公众完全受制于由带着私欲的商业媒体的精英们操纵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在美国，甚至在不断的宣传之后，民意测验仍表明，大多数民众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整个新闻媒体支持它，因此，这个协定就通过了。在欧洲也是如此，民意测验表明，执着的大多数人反对引进欧元，但是有权势的精英支持它，于是，欧元就推行了。
这种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的非民主的过程，是与全球化的利益和成本分配相一致的，也是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化已经成为为精英利益服务的工具相一致的。全球化不断地削弱着民主，部分是由于意外因素的作用，但更是因为控制劳动力成本和相应缩减福利政策要求的商业界少数人对国家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使其失去了满足多数人要求的能力。在全球化反民主的进攻中各种有意无意的因素在这个进攻过程的各个方面都随处可见。
跨国公司在国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那些控制着工会并与外国资方达成实质性合资协议的独裁国家，如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和革命制度党的墨西哥，劳动力常常最廉价，最不容易引起雇主问题。在套汇过程中，资本流动到如此有利的投资气候里，资源从比较昂贵的地方转移到比较便宜的地方，这个过程损害了民主并且削弱了民主。
资本在国外的实际流动和在国内杀价的外在选择权的使用侵害了劳动者。在以高失业率为代价的情况下，劳动者也被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故意紧缩银根和限制预算的政策所伤害。这些政策和不断聚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作为解决失业问题，反映某个集团和违反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议程，都完全制度化了。里根和撒切尔破坏工会，而且后者十分明显的目标就是削弱劳动者的政治势力，甚至出现对有组织的劳动者更加公开和直接的侵害。民主，根据多元主义理论，据说是依靠中间团体如劳动者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中间团体可以代表其他分散的人口去讨价还价和工作。因此，对这些团体的故意损害是对民主的一种侵害。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商业社群也发动了意识形态攻势，使他们选择的政策受到公众理解。这些攻势与全球化齐头并进而且它们之间已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折射着意识形态的全球潮流，政府财政资金的来源也在其中。受到优待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这样观点：市场是万能的，政府是一种负担和威胁，而解除限制和私有化天生就是好的和不可避免的。它强调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负责”的价值，这对公司的权力极为有利，放手让大公司和孤独的个人去讨价还价。集体和社群的价值以及来自不受限制的商业发展、自由市场的不稳定性的外在性的威胁和生态的危害，所有这些都被排除在这种意识形态体系之外。这种意识形态的攻势已经取得了非常的成功，因为商业机构花了大量的钱去喂养知识分子和思想库，使其控制大众媒体以便使他们的观点盛行。传统基金会的领导人埃德温·费勒把自己的共同基金和全球网络化思想库的战略描绘为类似于P&G 销售肥皂的战略——用铺天盖地的广告来压倒资金薄弱的对手。但这是民主的腐败。它扭曲市场观念，不是自由市场观念。
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前面提到的套利过程，促进了这种热中于独裁统治的努力。除此之外，通过提高商业利润和削弱劳动者，它使力量的均势进一步转移到商业，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在美国，克林顿先生寻求和接受商界的巨额资金，并且几乎是专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代表民主党的多数非商业选民只能做些象征性的努力，这令克林顿声名狼籍。全球的统一媒体如虎添翼地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变本加厉地抵制社会民主主义的蛛丝马迹，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难以实现。默多克对英国选举的影响，以及当前的默多克—布莱尔的关系印证了这一点。
另一种众所周知的重要的反民主力量是限制政策选择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力量。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拥护一种不理想的投资气候，因此商界将用威胁或实际退出来回应服务于一般大众的政治家和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对汇率和利率的影响可以说是特别的快并且会损害经济。新全球经济的倡导者吹嘘资本有处治“有病的”政策的能力，夸耀货币资本支配一切的事实商界的这些努力，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媒体支持的帮助和确认，通常造成社会民主主义者退回到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政策上。因此，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尽管他们大多数的选民的选择与之相反。但是，这意味着名义上的民主不再为一般大众服务了，使选举失去了意义和缺乏实质性的民主。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半或者更多的美国正式选民不再参加大选。
由于不满意这种政治的控制水平，商界竭力争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牵头的国际协议和政策行动，这就进一步侵害了民主政府代表他们选民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些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总是明确地采纳那些跨国公司所希望的政策。欧洲货币联盟的条件就是首先限制预算和控制通货膨胀，以便符合新自由主义和公司化备忘录。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样优先考虑的是社团投资者和知识产权，其他所有的考虑必须让步。在80年代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并且运用他们的势力迫使广大饱受折磨的第三世界借债国接受结构调整计划。这迫使借债国同意把偿还外债作为第一优先权，不仅要还给政府还要还给私人；它迫使第三世界的借债国适应缩小银根和减少预算的紧缩计划，这主要是针对和影响穷人和一般大众的社会费用；它迫使第三世界的借债国重视出口，这有助于赚取外汇偿还债务，更紧密地把借债国的经济整合到全球体系之中；并且它强调私有化，符合所谓的效率的利益，既有利于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平衡预算，又为跨国公司在有麻烦的经济中提供投资机会。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做着同样的事情。
新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行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否认非社团公民及其当选政府的民主权利。这些是附属于社团投资者的权利，附属于凌驾在其他阶层之上的全球上流阶层和新跨国公司贸易保护主义的受益者的权利。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预先就否认了政府有承担新作用的权利，任何不能确定的东西都留给了私人领域和上层社会的公民。在这些协议里，在多边投资协定甚至有更多的侵略性的东西在考虑之列，全球的跨国公司没有责任心也没有任何责任施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解雇人，抛弃社群共同体，致命地破坏环境，使当地的公司停业，并且任意地提供文化垃圾。他们可能或者将能起诉政府，在民主政府控制之外由未经选举的陪审员解决纠纷。
这些新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行为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们不但依赖于新自由主义理论而且依赖于对现代经验和经济历史的误读上。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那样，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全球化的提倡者认为，自由贸易是通向经济增长之路，这种主张也被长期的历史经验所驳倒：没有一个国家，过去或现在，在没有政府对弱小工业的大规模的保护和津贴以及采取避免外部强大力量支配的方法的情况下，能实现经济持续腾飞和从经济落后向现代化的转变。这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和台湾，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在他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早期的腾飞阶段，都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政府和机构代表跨国公司做生意的今天，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们已经能够取消那些对不发达国家的保护措施。这一切通过来自国外的更广泛的接管对不发达国家产生了威胁，把不发达国家完全整合成为外国经济体系中“有机经济体的分枝”，保存一个国家的依赖性和落后，并且最异乎寻常地是，他们没有能力去保护新自由主义自上而下的发展优先权对他们大多数国家的破坏。
结论
总之，我们正处在反民主的反革命的过程中，在这之中，全球化及其规则是用来弱化民选政权，以支持上等公民——跨国公司支配的体制。这个过程播下自我破坏的种子，它只为全球少数人服务，因而损害大多数人，孕育金融的不稳定性并且加剧环境的危机。如果不遏制这个过程，它的破坏趋势可能会产生一种爆炸，停止这种反民主的偶像崇拜将是很困难的：不但是因为它的收益人的权力，而且是因为它是在名义上的民主结构内运作，并收集一堆貌似真实的论据。
但是，这些论据是为自我服务的和错误的，并且它应该受到有力的驳斥。应该提出一项为一般的大众而不是为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服务的议程。从消极的一面讲，这项议程强烈地反对为了服务于所谓经济的需要，剥夺民主政府权力的各种安排；从积极一面讲，这项议程要求支持对跨国公司施以严格的限制，并使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控制资本和遏制其他的金融投机。追求这项议程就需要一种结合，一种大多数全球化的受害人的相互理解和有效组织的结合。
（编译自《新政治学》1999年冬季号第2期，总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