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革命的历史——评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论文,理论论文,评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创造历史”①命题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如何理解这一命题却并非无可置疑。20世纪中期，当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流行的时候，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解释：结构主义从客体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历史看做是社会结构支配人类活动的结果，忽视了人类所具有的能动性一面；理性选择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类主体置于创造历史的解释中心，把历史看做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忽视了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制约性一面。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尽管为思考人类历史提供了视角，但这种二元对立的立场显然存在严重的局限。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把“人类创造历史”命题置于其理论建构的核心，试图以一种辩证的立场重释马克思命题。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吉登斯是如何解释马克思命题的？马克思命题的本来含义是什么？如何看待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解释？
吉登斯版本的历史理论
当今中国尽管已不乏解释吉登斯思想的作品，但真正认识到“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其庞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的却并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创造历史”是贯穿吉登斯庞大理论体系的核心线索。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曾致力于诠释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作为反思马克思历史观的结果，他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并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历史解释范式。②此后，他把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但是，“人类创造历史”仍然是其对话的主题。他在《社会的构成》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时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思。他指出，‘人们(让我们直接说人类吧)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话说得不错，但当我们把这表面上没有什么毛病的见解应用到社会研究中去时，引起的问题却是多么纷繁复杂啊！”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性成为吉登斯的重要学术研究主题，但“人类创造历史”命题依然是其研究的核心。他旨在表明，马克思命题揭示的是一种“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情形，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运动以来才得到发展的“现代性”现象④。马克思命题在吉登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以对历史涵义的界定作为开端。在他看来，马克思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实际上犯了“化约论”和“进化论”的错误。按照他的定义，历史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时间流逝之中事件的发展；二是对这些事件的编年记载或者解释说明。⑤前者表示人类在时间中度过的历史，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冷文化”社会。这种社会浸淫在传统之中，人类有意识地、主动地创造历史的现象尚不普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在这种社会，人们当下和将来的生活主要为过去的时间(表现为传统、风俗、宗教等)所支配。后者则是吉登斯所说的“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情形，即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发展的情形。与前一种历史相比，这种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比如，人类自主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明显增强，社会的理性化程度明显提高。从时间角度来看，将来时间支配了当下和过去，历史仅仅成为构建将来美好社会的手段和资源等。为了将两种历史涵义区分开来，吉登斯把前者称作历史，而把后者称作是“历史性”(historicity)，并且指出：“历史决不等于‘历史性’，因为后者明显地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连。”⑥具体到“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格言‘人类创造历史’实际上表明的是一种特定文化动力，而不是对整个人类过去状况的描述。”⑦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命题并不是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性概括，它表明的实际上是启蒙运动以来历史发展所获得的特殊文化动力。具体地说，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以法国思想家维柯(Vico)的诞生作为标志。⑧
对于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尽管以一种简洁有力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命题，但却没有以同样简洁有力的方式解释这一命题。⑨为此，他苦心孤诣地建立起“结构化理论”，一方面旨在对抗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在主客关系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则意图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做出解释。结构化理论以行动和结构作为两大支点。行动代表主体的一方，结构则代表客体的一方，表现为规则和资源两个方面。两者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行动依赖于结构，因为行动以相应的条件作为前提。在这一方面，社会结构所隐含的各种规则和资源构成了行动者之间行为互动的媒介，使行动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结构在赋予行动的条件的同时，也对它构成了制约，因为人们行动的能力和范围显然受各种结构性规则和资源的限制。当然，这不是说结构对于行动而言就获得了某种优势性地位。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也依赖于行动，作为行动的意外后果，结构只有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行为互动才能反复得到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吉登斯将行动和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将自己的这种立场称作是结构“二重性”(duality)，以区别于传统主、客体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二元论(dualism)立场。他指出：“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⑩
具体到人类创造历史的命题上来，结构化理论为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提供了方法论视角。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说得没错，“人类的确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1)，“人类是唯一认识到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生物”(12)。但是，这种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现象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方才成为现实。启蒙运动以后，由于“历史性”的发展，人类不断打破传统、宗教、血缘等的限制，以一种自主的姿态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以一种工具性的态度对待过往的历史，即利用过往的知识和资源创造自己理想的历史。“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13)历史性的发展表明了人类主体性的强化和历史对人类所具有的“使动性”或者说“媒介性”的一面。但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同时也与“结构制约性”的一面相形随。这表现在，人类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无法进行预先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14)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等的影响，历史并不是按照人类设计好的路径向前发展。“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15)总而言之，人类自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赋予人类进行创造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源。但是，历史也对人类的创造活动构成了制约，它不是完全按照人类设计好的方案向前发展。这就是吉登斯从结构化理论的角度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所做出的解释。
对于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吉登斯的观点也表现得与马克思迥然相异。马克思挚信人类的进步，相信无产阶级最终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自由。但在吉登斯看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启蒙思想家的乐观精神的写照，它没有预见到启蒙精神给人类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从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不得不视这些设想是不成熟的和盲目的。”(16)从20世纪晚期高度现代性的社会背景出发，吉登斯以一种明显灰暗的色彩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诊断，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做出了预测。在他看来，启蒙运动以来，作为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结果，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所期望的南辕北辙。(17)启蒙思想家设想人类的理性创造活动将建立一个丰裕、安全和自由的社会，但我们今天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和“风险社会”。对于人类生存来说，这种世界或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从人类生存的内在角度来看，由于传统、宗教等的消失，自我的本体安全失去了稳定的基础，自我心理时刻浸淫在“焦虑”的磨难之中。从人类生存的外在角度来看，在当今社会，不仅传统的风险没有消失，而且还制造出了另外一些危害更大的风险，即“人为风险”(manufactured risks)，如全球气候变暖等。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全球性灾难的威胁，这就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创造历史所导致的实际结果。
马克思版本的历史理论
“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实际上，马克思的全部叙事都以对这样一种事实的陈述作为开始：“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8)
马克思的这一陈述成为其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也使之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划清了界限。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本质是精神的，历史不外是绝对精神不断外化的过程，就“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9)。费尔巴哈尽管把历史落实到了“人”上来，但却没有从社会中的人、活动着的人的角度思考历史，“人”在他那里成了“抽象的人”、“离群索居的人”。马克思把这两种历史观分别称作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和“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0)在他看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解开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它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状况和人类历史的表现形式。“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1)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事实并不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在启蒙运动以前，人类只是生活在“没有历史”的“冷社会”，仅仅在时间的流逝中度过。相反，历史始终蕴含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不存在哪种不以生产劳动作为表现形式、专门为“创造历史”而进行的活动，人们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创造历史的活动，即使它们显得无比零碎、落后和感性，也都是在创造历史。马克思曾经说道：“即使……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22)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无视生产力的发展，把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看做是同质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世界性扩张，他指出，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标志。(23)世界历史并不是脱离历史发展轨迹的另一个阶段，相反，它只是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但是，世界历史阶段的确表现出众多不同的特征。在这一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交往的发展，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单个人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影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劳动者所面对的主要是地主、族长、作坊主等地方性势力的话，在世界历史阶段，生产者面对的则是越来越具有自身独立性的资本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一边是仿佛以法术一般呼唤出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边是仿佛瘟疫般的贫困的积累，世界历史阶段是一个“异化”发展得最为登峰造极的阶段。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其有关“人类创造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主张，即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人回归到人本身，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
无产阶级是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而兴起的阶级，“劳动”与“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轮。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又是人类历史上最被异化的一个阶级。由于机器的推广、分工的细化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不仅工人的劳动变得极为单调、简单和令人厌恶，而且随着工人的活动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他们还越来越“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5)。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6)。在世界历史阶段，资本以其最完美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的统治，以其最荒谬的形式支配了人类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集所有的社会罪恶于一身，他若不能把整个社会从一切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他也就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只有首先使人回复到人本身，才能使自己回复到自己本身。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27)。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再次重申“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并以一种战斗者的姿态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去。1851～1852年间，当法国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马克思发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在一开篇就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8)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这里看到的只是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一面，忽视了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29)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对马克思的误读的表现。即使以吉登斯的术语来说，马克思这里强调的恰恰是人类能动性的作用，即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革命者对于过去条件的强调只不过是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即革命者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还必须借助它们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30)
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1870年巴黎公社运动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马克思看到了走出世界历史困境的曙光。他不仅积极投身于这些运动，为它们提供指导，而且当这些运动失败之后，还及时从理论上对它们的经验做出总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1)这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它意味着：无产阶级一旦取得了国家政权，就必须立即着手打碎旧的、一直被用来统治自身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为了保证刚刚争得统治权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致再一次蜕化为资产阶级官吏的统治，必须实行毫无例外的撤换制和工资制。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尽管历经挫折，但他始终没有丧失对无产阶级的信心，相信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终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推动人类历史迈向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2)，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不会“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3)
对两者的比较与评价
由此可见，“人类创造历史”命题不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吉登斯那里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两者都对历史的涵义做出了解释，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对人类创造历史的结果展开了预测。但是，两种解释版本之间显然又存在着根本性差别。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种版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看待吉登斯对马克思命题的诠释？
首先，创造历史的主体的差别。马克思把人民群众看做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4)显然，这里的群众不是指所有的社会成员，而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在前现代社会，他们是奴隶、农奴、帮工等，在现代社会，他们是工人阶级以及行将成为工人阶级的其他边缘社会群体。可见，马克思那里的历史创造主体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群体。吉登斯则把“行动者”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所谓行动者，就是对社会规则具有“自觉意识”和“认知能力”的人，他们对日常社会生活具有大量的实践知识，能够正常地从事社会活动。(35)可见，吉登斯那里的“行动者”是一个不具有阶级性的中性概念，除了疯癫、植物人、婴儿等不具有社会行为能力的群体之外，所有社会成员都属于行动者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吉登斯那里被泛化成了所有的社会成员。但是，通过用过于宽泛的“行动者”概念置换马克思那里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群众”或者“人们”范畴，吉登斯在创造历史的主体问题上扭曲了马克思命题的本来含义。
其次，历史涵义的差异。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角度理解历史，认为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6)，历史不是某种神秘精神的创造，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7)。通过把历史置于生产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建立了真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吉登斯一方面指责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生产力“化约论”和“进化论”的表现(38)，另一方面也提出自己的历史观，即以维柯为界线，把统一的人类历史划分为“历史”和“历史性”两大阶段，认为在第一阶段，人类只是依偎在历史的怀抱中，传统、宗教等支配了人们的生活；在第二阶段，人类开始有目的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服务于人类理性行动的需要。可以发现，吉登斯对于历史涵义的界定存在着各种难以逾越的问题。例如，如果不把生产劳动看做是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否存在着某种“专门”为创造历史而进行的活动？如果第一阶段的人类只是依偎在历史的怀抱中而没有创造历史的话，那么，这段历史又是由谁创造出来的？启蒙运动以后，又是何种因素把人们从历史的怀抱中唤醒过来，转而开始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难道维柯前后的人类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吗？吉登斯自己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细究其历史观，其中明显传递着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断裂论的韵味。之所以说具有历史唯心主义的韵味，是因为他把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完全归结为“历史性”发展的结果，即人类反思性地应用历史资源的意识的增强。之所以说具有历史断裂论的韵味，是因为他把启蒙运动前后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但无论何者，显然都不是理解历史的正确方式。
再次，创造历史方式的差异。马克思并不是如吉登斯所指责的那样，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实际上，他始终注重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关系，即一方面强调既定历史条件对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重视人们能动地应用各种历史条件创造自己历史的事实，从而真正实现了“行动”与“结构”的有机结合。反观吉登斯苦心孤诣的结构化理论，倒是透着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对于这一问题，国内某些学者早就指出过：结构化理论“常给人一种印象，即社会处于不断的自身重新复制的过程中，社会不存在变迁，只存在历史的复制”(39)。这种循环往复的创造历史方式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自洽性问题，即如何用结构化理论来说明吉登斯自身对于历史发展阶段所作的断裂性划分。如果历史真如结构化理论所说的那样只会循环往复，那就不至于出现从历史阶段向历史性阶段的飞跃。如果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真的存在着质的飞跃，那就只能说明结构化理论无力解释真正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结构化理论所表达的那种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轨迹显然与真实的历史发展并不相符。
最后，解释立场的差异。吉登斯指责马克思尽管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命题，但却没有对它做出清楚的解释。实际上，他自己很大程度上就以马克思命题的解释者自居，企图对它进行周密的论证。但正是这种理论定位，使他对马克思的革命性视而不见。实际上，不论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历史观的时候，还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指导或者进行经验总结的时候，马克思都不是以理论家自居，而是以战斗者的姿态加入到革命者的行列中去。他从来没有想只当一名哲学家，而是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40)。在他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也就是说，任何理论上的解释都必须服从于人类解放的需要。吉登斯要求马克思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完整的理论论证，实际上是要把他降格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究。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
由此可见，吉登斯尽管对马克思命题做出了系统的解释，但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本意造成了扭曲。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吉登斯是否不知道自己对马克思命题所造成的扭曲？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在谈到其“社会理论三部曲”(42)的写作初衷时曾经说过：“这三部著作所关注的均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联，但它们无意再度参与现存对马克思著作所做的没完没了的批判性解剖，它们所试图勾勒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社会和政治所作分析的轮廓。”(43)也就是说，诠释马克思著作并不是吉登斯的本意，他的本意在于为当今社会和政治提供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解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命题或者著作只是服务于其理论建构的需要，是否忠实于马克思的本意完全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这里的马克思是吉登斯版的马克思。”(44)但是，鉴于“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性，鉴于吉登斯在当今世界学术舞台上所具有的影响，同时也鉴于他对马克思命题所投入的研究精力，我们的确有必要在马克思本身与“吉登斯版的马克思”之间做出区分，还马克思以本来的面目。
注释：
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命题，吉登斯在解释这一命题时把它转化成了“人类创造历史”，出于简洁和论述起见，下文主要采用后一种提法。
②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1,pp.2～3.
③⑩(12)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London:Polity Press,1984,p.xxi,p.25,p.27.
④⑥(1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4、9页。
⑤⑧⑨(13)(15)(35)(39)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8、310、48、352、91、85、(译序)10页。
⑦(16)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5,p.17.
(11)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1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18)(20)(21)(22)(23)(24)(25)(27)(28)(30)(33)(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73、80、79、88～89、287、89、15、585、586、85、57页。
(1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6)(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93、131页。
(29)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9,p.152.
(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05页。
(34)(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118～119页。
(38)(43)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页。
(42)这里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超越左与右》(1994)三部著作。
(44)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译序二)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