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十周年论文,而作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有的人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早期的失误和挫折，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再加上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成功的、合乎规律的，毛泽东的建设理论是失败的、违背规律的。在这里，必须郑重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五大报告给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告诫我们，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一样，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十分珍视，全面领会和把握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个被载入党章和宪法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不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且建国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确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精辟地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正如毛泽东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所说：“前八年照搬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1](P213,P216) 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20年的艰辛探索，找到了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确立了许多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由于种种原因违背了客观规律，遭受了挫折和损失。但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应视作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毛泽东不愧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他从建设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他确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对各个领域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毛泽东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找到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入手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找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了发展农业问题，共同商定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形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初稿。此时，刘少奇为准备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召集了32个部委负责人汇报座谈，提出了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重视沿海工业的潜力，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许多重要观点。1956年2月起，毛泽东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书记处其他同志一道，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同志汇报工作。在系统听取汇报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对集体智慧进行了概括升华，集中成十大问题（十对矛盾），于4月25日和5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十大关系，是从调查国情、总结经验提出来的，也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比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鉴于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影响人民生活的教训，我们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鉴于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过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坚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鉴于苏联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补偿又极低，对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的教训，我们强调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主张，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等等。论十大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以苏为戒，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这是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伟大起点。
在一个商品生产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允不允许发展商品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2](P633)。“大跃进”时期，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把马列的一些词句教条化，极力主张取消商品、货币，根本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指出：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的取消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价值法则的错误，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显然，毛泽东是把商品生产看作一种“工具”，它本身并不“姓资姓社”，掌握在谁手里就跟谁姓。毛泽东关于用商品生产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是一种立足于国情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真知灼见，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先导。
在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允不允许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经济？毛泽东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是从国情出发，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只要社会有需要”。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不可能纯而又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可以发展私营经济。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地下工厂、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今天社会上产品不足，拿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没有坏处。既然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也可以有国家领导下的私营企业。”毛泽东还认为，“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是长远的将来的事，不是眼前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做到的事。”毛泽东这次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用薄一波的话来说，“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3](P433—436)
毛泽东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规律，也是来自对国情的深切体察。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一百年时间”。后来经过“大跃进”受挫，使他的头脑更加清醒。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定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必然经历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P828) 他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性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4](P827—828) 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的思想，后来融入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当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这个规律的把握上，毛泽东也出过一些问题。比如，在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上，后来他把商品生产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后来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就是全面实现全民所有制，离开了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盲目追求生产关系上的纯而又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上，他有些性急求快，又是反“反冒进”，又是发动“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条客观规律必须坚持，违反不得。
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
毛泽东一贯重视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早在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就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从是否符合生产力标准、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P1079)
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以后，一定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因此，“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1437)
1952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我们应当会办经济》一文，他从会不会被敌人打倒、会不会被老百姓拥护的高度，论述了学会办经济、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当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入灭亡。”“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一定不拥护我们。”[7]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由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到了1956年，根据党的“八大”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更是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置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了。1956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大”，并亲自审阅修改大会的所有报告、决议。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基本正确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应当由搞阶级斗争转向抓经济、文化建设。“八大”决议明确规定，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的思想，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战略意义。众所周知，由于1957年反右派和波匈事件以后，对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因而转移了抓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注意力，在实践上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甚至逆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的损失。不过，这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中心，这条客观规律是必须坚持的，是违反不得的。
三、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毛泽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要抓经济建设，而且离不开抓民主政治建设，认为社会主义要扩大民主，在政治上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4](P822) 他非常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他说：我们“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4](P819—820) 毛泽东非常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4](P816—838) 毛泽东非常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一个人说了算。他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一人称霸”，应当叫做“霸王”，而霸王是会要“别姬”的。[4](P820—821)
毛泽东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目标”提了出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P456—457) 他后来又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4](P838)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子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尽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4](P710) 可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充分发扬民主，最终都归结到充分调动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官僚主义对于建立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高度关注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1956年4月，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毛泽东指出：“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9](P63) 为了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为了防止和克服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多次提出“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的问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报告和决议，用专门的篇幅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比如：由于官僚主义严重妨碍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展，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因此必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要用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方法，去反对官僚主义。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机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所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为了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毛泽东很关注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行，建国后不久，他就亲自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要求“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4](P792) 对于社会上行凶犯法的人，他要求“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4](P818) 他还从维护宪法的高度，严厉批评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恶劣行为，警告这些人：“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4](P720) 对于斯大林破坏法制之举他表示非常不满，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0](P333)
当然，在民主和法制问题上，毛泽东也有过严重的失误，比如在反“反冒进”、“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他就听不进不同意见，直至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的损失，最终导致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过，这也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条客观规律是必须坚持的，是违反不得的。
四、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对于文化建设的路子怎么走的问题，经过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找到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很重要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一个怎样对待文化人的问题。毛泽东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55年11月，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国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了份量很重的话：“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2](P507)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报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尤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表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1](P160,P162) 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依据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在知识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知识分子专门列为一个问题，要求全党同志信任、尊重、关心知识分子，支持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聪明才智。
遗憾的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尤其是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国家的建设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讲过许多经典的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当学习的科学”。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两条重要的基本原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P133) 1956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写进了党章总纲。毛泽东紧紧把握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他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其精神完全适用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要坚持“二为”方向，既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论证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体论，从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高度，论证了“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的生活源泉论。这些思想，为文化工作者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二为”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石。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不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而是对某种学派贴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标签强制推行，对某种学派贴上“资本主义”的政治标签进行压制和禁止。这种学术批判中的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对我们发生过一些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P720) 5月2日，在第二次谈《论十大关系》的那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3](P493)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双百”方针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真、善、美总是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双百”方针符合真理发展的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可以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民主和科学双重的性质，它是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实行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结合。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提倡文化对外开放，实行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结合。毛泽东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毛泽东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主张采用“倒行法”，首先学外国的近代文化，然后回过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规律。他引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的“倒行法”，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4](P748) 毛泽东主张采取派中国人出去和请外国人进来等多种渠道实行对外开放。他对波兰统一党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可见，毛泽东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实行对外开放，实行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结合，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
五、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认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党的“八大”前后，鉴于斯大林错误的被揭露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毛泽东开始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矛盾呢？列宁1920年5月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斯大林比列宁倒退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理论上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都是美好的。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1956年4月党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思想，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首次明确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对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其一，为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改革，不断革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才会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其二，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运动的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的一面是主导的、基本的，相矛盾的一面则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P767)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优越的，因此必须坚持，不能因为改革经济、政治等体制中的弊端，而伤害、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点必须严格地把握住，否则就会走偏方向。
毛泽东首次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在理论上否认矛盾，在实践中混淆矛盾。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他犯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党内的、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把犯错误的好人大批大批地杀掉。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一定要分清敌我”，分清“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1956年12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民主和集中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还在政策中规定：“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历史证明，这是防止混淆两类矛盾、防止错误“扩大化”的有力举措。
毛泽东首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开宗明义，一开头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和讨论的“重点”提了出来。然后“分为十二个小题目”，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人民内部矛盾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农业合作化问题”，是专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工商业者问题”，是讲我们如何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是讲“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少数民族问题”，是讲“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列举了许多方面的具体的人民内部矛盾，“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讲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处理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矛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也属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应当注意两点：一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二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都是具体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是告诫我们的人民，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端正思想方法，学会辩证思维，“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关于节约”，是讲我们国家一方面穷，一方面又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即农轻重的矛盾问题，这是经济领域很重要一个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尤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作为重点加以论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体系，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新形式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六、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共产党自身建设状况如何，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和成败——这是一条已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非常强调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作用。1956年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4](P734)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8](P411—412) 1957年5月25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毛泽东讲出了更经典的语言：“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8](P430)
为了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非常强调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党的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把它作为三大作风的首要一条，身体力行。有一段时间，我们党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例如在“大跃进”中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受严重挫折。鉴于这个沉痛的教训，毛泽东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叫做“调查研究年”。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他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更做不到实事求是。而要做到情况明，就必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接着，中共中央于3月23日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鉴于几年来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了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合实际的或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因此，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根据九中全会和中央指示信的精神，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到农村、工厂、商店、文教、科技等基层单位，对各方面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带决策性的切实可行的真知灼见，并实地解决了许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着手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充分说明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成败攸关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非常强调反腐蚀、反腐败斗争。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料到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些党员和干部可能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会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成为腐败分子。果然不出所料，一些国家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党员负责干部，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入党，曾与敌人进行过坚决斗争的党员，但经不起和平条件下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的腐蚀，以权谋私，贪污巨额公款；勾结奸商，扰乱金融秩序，进行经济犯罪，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死罪。1951年12月1日，中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受“糖衣炮弹”的攻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所致。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是反腐蚀、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消除了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隐患，并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它对树立廉洁奉公的社会风尚，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上任就来到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地方——西柏坡接受传统教育，重申牢记“两个务必”，实际上是向全党发出号召：对于“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情况”，我们应当永远警钟长鸣，对于“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8](P53) 我们应当永远坚持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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