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衰落？——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彼·奈特尔(J.P.Nettl)1968年撰写了关于国家的经典文章，试图说服与他同时期的社会科学家，使他们认识到，国家是“存在的，任何概念性的重构都不能消解它”。正如奈特尔所描述的，对国家的分析“并不流行”，而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现象。他坚信“国家性”(stateness)——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而且，只有重新将国家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我们才能理解政治行为和政治机构。在此后30年里，奈特尔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国家性问题重新获得并保持了奈特尔所主张的重要性。而且，他所发起的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减弱。
尽管奈特尔的观点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证实的形式和内容却颇具讽刺性。对国家的兴趣提升了，但是兴趣点在于国家对经济的重要性，这是有关国家的争论复兴的关键，而奈特尔的文章则完全忽视了经济学。①这种学科上的变化，部分导致了对相关利益定义的变化。对于奈特尔来说，国家性之外的选择是公共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其他的机构(例如英国的政党，美国的法律和法治机构)变得显著。当前的争论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权力对私有权的控制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公共机构的形式。重新唤起的、对市场作用的政治信仰，加上对公民社会的新的发现，催生了一系列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形式，作为公共机构的替代，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关于“国家衰落”的争论。
理论视角的变化与国家地位在现实中的历史性变化是分不开的。奈特尔文章发表以来的几十年里，对国家的要求已经萌发了。在加入经济与合作组织的国家里，人口膨胀促使转移支付增加，继而导致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倍。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期望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而政治和政府机构发展滞后，导致了前景不明的“能力差距”。在一部分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衰落已经发生，政府机构已经完全崩溃。即使在机构没有面临崩溃的地区，公共机构的能力也逐渐遭到侵蚀，令人担忧。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在90年代，要忽视国家的存在是很困难的。
从奈特尔的分析角度来看，最具讽刺性的可能是世界舞台的变化对“国家性”的影响。在奈特尔看来，国家相对于世界体系的作用是不变的，它只会加强国家性，即使国内机构对此表示否认。②30年后，对世界舞台的看法已经大为不同。旧的两极世界体系已经瓦解，削弱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和军事敌对势力主宰国际关系的权力。同时，获取跨国经济收益的机会增多，这就为一系列新的、关于国家已经不合潮流的论证做了铺垫。根据这些论证，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易进一步发展，减损了国家权力，使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边缘化了。奈特尔认为能加强国家性的舞台现在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
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与资本流和商品流同样重要，奈特尔的分析也确实预见到了这些变化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奈特尔认为，英格兰是“无国家性社会的典范”，“美国式的社会政治自省使得任何对国家的正确认识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奈特尔发表文章之前的25年里，对国家性的相对忽视是“社会政治重心向美国倾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如今，盎格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扩张处于畅行无阻的霸权地位，是塑造当前世界经济特征最强大的力量，包括树立有关全球化会影响国家衰落的认识。
在这种环境下，要坚持奈特尔的方案，就必须寻找新的出发点。不能再将“无国家性”(statelessness)简单地视为盎格鲁—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而必须将它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思想意识，以及可能实现的制度现实。因此，首要的问题成为：国家的衰落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种制度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诀窍在于，要认真对待国家衰落的问题，但是又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本文要论证的是，国家衰落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却不太可能发生。目前关于衰落的论述只是回应了关于国家能力危机确实存在的观点，而且绝对是消极的、防守性的回应。危险不在于国家会成为边缘化的体制，而在于吝啬的、更压迫式的国家组织方式会成为避免公共机制崩溃的唯一出路。对国家衰落的过度关注使我们无法考虑这样的积极可能性，即通过努力提高国家能力，使国家能更有效地满足它所面临的新的需求。最终，我们应该往回追溯，找到与奈特尔的原始方案接近的办法，比较不同种类的“国家性”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不过这次应该更明确地考虑到全球化的影响。
本文从考察全球化对国家性的影响出发，论证了全球化的结构性逻辑以及世界经济过去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发展既为“高度国家性”也为“低度国家性”提供了基本原理。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与低度国家性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逻辑联系，因此，世界秩序中的规范和意识形态成为确定全球化对国家性影响的关键决定因素。在考察了全球化之后，本文进而转向当今关于国家的理论视角，并论证这些视角既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深刻认识，也是影响这一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面貌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探讨了这一分析对国家性未来实现形式的启示意义。
一、全球化以及国家的作用
最近一期的《代达洛斯》(Daedalus)杂志用“减弱的”、“有问题的”、“空洞的”等典型形容词来修饰当代国家。③“国家权威已经向上、向下以及向侧面流失了”，在有些方面甚至“完全消失了”，全球化虽然不是导致这种观点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全球化主要通过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渠道产生影响。在过去30年里，跨国经济关系已经变得越发重要，其特点也改变了，这就为国家行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限制性更强的背景。这些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影响又受到越来越处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盎格鲁—美国意识形态的引导。
(一)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奈特尔在其文章的结尾称，“仍然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这个常量就是世界舞台上每个国家的国家性的始终如一的发展”，这个论断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现在认定的常量是国际舞台对国家性的负面影响。现在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通过跨越国界而不是国内的私有交易产生，要维持国家作为世界舞台上主要演员的形象变得越发困难了。传统的华尔兹逻辑(Waltzian logic)认为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仍然是“跨国体系”的驱动力，虽然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但是在后两极世界中，无声的权力争斗使国际关系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私有逻辑的腐蚀和影响。奈特尔将国际舞台比作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就是“人民”，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秩序里，虽然国家处于独特的政治地位，不过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国际舞台上最具有经济实力的“公民”是跨国公司。
跨越国界的交易和组织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全球化的基石。世界各国的进出口增速比国内交易快1.5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了一番，这还只是开端。外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是贸易的3倍，其他形式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联合、转包等)很可能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④
贸易的特点发生了变化，从而扩大了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贸易不再是国内生产体系之间的商品交换，而越来越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国内组织起来的生产网络内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是通过将各个不同国家内进行的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实现的。某个国家是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还是被排除在外，取决于私有公司的决定。国家可以努力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但是无法通过指令确定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
在典型的现实主义世界里，经济收益的获取是与传统的、军事形式的、治理国家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力强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关注“它们”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正如国家管理者会关注“它们”企业家的能力一样。国家经济能力是军事(从而也使外交)实力的基础。领土扩张是控制新的生产资产的一种途径。但是，全球生产网络使得通过领土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预期变得不靠谱，从而降低了现实主义治国方略的回报。获取资本和技术靠的是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者建立战略联盟，而不是对某一国领土的控制。在劳动力过剩的世界经济中，对大量领土和人口的控制更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
只要私有经济体还依赖国家所提供的政治环境，那么它们就有理由认同本国的政治成功和期望。强大的国家可以为获取私有利润提供支撑；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也可能对利润构成威胁。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称的“世界网”的操纵者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同国家扩张领土的野心和焦虑。从这些网络的角度看，整个跨国体系是经济基础机构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分裂和不安定的源泉。
极端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是资本跨国流通和建设全球生产网络的基础，它的运作在经济领域对公共权力构成了根本挑战。资本的自由流通是始终存在的，国家也常常依赖国际金融公司之间的合作，但是过去2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奈特尔在写文章的时候，固定汇率制度还有效，大多数工业国家仍然可以对资本流通实行控制。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对资本的控制已经解除，货币的价值也由市场而不是国家决定。通讯和信息系统的发展也扩大了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影响。
文森特·凯博(Vincent Cable)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与单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之间的不均衡：“世界金融中心每天的外汇交易超过了一兆美元……比所有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还要多。”结果导致了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所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独裁”。如果私有金融交易者们认为一个国家实施的政策是“不明智的”，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受到惩罚，它的货币会贬值，获得的资本也会减少。⑤
这些全球化进程肯定会促进所谓的国家权力的消失，但是中间的联系不如一开始看起来的那么直接。国家的黯然失色并不是因为它越来越依赖贸易这一简单的事实造成的。现有的跨国数据显示，对贸易的高度依赖是与国家作用的增强而不是减弱相关的。此外，对过去30年里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的考察表明，在全球化的经济中，高度国家性甚至可能是一种竞争优势。
20年前，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注意到，在发达工业经济体里，开放度(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与政府规模之间的统计关系是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的。与将全球化与国家衰落关联起来的逻辑一样，这一发现所体现的逻辑也令人信服。贸易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个国家受到外部引发的灾难的伤害也越大；庞大的公共机构作为平衡力则可以提供保护。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对欧洲小型社会民主制的个案研究对促使这一逻辑起作用的基础制度结构做了说明。
这种关系不单是现在所称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大致从1950至1973年)的遗留物。盖瑞特(Garrett)、基瑟尔特(Kitschelt)等人和其他人最近的分析证明，公共机构的构建仍然决定着全球化的影响。⑥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利用当代数据复制并延伸了卡梅伦的统计性发现。通过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数据，罗德里克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里，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贸易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贸易量越大的国家，政府规模越大”。此外，当罗德里克以此来分析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他不仅发现“政府规模(这里指的是政府消费)与贸易量之间存在惊人的正相关关系”，还发现“通过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开放程度，可以很好地预测接下来的30年里政府扩张的程度”。
过去30年里，地区之间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表明，高度国家性所能实现的，可能不仅仅是使国民免受外部伤害的影响。在日渐全球化的经济中，它实际上还可能成为一个竞争性优势。奈特尔的文章发表以来的30年里，跨国界的、有组织的生产的辉煌发展可能是占据头条的标题性经济事件，但是，同样可以竞争头条新闻的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显著增长。过去50年里，东亚的经济增长显示了各国之间经济等级制度的一次历史性变化，对此几乎没有人会反驳，这种地区性的变化甚至最终可以与250年前西北欧的崛起相媲美。如果全球化的大标题可以帮助论证国家的衰退，那么东亚的大标题则预示着国家性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奈特尔的文章发表以来的这些年里，东亚国家——从北边的韩国到南边的新加坡，以及中部的中国——运用了各种策略，其中国家对极大地改变亚洲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起到了核心作用。显然，这些案例里，国家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非国家性的社会。它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高度国家性，虽然与奈特尔的欧洲大陆模式很不一样，但是从经济上来说，前者可能更有效。
东亚的成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样一种观点：限制国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才能最好地参与到全球化经济中。东亚的成功表明，或许增强国家介入才能最好地实现成功加入全球市场。新加坡是证明这一点的最好案例。就其对贸易的极度依赖而言，新加坡不仅是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而且它的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还非常依赖跨国公司的直接外资投资。同时，新加坡国家官僚机构的能力和权力也是名声在外。
从传统观念来看，这个案例可能是反常的，但是却强调了从逻辑上看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与跨国公司谈判的时候，小国家如果带着称职的、统一的国家议程参与谈判，效果可能会更好。获得利润的途径很多，有些可能与提高工资和提高地方再次获得投资的几率是一致的。如果国家值得信赖，能建立符合这种策略的行政机构，再加上一套稳定的规则和能与之对话的称职的规则制定人，那么愿意加入游戏的跨国公司会络绎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亚证明了高度国家性(虽然与奈特尔的典型的欧洲模式不同)与在全球化经济中获得成功可能是积极相关的，同时也为卡梅伦和罗德里克的结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明。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积极相关性，那么，目前广泛认可的观点，即国家制度的中心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兼容的，就必须从当前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加以说明了。
(二)意识形态和全球秩序中的各种利益
在任何一种全球体制中，准则、正式规定和公认的价值在影响国家角色方面，与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是同样重要的。15年前，约翰·鲁杰(John Ruggie)在阐明“内嵌式自由主义”对黄金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时，就无懈可击地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就全球资本相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而言，已经“内嵌”在社会契约里，这一契约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其国民与这一契约体系的成本隔离起来(至少是部分地)。嵌入式自由主义是一种盎格鲁—美国式的构建，是盎格鲁—美国意识形态的产物，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又受到二战后的担忧的严重制约，即美国害怕因为不能保护其国民而再次遭受几十年前的政治创伤。
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类似，现在的制度只是将互相矛盾的原则，即国家主权(跨国体系的基础)和经济自由主义(它认为国家会克制对跨越国家边境的经济交易行使主权的渴望)结合起来的工具。当前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经济利益从很大程度上能独立于主权而获取；其次，盎格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处于霸主地位，不必为可能发生政治不稳定而担忧；最后，内嵌式自由主义大抵被视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制度，与此不同，现行的标准制度应当对富裕和贫穷的国家同样适用。
一个国家的介入能否增加其国民在全球经济中获取的利益，在当前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已经成为一个未知数，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下，利用领土主权来限制私有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行动权是被禁止的。在当今世界秩序里，盎格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已经转化为正式的游戏规则，对此，各个国家要么遵守，要么沦为经济贱民。就资本和商品而言，国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作为越少，世界就越美好，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正是这一教条最明显的正式体现。双边谈判，至少美国参与其中的谈判，以更加气势汹汹的方式传递了这一信息。国际金融资本的私有代理机构，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的国际金融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进一步提供了保证。
全球意识形态共识(有时也被贴切地称为“华盛顿共识”)对各个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关于国际经济结构的逻辑理论带来的限制。事实上，国家积极有为地发展本国经济，反而可能招致骂名，辱骂不仅来自强大的私有经济行为主体，还来自世界霸主，后者使得任何的国家干预都是冒风险。但是，这种认为国家干预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观念，至少使得国家不用再为国民在世界经济中遭受的经济困难担负责任。即便富有的国家，虽然它们制度发展更完善，更有能力使其国民免遭经济不测，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它们更有可能抵制这种压力，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做的。但是，鉴于国际权力的不对称，单一国家很难改变局势。
当前的秩序符合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私有公司的意识倾向，它们统治着全球经济。问题是，这一秩序是否能有效地表达其利益？从经济角度而言，如果不存在国家的世界在现实中能实现一种世界平衡，并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那么，国家可能的确就将走向衰落了。事实上，跨国投资体在将跨越不断变化的、多个国家的经营结合起来时，比旧式的国内投资体更需要有能力的、稳定的政府，后者至少能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某个特定的政府机构建立关系上。
同样的道理对于国际金融资本就更适用了。“国际金融资本的独裁”实际上更接近于互相挟持的局面。如果国际行为主体不实施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将很快陷入混乱状态。金融市场很容易就能惩罚越轨的国家，但从长远来看，获得的回报取决于现存的跨国体系，在这一体系里，主要的国家经济行为主体受到有能力的、“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主体的控制。那些驾驭国际金融体系的经济行为主体需要有能力的监管者。大量的交易能超速完成，这在理论上有利于提高分配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增加了不稳定性。“流氓商人”是犯规的(就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但是，从投机中能获取巨额利益，就使这种流氓角色始终充满了诱惑力。对国家干预能力的限制到达某一点时，集体风险率的提高更胜于个人获利机会的增加。
与其意识形态所承认的相比，私有跨国经济行为主体对有能力的、称职的国家的需求度要大得多，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国家衰落的可能性。即便资深的经营者的算计也会受到世界观的影响而有所偏颇。当跨国资本全力以赴，将其行动权限最大化时，也很容易成为破坏基础公共机构的帮凶，而它正是依靠这些设施获取利益的。对国家干预全球市场的能力的限制到达某一点时，会增加收益。但是，过度限制国家能力，以至于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即便对于能在很大范围内选择经营场地的主要经济行为主体来说，重建政府权力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球秩序与国内政治复杂的相互影响使得错误的估计更有可能发生。接受现行的全球意识形态就会限制政府保护普通公民的能力，尤其是承受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化所造成的损失的那部分民众。不管是减少国内医疗和教育开支，以适应最新的结构改革计划的玻利维亚式的国家，还是致力于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证明对商品和资本的自由国际流通的信仰的克林顿政府，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的想法很可能是一致的。国家被认为是“外国”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本国利益的终极代表，尽管对这种“外国”利益的认识是模糊的。⑦跨国经营者们要形成支持重建国家能力是对自己有利的看法，就必须克服积压的政治疏离情绪，并扭转机构萎缩的局面。
如果国家真的走向衰落，也不会是任何无懈可击的结构逻辑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经济逻辑本身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衰落。尽管因为全球化，国家行使经济主动权变得更困难，同时，高效的国家行为获得的回报以及政府低能导致的损失也扩大了。只有当我们通过当今的全球意识形态秩序这个独特的棱镜审视全球化时，它才会从逻辑上对导致无国家性的趋势承担责任。而这种全球意识形态秩序的产生尽管与利益逻辑相关，但是也更多产生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行为主体的偏见和意识形态。鉴于世界经济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很大程度上由叠加的解释性制度所调解，因此，当代关于国家的理论认识就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不仅能提供独特的见解，而且还可能对政策产生影响。
二、关于国家的新视角
奈特尔引发了一场关于国家性的实质及其角色的持续的、多方面的争论。有些方面的论证试图证明为什么必须要将国家性的变化作为政治和经济分析的核心因素。他们复兴并提炼了奈特尔之前的观点，包括韦伯(Weber)、辛兹(Hintze)和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观点，并且增加了新的论证。其他方面的论证嘲讽了即将形成的世界秩序的规范和意识形态。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再度痴迷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每一方面论证的逻辑都独立于有关全球化的论证，但是两者都很好地呼应了建立在盎格鲁—美国式的“无国家性”视角之上的全球秩序。但是，在审视这些政治上成功的理论时，必须考虑到社会知名度不大的反方论证，它们为国家的持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理由。一旦我们考虑到这些论证，就会发现，关于国家的新视角的重点就同时落在了国家持续性和国家衰落两方面上。
(一)新的经济视角
在奈特尔的文章发表以来的30年里出现的众多关于国家的思考中，没有任何一种比“新功利主义”形式的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彻底地融入了公共政治争论中。尽管它没有运用这一论证，即全球化的紧迫性使国家衰落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但是，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证，认为国家的衰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有利的。
在“黄金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乐意将国家视为一个黑盒子。经济学为制定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提供依据，但是作为分析国家机构本身的工具，并不时兴。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资本主义增长看上去越发问题重重时，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颇具讽刺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那些国家介入最少的国家(即英国和美国)里，市场经济的疲软表现被视为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经济的证明。
在持续关注国家政策优化的同时，对导致“坏”政策(即与经济建议不一致的政策)的制度机制的分析也开始了。“寻租”分析家们将政策制定概念化：为了获得政治和物质支持，政府官员制定出规则，使私有经济行为主体能获取非生产性利益。国家扩张，不是因为对集体商品的需求增加了，而是由追逐私利的官员所导致的。寻租理论囊括了传统意义上的越轨、腐败行为，并将其转化为政府机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框架下，规范的建立和维持是国家最突出的作用，奈特尔的分析方法在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将国家重新定义为寻租的工具后，把国家干预刻画成本质上就是病态的做法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过去的论证，即官僚机构的低效无能以及无法收集足够的信息使其无法制定好的政策，惨败给了这种重新焕发活力的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国家政策的负面效应是公共机构本身的逻辑结果，那么，更优质的信息、更有能力的官员和更博学的顾问都不是解救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理性策略就是，要么将这些邪恶机构能分配的资源减少到最低程度，要么将政府机构本身“市场化”，用类似市场的激励体系的严格约束取代对公共服务规范的依赖。
支持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论证被认为已经过时了，不被接受。利用税收将社会的一部分集体产出转化为公共福利的行为，被等同为“用蚂蟥给病人放血，以使病人保持健康的老旧做法”。之前，可以通过国家来改善市场条件下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命运，这种做法在黄金时代极为盛行，但是，对这种做法极不情愿地接受已经被另一种坚定信念取代，即私欲必然可以通过市场创造公共福祉，而公共福利只会抑制获益者的经济品格。私有经济权力，在尽可能少的受到公共政策这一“扰乱之手”的限制的情况下，被再次吹捧为公共利益的最佳守护者，与此同时，关于“无国家性”的意识形态的棱角显得更为分明。
新功利主义模式确实为腐败和贪赃枉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方式，这些行为是大多数公共机构无法否认的一个方面。用来解释这种病态，侧重于寻租的理论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排除其他关于公共行为的解读，使公共权力成为寻租和贪赃枉法的代名词，那么，这种理论就可能成为自欺欺人的妄言。由于新功利主义观点的盛行，从事社会服务的职业失去尊严，公共机构挪用其所需要的资源，为选民提供真正的服务也变得合法化，这样看来，寻租的确就成为了加入政府机构的唯一合理动力。一旦公共服务的规范和传统遭到破坏，在破碎的基础上将其重新建立起来，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很容易就被纳入了政治分析，而其他一些创新思想却很难被采纳，虽然它们对关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理论更有本质性的启示意义。“新增长理论”为技术进步的正式内化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并使报酬递增的概念重新成为经济争论的中心，⑧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使国家权力扩大合法化的理论，⑨但是却很难转化为政策建议。承认报酬递增的可能性，还要求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和竞争的发展道路往往是互相依赖的，结果呈现多种均衡。这样一来，就使得以下论证更困难了：自由的市场是可信赖的，可以自主地将效益(或福利)最大化，但是它不一定能为改善市场导致的结果提供策略。
这种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导致的结果被以下事实扩大化了：不断增加的产品——从软件到媒体形象——是思想而不是物件。鉴于思想的再生产成本几乎为零，那么收益根据市场的范围可以无限增加。在“物质”经济里，利润取决于成本的高低，与此不同，在“思想”经济里，利润取决于回报的增加，收入和利润的分配就尤其取决于独占性。一种思想的收益并不来源于边际成本的降低，但是它确实依赖政府的决策，例如对版权有效期和专利保护期的决定，以及所有有关知识产权领域的规定。
一种经济产生的思想增多，政府对产权的法律保护就更困难，这种保护对利润的获取也更重要。在全球经济里，这就要求有活跃的、有能力的国家来保证其他国家也遵守规则。简而言之，在全球信息经济时代最有优势的经济行为主体(也就是指资产以思想形式存在的跨国公司，例如迪斯尼或微软)并不需要软弱的国家，它们需要的是强大的国家，或者至少是比传统的“守夜人国家”(night watchman state)更有经验和更活跃的执行人式的国家。
争夺独占权已经变得越发重要，美国近20年的全球经济政策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从超级301条款到关贸总协定谈判，到因为盗版软件而威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内容。虽然其他形式的监管声名狼藉，但是这种政策监管现在已经被视为经济文明的一块基石。
知识产权是整体观点的一个具体例证。在新的、非物质的复杂交换中，主要由国家提供的关于署名权的规范结构成为有效交换的关键。新制度经济学注重政府结构的必要性以及制度框架对于任何经济交易的普遍重要性，并进一步概括论证了只有拥有有效、健全的非市场制度，才能实现高效的市场。
虽然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为国家衰落提供一个很好的基本原理，但是，当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经济理论的发展时，就会越发肯定我们早些时候研究全球化时得出的结论。实力雄厚的跨国经济行为主体可能希望限制国家的能力，以减少对自身活动的束缚，但是，它们同样需要有能力的国家来保护它们的收益，尤其是从非物质资产中获取的收益。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制度似乎会继续显得重要，而不是黯然失色。
(二)公民社会和国家
依据有效分配不需要依靠政府调控就能实现的认识，我们至多只能建立一个不完整的思想框架。人与人之间通过自愿交换而互相联系的完美画面，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的实际经验，都无法缓解人们对维持公共秩序的基本焦虑，也不能减轻人们对传统社区纽带带来的满足感的向往。关于政府的新观点强调公民社会的潜在作用，为盎格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经济方面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补充。⑩尽管这些新观点本身并不是全球性的认识，但是却符合新的全球秩序。盎格鲁—美国式的无国家性的全球秩序在政治上胜出了，正如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崩溃所显示的，从而有效增添了公民社会的魅力。公民社会的复兴被描述为(至少是保守派的描述)，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公共福祉的方法，它会从政治上淘汰国家，就如同世界市场从经济上淘汰国家一样。
为了适应现行的世界秩序，强调公民社会就必须压制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社会关系市场化的泛滥，而不是国家的专横入侵，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疾患。当然，保守派释义学者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把不受限制的市场关系的统治视为复兴传统社区的主要障碍，而是将国家致力于改善福利的、表面上看似入侵式的做法视为对社区的“排挤”。(11)这就如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否定国家对提高生产力和社会效率的作用一样，公民社会(以及其他更地方化的和排外的形式的社区)的魅力增加了，从而否定了国家满足非市场需求的能力。(12)
很多情况下，积极参与的、有组织的、由公民组成的、致力于推翻镇压型国家的精英们的设想更符合历史事实。东欧的反对运动就是重要的例证。在拉丁美洲，以选举民主制取代军事独裁政权的过程中，类似的公民社会也崛起了，以抵抗国家的强大势力。但是，即便这些案例也证明，认为公民社会可以取代有组织的国家公共机构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不切实际的。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情况证明，一旦政治上的胜利瓦解了对政府统治的一致反对，就很难再持续振兴公民社会。因此，即便在这些案例中，也需要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更为复杂的理论。
这就再次显示，如同经济理论发展所体现的，一旦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当代关于公民社会的思想，就会发现有诸多与全球秩序的意识形态(即发展公民社会就要求加快国家的衰落)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国家机构的健全和公民社会的兴盛没有任何关系的看法，即便一些坚信公民组织必不可少的人也表示了异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更积极了，认为两者是互相促进、协同作用的。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与乔尔·米格达尔(Joel Migdal)的简短论证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普特南基于对“社会资本”与意大利地方政府的效力之间的关系的解读，对米格达尔的著作提出质疑，因为米格达尔的著作似乎表明，强大的社会会导致政府的软弱，实现强大的政府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严重的社会错位，它会严重削弱社会控制”。普特南则认为，并非如此，“公民组织是与有效的公共机构……强大的社会、强大的国家密切联系的”。(13)普特南的观点说明的是，如同现代市场依赖于稳定的机构框架孕育的经济决策一样，当个体公民和有组织的群体拥有公共机构作为其称职的代言人时，他们蕴含的公民力量更容易得到发挥。
有些学者也从其他的案例中总结出了同样的道理。在非洲，国家组织与公民社会极端分离，纳奥米·卡赞(Naomi Chazan)在研究那里的情况时，也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共生关系”是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危机时，“国家机关和社会关系网都经历了崩溃”。反过来，在从危机中恢复的地区，“中间社会群体的复出”“伴随着对国家能力的界定和肯定，并强调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许慧文(Vivienne Shue)在研究一个极端不同的案例——中国——时，发现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与此类似的互相促进的关系。她指出，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执政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表明，“公民组织生活的兴旺与相对强大或适应性强的国家机构里社会力量的巩固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14)
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在研究其称之为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褐化”时，也从反面论证的角度呼应了卡赞和许慧文的相互促进假设。(15)他首先指出，“如今削减国家机构的规模和赤字的做法……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效力及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接下来，奥·唐奈论证说，国家面临危机时，公民社会也会退化，那时“具有原子弹摧毁力的愤怒”将取代社区组织和公民契约。
公民社会的命运是与公共机构维持自身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宏观的论证在微观上也得到有趣的体现。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为“国家—社会协同作用”找到了证据。微观层面上，发展项目的有效实施常常需要国家机构与地方社会组织的合作。国家机关和地方社区协同合作，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或集体商品，这种协同生产的可能性又与国家机构相关，后者拥有足够的团队精神和官僚经验，可以不仅仅是机械化地、简单地的实施中央的规定。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典型案例就是台湾灌溉组织，这一组织是政府的官僚决策与地方村民的实际介入巧妙结合的结果，社区对各地方水源分配的过程享有很大的控制权。官僚机构软弱的国家则无法维持这种地方性的官僚能力，协作生产也无从谈起。
公民组织的效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是积极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明不仅仅局限在第三世界。即使在倾向无国家性的美国，历史上也有有趣的例证证明了国家—社会的协同作用。美国儿童福利院是美国福利国家最早的、成功的一个项目，斯考切波(Skocpol)在对其进行研究时，证明了分散在全美各个地方的妇女的自发组织对这个“妇女和儿童的国家机构”的重要性。她还注意到美国农民的自发组织和美国农业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再次证明了国家—社会的协同作用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观，她还把这种关系与“母性”付出做了比较，指出两者存在相似之处。
如果当前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公民社会要实现持续繁荣发展，就必须同时建设健全的、称职的国家组织机构。反过来，国家—社会协同作用的观点也意味着，如果国家的能力降低，介入减少，公民组织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会更困难，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在极端的情况下，将上演全球版的、奥·唐奈所谓的“褐化”。这里，当我们再次仔细地审视近来的理论观点时(当然，这次审视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理论)，会发现希望维持或提高国家能力，而不是希望国家衰落。但是，这次涉及的是公民社会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不是跨国精英们的利益。
三、国家性的未来
与关于经济的认识一样，在新的关于政治的认识中，既有主张增强国家能力的观点，也有支持国家衰落的观点。分析这些认识得出的结论与分析全球化的结论类似。所有这些关于国家的争论都使我们期待，国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中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却不能想当然地期待这种结果。信息化的全球生产体系似乎比之前的经济形式更依赖公共权力的有效行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公共权力的体制基础会继续存在。那些成功适应现代全球化经济的国家都存在高度的国家干预，这也不意味这些国家的经验会体现在其他国家的制度设置上，并在全球盛行。最明显的一点是，更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与更有能力的国家机构之间的积极联系并不会阻止两者的消亡。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性的未来究竟如何呢？一个合理也是乐观的假设是，希望思想意识的钟摆会回调。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期降低国家作用的主张只是对之前政治家和国家管理人过度扩张国家权力的自然回应。政府能力与民众期望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时期，如丹尼·罗德里克所形容的，“对国家能力作为的过度悲观认识取代了过度乐观的估计”。罗德里克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已经克服了“过度悲观的情绪”，“即将认真地重新思考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这会提高大家对政府能(并且必须)发挥的作用的认识”。
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家承担的责任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要解决能力差距的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国家的作用。重新调整是必要的，过度热衷于减小国家的角色也是自然的。虽然钟摆的回调不意味着回到过去，但是由于国家角色的改变，使国家成为实现集体目标的有效工具的做法具有合法性。问题是，当钟摆回调到一定点，在这点上，对各种形式的国家行为和策略的有效性的认识，在综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理性分析得以体现时，钟摆是否能停下来。
但是，从奈特尔提供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有效的中间点似乎很难实现。奈特尔认为，“因为美国式的社会政治反省，任何对国家的正确认识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当前的霸主不可能理性地评估钟摆回调的合理位置。此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对确定世界标准秩序最具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因素是私有公司的精英们，他们在评判钟摆应该停留的位置时，又因为他们执著于保护私有管理权，而戴上了有色眼镜。要制定出一套世界规范，鼓励人们探索各种方式，减少对公共机构的要求，同时，必要时，又支持提高国家能力，这就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深刻的修正主义。
尽管期待这种转变成真的理由很少，但是期待还是有理由的。跨国体系中经济活力平衡点的转化就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源泉。到目前为止，东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在国家性上的启示在官方讨论中却很少被提及，尽管这种启示在全球化经济中是非常有效的。官方(相对于学术而言)分析则固执己见地压制了东亚经验带来的修正主义启示。尽管如此，东亚在国家性上的独特经验最终仍然会被纳入到全球关于国家的讨论中，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16)这方面的进展将缓和当今关于国家衰落的偏颇观念。
美国作为世界霸主，越来越不愿意承担保证世界集体福祉的责任，虽然其他国家认为是有价值的，这也可能诱发思想意识上的变化。例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就认为，现在国家实力之间的不均衡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最强大的国家可以阻止、甚至否决在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金融管理，或对食物、住所和医疗这类基本需求的普遍满足——中权力的行使。”她还进一步提到：“要解除现在这种霸权主义的、坐视不管的否决，更好地管理世界，唯一的途径是在欧洲与日本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对抗力量，这种力量还应该包括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它们在关于未来的利益和想法方面有相似之处。”不管促成这种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多么渺小，斯特兰奇的观点确实指出了可能引发思想意识转变的又一个因素。(17)
这些关于意识形态转变的言论，相对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迄今为止，只有当它们有助于切断跨国企业与国家衰落的设想之间的关联时(虽然这种关联已经变得模糊了)，才可能产生影响。跨国公司希望降低国家能力，以减少对经营权的限制，同时，它们也认识到稳健的、有能力的公共代言人带来的好处。它们希望使国家管理者处于防守状态：国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这种言论愈演愈烈，恰好达到了这种效果。但是，它们也希望避免国家在制度上真正的边缘化。正是这一点使得钟摆的回调成为可能。
钟摆回调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很容易把它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回归混为一谈。即使钟摆的回调比国家衰落更有可能发生，后者的威胁仍然界定着国家性。现在的全球意识形态环境达到的效果，就是确保对确实存在能力危机的看法的反驳是防守性的。在坚决否定国家对大众福利所作的贡献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氛围下，致力于增强国家能力，以满足对集体福祉以及社会保护的需求的策略，看起来是愚蠢的。陷入困境的国家管理者和政治领袖竭尽全力维持国家机构(以及他们自身的地位)，可能会想出一些创新的、完善机构的措施以及减少国家企图的好办法，但是，他们的主要策略很可能是背弃以前对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忠诚。缩小能力差距的问题已经被重新定义为构建更精干的、吝啬的国家性。
当这种更精干的、吝啬的国家以极端险恶的形式呈现时，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要为国家机构争取支持，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就必须限制国家对一些活动的管制，这些活动对于从跨国市场上获取利润是至关重要的。如此一来，就牺牲了国家提供服务的能力，虽然富有阶层能自己提供这些服务(例如，保健和教育)，与此同时，严格受到限制的公共能力得以维持，这些能力对于提供必要的商业服务和保障安全(国内和国际的)是必不可少的。结果，保障安全就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压制遭到排斥的人群中的最绝望和最猖狂的分子，包括国内和国外的。
挽救嵌入式自由主义就要求构建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国家性，即卡赞和她的同僚们所提出的、建立在国家机构与广泛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互相促进关系基础上的国家性。通过发挥公民和社区的能量和想象力，合作提供服务，在不需要更多占用稀缺的社会物质资源的情况下，就可以提高国家提供服务的能力。一旦提供了更多有效的、适应需求的服务，社会认可度就会提高，这也成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回报。这种策略同时也回报了公民社会的振兴，结果，可能加入合作生产的人数也会增加，而且人数肯定会随着回报的增加继续增多。与早些时期改进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获得的回报相似，在国家—社会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对国家形式的创新也会收到惊人的回报。
不幸的是，国家衰落的进展已经使这种制度发展不可能了。在国家—社会协同作用这一策略中，国家要成为可靠的伙伴，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而现在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已经很少了。与此同时，涉及政府机关的、相互促进的策略也不可能吸引公民团体。对国家有能力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理想已经幻灭了，而且是合理的，盎格鲁—美国式的世界秩序关于反国家的广泛言论又加剧了这种幻灭，而且这种幻灭已经固化到国内的政治环境里，于是将国家变为同盟的企图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私有精英们很有可能将涉及低级别团体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协同作用视为政治威胁。
虽然国家—社会协同作用的前景渺茫，但是不应该完全将其否定。对于陷入困境的国家管理者们或者不赞成精干的、吝啬的国家性的政治家们来说，国家—社会协同作用的策略显然具有政治吸引力。它是缩小当前令人窒息的能力差距的解决办法。它还可以建立一些同盟，与构成精干的、吝啬的国家的主要政治支柱的商业精英们相比，这些同盟可能会更肯定公共机构的价值。从公民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一逻辑同样适用。精干的、吝啬的国家不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它们需要有能力的国家机构把它们的政策倾向付诸实践，这种需要比跨国公司对国家保障全球商业环境的需要还要强烈。虽然很有可能会出现精干的、吝啬的国家，但是在新世纪之初的几十年里，国家机构还是有可能与公民组织形成新的联盟，如同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劳工组织与国家形成的联盟，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
对全球化和国家衰落的说辞寻根究底，就会发现与奈特尔最初的告诫类似的问题。预测国家制度的消亡，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启示，就如同完全忽视它一样。对国家衰落的过度关注分散了我们对正在发生的、重要的、国家性的本质变化的关注，也阻止我们去探索更有希望的国家性的实现形式。痴迷于全球化生产和交换所展现的威力，也是反生产力的。未来是会出现精干的、吝啬的国家，还是会出现国家—社会的协同作用(虽然前者极有可能发生，而后者则不太可能发生)，不仅仅取决于全球化的经济逻辑，同时还取决于人们对国家性的看法。
注释：
①奈特尔的研究是跨学科的，他的脚注显示，他广泛引用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但是1968年，他发现在研究有关国家问题的争论时，对经济学家或经济逻辑的引用是不必要的。
②奈特尔几乎纯粹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国际舞台，他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国家是“绝对的、公认的资源流动核心”。在奈特尔看来，“在这里(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最基本的、不可分的元素，就如同社会中的每个人一样”。既然“国家的国际功能是不变的”，“即使是在国家概念薄弱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国家在社会外或国际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受影响的”。
③《代达洛斯》(Daedalus)第24期(1995年春季)。
④Robert Wade,"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Reports of the De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eds.,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Wade提供了一套这样的数据，并从怀疑和审慎公正的角度附带陈述了这些数据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加剧全球化。
⑤Block(fn.14)；同时参见Geoffrey Garrett,"Capital Mobility,Trade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no.4 (1995)。盖瑞特强调了欧洲社会民主以令人惊奇的程度抵制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独裁”，但是他也肯定了这种抵制造成了越来越高的代价。比如，他在其文章的结尾说：“金融市场给左翼和劳工组织施加了高利息的附加费，而且这些费用随着资本跨境流通的障碍的解除还会增加……情况迟早会是，没有任何政府能承受这种负担”。
⑥盖瑞特对15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67—1990年的数据分析，其中还包括全球化的其他衡量指标，进一步阐明了全球化与政府扩张之间的体制性联系。他发现，“巧合的是，强大的左派政党、资本的高度流通性、强大的工会以及贸易的高度发展导致了政府开支的增加”。关于国家机构对全球化影响的调解方式的其他分析，请参见Herbert Kitschelt et al.,ed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⑦当然，第三世界长期以来就是以这种角度看待国家的，即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美国，这种看法也在民间迅速传播。虽然与对“黑色直升飞机”的恐惧一样，将美国政府视为联合国的爪牙的看法是荒谬的，但是这种民间的错误看法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感受，即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回应比对国内底层的压力要积极。
⑧关于详尽的但是非技术性的说明，请参见Paul Romer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Winter 1994)。
⑨例如，在盖瑞特看来，“新增长理论认为，政府通过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积极介入经济(例如，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研发)可能会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其他学者，例如克鲁格曼，可能会认为，政府对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各种理论可能性所作的探索，可能导致的危害胜过收益；参见例如，Krngman,Peddling Prosperity: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New York:W.W.Norton,1995。尽管如此，即便克鲁格曼也不会否认，新的理论可能性已经展现出来了。
⑩关于公民社会是如何吸引社会学家的注意力的抽样调查，请参见Larry Diamond,"Rethinking Civil Society: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July 1994); Ernest Gellner,Conditions of Liberty: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New York:Penguin Press,1994; John A.Hall,ed.,Civil Society:Theory,History and Comparisons,London:Polity Press,1995; Paul Wapner,"Politics beyond the State:Environment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47 (April 1995).
(11)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21.
(12)当然，公民社会曾经是组建社区的最广泛的基础。排外的民族和宗教也可能构成重新定义国家和重建公共权力的基础。虽然奈特尔没有预见到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的兴起，但他确实看到了“国家与民族之间联系的断裂”是预测国家性普遍减弱的一个依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13)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76.普特南与米格达尔(Midgal)之间的分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强大社会的不同定义。米格达尔侧重于建立在原始本性例如民族和亲情基础上的、纵向的主顾关系以及教区关系。普特南则侧重于能在同级别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联系的公民协会，虽然这种协会可能植根于历史，但是在形式上更现代，而不是原始的。普特南所定义的社会对以下认识才是相关的：只有出现了公民社会，压迫式公共权力的正式的庞大机构才会逐渐消失。当支持公民社会的乐观主义者们试图在东欧复苏或者在拉丁美洲振兴公民社会的时候，他们脑中所想的可能既不是加强主顾关系，也不是唤醒原始的忠诚以及教区歧视，而是构成普特南所强调的横向的公民协会。我很感谢Patrik Heller，是他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Heller,"Social Mobi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Comparative Lessons from Kera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pril 1996)。
(14)参见Shue,"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Migdal,Kohli,and Shue (fn.47),66.
(15)O'Donnell,"On the State,Democratization 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A Latin American View with Glances at Some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1,no.8(1993).奥·唐奈用“褐化”来形容“国家在公共领域方面的领土丢失”，即指官僚机构的效力和“法律效力”缺失的领域。
(16)有人会认为，东亚的成功已经建立了一个对立的模式，至少对于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参见Barbara Stallings and Wolfgang Streeck,"Capitalisms in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Europe and Japa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Stallings,ed.,Global Challenge,Regional Response: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7)另一个可能引起规范变化的因素——虽然不太可能，但是很有趣——在于公共机构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也正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约翰尼·梅尔(John Meyer)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强有力地证明了政府官员的集体权力在跨国层面上对世界规范的影响，详见Meyer,"The World Polity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State," in Albert Bergesen,ed.,Studies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梅尔的一般模式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从近年来世界思想意识的变化来看，但是，确实存在有趣的例子证明，植根于公共机构的跨国网络对世界秩序规范产生了影响。例如参见，Peter Haas,"Banning Chlorofluorocarbons:Epistemic Community Efforts to Protect Stratospheric Ozo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Wint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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