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专题）——张学良的民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专题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3－0053－19
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数次影响历史的走向，为民族复兴立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功绩。正因为如此，学术界研究张学良的论著颇丰，但绝大多数学者都从他对民族贡献的角度评价他是民族英雄，而对他作为民族英雄的民族观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笔者认为张学良为民族作出的每一个贡献，都是在他的民族价值观指导下完成的，如果将他对民族的贡献比作一条色彩斑斓的精美项链，那么，穿起这条项链的“线”就是他的民族观。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为切入点，从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角度来探索张学良民族观的形成及其特点，他对民族观的实践和他的民族观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对他个人命运的影响以及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张学良民族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判断一个人的民族观是否形成，主要看他对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否作出了回答。只要是明确地回答而不是模糊不清的，是对主要问题的回答而不是次要的、个别的，就意味着他的民族观已经形成。那么，哪些属于必须回答的民族基本问题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应该包括：对民族生存环境的认识，对民族精神的认识，对民族现状的认识，影响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民族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根本任务是什么？等等。简单地说，就是对本民族的基本看法，对相关民族和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基本看法。
张学良的人生轨迹是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向前延伸的，他一生不变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由于他是北洋军阀末代元首的长子，从小就在优越的条件下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同时，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一涉入社会，就进入了民族活动的舞台中心。他26岁即成为军团长，28岁主政东北，30岁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28岁父亲被日本炸死，31岁东北老家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特殊的人生经历，在民族大家庭中的特殊地位，逼迫他必须对民族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他的民族观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也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地位，使他的民族观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传统文化的痕迹和政治处境的烙印，同时带有他个性化的人格特点。概括起来说，张学良的民族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进步性。衡量一个民族成员的民族观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固然有许多条标准，但主要应该看他是否抓住了民族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他提出的解放民族问题的方案是否能代表民族的利益，是否能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是否能推动民族的进步与文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民族的复兴，这一问题中最关键的是民族独立、统一与强盛，也就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民族贫弱的现实。30年代初，张学良即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华民族“贫弱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压榨”，“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致中国贫弱不堪。”所以，要实现民族复兴，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非废除不平等条约，努力生产建设不可”[1](P248)。到了1935年， 张学良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对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迫切性的认识又加深一步，他说，整个中华民族“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华民族正处于“如同被匪徒‘撕票’前的一刹那，”“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经济永无复兴希望，政治永无独立自主一天，”中华民族的出路“唯有抗日”[2]，这种民族观首先是民族独立论。
科学性。张学良的民族观是唯物的，所以它带有鲜明的科学性。笔者之所以下此定论，主要依据之一，张学良的民族观是用存在来说明意识，而不是用意识说明存在。他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他在“抗日理论与实践”的讲演中系统、科学地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本性和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希望的必然性：（1 ）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日本“剩余价值与生产品过剩，和原料与市场的缺乏成比例的发展，其结果，唯有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疯狂地向弱小民族的中国的进攻。”（2）“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偏狭残酷的性格”， 决定了中日问题必然以武力解决。（3）“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得的权利， 决不肯轻易交还。所谓‘城是用箭射得来的，还是（要）用箭射回去。”（4）“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亦不能为友”， 中华民族贫弱落后，在日本人心目中，不足为敌，所以中日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2] 。张学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一旦抗日战起，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因为：（1）中国地广人众，其国力远胜日本；（2）日本的敌人不只中国，中日一旦开战，苏、美、英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袖手旁观；（3）“日本国内，以至日本的军队中， 埋伏了几千万颗反帝国主义的炸弹”；（4）“我们是为民族自卫战，为生存而战， 为正义而战”[2]。正义一方必胜，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规律。 从张学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日本民族性格的分析、中华民族自身力量和抗日前途的判断都是科学的，而且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民族”一词是近代才出现的，张学良的民族观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并把剩余价值理论运用于解释民族问题，主要是张学良自武汉时期开始即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秘密接触了大量马列原著。
超越性。张学良民族观的超越性集中体现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上。早在193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4个月，张学良即明确提出抗日的“第一个条件，便是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 [3]，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统一战线的理论基本系统化，他认为，要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民族战争要靠全民族的合力，民族合力的形成首先要突破的障碍是对党派利益的超越，“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4]。 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责任最大的当然是军队，但所有武装集团需要明确一个观念：“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必须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方足以救国图存”[5]。这些观点，超越了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团体的利益， 和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基本是吻合的。
崇德性。张学良自幼热爱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尤为崇尚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道德风尚。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评判是他价值评判的主体内容和准则。张学良将社会的罪恶与民族的危机归结于民族成员的道德沦丧，他认为，道德的沦丧对民族素质的危害有甚于民族经济的疲弊不振，甚至是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固有道德元气的恢复可以振兴经济，可以重振民族雄风，道德的堕落足以使国家覆亡、民族灭种。“一个民族必须具有生存的中心维系”，民族成员的道德是“民族兴亡所系的魂魄”，“一切一切均不足畏，只怕的是道德沦丧而无以维系其生存。”完美的道德客观上起着规范民族成员心理、引领人们超越物欲、摆脱名利羁绊、整合民族价值观念趋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崇德重义的民族观确有很强的维系民族生存的历史合理性。但过于强调道德的至上性，也会压抑民族成员的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
客观性。民族观是主观的，而且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民族观都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为民族观离不开文化上的寻根、血缘上的问祖，地缘上的认同，心理上的求通，它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了解决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及同其他民族的竞争力。张学良的民族观自然也有这些共性，但他的客观性是很突出的。说他客观性突出，主要指的是他非但不对本民族的劣根性回避，而且明确地揭露，狠狠地鞭挞。他把中华民族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进行比较，指出中国政坛“想要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你猜我忌”；“中国人……忽于团体的群力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作无谓的纷争”；等等。针对这些弊端，张学良指出：“国民如能尽其应尽之义务与责任，则外人不打自倒矣。倘有人自私自利，忘却国家立场，此在中国最为危险。且国家如不强，即使个人有权有势，将何以保持永久？所以先要强国家，方有所寄托”[6](P460)。
张学良的民族观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形成的，又是在他处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和周旋于民族矛盾最激烈的漩涡中形成的，所以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统治阶级的印痕和较强的特指性。但总体看来，他的民族观比较系统和完整。从世界范围的层面上，他认为民族独立是最重要的；在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他主张和平相处，平等竞争；在外敌侵略面前他主张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最难能可贵的。从民族内部的层面上，他认为民族实现复兴的条件是民族的统一，民族离散力的消除，民族意识与民族实力的增强，同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复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民族成员角度出发，他认为每个成员都应该树立“民族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民族不会亡，因为有我”、“假如把我的头割下来，民族能复兴，在所不惜”的价值取向。
二、张学良民族观的实践及其意义
所有的民族英雄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前面。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影响其他的民族成员，引领他所在的民族，影响那个时代，他的言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张学良的民族观不同于思想家、理论家和文人学者所建立的民族理论，思想家等所建树的民族理论更多的是指导其他人实践，而张学良的民族观的实践者是他自己。综观张学良一生，他对民族观的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为维护民族统一，抵制帝国主义肢解东北的阴谋。北伐战争期间，日本召开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东方会议”，加紧了对东北侵略的步伐。1928年6月4日，日本炸死了具有民族意识的张作霖，并借机大势渲染东北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欲“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7](P107)， 并增兵沈阳。28岁的张学良临危受命，主政东北，但东北向何处去？是投向日本脱离中国本土，还是走向南京，实现祖国统一？刚刚失去主帅的奉军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作为民族不能分裂、国家必须统一的民族观已在民族奋争中形成的张学良，毅然决定“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共分4 个阶段（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 历时半年， 到1928年底完成。东北易帜是张学良民族观的第一次有影响的实践行动，它是张学良将军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重要标志。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心，末代元首又是他的父亲张作霖，北京易帜标志着奉军控制的全国政权的和平移交；东北三省是北洋军阀控制的最后一块地盘，东三省易帜，标志着全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东北易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想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它的成功，不仅结束了北洋军阀时期长达16年的混战局面，增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力量，也延缓了日本肢解东北的计划，维护了民族的统一。
为增强民族抵御外侮的实力，推进国家近代化建设。自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张学良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心活动了近8年时间，这8年里，除有近一年的时间下野出洋外，他先后在东北、华北、武汉、西北执政，所到之处，他极力推进国家近代化进程。在当时强敌已经入境，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近代化中对民族生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军事近代化和工业近代化。张学良在东北期间修铁路，开矿山，建海港，买飞机，造军舰，建立海军，筹建空军，使东北军成为在当时所有的中国军队中军兵种最全、武器最为精良的一支军队。张学良为增强国力，曾组织人设计了宏大的建设新东北的计划，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进近代化，必须有个前提，即民族独立。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强盛，不愿意看到中国走上工业化之路。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8](P1080)。因此，张学良宏大的建设新东北的计划在九·一八事变的爆炸声中化作了一股青烟。1934年，张学良考察了西北五省，又提出开发大西北，复兴民族的宏伟蓝图，这与当今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战略不谋而合。
为提高民族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大办教育。民族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是一种民族的资源和国力，它影响着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尤其是文化素质。一个民族的身体素质主要决定于人种的遗传，心理素质主要决定于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素质决定于民族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很显然，前两个素质更偏向于民族的自然因素，具有稳定性，而文化素质则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通过教育的手段而提高。在这方面，张学良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今日与外人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9]。 “欲求民族复兴，根本上必从教育入手。”教育误国是“无形的，是潜伏的，所以这种危害是更可怕的。国家亡于教育，而不能自觉，而无法救药”[10]。所以他主政东北后自任东北大学校长，创办了东北空军学校、东北海军学校、东北交通大学，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等，并资助大批东北青年出国留学。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洋前，再三嘱咐东北军将领：“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本人先后捐款近200万元，实在费了好多心血。”东北大学，“是东北的生命线”，“具有最深的国家民族意义”[11](P288—289)。张学良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还重视全民教育，主张“务使全国民众军事化，培植民众的生力”[12](P213)。为了对民众进行国防教育，他在武汉举办航空展览， 自己亲自驾机进行夜间飞行表演。在西安仿照红军“抗大”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办教育属于大教育概念，目的是为了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他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中国空军创始于东北，平津一二九运动的先锋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西安事变的导火线是东北大学学生引燃的。
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消除离散力，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次“凝聚力”与“离散力”尖锐同在的分裂局面。一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二是南北朝时期，三是五代十国，四是南宋夏金辽时期，五是近代军阀纷争时期。这第五次分裂共分三个大的阶段，即北洋军阀混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国共两党的内战，张学良的全部政治生涯是在第五次分裂时期度过的，而且他一直处于纷争的漩涡中心。三个阶段的结束又都与张学良有重大关系。上文提到的1928年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的16年混战；1930年他出兵入关武装调停蒋冯阎李中原大战，结束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1936年发动的西安事变一方面结束了国共两党的10年内战，一方面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整个过程即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离散力矛盾运动的过程，张学良在这一过程中同各类民族离散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1）反对背叛民族利益、背弃民族大义， 仰帝国主义鼻息的民族分裂主义，如评定石友三叛乱，反对袁金铠等人“东北独立”的斗争；（2 ）反对断送民族前途、出卖国家主权的投降主义，如反对屈辱外交，反对冀东亲日政权等；（3）反对不顾民族整体利益， 为争夺地盘和中央政权而进行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如调停中原大战；（4 ）反对为一党私利、一党之见而不顾民族危亡进行内战的法西斯独裁主义，如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西安事变；（5）反对妄自菲薄、怀疑和否定民族力量， 不敢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族悲观主义，如反对“唯武器论”、“七日亡国论”等。以上是张学良为消除民族离散力所做的努力，另外，他这一时期在凝聚民族力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1）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秘密接触，数次主动邀请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到自己的防区密谈，商量救国良策；（2）为保存中华民族的国防力量， 与红军化干戈为玉帛，主动在陕北前线与红军停战，并出资资助红军；（3 ）为建立民族的领导核心，实行“西北大联合”，与红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并筹划建立西北抗日政府；（4）为团结各阶层、各党派、 各团体一致抗日，为使民族的有生力量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将参加平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接到西安，组成学兵队，有的聘为“顾问”加以保护，还主动营救入狱的民主党派领导人。
张学良为中华民族写下的最辉煌的一笔是发动西安事变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笔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五次分裂时期画上了句号；这一笔使中华民族真正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赢得了合法的地位；这一笔勾销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执行了10年“攘外安内”的错误国策；这一笔将民族离散力抑制到了最低点，同时将民族凝聚力推向了以往近百年以来的最高峰。从此，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杆枪口开始一致对外，中华民族开始走上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关于民族观的现实思考
通过对张学良民族观从形成到实践的探索，再结合今天的现实，我们就会愈益感到加强民族观研究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这是因为：（一）民族观是民族成员对于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它的形成与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有关，但不能等同，感情和意识一般只在民族矛盾上升期间反映强烈，而民族观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可以透过民族生存环境的表象对民族的基本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二）民族观形成的社会现实因素人们往往不容易忽视，但对历史和自然因素的作用容易淡漠；（三）民族观具有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但它为民族导航的功能是更重要的；（四）加强对民族优秀个体民族观的研究，对整个民族都具有指导意义。因为民族精英的民族观是整个民族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
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是民族观形成的基础，民族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反映，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3](P30) 。正因为意识有这样的特质，人们往往只在民族生存环境、民族尊严受到威胁和凌辱、民族内部出现分裂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整体意识。在和平发展时代，人们对此就容易淡化。事实上，产生民族问题的因素始终存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和战争与革命时期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我们现在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但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没有改变，产生民族问题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民族内部，如海峡两岸，也存在政治上的对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滋生民族离散力的土壤并未消除。因此，民族成员只有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只能解决民族的表象问题和整体认同感，而如何警惕、吸附、抵制离散力，不被表面现象和歪理邪说所诱导，还要靠上升到理性的正确民族观的指导才能认清民族所面临的本质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民族观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和现实因素，一是历史和自然因素。社会和现实因素主要指的是民族所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如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内部出现分裂局面等，这些因素容易被感知，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长期形成的共同地域、共同心理方面的因素人们往往容易淡忘。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使人们滋生了一种“天朝大国”“地大物博”的“大国无忧”的心理习惯。在当今高科技时代，地大已经无法避免远程武器的袭击，地域上的、空间距离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再是民族生存的优势。这是民族观要作出而且只有民族观才能作出回答的隐性问题。
一个民族没有正确的民族观作引导，就不会有民族凝聚力；有了民族凝聚力，如果没有正确的民族观导航，也会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民族观是在民族感情基础上引发，又超越感性情绪上升到理性层面的心理，它对民族力量具有聚合功能，又控制着力的释放方向，具有导航功能。导航功能的特质是它同民族凝聚力的区别所在。民族凝聚力可以使民族成员结成一个整体，但它没有也不能全面地回答民族力量凝聚起来后的向位问题，这就很容易被一些野心家将力的方向引向歧途。如20世纪30年代，日德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大和民族”和“日尔曼民族”的凝聚力不能说不强，这自然与法西斯的诱导有关，但“凝聚力”确实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没有当时民族的狂热，战争也很难组织得起来。这说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健康发展，必须有正确的民族价值观作指导。
正确的民族观可以协调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的关系，可以抑制民族离散力的滋生。民族的“化合”与“化分”，凝聚与离散，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的正确与否。民族的离散力常常在有“力”的地方滋生，如有一定政治权力的阶层，政治信仰不同又有经济实力的群体，本身力量虽弱但有国际力量庇护和支持的地区等，是最容易出现民族离散力的。台湾的李登辉、台独分子，胆敢背弃民族大义，宣扬“两国论”，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是依仗着国际势力的支持，台湾经济实力的发达，手中又握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如果所有民族成员，包括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当局上层人物都像张学良一样有一个正确的民族观，将民族利益放在高于党派利益、地区利益、个人利益之上，就可以有效地抵制李登辉之流分裂祖国的活动。正因为如此，加强对张学良这样民族精英的民族观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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