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与中国人群体人格变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人格论文,群体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8
1 引言：人格研究与社会变迁
1.1 国外有关社会变迁与人格变迁的关系研究
社会变迁与群体人格特征的关系很早就被具有实证主义传统的西方学者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他们将生活在某一个发生了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事件内的人群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来考察各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群体差异以及追踪他们的人格发展变化模式。心理学家在这些学者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Stewart和Healy以及Elder等人的研究分别涉及到1929～1933年西方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等重大社会变故对欧洲人及美国人群体行为的影响[1—3]。
有关非西方社会中社会变化与群体人格变迁的研究大多为西方学者主导，研究主题集中在非西方社会的群体行为是如何随着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而发生变化的。在这些研究中，群体人格有时被视为是决定社会变革方向和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有时又被视为是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结果[4]。Inkeles和Kahl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Inkeles和他的同事从1962年起， 在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进行了一项名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研究”的大规模计划[5]。该计划开拓性地研究了个人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过程， 尤其那些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人行为的变化过程。1966年他们在智利、印度等6个发展中国家调查访问了6000余人，完成了初步的实证研究。经过8年的数据整理和分析，他们于1974年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该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Inkeles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中， 现代性强的个人在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等方面，彼此都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比如：（1）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2 ）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5）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 办事讲效率；（6）重视生活和工作的有计划性；（7）尊重事实和知识；（8）对人及社会具有可信赖性；（9）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主张平权和平等相处，追求自由和民主等[6,7]。Inkeles认为，上述这些行为或人格特征构成了个人现代性的主要成分，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个测量个人现代性的综合性量表（Overal Modernity Scale，简称OM Scale）[8]。Inkeles 提出的人的现代化的特征及其测量工具，至今仍然被用来作为评定个人现代化的标准之一。
Kahl是另一位研究个人现代性问题卓越的社会心理学家。从1960年开始，他通过在巴西和墨西哥的研究，得到“标准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如下几个特征：（1）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总是企图计划未来，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2 ）在实行计划时，他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于亲戚；（3）他能够在都市中结交朋友；（4）他认为出身低微的人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抱负；（5）他尽量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他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9]。显而易见，Kahl 发现的这些个人现代性的内涵，与Inkeles的发现有颇多相似之处。
1.2 社会变迁与中国人人格变迁的关系研究
有关中国人现代性的研究，也随着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程起伏而经历了许多曲折。如研究的根基就经历过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封闭、学术全无”，以至后来的“重新认识、重拾自信”的几个重要阶段；探索中国人的个体及群体人格的研究也从“道德导向”的本土模式，逐渐转变为“问题导向”和“方法导向”的西方实证主义的模式。尽管许多学者还在坚持“本土研究”，但思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已然大大偏离了中国的学术传统，而更为接近西方的逻辑、分析、实证的学术传统[10]。
台湾学者、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开创了近代史上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人人格变迁之间关系的先河。从1965年起，他就开始关注国民性研究[11,12]，继而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与现代生活适应[13～15]、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价值观和人格的改变[16～21,10]、个人现代性的概念与测量[22～25]、个人现代性对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影响[26,27] 以及从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角度对比较研究个人现代性问题[28] 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研究。1985年，他在总结上述系列实证研究结果时说，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社交能力（外向性）、支配性（优越感）、灵活性、容人程度和男性化程度都提高了，而他们在情绪性（焦虑）、自我约束（谨小慎微）、友好（和睦关系）、责任感、坚持不懈和女性化方面都有所降低[29]。近年来，另一项在我国大陆地区进行的较大规模人格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现代化发展水平与中国人群体人格关系。香港学者张妙清、大陆学者宋维真等人于1996年使用CPAI（《中国人人格测量表》）在中国内地3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方（广州、西安、 广东省翁源县农村）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广州人在灵活性、宽容一刻薄等特性上显著高于其他两组人群，而在情绪性与AQ精神（防御性）方面则显著低于其他两组[30]。这与杨国枢等人在台湾所得结果相类似。
当然，上述两项关于中国人人格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亦存在着某些局限。比如，杨国枢等人使用的人格测量手段多使用了西方的人格问卷，且其研究对象大都为台湾地区的居民，而张妙清等人虽利用了“本土”的人格量表，但初次研究的样本量（N＝406）略小，且属一次性横向研究，尚缺乏纵向大样本研究那样的说服力。
如今，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后，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中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体系等也发生着变革。那么，在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改变呢，这种改变是否又暗示着社会发展某种方向呢？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次使用CAPI作为测量工具，尝试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人群体人格变迁之间的关系。
2 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CPAI）与中国人格特质结构
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心理学研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起步[11,29,31～34]。由于中华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华文化不仅起源早，并且在整体上大致保持着连续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十分独特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似乎有更多、更强的理由相信，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乃至人格特质中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特殊性”，中国人人格研究中的“本土化运动”便是这方面十分鲜明的代表[11,35,36]。那么如何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呢？
我国学者引进过大量西方的人格测验工具，如MMPI，16PF，EPQ等[37,38]。研究表明，尽管西方人格测验在中国人群中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39,40]，但也存在着诸如文化偏差等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的问题[33,40,41]。因此，我国的一些人格心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开始，逐渐探索建构中国人自己人格测验工具，《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简称CPAI》便是其中较早出现的一个综合性人格测验[32,42]。CPAI （第一版）的测量量表分为效度量表、人格量表和临床量表。人格量表部分包含着许多西方人格测验不具有的“本土化”人格构念，如“面子”“人情”“和谐性”等。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连续积累下来的丰厚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32,42]。
对CPAI的22个人格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人的人格特质背后潜藏着一个四因素结构，即可靠性、个人性、领导性及人际关系性，其方差总解释率约为59％。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性”这个因素包含了众多“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在社会上如何“做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避免当面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大家都有面子等。
1997年，研究者对CPAI人格量表和西方较有影响“大五人格”测量工具NEO PI各分量表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联合因素分析（joint factor analysis）[43]，结果清晰地显现出一个人格特质的六因素结构，其中有4个因素分别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情绪稳定性（N）、外向性（E）、宜人性（A）和责任性（C）人格因素相包容；第5个因素仅容纳NEO PI中的开放性（O）量表，单独构成一个因素：而CPAI中的“人际关系性（IR）”量表则未与任何NEO PI的量表相交融，也独立成为第6个因素。使用更大样本（962名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大学生），重复进行联合因素分析，结果仍然显示，六因素人格特质结构仍然是最具解释力的结构[43]。
研究者在10多年时间内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结果一致性地表明，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确存在[46～48]；并且特别显示出，人际关系性（IR）与开放性（O）人格特质因素分别展现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各自独特的价值趋向。人际关系性更多地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而开放性更多地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求真精神。因此，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编制出来的人格测查工具，就可能存在着一个测量“盲点”，抓不到那些潜在的人格特质因素。如西方工具“忽视”人际关系性（IR），相反，CPAI则“反映”不出开放性（O）特质因素。
以上结果似乎表示，CAPI 忽略了“开放性”人格因素， 因为在亚洲地区使用NEO—PI—R的研究结果大多支持“开放性”因素的独立存在[44,45]。为此，CPAI 的研究者在2001年使用访谈等质性研究方式，编制了一组6 个中国人的开放性量表（见表1）。这6个开放性新量表与原来22个人格量表一起，共同构成了有28个人格量表的CPAI—2。
因此，本研究下面的分析将主要依据CAPI—1和CPAI—2共有拥有的22个人格量表，以及CPAI—2新增加的6个开放性量表在全国范围所采集的常模数据。
3 从CPAI—1与CPAI—2的比较看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人人格之变迁
CPAI—1的常模数据采集时间为1992年，CPAI—2的常模数据采集时间为2001年，相隔近10年时间。1992年恰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年。当时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但人们思想上仍然存在着犹疑、矛盾和彷徨，因此人们行为上还相当保守和故步自封。但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期。直到2001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
从1992年至2001年的10年时间，中国社会取得了快速而巨大发展。 可以说，CPAI—1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时中国人人格特征，而CPAI—2则记录了经过1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比较两次数据测量之间的差异，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中国人群体人格特征随社会快速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两次CPAI常模样本均按照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标准抽取的。先将大陆分为6个行政大区，再分别按每个大区人口的性别、 年龄及教育程度等特征进行分层取样。最后获得的CPAI—1的有效样本为1930人，其中男性942人，女性987人，另有1人性别不详；CPAI—2有效样本为1575人，其中男性762人，女性780人，有33 人性别不详。CPAI的常模样本受测者至少接受过6年正规的学校教育，所有受测者的年龄均介于18～70岁之间。
CPAI—2在CPAI—1项目基础上删减了部分条目，又增加了部分条目，但两个版本的CPAI仍然具有约80％的共同条目。因此，下面的分析结果主要是基于两版CPAI的共同条目得分的比较。
表2列出了1992年CPAI常模样本与2001年CPAI常模样本平均数的差值及其统计显著性。从表中差值及其变化方向可以看出，1992年的中国人在AQ精神（防御性）、人情和纪律性等人格特征的得分上显著高于2001年的中国人，而2001年的中国人在领导性、外向性、情绪性、务实性、乐观性、外控性、自我独立性、和谐性、节俭性等方面的人格特征显著高于2001年的中国人。或者说，1992年的中国人更多地体现出传统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为模式，但经过中国社会10年快速的发展，中国人更多地摆脱了传统的一面，而展露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性张扬的一面。
4 从城市现代化水平看社会发展与中国人人格变迁之间的关系
除了纵向考察CPAI—1和CPAI—2分数的时间变化之外，将2001年中国城市按照城市综合实力指数标志的现代化水平做一划分，还可以考察CPAI—2分数的随城市现代化水平而呈现的空间分布。比较发达城市和地区和相对落后城市和地区的中国人群体的人格特质之间的差异，从某个侧面亦可回答社会变迁与人格之间关系问题。
城市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环境、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所具备的现实实力和发展能力的集合，其指标体系包含城市的人口和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等4个方面。城市综合实力作为一个综合的指标全面地体现了城市的现代化程度[4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与中国统计学会城市统计委员会依据城市综合实力指数，曾对全国262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的聚类分析结果。根据其结果，我们可将CPAI—2常模样本所分布的城市大致分为3类（见表3）。
三类城市CPAI—2样本的人格测量分数列于表4。F检验结果总体显示出，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和地区，其城市居民在传统性、纪律性以及和谐量表上的得分越低，相反，他们在圆滑性、新颖性、多样性、唯美—艺术感的得分则越高。另外，虽然现代化水平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在领导性、自我—社会取向两个量表上F值显著，但各组平均数并不随着现代化水平的变化而呈现一致的变化，三类和一类城市居民的分数更为接近，都高于二类城市的居民的得分。
5 讨论
CPAI相隔10年所获得的两次常模数据的时间分布，恰好纵向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社会剧变过程中（1992年至2001年）中国人群体人格的演变情况；而CPAI—2的2001年人格测验结果按城市现代化水平呈现出的空间分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变化可能带来的群体人格的差异性。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得到如下的一般性描述：
（1）改革开放之初期阶段（1992年）的中国人更加具有防御性， 更加讲究人情，但缺乏适应生活变化的灵活性。但10年后的2001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中国社会发生量空前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因而，此时的中国人更具有外向性、情绪性、务实性、乐观性、外控性、领导性、节俭性等行为倾向。正如西方学者Inkeles和Kahl以及杨国枢等人的研究发现一样， 现代化社会似乎与领导性、外向性、责任感、乐观、务实、和谐、节俭等人格特征共生共存[6,7,29,30]。中国人虽然传统上更讲究在人际关系伦理之中规范个人的行为，形成了特殊的人际关系性（IR）的显性的群体人格特征，但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有极大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从而也便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表现出张扬个性的现代性；而传统上的阿Q精神、重人情轻法理、 刻板自制等行为特征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可以说，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在行为和人格上与之相匹配的现代中国人，而中国人的整体行为模式也一定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2）前言部分曾经讨论过，中国人人格结构六因素模型假设，“开放性（O）”与“人际关系性（IR）”人格特质因素分别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表现出各自文化的特性，“人际关系性”更多地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开放性”更多地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求索精神。
本研究考察CPAI—2空间分布特点时，“开放性”和“人际关系性”的确呈现出与上述假设相一致的模式。中国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发展并不同步，城市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居民，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较深，而城市综合实力较低地区的居民生活距离现代化的标准尚有较大的距离，因而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研究结果一致性地表明，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居民的“人际关系性”分数越低，而“开放性”分数越高。有人坚持这样的理论，即通常人们所提及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本土文化“西方文化化”的过程。从纯学术角度看，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因而，在西方文化化的过程中，“开放性”的人格特征就必然浮现出来，成为人们社会行为中的显性特征；而在那些西方文化化尚不足以抗衡传统中文文化的地区，“人际关系性”仍然是一种显性的人格存在，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3）当然，综合CPAI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特点，还可以看到， 在众多的人格特征中只有“人情”和“纪律性”显示出与社会发展前后次序和现代化水平高低存在一致性的关系。受到现代化进程影响越大的人们以及生活于现代化程度越高地区的人们，表现出的“人情”与“纪律性”越弱。人们更倾向于依照法律法规，而不是人情潜规则为人处事，在表现自我的时候也更少一些自我控制和压抑。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的人格特征也提示我们，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先后顺序和同一时间内不同的现代化水平地区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差异。因此，研究社会发展变迁与人格特征关系时，应该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
6 总结
关于社会发展与人格变迁的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本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会随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而正在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张扬的特点。同时，生活在现代化水平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人格特征上也呈现出“人格六因素假说”的模式，即现代化水平高，开放性也高；现代化水平低，则“人际关系性”则高。因此，在研究社会变迁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时，应该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时间因素和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分布。
收稿日期：2006—10—25
标签：人格特质理论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人格测验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人际关系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个人特质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