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意识论文,青年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02-0021-05
主体政治意识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心理过程，更是一个在社会情境中、社会活动中不断变化或巩固、深化的过程。就青年来说，上网已成为其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参与相应地成为其参与社会生活、政治过程的重要途径，通过网络参与促使其政治意识日益成熟并不断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治意识发展视角下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特殊意义
(一)精英意识：青年政治意识的责任化呈现
我国已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之中，青年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日益提高，大学精神逐步呈现出与青年精神合流的局面。“天之骄子”一度是社会对大学生的美誉，也是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正是在这种社会期待和自我定位交互的影响下，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与青年在多年教育的熏陶、影响下所形成的兼济天下情怀相结合，辅之以强烈的独立性和自觉性，青年往往热衷于关注时事热点问题、乐于对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发表见解，并努力投身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由于抽象逻辑思维以及思维的深刻性、独立性和批判性的高度发展，青年对政治问题和现象不再轻易盲从，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明显表现出对政治的主体性认识和批判精神。在情感方面，青年时期正处于人生发展中迈向成人的特殊阶段，“成年感”使青年乐于以主人翁的姿态处理问题。这些都为青年的政治意识落实为社会责任意识提供了一条合理、有效的通道，也就是说，精英意识可以通过主人翁精神和意见表达，转化为青年实际的社会责任承担方式。
(二)参与精神：青年政治意识的实践化呈现
一般地说，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是在其政治意识的指导、驱动下进行的，政治意识直接影响其行为的方向、性质和程度。反过来，政治行为不仅可以固化一定的政治意识，也会对政治意识具有校正作用。就政治参与来说，它能否顺利实现，“不仅要看有无健全完善的政治参与机制，而且要看人民有无高度的政治意识”。反过来，政治参与尽管“不包括对政治知识的掌握程度或政治才能状况，也不包括对政治的态度等心理上的指数”，但作为一种“实际的行动”，一种不包括无意识的或“强制的”参与的“公民自觉的行动”[1]，恰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主体的政治意识水平。此外，政治意识一方面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习得，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政治行为过程中得以检验和发展。无论基于对政治参与的“合法程序”论、“影响决策”论还是“观念—行为”论的理解[2]，政治参与都在作为一种非职业性的社会活动促进人们政治意识走向政治过程、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
青年应具备的精英意识与主人翁精神相结合，会直接产生其强烈的政治诉求、表达的欲望和参与的行动。日益丰富的知识储备、日益开阔的社会观察视野不仅会使青年对社会问题形成独到的见解，也会增强其表达、参与的愿望。青年不仅渴望表达，也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让自己的声音被人接纳进而产生影响。对于青年来说，政治参与是政治意识实践化的最现实、最具基础性的途径。
青年的政治参与更多地单纯表现为政治信息处理、政治观点表达的政治意识外在化过程。尽管这种政治意识外在化具有青年所特有的理想化倾向，并由于其认识能力、言说技巧的局限而常有片面、偏激等缺陷，但这些参与行为却通过广泛、深入的人际交流，促进青年辩证地看待各种政治现象，使其政治意识不断得到习练、检验，从而得以健康发展。
(三)网络世界中的青年政治参与实际
无论是在职青年还是在校大学生，其日常生活毕竟主要局限于单位、学校的狭小空间之内并以职业活动或专业学习为中心，政治参与作为普通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方式，对于青年来说，通过组织渠道进行的正式参政议政行为并不常有，政治信息的接收与处理(理解)，政治舆论的参与表达以及针对政策的执行、反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是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形式，其政治参与的条件也很有限。互联网的发展为青年提供了一种易得且十分便捷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平台，互联网正在成为青年政治表达的窗口和首选渠道，青年的政治参与也因此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
根据美国学者谢尔·阿斯汀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公民参与可以分为由低到高渐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八种参与形式[3]。青年所具有的特质使得青年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政府主导性参与阶段，越来越多的青年已处于象征性参与甚至是实质性参与阶段，或是向实质性参与阶段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也是青年选择网络世界作为主要的政治生活空间的重要原因。在不同的参与阶段和形式下，青年使用的主要网络渠道是不同的。在政府主导性参与中，青年主要是通过政府官网和相关部门的网站单向度地获取信息。而在象征性参与阶段和实质性参与阶段，青年使用的网络表达平台主要集中在人人网、微博、BBS论坛以及QQ、飞信等即时通讯工具。QQ、飞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主要集中于青年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这种群体是由具有相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诉求的青年自发组成的。由于观点的相似性或一致性，青年很容易在群体内部得到认同，交往需求和成就动机得到满足，进而巩固了群体的稳定性。人人网、微博则能够让青年的声音被更多的人知晓。青年通过发布心情、发表日志、留言评论等功能自由地参与到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
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局限与误区
(一)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
青年在大范围的政治参与受挫后便会选择进入较小范围的交流互动小组。基于相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政治倾向，青年形成了一个个的政治交流的小圈子，如QQ群、BBS讨论组等等。青年在群体内部自由地交流，其声音能够得到群体内部每一个人的关注，交往需求和自尊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而，群体内部的交流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群体内部成员与外部个体的交流互动却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和封闭。
青年对于自己所在的交流群有着深厚的感情，如同父母对子女的希望一样，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交流群能够不断地壮大，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于是，青年便会选择向群体外的人员进行宣传。宣传是一个相互的交流过程，在向别人宣传的时候也必然会得到他人对自己政治观点的传播。不同的政治观点相互碰撞，自己的想法非但没有得到他人的认可，反而被他人说服，在这种条件下，青年便会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产生排斥心理，更加倾向于回到自己的交流群以增加其内心的依托感和认同感，因而在对待其他交流群或是个体时便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由此便出现了群体内部交流频繁与群体间人际互动缺乏的矛盾状态，而且陷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
(二)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
青年本应是对政治抱有极大热情的群体，但从现实情况看，青年对于政治的态度呈现出冷漠和热情相互交织的矛盾状态。政治态度是政治心理的反应，政治心理受到来自主体内部和外部的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主体自身的性格、兴趣、动机是政治心理形成的基础，而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则对青年的政治热情起到了催化或是抑制作用，从而使其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上呈现出或冷或热、忽冷忽热的状态。
政治行为是受政治动机支配的，而政治动机是由政治需要驱动的。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环境有效相处的需要及效能的需求，它产生于有效地应付环境的内在需要。成就、权力、交往动机以及其他习得动机的基础就是对效能的需求。研究表明，在工作过程中，高自我效能的人遇到困难时能坚持下去，低自我效能的人则更容易选择放弃。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由于信息的海量性，有些观点很可能会被人们所忽略。这往往会引起观点持有者的不满和孤立感。而且，即便在传播“泛化”的条件下，信息接收依然存在时间先后的次序，而网络技能较高的人往往能够更快地接触到最新的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发布自己的想法和评论，时间上的优势使得这种评论更容易得到较多人关注。青年在繁忙的工作或学习之余浏览信息，很难占据时间上的优势，发表的评论也较难引起别人的关注；另外，由于“首因效应”，反对的观点也难以被人接受。当青年估计到自己的观点难以被别人关注、接受，或者实际地遭到他人怀疑、讥笑、反对、抵制时，越来越多的青年采取了沉默的方式，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效应，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降低。青年没有从网络渠道得到人们对自己政治观点的重视，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尊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自我效能感降低，同时青年的参与热情也随着效能感的降低而降低，逐渐形成了冷漠的政治态度。
另外，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还会直接受到网络实名制的影响。已知的情况是，由于人人网和微博的实名认证制度改变了原来可以表达真实看法的网络匿名存在状态，网络责任被重新分担到每一个明确的个体身上，因而，青年此时在政治表达上便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保留、甚至是沉默。
(三)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深入，全球化影响日益加深，世界多元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通过互联网，青年们能够便捷地浏览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与高唱红歌的一元价值体系的时代相比，当代中国青年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其思想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他们拒绝单一的价值体系的灌输，而乐于接受多元观念碰撞出的思维火花。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利己或是公允的政治态度和倾向在青年中也日益普遍，改变了青年以往单一的政治态度和倾向。
由于每一个体不同的价值追求下不同的政治需要难以被全方位地关照，青年还会将自己所处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不适当地归咎于政府、政党，不适当地产生“迁怒效应”，因此，青年对社会政治领域的不满意度也日益提高。另外，青年还并没有真正政治意识形成上的自主性。当权威已被解构的同时，处于各种不同社会群体之中的青年在政治意识上受到了来自群体(尤其是同辈群体)的巨大影响。当大多数人认为某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个体希望被群体所喜欢和接受时，则更倾向于产生从众行为[4]。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特别关注了“群体极化”现象，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群体内从众的观点一经形成便会持续下去，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朝着极端方向发展，不但不利于交流群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往往还可能会酿成恶果。也正因如此，前面所谈到的不满情绪、不同意见往往会极化成为偏激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点。
(四)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
人们日增的生活压力、日益娱乐化的社会文化，使得网络首当其冲地变成了一个娱乐世界。青年越来越多地以一种娱乐化的心态看待问题，以戏谑的语句调侃事件的当事人和关联人。另一方面，青年往往渴望独立，对于不当报道及空洞的说教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这更促使青年以娱乐化的心态看待某些本应严肃对待的问题。
青年网络行为的娱乐化还与面对海量的或真或假的网络信息所持有的看客心理有关。青年对新鲜事物有着强大接受能力，他们每天都被海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着，根本没有时间对每一条信息都进行思考，甚至不能仔细阅读。同时，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也已大大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越来越多地以看客的姿态面对网上传达的政治信息、网上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由于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的产生，加之网络渠道使用能力的弱势，青年的参与热情得不到抒发、自己的声音难以被他人听到，于是，积极的政治意识在网络空间里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被娱乐性所淹没，形成了“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一些与政治生活、政治人物相关的“段子”走红于网络并通过手机短信实现弥漫性传播，也是“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的典型表现。
三、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引导、规制与政治意识发展
(一)以社会利益激发青年网络参与动机、引导参与方向
威廉·斯通在其《政治心理学》中曾经指出，“对政治参与来说”，社会利益“是最具有激发力量的一种因素”。政治活动既能反映对个人权力或个人扩张的追求，也能反映人类的健康倾向。作为“对社会的归属、合作和责任”，“社会利益反映了人类行为中某些最健康的倾向”[6]。这种倾向既会激发青年基于对社会利益的深切关注而进行积极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为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设定了“以社会利益为本”的价值取向。
以社会利益为本，正是青年政治意识未来发展的应然取向。当然，这里的社会利益可以作广义上的理解：它既包括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善良风俗等直接的公共利益形态，同时还应当包括个人合法权利和利益，因为当他人合法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当处理时，社会秩序即会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威胁，这种秩序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体现。这也意味着，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并不局限于狭义上的政治主题，而是包括对广义的社会利益的关切，青年的这种社会情怀能够折射出青年政治意识的积极品质，并迁移到政治生活中，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二)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长为“组织化的公众”
教育机构(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尤其应当在引导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发挥主动、主要、主导的作用。由于“人的政治关系、政治心理、政治活动、权力关系、权变规律等都是在组织中产生并实现的”[7]，青年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也依赖于青年的组织化，因此，就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来说，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为“组织化的公众”，对于发展青年的政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组织化过程可以通过如下主要途径实现：一是提高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技能和网络道德水平，避免由于网络使用障碍导致的政治冷淡，引导青年有序地进行网络参与；二是对青年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进行有益的引导，促进他们理性地对待社会问题和不同见解；三是促进青年群体间有序的政治交流和互动。
(三)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在线“意见领袖”
思想政治教育者如果在在线讨论中逐步获得在线影响力，成为在线“意见领袖”，其正向影响即可通过这种讨论产生辐射效应。关键是教育者如何确立在线“意见领袖”的地位。在笔者看来，可以选择的路线包括智慧路线、情感路线、人格路线、语言个性化路线等。教育者的特有智慧、情感，其所具备的人格魅力，以及特殊且具吸引力的语言风格，会有助于为之确立信源上的权威地位，以此消解网络平权，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增强被选择的机会和实际影响力。
需要注意的是，受教育者基于网络而产生了信源上普遍的匿名性，这种匿名性恰恰是教育者可以利用的一种策略。在线“意见领袖”的匿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这种由匿名而得以维持的平权是未来建立“领袖”权威地位的基础。只有利用平权，才能消解平权，重建权威和积极影响。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是工作的第一步，如果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仍然疲于应对日常工作和问题的话，其所能投入在线工作的机会十分有限，也就无法实现这一设想了。为此，建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和在线工作队伍同样刻不容缓。
(四)建立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
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机构应当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行动共同体”的一员，对于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引导、规制，同样需要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需要共同体内部“密切、积极、有效的交流、协作与共享”[8]。实现交流、协作与共享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让共青团网站、青年网上社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由“独行者”变成“在线联合体”。建立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是形成共同引导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培养青年政治意识合力的社会机制之必需，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群体优势的重要途径。
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可以通过设置超级链接这一技术手段实现。通过设置超级链接，对受众的访问进行引导，使之随着教育者指引的浏览方向进入正向的信息空间。这样，既方便受教育者获取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又降低了受教育者接受信息的盲目性，把握了信息的导向。但是，“在线联合体”并不仅限于超级链接技术的运用，多个网站设立联合讨论区，就共同关心的政治主题进行网上联合调查、网上的意见联合征集、网上辩论、网上共同课堂、网上交叉辅导等等，都是促进青年积极参与网络政治生活、发展其政治意识的重要形式。
(五)青年网络表达的多向度、发展性规制
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法律权利，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然而，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他所选择的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针对任何对象，以任何方式谈论任何他想表达的东西。“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都会基于常识否认这种绝对权利的存在”[9]。由于网络言论尚有较高程度的匿名性，同时又具有平权性等特点，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度较高，而青年求新求异的网络表达取向又会增强青年在网上言说时的不规范性，对其网络参与行为给予一定约束十分必要。
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规制，应当是一种多向度的发展性规制。所谓多向度规制，强调的是不能仅仅习惯于运用法律规制，也应该采用技术规制、道德规制等途径；发展性规制则强调，规制不仅仅是为了约束其行为，更是为了发展其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技能。从法律角度看，我国对互联网上的内容限制较为严格，在表达自由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保护他人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宗教权利、公序良俗等社会公共利益。这正是规制的基本范围。按此进行的规制，就不再仅仅是对青年网络参与行为的限制，而且会成为保障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促进青年政治意识发展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