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演进路径研究_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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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英镑、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化经验,货币国际化在地理位置上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线,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亚五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地理位置上与我国新疆毗邻,人民币向西的国际化应考虑从中亚五国开始。中亚五国具有丰富的未开采资源,以货币的渗透,带动资源向我国转移,可避免国际系统性风险对中亚五国能源价格的不利影响,同时又能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经济体之间形成最优货币区需要满足贸易规模大和资本自由流动两个条件,至此,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货币一体化的渐进式路径(贸易合作→金融合作→货币合作),最终实现以人民币为基准货币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目标。

       一、贸易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突破口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提出,而在古丝绸之路上“货币一体化”伴随商品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而逐渐形成。西汉之前,中原与匈奴间的商品贸易以易货贸易进行,一直持续到唐朝。唐朝在对外贸易方面与古丝绸之路交往密切,货币交易替代了易货贸易方式,商品均以钱数标价,如“皮裘一领,上直钱四百文”(《大唐西域记》卷一),商品交易以西方金属货币的形式进行,直到唐朝统一西域,唐朝的开元通宝在商品交易中逐渐出现,与西方金属货币同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易货币。随着唐朝对西域在贸易上占主导地位,西方金属货币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唐朝开元通宝完全成为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唐朝货币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主流货币的历史经验表明,贸易能够突破货币在区域内的流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大战略步骤,其中在第一阶段中涉及到的区域包括我国西部九个省市和中亚五个国家,中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家,形成人民币在中亚五国的区域国际化,以贸易合作为突破口,通过贸易合作的方式将人民币向中亚国家渗透。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合作的“商品”突破口

       主权货币成为国际主流货币要经历“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过程,而计价结算货币的形成是以能源等大宗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而发生(王炜瀚,2011)[1]。以史为鉴,从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进程看,世界货币的形成离不开能源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绑定。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煤炭产量占据世界煤炭总产量的4/5,不断向他国出口煤炭,煤炭交易以英镑作为计价货币。美元国际化进程中,同样离不开能源贸易驱动。二战之后,美国的石油产量占据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0%,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机制促使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形成,世界上形成了以英镑和美元同时作为石油贸易货币的局面,英国为了巩固英镑的国际地位,联合英镑区国家提高英镑在石油贸易结算中的比重。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为了稳住世界第一货币的地位,美国与石油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签署不可动摇协议,规定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以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石油的国家被迫接受“美元—石油”机制,美元通过能源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强制性巩固了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引致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中亚五国石油储量丰富,且大部分均未开采,石油出口在中亚五国的贸易中占据较大比例,通过石油租金增加本国财富。我国工业化进程较快,对国外石油的依赖高,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当前我国石油主要从沙特阿拉伯、安哥拉和伊朗等国家进口,这些地区政局不稳定影响我国石油的石油安全。中亚五国在地理上与我国新疆毗邻,且具有丰富的石油储量,我国与中亚五国在石油贸易上合作,保证我国石油安全的同时,增大了中亚五国的石油租金,互利双赢。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合作的“国家”突破口

       中亚五国在地理位置上的双重地位决定了其重要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哈萨克斯坦国,地理位置上,哈国与我国新疆接壤,是我国向西发展的首发站;中亚五国在政治、宗教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均具有共性,以哈萨克斯坦作为研究对象可反映中亚五国的共性,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以及GDP分别占中亚五国的68%和67%(2012年),中亚五国已经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是以哈国为主的经济联盟体;中哈贸易额占我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的70%。要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目标,首先应从哈萨克斯坦开始。

       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最大,其中,陆上和海上可开采的石油分别为40亿吨和80亿吨,并且在哈萨克斯坦的贸易结构中以石油贸易为主。在哈萨克斯坦所开采的石油总量中,绝大部分用于出口换取石油租金,进而增加本国财富。哈萨克斯坦石油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地区,与我国的石油贸易合作不足。我国巨大的石油需求通过海域进口,成本和风险高,而哈萨克斯坦与我国新疆毗邻,具有1355公里的边界,建有中哈石油输送管道,每吨石油100公里的运输成本是0.7美元,管道运输石油的成本远低于海域运输,降低石油在我国的价格,同时可保证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足够的能源供给。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石油储量和大规模的石油出口量与我国过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形成互补。

       二、金融合作:加速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经济体之间进行贸易合作突破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流通,要挑战美元和欧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霸主地位,贸易合作远不能达到此目标。借鉴欧盟货币联盟的经验,金融合作不但能加速贸易合作的进程,并且加速货币在区域内的流通。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基础

       从欧盟和北美金融合作的经验看,金融合作需要具备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区域内经济体在地理位置上毗邻,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增长潜力大,且辐射力强;第二,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梯度,资源互补。

       1.经济重心向丝绸之路经济带转移,西部经济增长潜力大

       在我国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缩小了东西部经济差距,加快西部经济建设,体现在经济地理学上位经济重心逐渐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我们根据物理学知识得知,总力矩最小的点为重心所在点,按照我国“九五”计划的分类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研究。

      

       图1(a) 2003-2012年我国经济重心动态演变轨迹

      

       图1(b) 2003-2012年第一产业重心动态演变轨迹

      

       图1(c) 2003-2012年第二产业重心动态演变轨迹

      

       图1(d) 2003-2012年第三产业重心动态演变轨迹

       图1 2003-2012年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重心及产业重心动态演变轨迹

       图1(a)所示,2003-2012年我国经济重心由东向西演变轨迹明显,2005年出现向西南方向转移迹象,2006年之后偏向于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效果逐渐显现,东西部差距有所收敛。图1(b)所示,2003-2012年我国农业重心并无由东向西转移的迹象,且重心转移并无规律性,这与农业本身的特点相关,农业的产值与气候环境关系密切,农业重心在全国范围内均衡转移。图1(c)所示,2003-2012年我国第二产业重心由东向西转移轨迹明显,2003-2005年、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均向西北移动,2005-2007年和2008-2010年向西南移动。图1(d)所示,2003-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重心向西部转移的轨迹并无规律性,尽管有向西移动的迹象,但整体上仍然处于东部范围内,且在东部往返移动。

       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东→中→西”的梯度形态,西部尚处于待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受国家政策倾斜的影响,国家经济重心向西部转移的轨迹明显,西部第二产业支撑力强劲,在地理位置和技术支持下,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具有互补性。

       2.我国西部经济辐射力强

       以陕西、甘肃和新疆为主的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且第二产业发展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东部经济做出的贡献主要在能源供给方面,我们以地理经济学视角,对陕西的能源贡献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结果见表1。

      

       由于能源资源丰富,陕西与东部地区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使得这里既可以成为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由东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又可以成为这些生产要素向整个西北乃至中亚地区转移辐射的起点。表1所示,陕西对山西、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均有较大强度能源贡献辐射经济增长的功能,陕西能源消耗产品通过省外贸易的方式推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其他省份同样通过贸易结构调节的方式对陕西产生经济溢出效应。综上分析,陕西作为西部主要省份,其利用能源储量丰富的优势,对全国主要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度。

       3.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发展的梯度性分析

       在金融梯度发展方面,借鉴区位熵的概念测度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发展水平,以金融资源区位熵数指标衡量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

和GDP分别代表i地存贷款余额、经济带存贷款余额总量、i地当年GDP和经济带GDP总额

,金融资源区位熵数反映金融资源的聚集度,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如果QFinRGDP>1,则表明该地区的金融资源相对比较聚集,对实体经济贡献度较高。

      

       图2 2004-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梯度发展熵值

       图2所示,2004-2014年,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熵值QFinRGDP>1,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高于丝绸之路其他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之间金融发展梯度明显。2004-2014年,我国西部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增大,而丝绸之路其他国家不但贡献小,且处于停滞状态,金融发展落后。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我国西部和中亚五国)经济体已经具备金融合作的基础,地理位置上我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毗邻,我国经济梯度发展模式(东部→中部→西部),经济重心逐渐向西部转移,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我国部分发展潜力大,且以陕西为代表经济辐射力强,在金融发展水平方面具有梯度。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突破口

       金融合作的原则必须遵循“利益共享、互利共赢”才能实现。金融合作初级阶段离不开实体经济合作的支撑,脱离实体,很容易形成泡沫式的合作后果。依据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贸易等特征,我们提出金融合作的两个切入点,第一,以能源开发和能源贸易为载体的金融合作;第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的金融合作。

       在贸易合作中已经阐述能源贸易对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性,这里我们阐述金融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入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的投资是防止我国经济滑落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瓶颈期,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固然能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带来副作用,出口成本上升较快,居民消费意识不强,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刘东民(2014)[2]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2008年金融危机,四万亿投资流向基建(钢铁和煤炭等)、房地产(房价再被炒高)和光伏(新的过剩产业)。对国内进行大规模投资短期内能够抑制经济下滑,长期内必然造成经济过热,负面影响严重。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均处于不发达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基建的投资需求大,对中亚国家和我国西部的投资,不仅能够拉动经济,同时避免了投资的副作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进行经济体之间金融合作,以市场化的方式向基础建设提供资本,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人民币逐渐向中亚国家渗透。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带动人民币区域性流通的逻辑

       金融合作应遵循“金融机构合作→资本市场合作→金融产业合作”的路径,每个阶段的金融合作均可带动人民币的区域性流通。金融机构合作和资本市场合作需要政府推动,金融产业合作属于市场化行为,是金融合作最后阶段。

       1.金融机构合作

       以实体合作带动金融机构合作可产生正外部效应,即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共生效应(胡国,2013)[3],人民币可通过金融合作产生的三种效应达到区域流通的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经济规模效应体现在交易成本的下降方面,金融合作可产生金融业务的分工,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不同,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与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均具有比较优势,大规模金融机构信息搜索和承担风险能力强于小规模金融机构,对于基建、能源开采等大型项目具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而对于小规模的金融机构专注于小型项目的开发,偏好于短期内可回收资金的项目。中亚国家均为不发达国家,对于基建的需求较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金融合作以大规模金融机构合作为开端,通过资金融合,使用人民币进行资金融合货币,可带动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渗透;金融合作的范围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金融业务的合作上,丝绸之路国家金融市场均不发达,金融机构所能承接的服务并不能完全包揽,需要多方金融机构进行功能互补性业务合作,达到资源贡献,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发达,金融机构所涉及到的业务范围较广,人民币嵌入业务分工中,逐渐形成以项目带动人民币流通。

       2.资本市场合作

       金融机构的合作属于初级合作,资本市场的合作弥补资金的缺口。基建和能源开采均属于高投资运作项目,仅靠金融机构合作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在项目进行到中期可采用资本市场合作方式,以股权和债权的方式进行融资,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带动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流通。

       3.金融产业合作

       金融机构合作和资本市场合作均建立在政府支持下的项目建设,基建和能源开采发展到后期需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政府逐渐退出,形成金融产业合作模式。金融产业合作是金融机构与其他产业的合作,产生产业共生效应,构成互利合作共生经济态。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形成声誉机制,金融机构和企业避免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长期特定的合作,降低信息搜索成本,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带来的沉没成本,对于企业而言,能够以较快速度获得足够支持资金。金融产业合作能够直接带动人民币流向实体企业,对于大型基建类和能源开采类企业,所涉及业务范围较广,加深人民币渗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深度,拓宽人民币区域性流通的广度。

       三、货币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

       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亚五国之间通过贸易合作实现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突破,以金融合作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区域国际化最终以货币合作的方式实现。本部分以哈萨克斯坦为中亚五国的代表,研究中亚五国与我国之间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以及形成最优货币区还欠缺的条件,最后分析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逻辑。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最优货币区”的基础

       Baek和Song(2002)[4]提出了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涉及六个方面,包括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贸易结构、开放度、非对称冲击、经济结构和要素的流动性。

       贸易一体化倒逼最优货币区的形成。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反映经济体之间贸易的紧密程度,一体化程度越高,经济体之间形成最优货币区后所取得的收益越高。从交易成本方面考虑,经济体之间贸易频繁,单位时间内需要交易货币的频率增加,受国际游资的冲击,汇率的不稳定导致实体贸易交易成本大,经济体为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意向越强烈。衡量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密程度的指标为:

,和

分别表示贸易密度指数、J国与K国贸易、J国总贸易、K国总贸易和世界总贸易。贸易密度指数是经济体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替代指标,反映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密集关系,计算我国和哈萨克斯坦2006-2013年的贸易密度指数,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结果见图3。

      

       图3 我国与哈萨克斯坦2006-2013年的贸易密度指数趋势

       现有研究关于贸易密度指数达到能够建立最优货币区阀值的专项研究还未涉及,根据欧洲形成货币联盟的经验,欧盟成员国之间平均贸易密度为2.35。我国逐渐与中亚国家建立起贸易往来渠道,但由于长期重视欧美市场,我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往来在总量上较小,图4所示,距离达到欧洲形成最优货币区的阀值差距较大。

      

       图4 我国与哈国制造品所占比重

       贸易密度通过影响区域经济体之间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意向进行影响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贸易结构也影响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贸易商品中的制造品比例越高,贸易品价格由厂商而不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成分越高,贸易国家间越有动力形成最优货币区。对我国和哈萨克斯坦贸易结构中的制造品所占比例进行测算,所得见过见图4。

      

       图5 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对外开放增长率

       图4所示,2006-2013年,我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结构中制造品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保持一致,两国均以制造品出口为主,所占比例均较高,在形成货币联盟的条件中,贸易结构中制造品比例较高这一条件满足。

       对外开放加速贸易一体化发展,倒逼最优货币区的形成。1992年,哈萨克斯坦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同年,我国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两国均重视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在商品贸易中以石油产品为主,我国在商品贸易中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衡量一国开放度的最常用指标是外贸依存度,使用商品贸易额/GDP指标进行替代,我们使用外贸依存度的增长率反映两国对外开放程度,如图5所示,2007-2008年,受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影响,两国对外贸易增长率均下降,说明两国在商品贸易上均依赖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危机时期,两国对外贸易渠道受阻,对开贸易增长率下降。我国对外贸易出口商品在规模上受影响大,而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下降速率较快,说明哈萨克斯坦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影响大于我国。2008-2009年,我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多项措施防止对外经济下滑,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增长率上升较快,而哈萨克斯坦出口商品中石油产品所占比较较大,国际油价持续低迷造就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持续下降。2009-2010年,欧债危机又一次重创我国对外贸易,而此时国际油价回升,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增长较快。2010年之后,世界经济基本稳定,两国对外贸易增长率基本处于均衡稳态增长。综上所述,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增长率均依赖于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两国对外开放较高,能够满足最优货币区中对外开放度较高这一条件。

       冲击对称,奠基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均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较高,建立两国之间的最优货币区模式的前提是受外界冲击后反应程度的相似,意味着两国受冲击的相关性较高,欧洲形成最优货币区之前,德国和法国,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相关性极高(蒋莱,2001)[5]。我们测算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相关性,借鉴王倩(2014)[6]的方法,将经济冲击分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采用SVAR模型,区分宏观经济冲击的对称与非对称冲击。冲击变量分别选择GDP和物价水平,其中,以GDP平减指数代表物价水平,对GDP的对数进行差分代表产出增长率,对GDP平减指数的对数取差分代表物价波动率,测算结果见表2。

      

       表2所示,受国际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物价水平、需求冲击以及供给冲击三个方面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中物价水平受系统性风险冲击的相关性最高,其次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物价水平受冲击的相关性衡量两国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两国物价水平之间的联动性,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物价水平相关性为0.7205,相关性极高,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受同一系统性冲击后,两国物价水平互相影响程度较大;供给冲击从生产端衡量两国受冲击后产出联动性,两国之间供给冲击相关系数为0.5233,在提供市场产品方面高度相关。需求冲击衡量受同一系统性冲击后两国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联动性,两国之间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为0.2576,相关性不大,和两国的产业结构相关。

       产业结构相似,稳定最优货币区。具有相似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经济体之间,因为冲击上更为对称,从而更容易组成货币联盟。计算哈萨克斯坦和我国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见图6。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各国产业发展遵循相同的规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先增长再稳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图7所示,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一产业比重均下降,我国第二产业保持平稳,第三产业逐年上升,而哈萨克斯坦第三产业保持平稳,第二产业缓慢上升。图6(a)所示,我国长期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缓慢,2012年之后超过第三产业规模。哈萨克斯坦作为前苏联原料基地,八十年代以资源采掘业和冶金工业为代表的产业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支柱产业,受前苏联长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影响,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上,1988年重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90%,消费品工业仅占3.7%,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造成居民生活用品缺乏,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实行经济转轨,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首要目标,大力发展消费品和最终产品,长久压抑的商品市场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如图6(b)所示,2000年之后第三产业成为哈萨克斯坦主导产业,第二产业保持稳定发展。我国市场化改革与哈萨克斯坦在时间上同步,但哈萨克斯坦属于体制的彻底性革命,完全摆脱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大,市场化改革进度较慢,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慢于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在面对冲击时,市场反应有可能具有差异,不利于促成最优货币区的形成,2012年之后,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具有相近的产业结构,为形成最优货币区提供基础。

      

       图6(a) 照2000-2013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图6(b) 2000-2013年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图6 2000-2013年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图

       要素自由流动,加速最优货币区的形成。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出现非对称性冲击时,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越低。劳动力方面,哈萨克斯坦采取两项政策改善本国劳动力结构,第一,以民族聚合的方式吸引大国高质量劳动力回流:第二,提供简单劳动机会,吸引中亚其他回家劳动力向哈国汇聚。哈萨克斯坦的移民政策门槛较低,且积极为劳动力自由移动提供条件,劳动力的自由移动较为活跃。我国劳动力向哈国的转移主要在商业方面,哈国经济市场化起步较晚,国内商业机会较大,我国向哈国转移的商业劳动力数量逐年扩大。尽管哈萨克斯坦通过吸引高技术人才以及简单劳动者向本国移动,但受国别政治的影响,并未实现完全的自由移动。资本方面通过金融市场改革实现资本的“向内”移动。哈萨克斯坦自独立时起便重视FDI的引入,通过政策优惠和经济特区两种方式吸引国外资本。政策上,1992年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提出“引进和有效地利用外资与发展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积极从西方以及中国吸引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为吸引更多国外资本流向哈国,哈国政府搭建“哈斯塔那”、“阿拉木图”和“克孜勒奥尔达”经济特区。哈萨克斯坦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注重“向内”移动,并没有鼓励自有资本向外转移,资本要素并没有实现自由移动。

       综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贸易结构中均以制造品为主,受世界系统性风险冲击的影响较深,且受冲击程度具有对称性,为抵御系统性风险,两国具有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意愿;在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中,哈萨克斯坦以消费为主,我国投资与消费并重,2013年之后两国在产业结构中以第三产业为主,为两国形成最优货币区提供内部条件:受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程度的制约,两国之间贸易密度过小,抑制了两国形成最优货币区;受国别政治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均以“向内”方向移动,并未形成两国之间生产要素的可自由流动,阻碍两国形成最优货币区。即,受贸易密度和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影响,两国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较大,当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实现最优货币区并不可行,并未完全满足蒙代尔提出的形成货币联盟的六个条件。

       (二)“篮子货币”突破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体之间的货币联盟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货币联盟成本收益分析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之间尚不满足进行类似欧盟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主要是贸易和要素流动两个条件不满足。根据蒙代尔的理论和欧洲货币区的实践,在建立最优货币区之前可建立不完全的最优货币区(货币联盟),以货币互动加强经济互动,最终实现最优货币区的目标。

       1.“单一货币”模式的不可行性

       要实现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根据蒙代尔理论,需具备五个条件,劳动力的流动性、金融整合度、经济的开放度和经济规模、商品多元化,以及商品一体化与财政一体化。劳动力的流动性方面,蒙代尔(1961)[7]认为,生产要素在国别之间的高速流动是组成单一货币区的条件,我们已经证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尽管劳动力要素流动性加快,但依然不能实现完全流动,劳动力要素流动不能满足。金融整合度方面,区域内金融一体化水平越高,经济体之间调整汇率的需求越少。经济体在国际收支中并不会长久保持收支均衡,国际收支失衡直接影响外汇储备量,进而对国内利率水平产生影响,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区域内资本会随着不同经济体利率水平的变动而大规模游动,直到区域内经济体利率水平保持一致。所以,要形成单一货币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各经济体均具有能够保证资本在区域内自由游动的资本市场,丝绸之路经济带尚不具备此条件。经济的开放度和经济规模方面,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不断加大对外开放规模,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与多国进行合作。我国企业于1997年开始进入哈国的石油开采、输油和输气管道建设,投资额近百亿美元,凭借优越的自然禀赋吸引各国资金进入,同时引进先进资源开采和利用技术,经济开放度和经济规模已经具备形成单一货币的条件;商品多元化方面,区域内产品的多样化越高,形成单一货币区的可能性越大(Kenen,1969)[8]。区域内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引致供给的多样化,在国际市场中,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发生波动,区域内各经济体产生产品的互补,减少国际市场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区域内商品市场的多样性增大商品的替代性,降低商品市场的区域性限制,降低经济体采用本国货币的必要性,增大单一货币的可能性。受资源禀赋的影响,哈萨克斯坦以资源开发为主,轻工业市场商品需要大量进口,且产品单一(王晓芳,2014)[9],商品市场的不发达直接降低单一货币实行的可能性。政策一体化方面,政策一体化意味着区域内经济体放弃自己主权,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而言,短期内不现实。综上所述,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形成单一货币的条件尚不具备,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我们提出“篮子货币”模式,可解决由篮子货币向单一货币逐渐过渡。

       2.“篮子货币”模式的可行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实现“汇率稳定区→货币一体化→单一货币”的过渡,必须要确定基准货币,有必要对欧元基准货币形成机理进行探讨。在70年代,欧洲主要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欧共体内部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以整体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创建基准货币—欧洲货币单位(ECU),成员国货币对ECU采取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各成员国汇率波动超过幅度限制,则各中央银行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使成员国汇率波动恢复到浮动区间内。ECU的组成并不是某一种单一的货币,与金本位制和美元本位制时期不同,ECU由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共同组成,权重由各经济体GDP所占比例以及贸易额所占比例进行加权平均,组成ECU的“篮子货币”模式。ECU并不是一种货币,在欧元形成初期充当欧共体“准货币”的角色,不在市场上流通,却具有计量、支付和储藏三大货币职能。

       按照欧元形成的初期经验,我们提出中国和中亚五国之间的“篮子货币”模式,共同货币并不具有有形的形状,不在市场上流通,不以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基准货币,基准货币采取“篮子货币”的模式,篮子货币的比例以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比重作为权重,原因有三,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不适合依欧共体为参考的GDP比重为权重,贸易比例为权重一方面调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体之间贸易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促进经济体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第二,主权因素,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并没有放弃主权货币的意向,如果以GDP比例为权重,则人民币的比例过高,难以征得其他国家的认可;第三,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体之间贸易比例为权重,均衡篮子货币中的多样性,抵抗国际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加大,不会因一种货币的波动而幅度过高。

       四、结论

       根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以及欧洲货币区的实践,本文设计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人民币为基准货币的货币联盟的总体路径(“贸易合作—金融合作—货币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突破→加强→实现”的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具有丰富的能源储量,而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较高,从能源安全和运输成本角度看,我国与中亚五国具有贸易合作条件。本文通过贸易合作机制和人民币嵌入机制的设计,提出能源贸易推动机制,突破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区域性流通;人民币挑战美元和欧元的地位需要金融合作的支持,按照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能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和中亚五国金融合作的实体支撑。按照“金融机构→资本市场→金融产业”的融合路径,一方面反哺贸易合作,另一方面带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输出,加强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流通的广度和深度;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以人民币作为锚货币的货币联盟,通过对蒙代尔提出区域形成货币联盟的条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并未完全满足,借鉴欧盟的经验,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不完全货币区。通过对“单一货币”条件的验证,我们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整合度较低,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且商品市场并未实现多元化,这些因素注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能使用“单一货币”模式,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我们提出“篮子货币”模式,可由篮子货币向单一货币逐渐过渡。

       收稿日期:201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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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演进路径研究_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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