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文论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617
路翎的文论包括他的书评、序跋、论文等。从1945年路翎在《希望》第一辑第一期上发表书评之后，到1955年为止，路翎一共发表了十几篇文论。通过这些文论，（注：本文所涉及的路翎文论不一一列举出处，可参看《路翎研究资料》上的《路翎著作年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可以清晰地看到路翎文学观念上的发展轨迹。
一
1945年，路翎开始发表文论，这一年也是他文论发表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路翎是立足于自己的创作经验研究了西方的一些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并以之为武器向文坛上的不良创作倾作斗争的。
这一时期，路翎出手拿出了四篇外国文学研究的书评：《〈何为〉与〈克罗采长曲〉》、《〈欧根·奥尼金〉与〈当代英雄〉》、《纪德底姿态》和《认识罗曼·罗兰》（注：此篇原计划发表于1945年的《希望》“罗曼·罗兰特辑”上，因故未成，后发表于1946年版的论文集《罗曼·罗兰》中，本文算作1945年的文章。）。这是路翎对外国文学的一次集中发言，此后到1955年，他再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这些书评里涉及西方的十几位作家，并将欧洲近现代文学发展轨迹予以逻辑地勾划。
路翎是以自己的创作经验、美学爱好来测度这些西方作家作品的。路翎认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就直接地描写了美丽的、颓废的贵族底人生逃亡”，这使人想到路翎完成不久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溃和儿女们的人生挣扎。而奥尼金和毕巧林，路翎认为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但“两人都不可抑止地对他们底主角涌起了悲凉的爱抚”，路翎对他的“财主底儿女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同样，当路翎说罗曼·罗兰的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历史的冲动，人民的结晶，但无疑地更是一个个人的报负”，他是在说克里斯朵夫，同时也为他自己笔下的英雄“蒋纯祖们”辩护。
路翎不只是肯定西方文学中为我所用的积极因素，他也批判其中的消极东西，以肯定自己的创作思想。他认为“向着未来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假如不以单纯的理论为满足，假如热情地与联系着社会矛盾的人生痛苦搏斗的过程，就可以产生伟大的诗。”而《克罗采长曲》和《何为》做得不够。可以说，路翎的外国文学研究书评作为路翎文论的开山之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外国文学的评论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一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就认为路翎的《纪德底姿态》在研究纪德的中国“当时众多的热调、高调文章中独唱冷调、低调”，“值得一提”。（注：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页。）他的外国文学评论是他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借鉴，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解读他作品研究他文艺思想的一把重要钥匙。
作为七月派的一员，在胡风的要求和引导下，路翎参加了胡风发起的对文坛上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斗争。（注：胡风等人参与的论争的过程和阶段可参看冯光廉、谭桂林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编第六章。）这时，被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充溢着的路翎还不像后来的他一定程度上脱离创作经验，身陷胡风与对手的语言交战领域，他保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胡风是从理论上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直接进攻，而路翎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外国文学收获上对对手旁敲侧击，他不纠缠于理论，更重视文本分析。路翎还深化了胡风的理论，他深入研究了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发现了它们的变种或更具体的表现，如“色情文学”“市侩主义”等，给予有力的批判。这时的路翎是七月派的创作重镇和理论争鸣上的“小伙计”。主要文章有《谈“色情文学”》、《淘金记》等。
我们认为沙汀的艺术风格应有它的一席之地，路翎的创作特色也有它的艺术魅力。路翎对《淘金记》的批评是带有自己的个性倾向的。就胡风和他们的论战对手双方的观点来说，胡风等人的真理份量更重，（注：可参见《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路翎的批评对当时的文学是有着进步的促进意义的。但路翎的缺点也是存在的，当路翎说：“假如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由人民所支持，被人民所愿望，而且，应该由人民所领导的话，那么从《淘金记》里面，是看不出这种力量的”，这是武断的。路翎的对手后来也以一种主题先行的态度，以先入为主的阶级类型论批判了路翎小说中写工人农民“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注：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载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二
如果说1945年是路翎文论的第一个高峰的话，那么，1948年至1949年是路翎文论的第二个高峰阶段。这时期，路翎也写了与1945年差不多数量的文论，但内容上就狭窄些了，没有了外国文学评论，除序跋外，差不多都是论战文章。这时期也是七月派与对手论战的一个高峰期。
如果说1945年路翎的论战文章基本上都是在对手的创作上结合文本分析来批评，那么，这一时期他不但也这样，而且开始就理论而理论进行思辩上的论战了。1945年，他文论中的对手都是创作家，如碧野、姚雪垠、沙汀等；他1948年至1949年的论战对手成份扩大了，不但有创作家，如茅盾、李季，而且有理论家，即“香港的才子们”，如乔冠华、邵荃麟、黄药眠、何其芳、林默涵等。这样，只凭创作经验是无法与对手较量的，路翎必须将他的创作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吸收了胡风的思想，将两者揉合成自己的武器。从理论的体系化和严密性上说，这一时期路翎文论达到了他自己的最高程度。如果说1945年的论战，路翎只是胡风派的“小伙计”，那么现在已经成长为胡风帐下的三虎将之一，另两个是阿垅和一定时期里的舒芜。
同时也可以看到，第二高峰期的路翎文论已经越来越抽象、观念化、政治化，一定程度上脱离他的创作实践，就理论而理论了。他与对手是在共同的理论视域上争执，尽管看法尖锐对立，他不能不涉及对手立论的文学问题政治化的立场，就政治化的文学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他对胡风理论的吸收和发展，与他的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并没有完全融合起来。
《评茅盾的〈腐蚀〉兼论创作道路》里，路翎既有文本分析，又有理论模型。通过对赵惠明的形象分析，路翎指出茅盾小说有着“轻佻的调情”，“苦闷的颓废及色情的性质”，这确可以在茅盾的一些作品中看到。路翎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即“新现实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受着新的思想内容领导并且生发这思想内容的认识现实的方法”，这被学者严家炎称为“体验现实主义”。
《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和《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是路翎的两篇文论长文，也是路翎文论中表现出的最体系化、最有严密性的思想理论。这时的路翎将胡风那里吸收来的观点和自己的思考紧密结合，铺开了他的理论的广泛领域，不但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而且参与建构并深化七月派的文艺理论。由于理论问题的越来越抽象，路翎的理论与创作一定程度上脱节，将这一时期的作品与文论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与对手必须在共同的越来越政治化的问题上纠缠，新的政治形势又给人不可避免带来强大震动，路翎的创作上有了困惑。他在《朱桂花的故事》集中开始了创作上的“转向”，这带有探索性，但受到外在的环境和自己思想中一些东西的干扰，没有取得成功，创作质量有着明显的下降。小说《试探》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
《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是路翎与对手论战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七月派文论的一个可喜收获。路翎将双方的差异点分别列出，与对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正面交锋。这几个问题是“主观的精神要求究竟是指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和人民结合”，“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关于知识分子和个性解放”，“文艺究竟是什么和表现什么”。路翎将这个问题上自己的观点阐明得言简意赅，表现出杰出的辩论才能，这才能在后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中又一次得到出色的发挥。这篇文章将胡风的成果吸收并归纳、深化，有的放矢，通俗易懂地表现出来，是对七月派文论的一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路翎与对手都处于同一个理论视域，五四以来众多的思想被排斥，多局限于政治化的文学论。路翎文论的政治化在他的《文艺斗争和文艺实践》中达到极端，创作家路翎俨然成了对文艺发表看法的政治家了。
三
路翎在不同时期为自己的作品写了不少序跋，这些文章与路翎的其它文论思想发展总体上是一致的。
在《〈财主的儿女们〉题记》中，路翎踌躇满志地宣称：“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的强烈的欢乐，”“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他此时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他鄙视那些“纸糊的宫殿和阴暗的监牢”，他象西方人认为的“诗人”，是人类的立法者。到了《〈求爱〉后记》，作品内容变化是一个原因，路翎只能感到：“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浓烟遮盖着而窒息了，旋转在我的四周的却是一个花样繁复的世界”，此时他只能“偶尔地抓住了汹涌的波涛中的碎船的一片”。他不再象过去洞察时代事变下的精神波澜，只是“攀住历史的车轮的葛藤”。此后路翎艺术上有进步，但再也没有写出象《财主的儿女们》那样的有精神力度的“史诗”。（注：胡风的《〈财主的儿女们〉序》、钱理群《展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都持“史诗”说。）到《〈在铁链中〉后记》，路翎自我怀疑并且批判了，此时现实政治压力增大，他只能妥协：“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象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到《〈祖国在前进〉后记》时，路翎深受委屈，恨不得有几张嘴来说服压制他的人。（注：路翎所在剧院批判他的剧本，不给上演，路翎反复修改，百般辩解，终未说服院方。）随着创作主体精神力量的衰退，路翎作品中的人物也越来越把握不住“自我”。郭素娥（《饥饭的郭素饿》）是以生命的代价追求自己对肉体、精神双重饥饿的抗争的，蒋纯祖有着怀疑一切，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任何限制的高贵的头颅。到了后来，王老太婆（《王老太婆和她的小猪》）、张小赖（《英雄的舞蹈》）都是可怜的小人物了，不过身上仍然可以看到生命的不懈抗争和尊严的维护。到《朱桂花的故事》集以后，路翎笔下的人物缺少了对自我人格的张扬。这一集中，不少人物有了他们的精神偶像，即“军事代表”的形象。《初雪》集中的人物也把“人民”、“祖国”看得高于一切。
如果说1949年前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世界是无限扩展的，那么，之后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则是被束缚在有限的空间。这不能不与路翎受到政治化的文学论思想侵蚀有关。政治偶像使人物人格萎缩，使“灵魂的搏斗”这一路翎引以自豪的特色被冲淡、搁浅，“搏斗”失去了它过去有的深度、广度、幅度，被政治的矛盾观念的图解所取代。
四
路翎毕竟是路翎，他的创作滑坡，他对自己越来越政治化的文学思想的反思，以及他对主流意识形态中一些教条主义者退让却遭到更大的压迫激起的愤懑，使他作更深入地思考。这样，他的1955年发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如炮弹一样发出了，成为惊天动地的一声春雷，尽管这是他最后的反抗和自我思想的发展，之后，他便在文坛消失了，长期身陷囹圄。这篇长文既是他对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的创作经验总结，又是对对手的一次反击性论战；既可以看到他对1948年至1949年自己文论思想的反思，自我修正，又可看到路翎自己文艺思想的又一次大发展，这是路翎文论的第三个高峰期。1945年和1948年至1949年，路翎作为胡风的助手参加论战，这一次，他是这场论战一方的主帅，面对对方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作唐吉诃德式的独立的勇猛的战斗。这场论战的对手是代表着庞大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路翎在文章中列出的是晓立、侯金镜、宋之的、荒草、刘金等。
路翎有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生活的亲身体验之后，创作了反映这方面的作品，基本上都收在1981年出版的《初雪》集中。这些作品与《朱桂花的故事》中作品相比，题材有了变化，主题有了校正，涉及的生活深度也加大了。这些作品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他们的作为人的心灵美；《朱桂花的故事》集反映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写落后群众在新时代在党的教育下的进步，也写了革命干部一定程度上心态的自我调整，前者的视野无疑更开阔，精神境界更高远。前者在主题上对后者有了校正，接触了爱情与纪律的矛盾，战争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上的阴影，对灵魂奥秘的探索加深了。这些作品发表后，遭到教条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又是极其政治化、庸俗化、粗暴的，路翎终于在1955年为回击这些批判发表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近四万字的文论长篇。
路翎发挥了他在《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中表现过的杰出的论辩才能，结合自己作品的实际、国际上进步作家的文艺思想和作品，如爱伦堡的“冲突论”，西蒙洛夫的《日日夜夜》等，及对手的荒谬论证逻辑，缜密地分析解剖，揭示了对手的错误的实质，并且指出：“这些批评对现实、对作品的教条主义的歪曲，这种教条主义是危害文学事业的”，“几年来对我的批评，基本上都是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的。”至今读来，这篇文章也有着今时代人心折不已的理论个性：一种处于弱势话语状态下的据理力争，一种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的清晰思路，一种在巨大的内心痛苦下隐忍克己的理论回击。不少人曾经指出，将那些批判路翎的文章与路翎的这篇反批判文章对照起来读，双方的文风差异之大，令人浩叹。
这篇文章在路翎的文艺思想发展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945年的文论表现出他只有创作经验和学习体会的话，1948年至1949年的文论就将经验体会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并且有某种程度上的“体系”，这是了不起的进步。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化、功利化的消极因素也同时出现，并给他1949年以来的创作带来消极影响。1955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中，丰富的创作经验和世界文学营养又充溢了，并且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的过于政治化的行病，1948年至1949年文论中的许多言论在此文中看不到了。路翎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上有所发展，如他对“无冲突论”的批评，对文学表现爱情的理解，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辩证的看法。有人对这后一点有很高评价：“路翎不仅是较早地把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严格区分开来的人，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坛较早公开声称文学要着重表现个性的人。文学作品不只是表现真理，还要表现真理的个性形态。”（注：刘挺生《一个神秘的文学天才路翎》，华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遗憾的是路翎这篇文章不得不忙于驳论，没有系统地展开立论，此文中表现的气象虽是发展到他的文论的第三个高峰的更高程度，但对第二高峰的突破只是零星的，未能现实地建立起更完善的理论体系。
本论文没有提及路翎的全部文论，特别是他“复出”以后的文论（后者鉴于资料性质，本文不作论及），因为我只是借代表性的文章理清路翎文论中表现的路翎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1955年之前的文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5年，1948年至1949年，1955年。第一个时期，路翎的创作经验和学习体会还是零散的，直觉的，感性化的；第二个时期他吸收胡风文艺思想并在论战中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体系，这时他的文论有抽象、观念化、政治化的倾向；第三个时期，他反省自己并在驳论中校正、发展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这只是新的突破的“萌芽”，由于1955年的冤案，发展遭到挫折。路翎的文论与他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他1949年的表现在《朱桂花的故事》集中作品的“转向”使他创作质量有着明显下降，在《初雪》集中作品里有了反思和改进，创作质量有所提高，但没有超过40年代水平。一个作家的文学经历是极其复杂的，对于跨1949年前后的作家尤其如此，路翎成为“未完成的天才”，（注：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可以作为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