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记论文,经济社会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进民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经济刺激方案，然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使这些资源大量流向国有垄断企业，公权的强大力量正在试图超出其合理边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布的24个省市投资计划总额的核算已接近18万亿元，国进民退的差序格局在瞬间被放大，“计划体制变相复归”、“与30年改革开放背道而驰”、“国进民退猛于虎”等质疑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2009年11月5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国进民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来自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国进民退的事实依据与程度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首先谈到金融危机对国进民退的重要影响，是体现在认知和思想理念上的误读。他认为国进民退已不是个别事件、个别行业的偶发现象，而是涉及很多行业领域。不久前发生的群体性案例证实了目前国进民退“逆市场化”趋势的严重程度。张曙光列举了若干个案例作为依据，作了一个概括的描述。
1.通钢7·24事件，多因一果。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并购国有企业通钢集团，但并购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老牌国有钢企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改制，吉林省政府2009年7月22日作出由民企建龙公司增资扩股，再次重组原为国有控股的通钢集团公司的决定，员工则被裁员、减薪。由此引发全厂职工不满而罢工，厂内7个高炉停产，而罢工一天损失达上亿元。矛盾由此激化，24日近3000名职工及家属在通钢办公大楼前集会，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现任总经理陈国军被围殴不治身亡。事件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加速了垄断。张曙光认为，各地方政府以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手段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很多民企因经营困难缺少资金支持，迫于无奈被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各利益主体在资产重组中博弈时，企业职工被排除在外，且未经被划拨企业职工的同意，进而失控导致了悲剧发生。
2.山西煤炭企业重组，全国最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张曙光谈到起因：2009年4月初，由山西省政府对外公布的“10号文”，要求兼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把现有2840家煤矿整合为1000家。此前以私人资本来山西开采煤矿的民企老板，正是山西省政府当年招商引资请进来的，浙商就有350家，而现在强制他们出局，是以私人资本不能占30%以上的股份为界，政府在其中充当了“定价者”的角色来作价。据很多煤老板讲，政府作价甚至还不及市场评估价格的一半。张曙光认为，地方政府的这种强制做法违背了法律规定，此前签订的合同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以地方政府行为破坏合约，山西煤炭资源重组整合被指责侵犯私有财产，这些在山西投资500亿元、年产煤炭5000万吨的浙江煤老板们，联合律师和学者，成立了“山西煤矿兼并重组专家律师团”。政府强制整合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物权法》、《合同法》、《煤炭法》、《矿产资源法》、《公司法》以及《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文件与法律法规的冲撞，使这一行为受到合法性质疑。
3.地方政府争抢央企高额引资。各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争夺四万亿的央企救市资金。湖南省政府与地方企业建立了专为央企服务的中央企业联谊会。上海市政府的目标是完成拜访20家央企，在大飞机和造船厂要拉央企到上海落户，甚至计划在上海建立一个专门为央企服务的政府部门。安徽省政府高层于8月2日在北京举办了和央企的对接会，要实现分得3000亿的引资计划，出席对接会的约有104家央企，其中50多家中央直管的大型央企的副总以上高管、20多位央企一、二把手到会。安徽省政府一位官员透露，省里企业重组是“政治任务”，省内17个市要承担2500亿元、省属国企要承担500亿元的引资任务。此外，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四川、重庆等省市同样以对接会的方式推出竞争性产业，引资金额多以千亿计。
4.央企国企投机房地产，争做地产业“巨无霸”。新起的地王背后大多有央企的背景，如富力地产以10.22亿竞得京东广渠门外的10号地，楼面单价1.5万元／平方米。而国资委监管的国有骨干企业，中化集团旗下的一家小型地产公司——方兴地产（中化旗下另有大型地产公司“远洋地产”），尚属地产界新秀，却轻轻一抬手便刷新了京城土地竞拍的最高总价和最高单价两项纪录，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广渠门的15号地，楼面价值平均1.6万元／平方米。更令人咋舌的是方兴地产的付款方式，通常出让合同的付款期宽限在半年以上，而方兴地产是40亿元资金一次性付清。这一豪阔之举，令该地块一夜间成为名副其实的“巨无霸地王”。张曙光谈道，现状还不止央企直接或迂回并购房地产公司，地方国企也大肆进入房地产业。如常州交通产业集团耗资32个亿得到大运河东的地块，大连港得到中山港地块。据任志强的估计，1998年国企房地产业约占8%，现在已超过了20%。现状迫使很多民营地产商退出，转作其他经营。行政垄断和金融垄断导致地产业成为”国进民退”最严重的一个行业。
5.大型国企参股并购金融机构。在能源领域占据绝对资源优势的大型央企，如中石油、国家电网、宝钢等，地方国企如安徽出版集团、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还有财政部代为行使监管的中国邮政集团，都是依赖垄断市场地位赢利丰厚但主业并不强大的国企。八家大型国企（航天集团、宝钢集团、中电财务、中再保集团、申能集团、航天财务、上海城投和广东高速）以投资者身份入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国有企业参与了垄断土地一级资源，引资规模近115亿元。IPO的上市扩股也引起社会与媒体的关注。张曙光强调，国有垄断金融业，国进民退就无法避免，民营银行却不以民营资本为主，而现行政策对单个股东的股权比例的上限不能超过10%，这意味着真正的民营资本中某个股东想私人办银行是不可能的。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经营规模被限，且资本金最低是两个亿，对外融资只能有50%。政府在对民营金融机构的投资方面设置准入障碍，中小企业融资艰难，众多弱势的中小股东没有任何利益诉求通道。
6.新《邮政法》出台，抬高民企快递门槛。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注册资本准入”、“员工资格认证”、“邮政专营”等门槛的抬高，新《邮政法》把行业管理权交给了中国邮政，预计全国将有80%～90%的中小型民营快递企业关门歇业。而中国邮政长期以来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难以分清在机构、人员、职能等方面哪些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哪些又是企业经营管理职能。以往邮政行业管理机构有名无实。张教授认为，这些行为有可能形成垄断。新法的两大“邮政专营区”砍掉了民企快递的一大半业务量，划给了国企快递，又一场国企对民企利益的争夺战开场。中国快递咨询网数据显示，国内异地快递中，民营快递占有60%以上的商务信件市场份额；在国内同城商务信件中，民营快递占有80%以上。国有邮政快递企业全国约有5万名员工，仅占全国非邮政快递就业总量的约1/10。近20年来，全国已登记在册的民营快递企业5800多家，有50万名就业员工，其中90%以上是企业下岗人员、农民工、复转军人。近年来，我国网购市场呈爆发式增长，用户规模已达8788万。据统计，2008年全国个人网购销售额为1320亿元，由此带动的包裹快递量约5亿件，这当然是巨大的赢利来源。国企邮政若垄断快递业务，其现有的递寄能力，将会使全国超过总量50%的、数以亿计的快递件无法限时送达或被延期，此局面应该不是施行新《邮政法》的初衷。
二、表层原因与深层逻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则认为，“国进民退”的标题不一定准确，他曾在多篇文章中以重庆为例，认为“国进民也进”更准确，重庆国资增值以后有了底气，可以做到国资增值与偿还于民并进。重庆汽摩行业的民企力帆集团的摩托车产品已打败日本的雅马哈，不仅成为中国第一，而且成为世界第一。他又举例，民企蒙牛乳业公司的牛根生是自愿引入国企中粮集团；民企万通地产集团的冯仑与泰达集团——天津第一大国有企业——的子公司泰达控股公司于2002年在天津开发区总公司、泰达集团和建设集团的基础上合并。这些都是国进民也进的成功案例。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提出，用权力资本化的路数来分析这一现象，就容易达成共识，应当以经济学实证主义而不是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如公有私有的意识形态理念来分析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走的是权力资本化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金融资本，2000年扩大到引入国际资本。至少到2006年，市场对国际资本全面准入，中国的权力资本化道路已走完。他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差不多了，倒是应该反过头来看怎么加强宏观控制，加强立法，完善市场规则。相信这点是有共识的。权力已经完成它造就市场经济的任务，就应该退出。但是现在它不退，所以才有今天的会。
天则经济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最原初的状态看，并没有什么国企。最原始的市场就是个人之间的交换，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国企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他个人的理解。因此，在二战以后，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就出现了一大批以国家所有为主导或者垄断的这种结构，但是并没有搞成功。这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
独立学者秋风认为，首先是国进民退的“国”究竟是谁，就是政府。包括所有的国有化的国企以及国有企业的进入，驱逐民企背后的操作者不需要在幕后操作，国进民退的主角就是政府在进，事实显著，无须太多论证。在西方，20世纪40年代，英、法的国有化是在民主程序中进行的，包括尊重选民的想法，即便选民追求公平的意愿或向往有时是虚幻的，政府也必须去服从选民的意愿，然后通过立法加以推进，是通过国会以一个最高法律的形态进行立法，国有企业就整个国有化的目的、程序甚至包括这家国企设立的期限、治理的架构和利润分配，都会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规定。而中国式的国有化程序是涉及几百亿的国有资产由省政府下发一个文件就去进行了，甚至连文件都不用下发就开始进行国有化了，更谈不上监督。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历史时，常把前30年和后30年作截然相反的比较，如果我们将这60年来政府关于经济增长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整体规划看，实际上60年一以贯之，没有根本变化。我们还是没有绕过杨小凯当年的问题——在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体制时，市场化有没有可能进行？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刘小玄认为，生产力增长的背后需要一个金融系统的有力支持，金融市场不放开，国有垄断的情况就不会改变，即便商品市场已放开，已经是自由竞争了，但却抵不上那背后的金融力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用两个大措施，通过供销社统购统销把所有的民营企业的原料都掐死了，再有就是把民营的贷款掐死，这两头一掐，民营就只能公私合营了。现在政府把民营控制在高的成本和低的利益来源的基础上，就促成国企在高增长情况下适应贷款，生产力被带起来。而民企拿不到足够的贷款时，增长力自然慢下来，它背后的金融支持的力度差异是关键性原因。
国民经济改革研究所的王小鲁教授强调，资源性国企利润应该纳入公共财政，资源收益应当属于全民。像石油这样的资源性行业，既然它不可能形成完全竞争，就必然会有垄断存在，要么是国有垄断，要么是私人寡头垄断，所以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个制度框架进行监督，以限制它利用垄断地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原来的资源税一吨只象征性地交几块钱或几十块钱，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税体系。据说已经开始实行国企利润上交，但利润不是交给财政而是交给国资委。这利润变成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循环。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公共企业，资金是国家资金，企业的红利理所当然应该进入国家财政，进入公共分配，但是用在社会福利、公共医疗、教育和解决老百姓民生问题上的却没有。且不说10%或者15%的利润上交是不是比例太低了，国资委的职能是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合理有效利用，不是一个经营性机构，不能再变成一个投资机构或分配资金的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谈道，国有企业每年没有交的国有土地的地租大概在1.4万亿，这是保守的估算。国有独资企业占有土地是白占的，不交地租。它们把土地出租而地租归它自己。还有国企利润不上交，这个事实太严重了。自1996年后未上交一分钱。2007年财政部和国资委发了文件，讨价还价后，国有企业上交10%的利润。但国资委的网站并未显示这个消息。另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以往都有一项叫做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其中有各项税收、企业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公布的数字，但在企业收入一栏却是截止到2006年的数据，2007年以后竟然是空的——是零。但是企业亏损吃补贴一直有好几百亿。为什么没有？这绝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垄断国企的平均工资数倍于民营企业，还拿期权、股权奖励。改革之初，国企职工的工资是控制的。所谓的国企奖金和利润挂钩，实际上这利润并不是真利润，而是归全民所有的利润。这实际上已形成了国企垄断利益集团。
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认为，国进民退最主要的推动是来自财政政策所及的范围，是推动国进而不是推动民进的。几十亿的金融贷款自然而然地就推动了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在这个领域里是弱势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减免税、退税，里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民企如何获得？比如内部有一个优惠政策，等到民企知道时早已经发生过了。
王小鲁教授认为，中小企业目前在信贷上普遍处于劣势是事实。中小型企业的社会职能作用非常重要，但因很少得到各级政府的优厚政策，面对中行、建行等大银行，它们当然贷不到款，处于融资、信贷劣势的小企业更是自生自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难以发展与民间小企业融资难，是相互连带的一个问题。只有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壮大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他认为，金融领域至少要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
刘小玄说中国应放开金融市场，加大力度推进金融市场的普惠制，至少要扭转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他谈到近期媒体的一则消息，早已垮台成为历史的供销社，现在，要组建物流业的国有巨无霸大集团重新打造供销社。如果流通行业全部由国企集团控制，就有可能出现向计划经济回归的物资分配的规定。这个趋势值得警惕。
四、应对与建议
崔之元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的建议是建立社会分红体制，让国有资产对全体人民有一个社会分红。他个人赞同米德的主张，认为建立自由社会主义，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加主张市场的竞争，而公有资本在市场上可起到重要作用，可通过公有资本增值促进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民企的创业精神的发展。他同时强调，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不是政府所有，人大应审查国资预算。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赵农则认为，在目前这样的国有制制度下建立自由社会主义恐怕只是一个幻想，这已被历史证明了。国有制只产生两种东西：要么全面的国有制导致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最后导致全面专制和集权，何谈自由；另一种东西就是演化成官僚资本，像过去的四大家族腐败，最终社会失去控制。改革30年巨大的发展证明，打破了原有国有制和准国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民营资本展开竞争，效率才有保障。国有资本导致大的腐败和特权，非但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反而对我们非常脆弱的法制和公正构成巨大威胁，并且会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更大的阻力，学者和社会各界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秋风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但谈及它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其他制度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体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尽管彼此共享某些概念。他提出两点质疑：第一，重庆赢利的国企是通过什么方式赢利的？是否拥有民营企业那样的效率？第二，再如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赢利最好的银行之一，不同制度背景的银行在各项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状况会大有区别，不应直接作简单比较。但国有企业赢利了跟我们跟民众有什么关系？比如，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获得900多亿的利润，这利润在谁手里？我们不仅没有拿到钱，而且不知道这个钱到哪儿去了。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垄断经济。
刘小玄回应国企分红的建议认为，从央企开始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在不断地扩张势力，除了石油、电力等行业，它们还把势力扩张到其他大行业或竞争市场范围，很多的关联交易、集团内部交易等是通过集团公司内部化了。表面上看一百多家但势力遍布全国，庞大的子公司分公司、孙子公司、重孙子公司，至少几万家的结构使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地搅在一起，有垄断高利润的国有大集团公司的亏损在里面，内部交易调剂就可把盈亏做平，账永远查不清。举集团内一家普通的电力公司为例，高福利高工资很多年前就已做到，给每一个职工都买了一辆轿车，如此收入水平，可以想象它怎么会为社会拿出什么分红。不公平的竞争是导致国进民退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的垄断从中起着重要作用。金融业如果是国有垄断，那么国进民退就无法避免。要扭转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张跃文指出，现在浙江温州的一些销售建材、轻工产品的销售型企业，早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已经进入了非洲、南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如果国内的宏观环境不适合发展，中小企业只有到国外去发展了。
多数学者预期，新一轮国进民退不会在短期内自行退潮，借用刘小玄转述一位民营企业家说过的话，来结束本篇侧记：
“我有一个梦想，以后不再分什么国有资产和民营资产。这个梦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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