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投资倾向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倾向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0)07-0050-05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需求的过程。要想使我国经济快速、平衡、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产业结构优化到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状态，建立起一套足以支撑起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体系。继威廉·配第注意到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各种理论。在应如何促进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中，王述英(1996)[1]提出通过协调三次产业关系，调整技术结构等来促进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张守一(1996)[2]探讨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性、原因、成本—效益分析及其它理论问题；姜照华、刘则渊(1999)[3]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及其求解方法；荣宏庆(2002)[4]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上的失调问题及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这些研究深化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但只是在宏观上做出一些判断和提供政策建议，在产业结构运行方面还没有将我国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和我国产业结构联系起来探讨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没有从如何通过调整我国经济指标的方向提出具体的优化模型，在实证方面没有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和结果进行细致定量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赖超高速的投资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过度投资也成为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之一。通过变结构控制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从投资倾向的角度定量研究投资的调节和控制对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突破了现有研究仅仅关注于产业结构本身应如何调整的缺陷，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和定量方法；另一方面可以为我国进行投资总量的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将以2007年为例，说明投资倾向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即探讨如何在投资倾向合理的范围内调整投资倾向，可以使实际产出结构更加接近于目标结构。此研究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二、投资倾向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作用机理
和消费倾向相似，投资倾向是指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投资部分的比率，是决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根据凯恩斯理论，调控投资倾向可以提高投资总量，再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发展。因此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投资量的重点是调控投资倾向。
变结构控制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可以用来研究投资、消费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不仅客观地反映三次产业发展的动态方向，还揭示了经济运动的规律。变结构控制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形式为[6]：
根据式(1)，投资倾向h是产业部门产出X(t)的自变量，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方法探讨投资倾向对产业部门产出的影响。
(一)部门产出对投资倾向的变化率
产业生产对投资倾向的变化率，反映了生产量在投资倾向发生微小改变时的增量。通过求导可以得到产业生产对投资倾向的变化率，产业对投资倾向的变化率用
表示。
(二)部门产出投资倾向增量系数
为了研究边际消费倾向对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这里引入投资倾向增量系数的概念。投资倾向增量系数研究投资倾向变动一个百分点时，i部门产出变动的百分比，由于投资倾向小于1，研究投资倾向变动的意义时，应考虑投资倾向变动一个百分点时的部门产出变化(1％)。
三、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实证分析
(一)数据获取及计算
研究2007年投资倾向对三次产业产出的影响，需要的数据有2007年生产直接消费系数矩阵A，2007年投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G，2006年产量，2007年投资结构D。其中，由于我国投入产出表是3年到5年编制一次，最新的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于2005年。生产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是各部门生产形成的对各部门产品的消耗，只在发生革命性技术进步时才会发生较大变动，具有稳定性[7]；投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G是各部门投资形成的对各部门产品的消耗，同样是由技术水平决定，并具有稳定性。因此，A和G可以采用2005年投入产出表计算。
通过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直接计算出2006年的我国三次产业产出向量：
投资结构D，反映全社会总投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比例，主要受当年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及技术进步的影响，可以根据历年数据和当年的国家政策推算。在此可以直接应用2007年投资结构。
将以上的数据代入式(2)、(3)和(4)，得到2007年三次部门产出受投资倾向影响的指标数据：
三次产业产出对投资倾向的变化率
投资倾向变动单位百分点对产业产出的影响(亿)
各产业投资倾向增量系数
由于生产直接消耗系数A和投资直接消耗系数G、上一时期产出X(t-1)都是确定的，根据第t年的投资结构D，只要投资倾向发生变动，就会对第t年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总产出产生影响。从数据上看，首先，各产业对投资倾向的变化率均大于0，提高投资倾向可以增加各产业产出和国民经济总产出。其次，第二产业受投资倾向影响较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受投资倾向影响较小。通过产业投资倾向增量系数可知，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倾向增量系数均小于1％，而第二产业投资倾向增量系数大于1％，为1.371％。其经济意义为：投资倾向每变动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产出会变动一个百分点以上，而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产出变动幅度小于一个百分点。不同产业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不同，投资倾向的变化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小于对第二产业影响，因此，通过对投资倾向进行适当调整可以促进三次产业结构优化。
(二)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目标设计
根据钱纳里三次产业价值结构模式，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第一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分别为15.4％、43.4％和41.2％[8]。而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2007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比例为：11.30％、48.6％和40.1％(表1)。可见我国产业结构与标准结构是有差距的，事实上，在我国，第二产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点，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因此要不断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使之趋向合理和高效，就必须适当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与同时期的国际指标基本一致。
表1 我国三次产业2007年GDP比重和钱纳里标准GDP比重(％)
产业 2007年GDP结构比例
目标GDP结构比例
第一产业11.30
15.4
第二产业48.643.4
第三产业40.141.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表2 三次产业2007年产出结构和目标产出结构(％)
产业 2007年产出结构比例目标产出结构比例
第一产业 6.55 9.29
第二产业 65.6 60.94
第三产业 27.85 29.77
为了便于本文研究，需要根据产业产出和产业GDP增加值的转换公式，将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转化为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比例(见表2)。
(5)
(三)投资倾向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数值计算
当投资倾向降低0.227个点时，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提高。与不调整投资倾向的2007年实际产业结构相比，可以使第一产业提高0.5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稳步降低4.86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提高4.32个百分点。图1体现了降低投资倾向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
图1 调整投资倾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我国三次产业的变结构控制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深入探讨了提高投资倾向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合理区间内降低我国过高的投资倾向，即降低0.286，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和投资倾向的合理性密切相关。可见，我国投资倾向过高不仅造成了产能过剩等问题，还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
在笔者另外一篇文章中，深入探讨了消费倾向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性，证明了提高消费倾向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9]。可见，产业结构优化和分配结构优化调整相辅相成。我国一直走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形成了目前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隐患，在产业结构优化角度上也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高投资倾向的积极和合理的原因，从而对于其中的不良诱因采取措施加以抑制[10]，使提高消费倾向和降低投资倾向有效结合，促进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同步优化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应调整居民收入水平。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了低收入者消费不足，高收入者过度投资的现象。因此要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包括适度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发挥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另外，要切实提高乡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强对低收入者的救济和扶持力度，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减免农民税费负担，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次，应加强中央政府职能。投资率过高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工程和企业盲目扩大投资。为此，中央政府应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机制，把重视土地和资源环境的保护作为监督重点。中央政府应形成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限制地方政府使用资源的权力。加强对各级政府的各项收支管理，弱化地方政府动用资源上项目进行投资的能力。同时，加强企业监管，严格控制好信贷，从制度环境上控制和减少企业乱投资行为。
再次，完善金融体系。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储蓄主要用于企业投资，真正转化为消费的资金偏少。因此，必须完善保险、信托、地方政府债券、储蓄基金等金融市场，加强投资信贷管理，增加居民的资金融通渠道，拓展有利于居民消费的信贷环境。同时，还需规范投资贷款的流程，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审查机制，约束不合理的投资贷款。最后要完善股票市场，使资金流向高效率的企业，加强监管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谨防投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