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期间康有为变法策略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日论文,康有为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年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已有一些论著涉及光绪及维新派的变法策略问题，这些论著大都认为，光绪及维新派变法策略的错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这些论著都是将光绪和维新派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来立论的，那么，作为革新派巨人的康有为，他的变法策略究竟怎样？作何评价？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只想就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变法策略的两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
涉及戊戌变法策略的论著几乎都认为，光绪及康有为不分轻重缓急，“齐头改革”，新政上谕如“倾盆大雨”而下，是最大的策略错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①我以为，以此评价光绪是恰当的，若评之康有为，则值得商榷。
诚然，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速变”、“骤变”，这无论是在“百日”前，还是在此后康有为的奏议中都随处可见。如他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说“以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要求“尽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②但康有为的“大变”、“全变”是针对中国“百弊丛积”的实际，鉴于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仅仅“变器”，早期改良派及洋务派仅仅“变事”，“少袭皮毛，未易骨髓”③，即都不知变“本”而无济于时局的教训，从理论上提出的主张。康有为的“速变”则针对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中国面临“鱼烂瓦解”的危局而言。他要求光绪迅速“诏定国是”，实行变法，决不能再“徘徊迟疑”。康有为的“骤变”是指变法必须要有雷霆霹雳的勇气，因为“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非天下之至强者，不能扫除也。”④都不是不分轻重缓急，“倾盆大雨”般改革之意。
至于变法如何具体进行，康有为的主张恰恰相反，他十分强调变法的“次第”、“本末”，既反对零碎补缀，又反对漫无边际。他说：“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经画土地之势，调剂人数之宜，学校职官之制，兵刑财赋之政，商矿农工之业，外而邻国联络箝制之策，内而士民才识性情之渡，知之须极周，谋之须极审，施法有轻重，行事有缓急，全权在握，一丝不乱，故可循至而立有效。”⑤他一再要求光绪“统筹全局，而后可讲变法下手之方，先后缓急之理也”，“使本末、精粗、大小、内外，皆令规模毕定，图样写就，然后分先后缓急之序次第举行”。⑥
康有为认为，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参与”，议行一切新政，就是变法的“根本”、“总纲”。开制度局以筹全局，“则纲举目张，规条具举，内政外交，次第毕张，轻重得其宜，先后不紊其序。”⑦他对光绪“急于图治”、“新政日颁”而迟迟不开制度局表示不满和忧虑，“今频频新政，而不先开制度局以总裁之，定其千条万理之宜，明其先后缓急之序，而漫听群臣之条陈，遽为涣汗而颁下，枝枝节节，不相凑合，乱次而济，散无友纪，……恐行之久而鲜效，必将为守旧者所藉口而反之也。”反对光绪将欧、美之新法“骤取法之”。⑧
可见，“百日”期间，康有为是强调变法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后次第之别的，反对将欧、美所有新法“骤取法之”。
从“百日”期间康有为的实际奏议看也是如此。据初步统计，“百日”期间，康有为以自己名义及代宋伯鲁、徐致清、杨深秀、王照等人草拟或授意他们上折共47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要求设立象制度局这样的议政机构，共8件；二是要求御门誓众，明定赏罚，共9件；三是废八股，设学校，办报编书，育人才，共18件；四是振兴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共6件；五是旧官制改革问题，共2件；其它方面4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废八股为中心的文教改革建议最多，这是因为文教改革不但重要，而且较易入手并取得成效。康有为说：“新政之要而成效之最速者，莫过于此。”⑨官制改革方面的奏议最少，因为康有为深知，官制改革是最大的难题，必须慎之又慎，“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⑩再从各类奏议的呈上时间看，关于御门誓众，大行赏罚的奏议主要集中在百日维新序幕刚刚拉开之际，其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御门誓众，大行赏罚，震慑群僚，以推行新政，古今中外改革的经验、教训都证明这是十分必要而恰当的。以废八股以中心的文教改革奏议主要集中在“诏定国是”后到7月底，这与康有为认为文教改革较易入手并取得成效有关，并且文教改革的奏议也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6月中旬，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试策论，接着请开学校、改各省书院淫祠为学堂。经济改革的奏议主要集中在7、8月份，是随着文教改革的深入而呈上的。官制改革的奏议不仅数量少，而且是在“百日”后期，“朝议纷纭”，欲改定官制、裁汰冗员的情况下递呈的，目的是告诫光绪不要在官制改革上轻举妄动，要慎重用人。要求设立象制度局之类的议政机构的奏议贯穿于百日维新始终，因为康有为认为这是变法的根本，“是存亡强弱第一关键”(11)但光绪迟迟不颁谕旨，所以康有为坚持始终。
十分明显，康有为的策略意图是先设立制度局之类的议政机构，使维新派参与政权，领导新政，然后从文教改革入手，逐步推广到经济领域，待这两方面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改革封建官制，进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康有为权衡轻重、统筹安排后作出的先易后难，稳步前进的改革设想，而不是象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康有为在“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方面缺乏“深谋远虑及相应的策略”。(12)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百日”期间的新政“上谕”几乎都是根据康有为的建议颁发的，这是不确切的。新政期间，康有为的奏议虽有47件，但有的未被采纳，如御门誓众、分别官差等，有的虽被采纳，但因慈禧的反对并未颁谕，如开制度局等，而此间的新政“上谕”多达286件，事实上，根据康有为奏议而颁的“上谕”只占其总数的小部分，大部分新政谕旨是采纳其它臣民的奏折而颁的，“百日”期间，臣民上书共达659件。(13)
总之，“百日”期间，康有为主张变法应按轻重缓急、先后进行，反对将欧美所有新法“骤取法之”，他在此间呈上的奏议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百日”期间新政“上谕”不分轻重缓急，倾盆大雨而下是戊戌变法的一大策略错误的话，那么，这一错误完全是光绪“急于图治”，“漫听群臣之条陈，遽为涣汗而颁下”所致。
二
百日维新是在新旧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维新派与帝党结合，通过一个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得以实现的。因此，如何处置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和旧大臣，就成为维新派十分棘手的问题，若处置策略稍有不当，必然遭致变法的失败。
对此，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的主张是撤闲衙、汰冗员，这在康有为的多次上书中都有论及，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还提出了详尽的撤汰方案。(14)总理衙门传见问话时，他还明确表示，变法应以官制改革为先，六部等法律官制应尽予撤裁，“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仍可推行。”(15)但当变法进入到实践阶段，康有为鉴于封建官僚机构的庞大而复杂，维新派与守旧大臣力量对比的悬殊而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康有为的策略首先是“分别官差”，即暂时不触动原有官僚机构，让旧臣官保原位，但要增设新局差，由“通达之才”领导新政。“诏定国是”后第6天，光绪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他说：守旧大臣“盈廷皆是”，他限于权力，不能去之，怎么办？康有为答道：“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设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16)首次明确提出了“官差并用”策略。稍后，他在进呈的《日本变政考》按语中又对光绪说：“若以旧官一时难裁，则惟立新政各局，以任内外之政，差与官别，宋太祖曾行之，以官优勋旧，以差待才能，则两不误矣。”(17)百日维新进入中后期，臣民纷纷上奏撤并机构、裁汰冗员，一时“朝议纷纭，多有厘定官制并裁冗署者”，光绪也有意采纳。康有为急忙上折，指出官制必须厘定，但“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而今为之非其时也”，若稍革一二，不但无补于时局，反而会有害于变法，要求光绪从长计议，统筹全局。他因而又向光绪提出了“分别官差”的详尽方案，保留原有衙门，“令各政皆别设局差，如军机、译署之例，选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法。自朝官以上，不拘资格任之，去卿贰大臣，方任专差之例，若以积习相沿，骤难变易，则凡此专差人员，皆赏给京卿、御史职衔，准其专折奏事，自辟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办理新政，体制也同。若不设新局，则每衙门皆派人行走。”“凡官不得兼差，其有枢桓、译署、管学等差者，亦无庸到本衙门办事。”(18)
由上可知，“官差并用”是康有为鉴于当时国情对官制改革采取的一种过渡措施，是一种策略。必须承认，康有为的这一策略是英明的，他想用虚官高位和一定的物质待遇来妥善地安置旧臣，由“通才”即维新派来充任从中央到地方各衙门的“专差”，执掌变法的实际权力，以避免在维新派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由于过早撤闲衙、汰冗员而激化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社会的动荡，徒然增加变法的阻力。
但是，光绪并没有采纳康有为这一具有重大策略意义的建议，反而在康氏此折呈上的第二天即8月30日，采纳岑春煊的建议，颁谕裁汰从中央到地方的闲衙冗员，激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和反对，加速了政变的到来。
康有为的策略之二是优待老臣与大行赏罚相结合。康有为十分注意优待老臣，强调“以高秩优耆旧。”他说：“《论语》谓，‘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昔光武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勋，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故开国功臣皆予特进奉朝请。……宋太祖也用此道，故当时功臣，皆不挂吏议，保全始终，既有劳于前，亦当思礼于后。”主张“其年较耆老者，不必劳以任事，赏给全俸，令奉朝请，如此则耆旧得所。”(19)康有为的目的是想用优厚的待遇来安抚位高权重的耆臣，以尽可能争取他们对变法的同情与支持，因为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如何对变法的成败关系重大。
如果说康有为的“以高秩优耆旧”是想用优厚的待遇来安抚耆旧重臣以减少变法阻力的话，那么，他的“大行赏罚”则是要通过奖惩来分化、震慑群臣，以达到同样的目，使新政“令下如流水”。“百日”期间，尤其是“百日”初期，康有为曾多次建议光绪大行赏罚。“诏定国是”后第四天，他就为宋伯鲁、李盛铎拟折，“请明赏罚”。6月17日，他又代宋伯鲁拟折，要求“痛斥守旧拘墟之愚惑，严定违旨不更新改变之重罚”，“其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即使其才可用，亦必暂加褫斥，徐与开复，以正国是而耸众听，然后天下皆晓然于皇上之天锡勇知，毅然变法之意，当无不洗心回面，改视易听，而奉宣新法矣。”(20)6月19日，他又在谢恩折中提出“著阻挠新政既不奉行，或造谣惑众攻底新政者之罪”(21)，次日，他又代杨深秀等拟《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请力赐降斥折》，建议将明目张胆反对变法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并令其退出总理衙门行走。(22)
应当指出，康有为大行赏罚以行新政的策略是适当的。既然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就必然要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不对阳奉阴违阻挠新政、明目张胆反对新政的人予以惩处，新政就会付诸东流，这已为古今中外的改革史所证明。再从康有为的上述奏议看，他是惩之有理、罚之适当的，他只主张对极少数违旨阻挠新政、造谣扰乱新政的人给予惩罚，十分注意打击面；对这些人即使是人才，也要“暂加褫斥，徐与开复，”目的是为了“警天下”，“以正国是而耸众听”。即使象许应骙这样明目张胆阻挠新政的，他也只主张以三、四品京堂降调。但光绪并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策略地行使赏罚大权，他意气用事作出的一概革黜礼部六堂官，由于罚之失当，不但完全失去了康有为“大行赏罚”的策略意义，而且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总的来看，“百日”期间，康有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变法策略基本上是适当的。“百日”期间，光绪的许多不策略举动，是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所致，而不是象孔祥吉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康有为鼓动的结果”。(23)我们在研究戊戌变法的策略时，应当把康有为的变法策略与其它维新派成员、特别是与光绪的变法策略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注释：
①如董方奎在《论戊戌变法的策略错误》一文中即持此说，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③④⑥⑦⑩(18)(19)(21)《杰士上书汇录》，见《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附录”，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85、266、267、286、321、323、324～325、324、286页。
⑤(11)(1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按语、跋，同上书“附录”，见该书第160、219、133页。
⑧⑨(14)(20)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52、286、133、262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12)如董方奎在《论戊戌变法的策略错误》一文中即持此说，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3)“百日”期间上谕及臣民上书总数均据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5)《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神州国光社，第140页。
(16)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一），神州国光社，第251页。
(22)转引自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0页。
(23)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中华书局，1988年5月版，第1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