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视角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1）09－0044－0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我们善于从其他学科中吸收营养，借鉴融合相关学科的知识于研究之中。[1]传播学作为一门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应用了政治学、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理论，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借鉴和吸收。将传播理论、方法、技术应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传播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是“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科学。”[2]传播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活动现象，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而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关系的学问。”[3]
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一般都具有教育的性质，而教育活动同样具有传播的性质，因为教育实践的核心是传授，反映的是“传”和“受”的关系。因此，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无疑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是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教育信息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载体及内化、外化、言教、身教等方法，而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传者（或发信者、信源）、受众（或受者、信宿）、信息、信道、译码、反馈、编码以及传播的可信度对传者的人格、品行的要求。其中教育者对应着传者；受教育者对应着受众；教育内容对应着信息；教育方式和载体对应着信道；内化是指受教育者确认、理解、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过程，对应着传播中的译码；外化是指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后的行为过程，对应着传播中的反馈；而言教则是教育者将教育内容转化为语言、文字、图像并将其作用于受教育者的过程，对应着传播中的编码；身教相当于传播的可信度对传者的人格、品行的要求。
上述基本要素的比对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在基本构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具有一致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鉴、融合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启示，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思路。
二、传播学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它是教育者（传者）将一定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教育内容（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载体（信道）作用于受教育者（受众），使受教育者（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朝着教育者（传者）意图变化的过程。
（一）教育者
广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起着调控传导作用的中间人、把关人。狭义思想政治教育者则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发出、传播、接受过程中起控制、选择、加工、传导作用，发挥教育功能的人或组织。[4]教育者自身的信息素养和品学素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受教育者
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内容的接收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因素。受教育者自身的信息素养和品学素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有影响。传播活动中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积极地选择加工信息，尤其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出现的新时代，人们会更为积极主动地对信息作出反馈。而思想政治教育是离不开新媒体这个介质或渠道的。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要重视受教育者，切实将受教育者受教育的过程由以往被动接收信息的过程转变为主动探索、积极参与的自我教育过程。
（三）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中教育者传递给受教育者并能促成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特定教育信息或符号代码。信息是一切传播活动的核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的核心。受众是传播活动的关键，信息又是传播活动的核心，所以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科学选择并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教育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教育者用以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中介物，包括各种物质技术手段及器物（如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影视、互联网）、文化艺术活动、课堂教学、讨论会、座谈会等。
（五）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快速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而采用的谋略和技巧。提高传播活动的有效性必定要运用一定的谋略和技巧。传播活动中常用的传播谋略和技巧，如客观公正法、正反同说法、感情沟通法、多方诱导法、明示暗示法、美化丑化法、多方取证法、新奇法、首因效应、近因效应、两面传播及各种鼓励技巧、传递技巧、抗御技巧等等，都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予以借鉴和改良，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5]
三、传播学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启示
（一）提高教育者的可信度
传播学“可信性效果”理论认为，可信度越高的信源，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在传播活动中，受众是否接受传播信息，取决于自身需要和传者的可信性。可信性有两个基础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待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6]201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可信度对教育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教育者首先要修炼提升自己的思想品格，克服自身心理生理素质的不足和缺陷，增强自身的人格魅力，从而增强其可信度。其次，要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修养，在扎实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各门类特别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联的学科知识，如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等。此外，在新媒体时代，教育者应培养自己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受众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参与社会进步的能力，包括利用媒介资源动机、方式与态度、有效程度以及批判能力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在传媒条件下不仅是受众更是传者，学习媒介相关知识、从传媒中获取有用信息，提升媒介素养，有利于提高业务能力，也是提高教育者可信度的一个方面。
（二）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传播学研究发现，受众往往会主动选择与自己立场观点一致的传播信息，拒绝与自己观念相抵触的信息，这说明受众是基于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传播信息的；受众在接收同一信息时也有不同反应，这源于受众在心理结构、文化教育、个人经历、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同一群体内的受众对信息的倾向和态度大体一致，这主要与人们的性别、年龄、个性、经历、兴趣、爱好、智力水平、宗教、政治信仰等因素有关，当然也不能忽视从众心理的影响；受众特别是成年受众易于对传播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
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除了具有上述一般受众的特点外，更有其独特性。一是受教育者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选择性增强，甚至怀有抵触情绪。二是教育内容具有理论性和教育性，更趋向于加固或改变受教育者头脑中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道德修养等深层次的问题，对这样的内容受教育者往往产生不自由感和压抑感，继而在选择和接受这类信息时，显得很谨慎。
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如何，受教育者是关键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而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与探索受众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规律。”[7]因此，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认知水平，研究与探索受教育者的需要、心理、行为等特点，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按受教育者的接受规律办事，克服教育中的不利因素，才能取得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三）增强教育内容的接受性
传播学研究发现，受众在面对多种传播信息时，往往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地注意、理解和记忆。这说明只有具有热点、焦点特征，易于被接受的信息，才容易为受众所注意、理解和记忆。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内容要切合社会问题，符合时代要求，适应受众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很好地关注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和现实需要，则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质疑和反感。因此，教育内容要反映不同类型和层次个体的现实需要，除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外，还要将与受教育者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亲和力与可接受性。
（四）综合运用多种教育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承载、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方式和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主要有文化载体（民间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团体文化）、活动载体（各项活动）、管理载体（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大众传媒载体（报纸、广播、电视、移动电话、互联网）、人际关系载体等。在实际运用中，要根据教育的环境、内容、受教育者等具体因素，选择合适的载体。一要根据不同环境选择相应载体，如家庭教育宜选择人际关系载体，公共场所可利用大众传媒载体，企事业单位可发挥管理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二要根据不同内容选择不同载体。如有关国家形势政策、法律法规等内容，可通过大众传媒载体传递给受众；有关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内容，则宜选择人际关系载体进行。三要根据不同受教育者选择不同载体，如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较高，对他们可以运用新媒体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工人农民则宜使用文化载体和活动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在实践中要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特别是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育情境以及教育过程的发展，选择合适的载体并适时加以调整，综合运用各种载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协同效应和合力，增强传播效果。[8]
（五）提升教育方法的艺术性
1.一面传播与两面传播。一面传播只向受众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正面论据，可避免相反信息的干扰，但易引起心理对抗；两面传播则提出正反两方面的论据，甚至承认反面论据的可取之处，使人感到公平、客观，但可能增加反面信息的影响力，从而起不到正确引导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要适度。传播学为了比较这两种传播方式的效果，进行了“反宣传”实验。结果表明，在受到了反宣传以后，曾接受一面传播的受众几乎都受到了反宣传观点的影响，而曾接受两面传播的受众，其态度和观点却没有太大改变。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一面传播本身不含对立观点，容易使受众日后遭遇对立观点的反宣传时，无法产生免疫力和抵抗力，而两面传播本身含有对立观点，使受众在以后遭遇对立观点的反宣传时，能够对原有的对立观点产生免疫力和抵抗力。
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心理、教育程度等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运用一面传播与两面传播的策略，既要充分发挥正面宣传的强大力量，又要发挥两面传播的免疫功效，以增强受众分辨是非和抵御侵蚀的能力。
2.情理交融。传播学“诉诸情感”的传播技巧是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语言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而“诉诸理性”就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6]206诉诸情感的方法能够从情感上激发感染受众；诉诸理性的方法则使受众进行较深刻的思考以形成持久、系统的观点，并产生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传播学认为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效果更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教育的具体内容，灵活采用诉诸情感或诉诸理性的方法，尽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明示、暗示法。传者向受众传播信息时明示结论的传播方法是明示法，而不明确给出结论，将结论隐含在所传播的材料中的传播方法就是暗示法。明示结论比较容易使受众把握和理解传者的意图和立场，但同时也容易引起受众反感。暗示结论，则使受众感到结论是自己理解领会传播信息后得出的，而非由传者强行塞给自己的，这样受众就在无形中接受了传者的观点。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根据教育内容的难度和受教育者的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来选择。若信息比较复杂或受教育者文化水平、理解能力低，则宜采用明示结论的方法，反之，若信息比较简单或受教育者文化水平、理解能力高，则宜用暗示法。
4.新奇法与通俗化。新奇法与通俗化是传播活动中常用的方法。心理学发现，人们对外界的刺激表现出趋新、探奇的特点，而那些毫无新奇可言的情境是极少引起或维持人们的兴趣的。新奇法运用新颖的信息和表现手法重新激发受众对已知、熟悉内容的兴趣，增强受众的求知欲、探索欲，使之更加主动地思考、探究。与新奇法相反，通俗化就是将受众未知的信息进行简易化和熟识化处理，以降低受众对未知信息的认知难度。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新奇法与通俗化策略。一方面用新奇法使受教育者对习以为常的教育内容重新关注；另一方面又可通过通俗化处理，降低受教育者对未知理论、知识的理解难度，从而提高教育内容的接受度。[9]
总之，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创新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深入研究传播学理论并将其中可资借鉴的内容合理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必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