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工业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是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本文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1978至1996年的数据来计算这19年间农业人口比例的平均递减率，并用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口代替农业从业人口。
从表1（注：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1996》。）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这一指标为70.51%，而到1996年下降到50.5%。用下式计算年平均递减率。
70.51%×(1-x%)[18]=50.49%
(1)
表1
年份
总就业(1)（万人） 农业就业(2)（万人） (2)/(1)
1978 40152 28313
0.705145
1980 42361 29117
0.687354
1985 49873 31105
0.623684
1986 51282 31212
0.608635
1987 52783 31614
0.598943
1988 54334 32197
0.592576
1989 55329 33170
0.599505
1990 63909 38428
0.601292
1991 64799 38685
0.597
1992 65554 38349
0.584999
1993 66373 37434
0.563994
1994 67199 36489
0.542999
1995 67947 35468
0.521995
1996 68850 34769
0.504996
方程(1)的解是1.8383，也就是说这一比率为1.8383%。Gale Johnson在他的《WTO与中国的农业》一文中指出“从1950年到1980年美国的农业工人人口的年平均递减率为4.2%，日本为3.4%，丹麦为3.4%（Hayami和Ruttan 1996,pp467-469）。韩国1975年46%的人口从事农业而199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2%(FAO)，农业人口的年平均递减率为3.5%。”尽管中国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在农业人口比例减少的速度上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呈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呢？为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Lewis在五十年代提出的著名的双元经济模型，Lewis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下图表示：
Lewis模型可称之为“追赶模型”，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农业部门（部门A）的边际生产率MPA追赶资本部门（部门C）的边际生产率MPC。在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的工资由基本生存水平SL而不是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因为MPA＜SL），而资本部门的工资由SL加上一个大于迁徙成本的差额构成。这个差额是导致农业人口流向资本部门的原因。在此过程中，MPC不断增长，因为资本部门的工资基本还是由农业部门的SL水平决定的，而SL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同时资本部门的资本积累在不断深化。另一方面，MPA也在增加，因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在减少，而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也同样发生在农业部门。一旦MPA超过SL（图中的T点），工资水平W不再由SL决定，而是由MPA决定，所以工资开始显著上升，按照Lewis的说法，T点是MPC=MPA的地点，也就是当MPA追赶上MPC时，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流动就会趋于停止，双元经济模式逐渐消亡，经济分析可回到通常的新古典理论的单部门经济上来。
我认为Lewis的一个错误正在于此。在T点，由于MPA现在超过SL了，工资水平确实会大幅提高，但是问题是在T点，MPC可能仍然远远高于MPA，所以工资开始实质性增长时过剩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会停止。相反，人口流动会继续，新的工资水平主要由MPA而不是MPC决定（资本部门的W仍然会包括一个差额使W[,c]＞MPA=W[,A]）。问题的关键是：MPA能够追赶上MPC吗？为了寻求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研究农业部门和资本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如果前者一直高于后者，差距就能缩小，双元经济结构最终就能消亡；如果相反，则经济结构的双元性会变得长期化，如果不是永远的话。
Kuznet在《现代经济增长》(1966)一书中指出：“这一现象早在18世纪的英国，1839年的美国就已出现：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衡量经济结构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整体经济的增长更快。尽管每个工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总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前者的更快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两者的差距趋于缩小。”所以MPC曲线与MPA曲线应该呈现一种接近的趋势。事实上，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两条曲线在很早前就已重合了。
然而Kuznet的数据中有三个明显的例外：意大利，日本和前苏联。Hayami(1986)表明新兴的东亚国家的最近的生产率记录证实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制造业生产率模式的新的模式(Timmer,P55)。这暗示着这些国家MPA和MPC曲线之间的差距在变宽而不是变小。在这个意义上，双元经济的永久化变得十分可能。中国的情况怎样呢？
表2显示中国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及第三产业（服务业）及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图2表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较，运用前述的方法，我计算了从1985年到1996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率年增长率分别为15.5163%，16.9507%和3.0379%。这表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换言之，农业的生产率无法追赶上制造业的生产率，从而Lewis模型中所描述的双元经济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然消亡。
表2 中国劳动生产率比较
指标Item 1985
1990
1995
1996
整体劳动生产率（元／人） 1797
2902
8606 9963
第一产业 817
1306
3381 3993
第二产业 3711
5652 18261 20774
第三产业 3061
4915 10651 11785
什么是导致经济双元性的长期化的原因呢？根源在于MPA和MPC的“追赶”过程不可能自动或自发地完成。完成这一过程需要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具体对于中国而言，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困难。Johnson指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只能通过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的下降来实现，但事实是这种比例的下降在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是非常缓慢的。
表3是用前述方法计算的中国从1978年到1998年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城市化水平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代表。中国的这一比例在1978年和1998年分别为17.90%和32.66%，年均增长率的计算结果是3.052%。从表4可见，韩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60年和1980年分别为27.71%和56.81%，年均增长率3.66%。尽管从1960到1980年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韩国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率只比1978到1988年中国的这一比例高0.61个百分比。这一年均增长率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上14.39个百分点的差距[(56.86%-27.71)-(32.66%-17.90%)]，也就是说在同样的20年时间里，韩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29.15%而中国只提高了14.76%。韩国的增长幅度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这显示出尽管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即农业人口比例的实质性的降低。
表3 城市化增长速度：中国
城市化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原因何在呢？一个重要原因如Johnson指出是“长期存在的对农村到城市人口移动的限制，”例如户籍制度，许多城市政府规定多种职业禁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对农村移民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福利上不同于城市居民的差别待遇。另一种限制是对农村城市间自由贸易的限制，如政府对城市居民的粮食补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严重滞后的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无力承担巨大的人口流入的压力，而同时承担城市就业人口55%以上的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而无力吸纳新的劳动力。表5和图3清楚地表明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新增就业的下降趋势。
表4 城市化增长速度：韩国
表5
面对城市有限的就业吸纳能力和有限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一些学者提出用农村劳动力的兼职就业（而不是完全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来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同时减小对城市的冲击。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双元经济结构的消亡是通过农业人口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时间进入城市工作而有效地增加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最终使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停止来实现的。日本和台湾就是两个非常成功的例子。然而为什么收入均等化的机制不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呢？在这些国家里，随着过剩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可能扩大。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研究一下日本学者Takeo Misawa提出的“主观均衡位置假说”，这一理论可用图4表示。
在这一假说中，农业生产被假定为对劳动投入的增加有递减的边际收益，而劳动的创收能力在非农业行业中比在农业中高，所以等收入曲线W0,W1,U,W,V等凸向原点，并且对横轴的倾斜度超过45。这些等收入曲线中的每一条都代表农户的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是可以通过在农业和非农行业中的不同的劳动投入的组合来实现的。右边的等收入曲线代表的收入高于左边的曲线。在图中，OL=OK，从而直线LK对横轴和纵轴的倾斜度为45。如果一个农户使用OL数量的农业劳动，他不参与非农业活动，此时他将达到WO的收入水平，然而，该农户可以通过把部分的家庭劳动从农业转向非农职业来增加家庭的人均收入。例如LE数量的劳动从农业生产中撤出，也就是说假定OA=LE数量的劳动投入非农业职业，OE数量的劳动从事农业活动，那么一个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W1就可以达到。当农户决定农业和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分配时，他们被假定为既考虑收入也考虑劳动的参与率或者说是劳动强度。Takeo Misawa先假定农户的就业目标是实现与非农业劳动者家庭相同的人均收入W。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非农劳动代替农业劳动的比例就会一直增加，直到LK上的Q点。在Q点，收入水平为W。在到达Q点后，农户既可以继续沿着LK直线向K移动从而实现比非农业家庭更高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沿着等收入曲线W向Z点移动从而减少劳动的参与率，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这两种选择取决于休闲和收入的优先度。
图中OF是使农业生产活动得以正常维持的必需的劳动量。农业劳动的撤出数量受到这一基本需要量的制约，从而上述的第一种情况下农户所选择的主观均衡位置可能在a点达到，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的均衡位置在b点。当a点被选择时，能实现收入水平V，但是更多的情况将是农户接受了低于W的收入水平U，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对农户的重要性逐渐增强。所以为了维持正常农业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同时又达到收入水平U，农户就会选择c点作为主观均衡点。点d是另一个极限点，当农户选d点时他接受的收入水平是U，他的劳动参与率与非农业家庭相同，但此时农业生产被忽视了（因为投入的劳动量少于最低的维持生产的量），这种情况在农户更看重休闲时间的时候发生。E点与z点重合，代表了另一种极端情况，即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劳动强度都与非农业家庭相同，但是农业生产被完全放弃了。
以上的解释是“主观均衡位置”假说的基本内容。我认为这一假说符合日本的情况，在日本农户的收入可以等同于，略高于或略低于非农业家庭。然而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前者似乎总是低于后者。什么因素造成了“主观选择”不再存在呢？我认为农业家庭的劳动参与率是有限的，由于两个原因农户不可能自由选择劳动参与率。首先是政府设置了各种管制措施来限制劳动的自由流动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另一个原因在于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由于农村相对较差的教育部门条件。这些农村移民在知识和技能上相对于城市居民具有劣势，他们的就业范围有很大的限制，他们的自身素质使其不可能自身选择职业。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劳动的转移或者说在城市经济中的参与率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上限为LM，从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只能达到U1。当他们到达N点时他们不能沿着LK继续向a点移动，虽然他们愿意增加劳动强度，因为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已经达到极限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体制上限制及教育资源，人力资本上的差距不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就不可能消除，双元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改变。占总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低收入的农业人口不能创造对城市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的巨大需求和足够大的市场，这种总需求不足最终会限制城市工业的发展。低收入导致低生产率水平，因为农户买不起很多提高生产率的投入品，如机器和新技术，这又导致农业部门和资本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双元经济的长期化。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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