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投降主义论文,陈独秀论文,错误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以犯了投降主义错误，究其原因很多。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而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影响则是重要原因之一。科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总结其经验教训，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
大革命初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代表的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
（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是“二次革命论”。其主要内容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民主革命胜利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无产阶级才能对革命起领导作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建立在对中国工人阶级现状错误分析基础上的。陈独秀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工人力量还很弱小，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革命势力”，“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
应该说，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战略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共产国际帮助中共找到了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过程中，始终有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倾向。这对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建议国共合作之初，就是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并断言在“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时，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国民党合作，中国革命的前景“将是暗淡的”②。这种对国民党估计过高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并希望国民党抛弃以前不发动群众、依靠外力和军事投机的旧观念，“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这种拱手让出领导权的思想，不能不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幼稚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影响。
其次，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当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向共产党进攻、反对国共合作时，共产国际既反对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认为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结果，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认为“现在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③。这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中，也有要中共保持独立性，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字句，但这里所说的领导权，是要求通过国民党来实现的。共产国际认为，整个中国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还担负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现实的中国是做不到的。因此，共产国际采取的是让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内，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下发展力量，以待将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对国民党，是把它作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形式来看待的，主张用四个阶级的联盟来领导中国革命。既使到了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刻，共产国际仍然不同意放弃国民党的组织形式，认为只有当中国革命进入到“苏维埃阶段”时，才能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而只有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时，才能成立苏维埃，也只有到那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才“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④。
共产国际主张用国民党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将来无产阶级力量发展后再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它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主动让出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在统一战线内加紧了反共分裂活动。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其驻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参与下，陈独秀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分裂国民党，形成“西山会议派”。为了反对国民党老右派的进攻，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准备召开国民党“二大”，处理“西山会议派”等人。会前，在广州工作的周恩来、陈延年等同苏联政府派到国民政府任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商量，准备在会上采取打击国民党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开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在选举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在国民党内占绝对优势。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反对这样做，指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上海同孙科等人谈判，并达成七项协议，建议孙科等人回广州后再召开国民党“二大”。在共产国际以妥协退让来维持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下，周恩来等人原来的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上未能全部实现，特别是在选举时，一些右派被选进国民党中央，结果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阴谋手段调动军队，在广州宣布戒严，包围了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的住宅，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阴谋夺取军事领导权的重要步骤。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广州的顾问讨论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却认为这是蒋介石对某些苏联顾问作风反感，和共产党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造成的⑥。当时正在广州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一面指责对“中山舰事件”准备反击的中共广东组织偏重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倾向，要他们切实帮助国民党，一面同蒋介石会谈，表示继续同他合作，并接受蒋的要求，撤销了同蒋介石关系紧张的苏联军事顾问职务，让其回国。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这样，蒋介石完全控制了第一军，实际控制了广东的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从苏联回到广州的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确定的保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同蒋介石会谈，完全答应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要求，以限制共产党活动来换取蒋介石反对国民党老右派，并明确表示支持以蒋介石为首进行北伐。这在客观上支持、纵容了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于是，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打击共产党、争夺党权的《整理党务案》。由于陈独秀等人的退让，该提案被通过。这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在国民党内“占了极大的优势”⑦。
陈独秀在上述事件中的错误，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共产国际一直把蒋介石看成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因此，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从军事、经济上都是支持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北伐，而对共产党却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给予卓有成效的帮助，特别是没有而且不允许共产党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他们幻想依靠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进行北伐，从对蒋介石的扶植、依靠到无原则的让步，结果造成了蒋介石军事力量在北伐中迅速扩大，最后用武力背叛了革命，导致了大革命在局部地区的失败。
二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大革命终于失败。对此，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有重要责任。
（一）1926年9月，鲍罗廷发表演说明确说，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此后不久，由于许多地主阶级出身的北伐军将领反对农民运动，鲍罗廷害怕影响统一战线，又转为主张限制农民运动。10月，共产国际也给中共来电，提出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甚至提出应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
陈独秀本来就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1926年12月，在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向资产阶级右派妥协退让，竟作出压制农民运动的决议。会后便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这就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丢掉了对农民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成为陈独秀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志。
（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使革命在局部地区失败。在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一再错过有利时机。结果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党没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阶级阵线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革命阵营只剩下工、农、小资产阶级。而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⑧。这样，共产国际就把维护与汪精卫的关系当成挽救革命的中心问题对待。这导致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在政策上对汪精卫一味退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等致书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并指出否则“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⑨。但共产国际代表认为冯玉祥是可靠的同盟者，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同冯玉祥的联合上。认为冯部国民军正准备兵出潼关进军河南，应与冯部在河南会师，再东征讨蒋。这实际迎合了汪精卫的需要，而没有把政策重心放在发动两湖、江西的农民运动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兵出河南继续讨奉。这不仅丧失了讨蒋时机，而且得到的却是汪、冯同蒋联合反共。
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其任务是研究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会议指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但会后，鲍罗廷为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维护统一战线，不惜向汪精卫等让步，公然反对土地革命。陈独秀也追随其后，主张取消土地革命。这就在关键时刻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时机。
中共“五大”之后革命危机日趋严重。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鲍罗廷、陈独秀反对用工农武装对抗许克祥的叛变，而主张和平解决。结果大批革命者被反革命屠杀。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指示（即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绝对忠诚的革命部队”等。这个指示虽然来得迟了，其内容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易仍然把挽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拉住汪精卫上，将指示送给汪精卫看。这促使汪精卫决心公开反共。陈独秀则认为国际指示根本无法执行，既不传达，更不贯彻，继续对汪精卫实行退让政策。
7月3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国共关系十一条决议，向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全面投降，想以此拉住汪精卫。但汪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大革命已无法挽救。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大革命失败。
三
大革命时期，从中共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中，我们可总结出几点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更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没能识别、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二）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搞清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适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政策、策略，这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依靠中国同志自己在革命实践中亲自去体察、解决，这是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无法很好解决的问题。
（三）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对推动各国摆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影响，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每个国家的革命都要依靠远在莫斯科的国际指导中心进行指挥，不可能不出现失误。因此，在革命深入发展的情况下，由一个统一的国际中心指导各国革命是不可取的。
（四）中国党处理与国际组织、外国党的关系的正确原则只能是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只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的决定，而不应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
注释：
①见陈独秀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
②《马林给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日。
③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④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5月24日。
⑤⑦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
⑥斯切潘诺夫《关于“三二0”事件的报告》1926年。
⑧《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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