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看中国的人口数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世界人口的剧增，由于人口增加而导致的资源急剧减少、环境的迅速污染和恶化，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今天，因人类活动使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球生命、人类社会的持续性发展，除非人类彻底地从观念上和行为上改变，否则人类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
中国的人口压力是否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1957年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之所以引起那样大的轰动，充分说明人口问题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197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运动，最重要的原因是亲身感受到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沉重压力。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20世纪70年代我们也许没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提法，但是蕴藏在计划生育口号后面的指导思想却是明确的，这就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缓人口规模的巨大压力，促进经济更顺利发展。
30年过去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成绩。按一些专家的估计，计划生育的实施，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宽松的人口条件。从世界的角度看，联合国最近十几年不断在调低对2050年世界人口的预测，从110亿到现在的89亿。很显然，占人类1/5的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对减缓世界人口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规模迅猛扩大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与此同时，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质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人口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多元化的问题。但是，多元化并不等于各种问题可以不分主次。无论是从目前，还是从今后几十年看，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仍然是人口数量或规模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人口数量与结构、人口数量与质量、人口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比较多，我个人就此谈一点意见。
一、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变化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
在论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与影响时，相当多的文献都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资金不足、养老设施短缺等作为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论据。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即把由于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引起的各种问题直接作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了。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使在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的情况，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比例上也会出现上升。形象地说，这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但是，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却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65岁人口的多少完全是由65年前的出生人数和这65年间死亡水平决定的，与现在人口是否处于老龄化还是年轻化无关。而现在64岁人群的大小，即明年将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数量多少，也只与64年前出生人数多少与64年间死亡水平有关，与现在人口是否处于老龄化或年轻化过程也无关。
所以，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1925至19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至少得出两个重要结论：①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服务设施等问题，是属于老年人口规模过大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问题。在概念上，应当严格区分什么是老年人口问题和什么是人口老龄化问题。②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的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把这个结论延伸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判断：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最终会在将来减缓老年人口的巨大压力。
二、提高生育率的结果——增加失业人口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为了减缓老龄化进程，减低家庭养老负担，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手段——提高生育率。毫无疑问，提高生育率肯定可以增加少儿人口比例。从宏观上讲，它有利于降低老龄人口比例，改变总抚养比。从微观上讲，它增加了家庭的平均子女人数，有利于分散子女的养老负担。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结果。降低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家庭平均子女人数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变总抚养比，分散子女的养老负担。提高生育率后能不能实现上述目的，取决于新增加的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能不能真正构成对老龄人口的经济支持。
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和预测，在目前生育率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面临一个来势很凶猛的就业高峰，承担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按照袁守启的预测，今后20年内，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2000年劳动力供给为7.14亿，2010年上升为7.82亿，2020年7.75亿，而2010年劳动力的最大需求为7.4亿，2020年仍为7.4亿。2010年和2020年的失业率分别为5.18%和4.42%，失业人口分别为4000万和3400万。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估计在20年间将有2亿以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些研究的具体预测结果虽然有差异，但结论却是共同的，即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将长期处于过剩状况。在稳定目前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已是过剩的，那么，提高目前生育率的结果只是更加剧了这种过剩状态，增加了失业人口数量，而不会增加“养老的经济支持”。
当然，提高生育率导致失业是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分析的，总量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并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间均匀分配的。有的家庭多生孩子后，由于教育、机遇等因素，家庭中的所有子女都可以就业，但同时一定会有很多家庭的子女全部不能就业。同样，总量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在年龄分布上也不是均匀的，也许年青人就业机会仍然很多，但年纪大一些的劳动力肯定会受到挤压而提前退休，正如目前看到的，下岗职工的年龄基本集中在40岁以上。在性别上也是如此，被过剩压力挤压出劳动力市场的也许会集中在女性上。所以，某些家庭、某些地区就业形势的稳定，甚至就业“短缺”，如同江苏、浙江、上海那样，并不能证明全国劳动力总量不过剩。
三、近10年中国人口没有出现“逆淘汰”
人口素质主要包括了2个因素（也有人主张3个因素）——身体素质和教育素质。身体素质中有一部分属于先天性的，如遗传等，另有一部分是由后天因素形成的，如医疗卫生水平、营养状况等，而教育素质则完全是后天形成的。因此，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手段是大力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中国农村人口素质较低，但生育率却高，城市人口素质较高，但允许的生育率又低，这种状况导致在每年的出生婴儿中，城市孩子的比例偏低，农村孩子比例偏高。有人担心，长此以往，人口整体素质会因农村孩子比例上升而下降，出现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在统计上，这种推算无可非议，但是，这不是事实。“五普”数据表明，中国的文盲率从1982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16%，又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6.7%。全国，包括农村地区，每10万人中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比例都一直在上升。认为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是没有根据的空穴来风。
四、中国人口总量多少合适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而且冒很大的预测风险。但从宏观战略的角度，这个问题必需明确。根据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及今后发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判断，21世纪中国人口总量的高峰值不会超过16亿。另一个巧合的数据是，根据一些专家的预测，中国土地的最大承载力也是16亿人。在这种背景下，16亿似乎成了人口控制的一个目标，只要在16亿之内，人口多一点少一点无关紧要。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是决定这个国家能否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原因。当今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国家中，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也有人口稠密，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人少有人少的发展模式，人多也有人多的发展道路。从长期看，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的人口只有2亿多，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没必要一定具备16亿人的条件。如果上帝能重新安排世界，如果盘古能重新开天地，我们决不主张中国需要十几亿人。如果要确立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我们倾向于在社会经济能力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让中国人口逐步地、缓慢地减少，比让中国人口静止在16亿上更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们无法精确回答中国未来人口总量究竟多少合适，但是，在3亿（美国）和16亿（中国最高人口预测数）之间，就中国而言，在目前的资源、环境、国情、国力条件下，人口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能使我们的发展道路更平坦一些，发展的困难更少一些，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和美国人口总量相比较，中国至少在未来100年内根本无须担忧人口过少的问题。
正是从数量与结构的综合分析中，我们认为，在人口规模问题与年龄结构问题的比较中，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最近，随着中国粮食供大于求局面的出现，有些学者提出人口控制可以放弃的主张，显然是没有从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人口总量问题。如果这个基本问题不解决，今后各种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动摇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控制是我们经过几十年的艰难的探索、争论才达成的共识。在设计新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框架时，人口控制应当始终是它的主旋律和核心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也不应该动摇的。
五、削峰填谷，通过人口流动减弱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
在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年龄结构韵加速老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我们对年龄结构老化的负面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人口总量控制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一对矛盾，在对人口进行调控时，必须全面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使总负面影响达到可能的最小值。因此，在控制人口总量时，并不排除对某些地区、某些城市的生育率进行微调，尽量缓解、减少年龄结构剧烈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比如上海市等，生育率的调整显然有助于解决诸如养老、独生子女等许多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思路是削峰填谷。从全国整体上观察，各个地区由于过去生育率的差别，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现状有很大的差别，如上海、北京等城市与偏远山区，东部沿海与西部地区等。如果我们通过人口流动与迁移，削峰填谷，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还较年轻的地区劳动力，有序地流向人口结构已经老化的地区，显然可以大大缓解像上海、北京这样城市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实上这种流动已经在发生。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口已古到户籍人口的30%以上。关键是认识要清楚，政策要明确。差异大，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东方不亮西方亮”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这个特征。在平衡中国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的矛盾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坦率地讲，这种优势在小国（如以色列）不会存在，在同质性很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也不会存在。换句话说，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地区的巨大差异是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内部可以进行调剂、互相补偿的一种优势。
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不能有此非彼，只能相互照应，相互妥协。因为，未来的中国不能忍受庞大人口总量的压力，也同样不能承担人口过度和快速老化的剧烈震荡。
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国情，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显然并不同于瑞典、德国那样的国家，也不同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要想真正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认清人口问题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认清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人口日”在中国的意义可能不一定完全等同在其他国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