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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50(2001)04-0031-0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作为二十世纪初叶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比较文化 的 开创者之一。他曾写了一部轰动西方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笔者使用的汉译 本是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下简称《新》），在此基础上，韦伯有一个雄心壮志，就是要 对世界上各大精神系统做一比较，以探讨何以资本主义只会在西方（欧洲以及北美洲）首先出 现。当然，韦伯在其著作中反复宣称，他的比较研究只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察的结果， 这种角度决不是唯一的，并未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他对中国的考察结果是《儒教与道教》 （商务印书馆1995年10月版，下简称《懦》）。虽然韦伯并不懂汉语（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 过传 教士们的研究），而且在这本书中还存在不少常识性错误，但是韦伯所揭示的儒学（韦伯也称 儒教）与道家（韦伯分不大清道家和道教的区别，常常混用）的精神本质是深邃的。中国文 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也使中国古代商人具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企业家的独特品质 。对照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我们会发现，在韦伯看来，中国古代商人缺乏西方近代企业家身 上所拥有的一些东西，韦伯认为这正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职业观
近代资本主义职业观竟然是产生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一个词的误译，这不能不说是 历 史的一个幽默。犹太古文献《便西拉智训》第十一章第二十至二十一节说：“坚守岗位， 持之以恒，工作到老，不要羡慕罪人的得势，而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忠于主。主使穷人乍富 ， 此乃极易之事。”（《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版 页169）此处的“工作”一词本来 就是平常意义上的，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路德不这样理解，他用了一个德文词“Beru f”（中文可译作“职业”、“天职”）来译“工作”，使“工作”带上了伦理的意义。美 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学派创始人，也是韦伯研究专家帕森斯(Parsons)用英文Profession 和Calling来译beruf，中文可对应为“天职”、“呼召”。天职一词很有意味，比如说：“ 为人民服务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在心理意义上是接近路德的意思的。在韦伯看来，天 职观念构成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他说：“事实上，这种今日我们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 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 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新》页38） 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韦伯所揭示的“天职”观：它得自于信仰；它为人行于世提供了最后 的基础，让人知道是为了神圣的唤召而工作。这就是当年清教徒们的信念。这种“天职”观 决定了清教徒可以从事除政治以外的任何正当职业，尤其是工商业；而且，天职观念还加剧 了分工的出现，它使得每个人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会 符合神的旨意。当然，韦伯又指出现实的变化却最终改变了路德的初衷，后来的资本家甚至 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集体遗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铁笼”（韦伯语）， 人变成了急功近利者，个人享乐者，“天职”观念完全失去了它的宗教意蕴。
在中国，商人自始至终没有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职业观念。这是与中国古代商人的定位 联系着的。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 《 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与农、工一样 关系人们的生活。在先秦，商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很风光的，大家都有发财的欲望，如孔子言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土，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更 总结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住。夫千乘之王，万家之喉，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平?”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出了不少商家大贾，诸如弦高、范蠢、子贡、吕不韦之流。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及经济 条件决定中国古代只能以农立国。自商鞅变法始，重农抑商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意识的主流。 在士大夫们看来，商人不事生产，专靠投机射利，巧取豪夺，引起人心浮动，甚至引起天下 的贫困。清末翰林院学士谢阶树就说：“今天下贫三而富一：君贫、臣贫、民贫，是三贫也 ；而富一，则商贾而已矣。”（《约书·理财》）本来具有社会意义的商业在社会主流意识看 来就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商人的目的就是一心赚钱，商人使用的手段就是诡诈。《韩非子· 备内》说“……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 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中国古代的文人士 大夫是社会主流意识的代言人，他们对商人的看法也就是整个社会对商人的看法，而最可悲 的是这种看法也被没有话语权的商人们认同。因此才会有“无奸不商”的说法，不择手段赢 利似乎是中国大多数商人的唯一目的。韦伯这样描绘中国商人：“中国人赢利欲的异乎寻常 的强烈和发展早就是不容置疑的事了，其厉害和肆无忌惮——只要不是宗族同胞——为其他 任何民族的竞争所不及。”（《儒》页115）
这样，因着社会主流意识对商人的看法，商人们虽然在发财时奋不顾身，但是他们本身对 自己的职业并无信心。中国古代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是生计所迫，是生活的压力，他们更 向往的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追求的是耕读世家。虽然商人中尤其明清以来多有穷书生弃文 从商，但文人士子的生活对商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倒不仅仅在于读书使人明理，而是因 为在中国古代人看来，文化里面包含着许多神秘的东西，文人士子身上有种超俗的魅力—— 卡里斯马品格。（读者可想家胡屠户教训未中举的范进时讲：举人们都是文曲星——参见《 儒林外史》第三回）这当中徽商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徽商是明清之际兴盛了几百年的商帮， 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在许多地方微商都建有自己的会馆。会馆中往往有各种对联以明徽商 心志，有许多都是关于向往读书的，现抄录两条：
1、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2、欲高门第须为善
要好儿孙必读书
（转引自曹天生著《中国商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页233 234）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比较有文化修养的一批商人，也是比较有开拓性和进取心的一批 商人，但他们也无法为自己的职业找到理论上的根据，中国古代商业的举足惟艰也就是意料 之中事了。
二、劳动观
新教改革后的加尔文宗尤其是对北美洲的开创起过重大作用的清教徒的劳动观念是与他们 的 职业现紧密相连的，这也起源于路德，“路德认为，修道上的生活不仅无价值……而且， 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 来是胞爱的表现，他以劳动分工迫使每个人为他人而工作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新 》页59-60）但是，总起来说，路德的劳动观念是传统主义的，劳动是每个人为完成大职而 不得不如此之事。只有到了另一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加(Calvin)那儿，劳动观念才发生了质 的变化。
鄙视体力劳动，在欧洲中世纪与中国如出一辙。在西方中世纪，大多数修道院的修道士们 整天沉浸于冥思苦想之中，把世俗的劳动看作是卑贱事儿，因此劳动只能是那些不能享永生 福气的世俗人应尽的本分。但在加尔文这里，除了和路德一样宣称“因信称义”外，他还提 出了预定论。每个人的得救与否完全与今世行善行恶没有因果关系，而是早就“命中注定” ，只是谁也不能预知自己是否命中注定要得救。因此，为了证明这个“命中注定”，今世 又必须刻苦自己——禁欲，并以积极的行为来显示这个命定。这很似一个悖论，因此有人指 出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创造了对得救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清教徒直接继承了加尔文的思想。例如：“在A·H·佛兰克看来，在一项职业中的劳动也 是一种最好的禁欲活动。”（《新》页103）韦伯是这样归纳清教徒的看法的：“虚掷时光便 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 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 列……”因此，“人需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 （同上，页123-124）清教徒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证明了上帝对他们的恩宠，也实现了他们 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会。劳动，不再是受人弃视的事情，而变成了光辉的事业，我们可以说 这种劳动观后来大大影响了无产阶级政党劳动观的形成。
那么，中国古代商人是如何看待劳动的呢?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商人不爱劳动，中国人的勤 奋是出了名的，美国大都市中唐人街华裔的作为无疑向洋人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说中 国古代商人不重视劳动的价值，成俭败奢是历来的古训。但中国古代商人的劳动观里没有象 清教徒那样把劳动看作是对生命的认同，看作是为他人服务的机会，简言之，中国古代商人 的劳动观里缺乏一种终极关怀的支持，因此，在中国古代商人那里劳动的价值是即时性的， 不具长远的意义，更不是为来世谋幸福的手段。商人队伍里也没有象路德及加尔文这样的思 想家作他们的代言人，我们无法从文献上说明中国古代商人对劳动的看法，但是从大多数商 人尤其他们的子孙在富贵后的骄奢淫佚，我们也可以推知他们对劳动的态度。而且，中国古 代商人在西汉中期以后就基本上失去了社会意义上的话语权，他们对劳动的态度要受社会主 流意识左右，那么，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们如何看待劳动?这可以儒学的两位祖师爷的 讲法作代表。孔子弟子樊迟问稼问圃，孔子的回答倒似挺谦虚：“吾不如老农，”“吾不如 老圃，”可等樊迟一出门，孔子就责备上了：“小人哉樊须也……”以（《论语·于路》）因 为愿意劳动就成了小人，所以愿意学习孔子的人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小人。至于盘子说的更直 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胜文公· 上》）看来孔孟也非绝然反对劳动，只是瞧不上体力劳动，虽然他们也是靠体力劳动者养活 。这倒很类似于中世纪传教士们对劳动的态度，但这与清教徒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劳动观。清 教徒讲“不劳者不得食”，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耽于玄想无益。因 此，即使在清教徒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他们仍然在不断努力地工作。反观中国的商人，一 旦有了一些资财后往往就是奢糜。中国古代民间妓院和赌院特别兴盛，它们基本上全靠中国 商人支撑。所以中国古代富商大贾很少能流传三代以上（可与同为封建时代的日本比较，日 本的三井商业家族从16世纪末开始兴盛，持续了近4个世纪），基本上自生自灭，这与他们对 劳动的态度大有关系。
三、财富
在韦伯看来，中国古代商人和清教徒对待财富的态度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节俭，但他 们节俭的出发点和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供给，使大多数人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不敢对财富少有懈怠，所以形 成了“一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登峰造极的节俭（从这个词的消费含义上讲）。 ”（《儒》页259）这种节俭观念在商人身上有充分的体现，财富几乎是所有中国商人的精神 依靠和支柱，所以中国商人是出了名的苛薄——对他人也对自己。例如民国前后安徽巨商汪 厚庆。他经常告诫人们说“要知家苦”，不能“吃了白米饭，丢了乞丐棒”!尽管他家里满 是缓罗绸缎，他也只是在应酬宾客和年节时穿件新衣服，平时一身竹布短打，有轿有马不坐 不骑，却穿上一双土布鞋，夹上一把油纸伞，以步当车。他在饮食上也非常节俭，常年青菜 、萝卜、胸菜、豆腐汤，他还关照各店铺管事的先生，平时一律粗茶淡饭，只准每月初一、 十五打两次牙祭，还不时到各地厨房察看。他平时到各店，从不在店内吃饭，到东家就说在 西家用过点心，到西家又说到南家打过伙，尔后他离开店铺就躲在巷头摊尾啃上两个米馍充 饥。（以上事见《中国商人》页37）
汪氏的作为是中国古代创业商人的典型作风，历代典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世说 新语·俭啬》载王戎两事，一是王家有好李树，每次卖李子的时候，王戎都要每李钻核，说 是不让他人得种——也亏他有耐力有恒心钻这几百几千个李子。二是王戎女嫁裴，当时裴家 贫 ，故借王戎数万钱。这样，女儿每次归省，王戎都没好脸色，女儿知道父亲的心，赶紧 设法凑钱还账，再归娘家，父亲果然就笑脸相迎了。
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国古代的许多创业商人来说，对待财富的态度就是攫取，积存，再攫 取，再积存。他们不愿去关心获得财富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财富本身就是意义。这样说来财 富只有对活着的人有意义，所以中国古代商人的财富观是很奇特的，其本身就蕴涵对财富的 否定。一方面是拼命节俭，另一方面又是对财富的毫不顾惜。这种毫不顾惜，一是表现在个 人行为的赌博、逛妓院，二就是厚葬，三是培养败家子。前文已经讲过，中国商人身上缺乏 一种宗教气质，而且中国古代商人也如同其它行业的人一样精神上受礼教的压抑，并且随着 他们商业上的成功这种压抑感就只会越来越强烈，财富使他们有了宣泄的机会，而赌院、妓 院提供了场所。就第二种行为——厚葬来说，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厚葬是一种 传统习俗，本来未必多么听话的子孙们可借此来显示对先人的“孝顺”；二是中国古人虽然 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但出于万一有的设想，到时候带一批财物到另一个世界也好过个安稳日 子；三是在商人下意识中倾向于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下的产业不能让他人享用。对于培养 败家子，这与中国古人重视后继香火有关，也与前边提到的劳动观有关。在中国古代许多家 庭，长辈对后代关注的不是教育他们独立生存，而往往只是把儿孙们看作是香火所继而加以 溺爱，缺乏文化修养的商人家庭更是于此为甚。刚才提到汪厚庆，他的全部家业在他死后都 葬送在他溺爱的孙子汪意茹的手中。
在韦伯讲的清教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财富观。清教徒通过辛勤劳动创造了 大量财富，但是对于一个清教徒来说，他只有创造财富的义务，而没随便使用财富的权利， 尤其不能用于个人享受。因为财富积累是他们得救的证明，他是在为上帝照管产业，当然他 也可以为他人利益使用财富，但这也是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韦伯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我 尤其想到了一个制造商，他在事业上获得了不寻常的成功，晚年极为富有。为治疗讨厌的消 化不良症，医生让他每天吃几只牡蛎，他极不情愿地照办了，但他一生出于慈善目的捐赠的 众多的礼物，以及他那一定程度的慷慨，却从另一方面说明这只不过是那种禁欲主义思想的 残留。这种思想把自己享用财富当作不道德的行为，与贪婪绝对毫无关系。”（《新》页243 )对照韦伯的解说，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当年美国首富休斯(Hughes)，因经常食用廉价 速食罐头而死于“营养不良”。由于清教徒这种只积累不消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能够不 断扩大再生产，他们的资财也会一代代流传下去，社会的财富也日益繁荣起来。
这就是笔者在读韦伯过程中的一点心得。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现在已基本不再是 清教徒们所设想的社会，相反，它现在正在日趋失去清教徒们的终极关怀而变得越来越功利 ， 越贪于享乐。对于中国的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所需的是要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脱去旧人， 养成一种现代性格。但是，为了避免我们的社会也变成一个“铁笼”，中国的现代企业家 身上除了有经营的本领外，也要发生一种“终极关怀”，这就不单单是企业家们这个群体的 责任，而是要靠全社会尤其是具人文关怀的人们的努力了。
收稿日期：2001-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