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文生态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持续发展论文,人文论文,生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力：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困境
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它又面临许多难题，潜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使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困境之中。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困境的根源何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力何在？这些问题显然很难在经济自身中找到答案，必须跳出经济这座“围城”，在更广阔、更深层的视野中寻求解释。我认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人文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经济—人文生态的问题。
经济的运行必须透过某种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人的积极性，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后力所在。近二十年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把劳动状况与劳动成果的最后分配挂钩，从而形成、刺激、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计件工资制度、奖金激励制度，在本质上都是这种思路的落实。应该说，它对中国经济的起步与腾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思路如果贯彻到底，在哲学上必须有两个预设的理念。其一是“经济人”的假设，把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人看作或主要看作是“经济人”，因而经济的动机是基本的动机，经济动机的刺激，是基本的乃至是唯一的激发力；其二，必须假设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只有这样，经济刺激的可能性，人的积极性调动的可能性，由此经济发展的活力才可能是无限的。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奖金这一类的经济杠杆正愈来愈失去对人们的刺激力，经济活动主体对经济的刺激表现得越来越麻木。奖金这样的激励机制，事实上已经转化为保障机制，成为人们工资中应有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可能称之为“激励—保障”机制的逆转，标志着经济刺激力的迟钝，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唯一的选择似乎是：要么强化经济刺激，可是它潜伏着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要么在经济刺激之外重新寻找其他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在“经济人”假设的单一的经济刺激下，我们发现，人实际上已经还原为动物，人正在沦为经济的动物，金钱的奴仆。当经济活动的主体依着经济的即金钱刺激的节奏而行动时，事实上已经与公园里猴子伴着食物的刺激而作出的反应相差无几。在任何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营中，当不能找到经济以外的杠杆来激发人的内在潜能，规范人的行为时，就标志着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深层动力的枯竭甚至丧失。因为经济刺激往往会陷入自身的二律背反中：如果刺激强度不够，内在的经济欲望得不到满足，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彻底满足人们的欲望，则“吃饱的耗子不想动”，也不能发挥刺激的效果。这就是经济的“刺激—满足”模式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后力陷入困境之中。走出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就是要在经济运行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发现、创造、激发、满足人的新的需要，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的活力与持续发展的后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中国经济的困境，不能经济的困境，而是人文的困境，文化的困境。
以上分析表明，寻找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后力的努力，必须突破经济学视野的局限，在更广阔的立体性座标中寻求答案，其中人文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的透视空间。可以说，经济改革推进到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已经不只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运行缺乏人文的调适，或人文的配合，人文力或文化力的匮乏导致的经济运行的活力不够或后力不足，是现代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缺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下一步的努力就是要实现经济与人文的新整合，寻找到经济发展的人文推动力，或者说，为经济的发展找到文化上的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
二、活力与合力：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
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任务。70年代以后，中国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及其他一切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这种状况，很容易给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以为经济发展，物质生活就是一切——不只是基本任务，而且是最高目的，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这种状况，在不少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经济运营的目的性的模糊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是经过一段时期以后经济发展后力的匮乏。这里，必须提出这两个经济哲学的问题：经济发展的目的性何在，经济本身能否构成自身的目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应当到哪里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因而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的基本任务，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然而，如果说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问题，那么它是否就构成了人的全部目的与最高目的？显然，人活着必须吃喝住穿，但吃喝住穿绝不仅仅是为了活着。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它摆脱了动物求生的本能的驱动，透过价值的追求，显示出人的尊严和价值。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才是人的最高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这一最高目的，人类必须首先发展经济，解决生存与生活的基本问题。就是说，经济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经济发展是人的基本任务，而不是全部任务，在一定时期中，它可以构成国家民族的中心任务，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当把基本任务当作最高目的，把必要条件当作充要条件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运营的目的性的丧失，并由此导致人的目的性的丧失，在经济运营与物质生活面前，人由主体蜕变为对象，由目的沦落为工具。西方学者所批评的“货化社会”与“物欲世界”，就是由经济运营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与目的性的模糊造成的直接后果，其症结在于任凭经济规律的盲目作用，失却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人对经济活动的主宰与引导作用，失却了经济发展与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的现代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吸取这一教训，以免付出过高的学费。这里，不必进行经济是工具还是目的的两极思维，起码要把发展经济放在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双重坐标中考察。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运行的机制，必须在经济内部寻找。但同样无疑的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经济活动是人的积极能动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主体性与规律性构成经济发展的双重本性，“人”的规律与“物”的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双重规律，其中物的规律是基本规律，但又必须通过人的规律体现，所以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透过这两种规律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一般认为，人的需要，人的欲望，与物质财富的局限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的矛盾与基本动力，然而这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如何引导、实现人的需要，如何解决需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追求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对人的行为激发作用的性质，就具有了很强的人文特性。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物”的规律中，潜在着一种自然力；在“人”的规律中，同样潜在着一种“力”，这就是人文力。自然力与人文力，是经济发展的两股力，前者是自在的，既定的，客体的；后者则是自觉的，能动的，主体的。人文力是经济发展的最活跃、最深刻的推动力，由于人文力主要是通过文化的机制形成和激发的，因而又可称之为文化力。
什么是文化？我曾多次强调一个命题：“文化就是人化”。也许人们对文化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从其对人的作用看，最基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形成、积蓄人的内在潜能；二是规范、调动、激发人的内在潜能。文化通过信息的输入，强化人的知、情、意的内在力量，在知识方面形成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力，在情感方面形成人的内聚力，在意志方面形成人的行为力，这些构成人的内在潜能；文化还形成各种引导人的内在需要和欲望，调节人的内在潜能，规范人的行为，赋予个体以生命秩序，同时沟通各个体的内在潜力，使其凝聚为一种集团的或集体的力量，以形成社会生活的秩序，这就是伦理力与道德力。不仅如此，文化所形成的人的内在力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仅要强化，凝聚人的内在力量，而且还要形成一种人文的机制，使这些内在力量通过某种激发，能够释放出来，并服务于人的目的，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形成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只有这样，文化才能构成人的内在“活”力，也才能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活”力。因此，文化形成的人的潜能，是一种资源，即人文资源，这种资源就使用价值来说，是一个变量，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由于人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地位，也由于经济发展中人的规律的作用，人文力或文化力不仅是经济运行的人文机理，也是经济发展的动能源泉。
经济运行有赖经济组织的建立。因此，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个体的活力与组织的凝聚力。如果前者是“活力”，后者则是“合力”。个体活力是经济活力的基本单元。这种活力包括两个方面：个体行为的动力，以及个体不断更新自己行为动力形成新的动力源泉的能力。什么是个体动力的源泉？按照行为科学的理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因而对需要满足的追求就形成了个体内在活力的源泉。然而，如前所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需要，而在于对需要的理解、追求、实现方式不同，对需要满足的感受也不同，这些不同，根本的方面，就是在对需要的理解和追求中渗透了价值和意义。因此，关于人的内在活力的理论，首先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以关于“人”的理念，对“人”的理解为基础，起点是关于人性的假设，因为对“人”的假设不同，对人的需要的把握就不同。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对“人”的各种不同的假设。传统社会的经济模式以“伦理人”的假设为基础，因而性善论一直是基本的人性设定，它在追求一个圣化的伦理社会的同时，以“德”“得”相通，“义中有利”为基本原理，伦理的激励，道德需要的满足，成为个体积极性激发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当然，在这种伦理激励的背后，是国家一体，自然经济背景下十分现实的社会内容，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最典型的体现。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以“政治人”的假设为基础，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是把个体作为国家这个政治经济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浩瀚大海的一滴水，一块砖，一个铺路石，政治需要的满足，政治的激励，是激发个体活力的主要途径，当然，在这里，政治和伦理总是相联系的。70年代后，中国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在人们的印象中，市场经济似乎是一种“纯经济”，是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在发挥制约作用，因而在中国初期的市场经济中，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基础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刺激个体的内在积极性，然而，如前所述，经济对人的内在活动的刺激是有限度的，因为人的经济需要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很容易产生刺激的“迟钝”，而且，与其他需要相比，它的最大的局限就是缺乏价值性，再生性不强，很难为人的行为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它是一种具有很强刺激力的机制，但到达一定阶段，或者这种刺激陷入不良循环之后，其刺激力就会慢慢减弱。从历史和理论上看，当一个社会，当一种经济，除了经济驱动以外，不能寻找到其他的对人的行为刺激机制时，当经济的刺激难以激发出人的最大潜能，或这些潜能不能得到健康和健全的发挥时，就标志着社会与经济发展进入了“文化沙漠”。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初期，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西方近代以来经济与管理理论中各种人性假设的发展，也才产生了各种需要层次与需要体系理论。众所周知，在西方的需要体系理论中，经济的需要，或物质的需要，只是人的最初级的需要，它要经过不断的提升、引导，发展为高级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系，与其说是人性本身的内涵，不如说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的内在活力的要求。因此，现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发现、培养、刺激人的新的需要，从而培育人的内在活力的新源泉。突破口就是要走出市场经济初期经济人假设的局限，在人文，以及经济与人文整合的意义上对经济发展进行新的透视。在马斯洛的需要体系中，如果说第一种需要主要是人的经济需要，则后四种需要便是人文的需要。人文需要与人文动力的培养，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的刺激机制的形成，是关于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个体内在活力的新视野。在这方面，应当吸取“伦理人”、“政治人”假设中的合理因素，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活力的健全机制。
凝聚力是任何组织最为重要，也是最难形成的人文力。凝聚力是经济运行中个体活力最后凝结而成的组织合力。市场经济需要充满活力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理解为以个体为本位的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意义的消逝，恰恰相反，由于现代生产与经济活动的高度社会化，组织的意义更为重要，凝聚力也就更具时代意义，当然也更为困难。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凝聚力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人文问题。凝聚力的形成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西方的经济理论、管理理论，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美国著名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对集体形成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得出了一个独特的结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因为，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假定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把集团划小，同时实行“有选择的激励”。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征。与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相比，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缺少凝聚力的文化，集团与集体行动的维护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即科学与法律，以此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却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就体现了由科学走向人文的大势。西方古典管理论是科学管理论，它以“工具人”的假设为出发点，致力于管理的“科学化”，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的致命缺陷，于是便出现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人群关系论。人群关系论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的社会性需要，也发现了集体形成的可能。至现代，西方管理论进入“第四次浪潮”，即企业文化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发现并开发人固有的人文能量，并通过企业的人文建设形成企业发展的合力。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经济组织，试图建立起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单元越来越小的趋向，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但“利益共同体”决不能等同于“命运共同体”，如果缺乏价值的引导，“利益共同体”容易蜕变为“利益团伙”，在“利益团伙”中，共同体即集团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功利性、暂时性。而“命运共同体”则代表着个体对集团的认同，“共命运”的意识是它的本质特征。现代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困境，在“硬件”方面是体制问题，经营机制问题，而其深层的问题，则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与“合力”的问题，“活力”是个体积极性问题，“合力”则是个体的活力能否凝聚为一体，服务于企业发展的目标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中型企业的问题，不只是“硬件”问题，更有个“软件”问题，软件即是人文力的问题，核心是人文动力的缺乏问题。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之所以被西方世界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把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发掘出了西方经济运营所缺乏的人文动力，这种动力的根本就是经济组织的合力，家庭式结构，儒家伦理道德，都是这种合力的制度模式与价值理念。在计划经济下，大中型企业以行政控制与政治理念为企业合力的保障，向市场机制转轨之后，如何在寻找个体活力源泉的同时，建立起保障组织合力的机制，就是与大中型企业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严峻课题。
活力与合力，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人文难题，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围城”，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三、经济—人文的新生态：现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综上所述，现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人文问题，或者说，是以经济形式出现的人文问题。因此，现代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跳出经济视野的局限，在人文的视野中寻求突破，这种人文视野的基本方面，就是伦理与政治。经济、伦理、政治，是研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维座标。这种座标系，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人文优势。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力所在，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然而，经济发展只是整个社会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在社会发展的宏观系统中，经济发展、伦理发展、政治发展，构成基本的三维结构。经济发展不仅在一般意义上需要伦理的保障，而且更需要伦理的导向，并通过对人的行为导向的中介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文的动力。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宏观协调发展的视野中，必须确立经济意识、政治意识、伦理意识三位一体的观念，并由此建立起经济—人文的新生态。现代经济意识的核心是市场意识，市场意识受经济规律支配，等价交换、生存竞争、功利效益，构成它的基本内容，欲望的驱使与谋利的冲动使得市场成为“看不见的手”。伦理意识的核心是价值意识，它代表着人们在利益活动中对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在习俗的观念中，伦理似乎是与经济活动、利益追求相分离的结构，是有闲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是对伦理本性的误解。谋生是人面临的基本课题，生产活动是人的基本活动，但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不仅追求“得”即获得，更追求“德”即道德；如果说，经济解决的是“得”的问题，道德着重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的问题。人要生存就必须“得”，但“得”有“大得”与“小得”之分，“利”有“长利”与“近利”之别。“小得”是个体的得，它是真实的存在，但有时为了群体或类的“得”，个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得”；经济活动是谋利活动，但为了长远的利益，有时必须牺牲眼前的利益。正是这些“牺牲”中，体现出了伦理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活动主体并不是一无所“得”，一方面，他获得的是超越个体欲望的道德价值，体现出人的尊严；另一方面，这种牺牲本身并不是实质，在一个合理健全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中，最终它还是有助于组织中每个成员的“得”。这种以“德”谋“得”，“德”“得”相通的原理，是一种超功利的功利性。正因为如此，朱熹才说“利在义中”，“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中国文化之所以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创造出“如何获得”的人文智慧，绝不是劝人不要“得”，不要“利”，而是为了调节各种“得”的矛盾，为了最终的“真得”和“大德”。如果伦理道德与人们现实的利益活动相分离，那么，它最多只是人的生活的精神装饰，在社会生活中根本没有生命力。伦理的意识，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意识，是人的尊严的意识，同时也是人文力的意义。它赋予社会以价值的导向力，个体行为的调控力与内驱力，社会的自我组织力，组织的凝聚力。在这些人文力的作用下，它建立起了两种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的秩序，并由此转换为经济发展的人文推动力。在社会发展中，政治意识是一种制度意识，政权意识，是对经济发展的政治导向，对人的行为政治调控。政治意识的运作，直接关系到经济运行的目的性。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樊篱，人们很容易对市场作泛经济主义的理解，然而，在政治社会中，任何经济说到底都是政治经济，它不仅体现了政治制度的品质，也与政治制度的命运密切关联。分配原则问题，市场物价问题，经济主体的素质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体现了政治的特质。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中，经济发展是根本，但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生活的秩序，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都不可能在经济自身中获得解决，而必须在人文视野中，尤其在伦理人文视野中寻找动力之源。如果说，经济是火箭头，人文便是运送它的核燃料。经济与人文的有机生态，才能保障经济健康、健全的持续发展，也才能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传统社会曾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经济—人文的有机生态，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体系，对自然经济的维系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人文力作用。在这个生态中，经济运营与人文精神体系不仅匹合，而且富有动力源泉。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之上，建立的是以儒道佛为三维结构的自给自足的伦理精神形态，入世与出世互补，刚柔相济的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的基地上，建构的经济主体的特性，赋予传统经济以巨大的韧性，同时也富有维系发展的人文动力的源头活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国传统的经济形式，称为伦理经济，即以伦理为人文动力机制的经济。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伦理是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但在经济—人文的有机生态、在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的意义上，毋宁说，以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自然经济的人文动力之源。转轨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课题，就是要找到新的经济形式发展人文动力，通过与新的经济形式相匹合的人文精神体系的建立，通过它与市场经济的整合，最终形成经济—人文的新生态，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人文动力之源。至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人文上的源头活水与根源动力。否则，在整个社会宏观发展的生态中，市场经济只能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终究会因为动能耗尽而倾覆。现代经济—人文生态的问题，决不是简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问题。现代人们对精神文明的理解，往往只是局限于个体与社会的精神建设方面，局限于社会风气的治理，缺乏从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意义上的理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表述，常常给人这样的错觉，似乎它们本是一个机体上的两张皮。实际上，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离的机体，应当从经济—人文有机生态的意义上理解二者的关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只是对这一生态的抽象表述。一旦建立起经济—人文的有机生态，就走上经济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互为动力、自我发展的健全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才有可靠的后力。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经济—人文的生态，核心是经济—伦理的生态，因为中国文化对人、对社会的设计与理解，都是建立在某些伦理理念、伦理信念的基础上，伦理价值的引导，伦理原理的运作，伦理对社会的自组织功能，一句话，伦理提供的人文力，是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文动力。正因为如此，在经济改革进行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才需要突出进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建设，不是为伦理而伦理，也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要在进行人的建设的同时，为经济发展寻找动力之源。要说“补课”，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必须进行的“补课”。当然，这里，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同时进行关于伦理道德、人文精神理念的转换，不能把它们作为社会系统中游离于经济的结构，也不能简单地作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决定人伦理的机械主义的理解，而是要在经济—人文有机生态的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文动力的意义上理解，并实现人文观念、伦理观念、道德观念的创造性的转换。正如韦伯所发现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新教把伦理引向工作关系，从而直接与经济运营相整合；儒教把伦理引向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换相游离。现代经济—人文生态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经济与人文、经济与伦理的结合点，前提性的努力，就是要找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只有这个转换点、结合点找到了，经济—人文的新生态才能建立，现代中国经济也才能找到持续发展的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