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共产国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共产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周恩来生平研究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自周恩来1924年回国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与共产国际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而，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探讨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周恩来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实为研究周恩来生平不可或缺的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本文分四个阶段试加论述。
一、初步的独立思考与组织上的服从(1924.9-1927.7)
周恩来积极配合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工作；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但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右倾让步政策，作为党的干部，他只得服从这一决定。
1924年7月周恩来自欧洲归国后，于9月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0月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实际斗争中，在国际代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以善于学习、扎实工作和广泛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卓越才干赢得了好评。中共五大之前，尽管周恩来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成员，但他对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全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以及领导权、农民和国民党的分化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建军原则及军队的性质、任务、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更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党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有了深刻了解。当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后，他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威胁统一战线的因素所在。为捍卫中共的地位和尊严，他作出了强烈反应。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决定利用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条件，准备在会上提出开除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要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国民党二大开幕的当天，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正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极力排斥共产党员。希望国民党二大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成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注：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但在维经斯基主张下，中共中央却决定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得放弃自己的主张，执行国际代表和中央的决定。
在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周恩来都曾提出坚决反击右派进攻的建议。但是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却要求中共中央采取让步策略。中共中央服从了国际代表的指示。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服从组织决定。他很清楚，这样退让的结果只能助长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所以，当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成员饶竞群请示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执行整理党务案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在校坚持工作。
从1926年末开始，靠北伐扬名中外的蒋介石，公开散布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不满的言论，并挑起了迁都之争，分裂倾向日益明显。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却只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不提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而周恩来等人却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我们只能加强和巩固民众势力，以便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能够“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注：《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23日。）。12月11日，周恩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指出：不应害怕冲突和分裂，“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五卅”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冲突与分裂“不但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显然，周恩来的意见与共产国际只强调团结、惧怕分裂是不同的。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听不进和无法接受这种正确意见，以至在右倾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痛切地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为了进行有力反击，周恩来提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我们“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这个建议仍未被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采纳。
二、理论与实际分离后的困惑(1927.8-1928.7)
当瞿秋白等人接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以盲动主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毫无准备的暴动并不能挽救中国革命，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盲动政策作了一些修正。这一阶段，他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左”倾理论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但暴动接连失败的现实使他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带着这种矛盾与困惑，他艰难地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八七会议开始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过火的党内斗争由此开始。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下，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给予了处分。共产国际这种惩办主义的做法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如李维汉所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注：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以11月扩大会议为起点，“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在党内盛行。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处分，但仍是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在斯大林三阶段论影响下，他的思想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接受了三阶段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36～137页。）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的斗争要向外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28～130页。）。关于这一点，1960年7月，周恩来在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坦率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
另一方面，他又在执行“左”倾政策的过程中，开始察觉到盲目的毫无准备的暴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着意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批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受这一倾向影响，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党的任务是争取千百万群众，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42页。）。同时，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他发现国际的指导并非完全正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与其有相当的关系。带着这种认识，他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部分代表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客观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认为：“必须一方面要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预共产国际的工作。”针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这种不正确的作法，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1页。），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负有责任，但通过批评其派往中国的代表，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
三、逆境中的抵制(1928.8-1934.10)
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多次“左”倾错误，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剿”，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又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负责。在这两难的境地中，他只能在工作中力求尽量减少由于国际的错误指导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实际斗争，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认识逐渐明朗起来。
党的六大结束，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因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恰在这一年间，共产国际连续向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这4封信一封比一封“左”，要求中国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右倾和反对富农的斗争，加紧进行反对改组派和中间力量的斗争，同时还要求让赤色工会公开。周恩来未对国际指示直接提出异议，但他在对党内发出指示和采取行动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务实的，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比如，在反右倾问题上，他一方面指出：“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另一方面，他告诫全党：“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33、134页。）在反对富农问题上，他一方面提出今后在乡村中要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反对富农的时候，“不要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不违反这一主要内容之下来加紧这一斗争”（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66页。）。这就是说，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只有当富农已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以后才能进行反富农斗争，否则就“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公开赤色工会问题上，国际要求必须“不顾并且反对国民党法律而力争赤色工会的自动公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47页。）。周恩来对此虽未予以否定，但提出：“目前客观形势不容许我们安稳地公开活动。只有在黄色工会之下争取多数转变为赤色工会，而不可能互相对立”（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68页。），单纯以赤色工会的公开来争取群众。
当李立三“左”倾错误出现之后，周恩来知道立三错误的根源来自共产国际，但他却不能明确地对国际提出批评，只能以立三路线的错误事实来提醒国际改变政策。1930年3月他再次到莫斯科后，利用出席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的机会，汇报了中共党内在暴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以及中国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共产国际虽未认识到其指导思想的错误，但认为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夸张，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等作法是错误的，因此邀请周恩来、瞿秋白参与拟定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7月23日决议。决议否认中国目前有直接革命的客观形势，指出现时革命条件下的第一等任务是组织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建立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
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摈弃了惩办主义的作法，采取耐心说理和具体分析的方法，指出立三的错误所在，并主动纠正自己在认识上的偏差。
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将立三错误升级，将其说成是同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而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认为这与国际的愿望相反。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从此，周恩来承受了很大压力。
在米夫逼迫下，周恩来于12月23日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但米夫等人并未善罢甘休。米夫支持王明等以江苏省委和团中央名义，通过了反对《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的决议，指责这个通告又犯了3个错误。与此同时，原来拥护三中全会的一些人，也起而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不正确的决议，对现任中央领导给予最严厉的制裁。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党内因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批评。会议通过的由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错误的程度很大，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也有许多错误；要求中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以至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这实际上是警告说，周恩来只有服从共产国际及国际代表的领导，才能留在政治局内。
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的心情是相当苦闷的。他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四中全会使党内的矛盾更加复杂起来，同志间的互相攻讦和一些人无原则的争论，使党的组织纪律遭到破坏，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局面。为了使党能够渡过难关，周恩来忍辱负重，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努力说服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执行党的决议。他语重心长地说：“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作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0页。）在重重压力之下，周恩来被动地执行着国际代表的“左”倾指示，并在执行过程中尽量加以变通或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抵制，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到中央苏区之后。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在赴长汀途中，他发现闽西党组织在肃反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便冒着被指责为右倾的危险，写信给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纠正其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主持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由于临时中央仍坚持“左”的肃反政策，他遭到了斥责和指名批评。1933年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在苏区开始全面推行“左”倾政策。周恩来这时已被取消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已无法对此进行纠正。1934年2月，周恩来虽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却没有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他却以高度的责任感，多次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行争论，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然而，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意见。由于军事战略和指挥上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四、走独立自主之路(1934.10-1943.5)
周恩来在实践中痛切地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也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才是挽救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开始坚决抵制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等人与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进行斗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处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它与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为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了解中共与毛泽东作出了努力，使共产国际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了认可和支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周恩来彻底否定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了挽救危机，他毅然站出来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转道入黔，从而避免了红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举行并使党转危为安，周恩来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会后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后来还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既撤销了给革命战争造成重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指挥权，又表示对国际的尊重，在后来军事形势有所改善时，派代表赴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这次会议也标志着周恩来在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时它也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的开端。
1935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策略也随之作了调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在与中共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根据国际七大精神，于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周恩来很快与东北军建立了正式联系，并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以“兵谏”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致电中共中央共商大计。在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上，中共中央再一次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主要代表周恩来，也显示了他在复杂的事变中协调和处理重大政治事件的杰出智慧与才能。
周恩来去西安前，没有接到国际的指示，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还不十分明确，这时担起处理如此关系重大事件的责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周恩来以灵活的斗争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终于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通过处理这一事件，周恩来在政治上完全成熟起来。从此他一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政治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本人先后进行了5次谈判，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11月，又派王明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2月，王明出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王明打着国际旗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长江局的工作在王明影响下，出现了不少失误。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完全听命于王明，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坚持了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斗争。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摔伤右臂，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治疗。在1931年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等人采取支持王明的态度，致使有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认为王明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因此，中共很有必要加强与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联系，介绍党内与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斗争的情况，宣传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道路的功绩。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便自觉地承担了这一重要使命，使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增进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信任。此后直至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它虽然也不时对中共有所指示，但已基本改变了要求中共绝对服从的口吻，更多地则是以民主的协商的态度提出建议，给了中国共产党更大的自主权。
通过对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交往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对党走向成熟起到了特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2.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就周恩来个人来说，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比较密切，所受的影响较大，所经历的思想变化历程较长，也更加激烈和痛苦，因而认识也更加深刻；从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其束缚，周恩来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就必然会使革命遭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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