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需求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是将技术因素视为外生性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将技术因素看作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注重总供给和对单一部门的总量分析，而忽视总需求以及产出和就业量在产业、部门间的配置变动，即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拟就产出和就业量以及总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一阐述。
一
从经济变量引致经济增长变化的角度讲，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投资率（等于储蓄率）的改变，既不影响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也不影响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增长率。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不重要。（二）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以相同的变化率均衡变动的，即增长是平衡的。（三）在整个增长期间内，资本的充分利用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处于优先地位。（四）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率和劳动力的增长率所决定的，而这二者均为外生的。（五）正的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单位资本收入的增长率的基础是正的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视野里，如果供给边的改变对生产力和单位资本收入的增长率产生持久性的刺激效应，那它必须靠影响技术进步率来实现。且当制度能产生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潜力时，其与技术水平提高具有相同的作用，但不影响技术进步变化的方向。所以对经济增长没有长期影响。
相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旨在解释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的内生化的根据。这个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对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作了基本选择后形成的。在传统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之处，新增长理论置换式地建立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在这个规模收益递增的产出弹性中，资本取一个价值单位，那么，生产函数则表示为：Q＝AK[a+b]L[1－a]。其中：Q为产出量，A为技术对产出的贡献系数，K为资本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又可表示为：K＝SQ／K，K为资本增长率，S为储蓄率。若设：a+b＝1，则资本和劳动力增加1%的投入，将会增加（1+b）%的产出。
在整体技术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力（L）的供给不变， 仅为了提高消除阻止商品及资源流动的障碍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对已有的资本存量而言，就会获得更高的产出量。既使储蓄率（S）不变化， 同样会引起资本增长率的提高。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观点，这个资本的高增长率具有内在的持续性。因为，资本边际产出不依赖于资本存量的规模。并在a+b＝1的情况下， 产出增长的增量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资本增长率（K）的增量，即2Q／2K＝AL[1－a]。
然而，无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均存在着三方面的明显缺陷。第一，二者过于强调平衡增长，而经济实践的历史已证实了经济增长过程是非平衡的。第二，二者都认为供给因素（诸如资本、劳动力投入或增长率）是独立于市场需求的，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在实现其功能时，与需求状态无关。其实，就经济增长而言，提高资本存量所产生的作用很大程度既依赖于经济繁荣又依赖于经济衰退。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经济状态，需求在产业及部门间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第三，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过于总量化，以致难以引出重要的分配变动，如产出和就业在产业和部门间的分配变动。而这个变动影响着经济总体的增长率。为了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增长率所存在的差异，以及减少贸易障碍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需要对产业和部门间的产出和就业的变动作适度的非总量分析。显然，象单位资本收入上升一样，当资本——产出率下降时，既使从与之相应地产生上扬的生产函数中发现了对应的相关性，总生产函数一般特性亦难以成立。主要的原因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增长率和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在产业及部门间发生变化，那么，产出和就业分配变动就必然影响着总产出和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
二
从更宽广的经济范围看，生产力的增长率是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之相应，产出和就业状态的变化（在产出和部门间）必然影响着生产力的增长变化。这就需要在透视经济增长路径的基础上，对投入产出在产业和部门间的配置改变给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作非总量的分析和考察。
在宏观经济结构里，农业、制造业（工业）和服务业构成了现实经济的基本框架。三大产业在既定的部门生产力水平，既定的增长率，既定的劳动力配置方式的前提下，不仅增长是不平衡的，而且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对增长率发生作用的产出和就业结构也存在着差异。因此，需求对产业及部门的产出量以及整个经济的平均生产力的增长率具有决定作用。
三大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典型的一般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低下的单位资本收入和低下的生产力的增长水平是农业经济的特点。这个阶段，农业占具了最大的投入和就业量，第二阶段，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工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量，即在经济增长和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上升到主导地位。工业部门的发展，经历了在开始阶段生产力迅速提高，最终减缓下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众所周知的工业化的逻辑增长路径。第三个阶段，随着服务业在总产业和就业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高单位资本收入和衰减的生产力并存，工业部门在产出和就业量上的重要性减小。
由R·M·桑德兰提出经W·康瓦尔修正的一个分析模型， 曾验证了这个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的相关性，证明工业化资本经济社会长期增长所经历的过程，即产业及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份额的变化改变着整体经济的增长路径。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由于假定三大产业的部门生产力的增长率是恒定的，工业部门生产力的增长比其它部门高，经济总体生产力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是孤立的，因此，当人口及劳动力增长率不变时，模型的内生变量处在单位资本项中，以致于平均生产力和单位资本收入呈相同的增长率增长。
一般认为，需求的部门收入弹性是单位资本收入水平的函数。这尤其反映在三大产业部门产出的明显的级差需求状态。它们决定了每单位资本收入水平的需求结构。每个部门产出的需求增长率依赖于部门收入弹性和单位资本收入增长率（或平均生产力的增长率）。在劳动力占优分配的情况下，各部门产出的单位资本供给的增长率等于它的生产力的增长率。如果一个部门的需求增长超过生产力的增长，则劳动力流向这个部门。总之，在生产力的增长率上，弹性低的部门失去劳动力，弹性大的部门将获得劳动力，这就与收入增长所产生的配置效应一样，改变了产业、部门的就业量。弹性函数与恒定的部门生产力的增长率的假说说明，相对工业部门，农业生产力增长比率是下降。随着收入继续提高，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比率的弹性也提高。当农业、工业两个部门的增长率继续降低时，服务业最终成为吸引劳动力的部门。
在平均生产力增长基础上，劳动力配置效应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改变一个部门劳动力的配置量可以改变这个部门的产出量，并引起整体生产力的增长趋近吸引劳动力的部门生产力增长率。第二，改变一个部门的劳动力的配置量所产生的效应及其程度，取决于部门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当劳动力向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部门流动时，既使其余条件不变或相同，平均生产力的增长也会提高。例如，工业部门比其它部门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当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时，就将加速经济整体生产力的增长，也将提高了短暂超越最高部门增长率的可能性。
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总体影响，充分反映在平均生产力的增长率与单位资本收入水平的相互关系上。在低收入状态，平均生产力的边际增长高于农业部门的增长率，但是，随着收入提高，对工业（制造业）的需求比按比例上升的更快，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平均生产力的增长率趋近工业部门的生产力的增长率。在较高收入状态，相对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对服务业部门需求上升，劳动力流向服务业，平均生产力下降，以致于趋向服务业的生产力的增长率。
基于从经济结构变动中考察经济增长的观点有着宽广的适应性。因为，产出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这个变化所开辟的增长路径是目前工业化经济和走向工业化经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同时，就部门产出而言，反映了工业化经济所具有的部门生产力的相对增长率和级差需求状态的相关性，为评价经济个体的实际运作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基础。
三
过去，在讨论所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很少涉及当今各国存在着的高失业率这个因素，既使是在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高失业率现象。由于缺乏对需求作用的关注，增长理论的重心主要落在分析生产力衰减的基点上。经济增长停滞或不足，很大程度上，被视作是持续性供给震荡的结果。然而，问题是一次一次的供给震荡以及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独立于需求边的情况下，怎么能发挥长期效应？
不言而喻，部门生产力愈低下，经济增长就愈徘徊不前；制度的改变，如自发的或由政策支持的供给边的配置方式的变化，也可以创造与这个变化相应的长期收益；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或退缩时期。但是，需求的缺乏，同样对利润、投资和技术革新产生着促其萧条的影响。承认供给（每个部门生产力的增长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强调需求（每单位资本收入和收入弹性）在经济增长上的重要作用，是很有意义的。这个认识极适宜于分析减少失业而产生的经济效果。随着人口增长，单位资本收入提高，降低失业率的直接影响来自于产出的提高。尽管收入的再次提高，是伴随改进资源配置而发生的，再配置过程也可能被不充分的劳动力流动所阻碍，（无论是地理的原因，还是不适应再配置的技术和技能原因），但强劲的需求，能依靠鼓励公司通过“再安置”的支持和训练，实现这个目的，这就为依靠探索利益再配置创造必要条件，提供了具有双重影响的扩张性政策的可能性。
除了再一次收入变动影响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伴随减少失业而来的预期动态影响。依靠对投资和技术革新的刺激，强劲的需求推动部门生产力的增长率。如：当生产力的增长是由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引起时，平均生产力的增长呈提高态势，就是说，部门生产力的增长率的提高引起整体增长率的提高。而当部门增长率的提高是由减少失业引起时，其效应就类似于再次收入变动的作用。在整体经济中，生产力增长受收入变动和减少失业的混合影响，从被预期的供给边的作用看，有时是难以定性地区别开来。
从单位资本——收入和就业量的方面考察，分析经济增长变动，对工业化及走向工业化的经济来说，有着较为典型的意义。它说明了经济结构长期混合式变动的机理，如前述，解释了这些变动的前提和原因，以及对整体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它为从供给边和需求边变动的双方面，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了多样性的框架。最重要的是，它避免了基于平衡增长理论所作分析的偏差。
新增长理论存在的明显缺陷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表现它的充分就业的假定和按单一部门对经济所作的总量分析方法，这必然得出经济增长是由供给决定的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促使增长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以及决定多样性特征的因素对总体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从产出和就业的角度强调需求增长与变动在改变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和改变产出和就业结构对增长率所发生的作用是一个理论进步。根据部门生产的增长率，在强调需求的作用时，并没有否认供给因素的作用，而是看到了供给作用是被投资率和技术革新的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而革新和投资行为及其变动对需求条件的反映是很敏感的，以致于失业率的变化与供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
需求决定产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观点并不为过。在市场均衡力量中，相对于供给边，需求也是个基本要素和力量。作为鼓励和鞭策企业对市场进行研究时，尤为如此。过去，缺乏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多年来由于对充分就业和供给决定增长的平衡增长理论的固执，来自于对供给边作用的理论偏好，或者说在非通货膨胀经济中，对恢复经济所具有的增长持续性的信仰。
当然，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型的。即使价格按预期呈现时，收益也将是多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这个特性显示了需求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不可忽视性。由于强劲的需求是获得收益，及收益领域不断获得开发的必需条件，所以，推动增长，不能缺少与之相适应的需求政策。因此，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间具有相关的传递性。任何潜在效率的获得，无论是靠技术进步，还是靠政策推动，都将依赖于需求增长率的状态，并在其决定的幅度内实现。
四
经济增长是由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则是由产业结构中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和部门的形成，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而国民收入水平决定了社会需求的水平。对产业和部门产出的总需求和级差需求又影响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动，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动影响着社会平均生产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水平。这就是需求决定产出的基本逻辑关系。
增加需求，关键在于提高国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可以通过增加国民当期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贴现二种方法实现。需求是收入的函数，需求增加来自收入增加。在未充分就业的经济结构中，贴现未来预期收入，（即对劳动者而言，贴现未来的劳动收入，对投资者而言，贴现未来的资本收益），适度地扩大总需求，就能给供给提供预留的增长空间，将潜在的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中国是个待就业量很大，储蓄率很高，国民的收入较低的国家，而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又表现出与一般工业化进程呈逆向变动的特征，即从1978—1992年，第一产业比重（占GDP的比重）由28.4%下降到23.9%，第三产业由23%上升到27.9%，第二产业由48.6%降为48.2%。在工业化进程中，原本应当上升的第二产业，反而下降了0.4%。 在这种情况下，扩大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当然，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每次波动总离不开需求膨胀。但应该认识到，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需求膨胀，主要还是“软约束”下的投资需求膨胀。因此，不能在治理“软约束”下的需求膨胀的同时，漠视需求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未充分就业的经济结构中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当前，中国居民储蓄已达40000多亿，商品积压库存近1500亿。 今后五年，仅国有企业下岗待业的职工就将达3000多万。因此，扩大需求，将这些潜在的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为增加需求，国家已做了许多工作，如降低利率，调整财政税收政策，等等。但总的讲，仍然是不足的。在已有的基础上，扩大需求，原则地讲，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保持社会总需求适度地大于总供给的稳定的需求政策，以激励厂商中长期的投资行业、居民的消费行为。
（二）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理顺各种比价关系，使投资需求拥有稳定的预期基础，引导投资合理分布；鼓励和支持民营、私营、个体以及外资等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扩大出口，尤其是第二产业的产品出口。
（三）调整居民的需求结构，分开需求层次。改变居民需求偏重于消费需求的格局，扩大居民投资需求的领域；改变商品和服务供给层次过于集中的格局，根据我国不同的收入层次，不同地区以及城乡差异，建立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层次结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要有明显的层次性差异，以扩大有效需求。
（四）根据我国国民收入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实际情况，拓展“分期付款”的应用范围，增加“分期付款”在交易中的比例，是增加需求，扩大市场的可选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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