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增强取向下的亲社会行为：基于能动性和社交性的行为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路径论文,自我论文,社会论文,社交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2)01-0051-07
一、引言
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他人有利的行为”(Eisenberg & Miller,1987; Fabes,Carlo,Kupanoff,& Laible,1999; Greener & Crick,1999; Eisenberg,Fabes,& Spinrad,2007)，其行为表现与利他行为相似，都是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学术界对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区分是：前者更强调关注和促进他人利益、一点都不考虑自身获益的动机；而后者更注重行为表现，其动机更为多样化，既可以是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可以是为了获取积极的社会评价，减轻自己内部的消极状态等。因此，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比利他行为更为宽泛，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迟毓凯，2009)。
由于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既包括为了他人获益的纯利他动机(Pure Altruistic Motivation)，也包括提升个体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自我服务性动机，因而，亲社会行为可以看作是“从自我获益到他人获益的连续体”(Krebs & Hesteren，1994)。关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表征研究发现，青少年群体对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包括利他、关系、遵规公益和特质四个维度。青少年认为，亲社会行为不仅指“助人为乐”或“舍己救人”的利他行为，而且还包括与个体自身积极品质和自我价值感的提升、自己与他人和谐关系的提升以及社会公共价值感的提升等有关的行为(寇彧，张庆鹏，2006)。可见，青少年关于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范畴已经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体现的单一利他特征。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结构揭示，个体在内部寻求自我提升，在外部寻求自我和社会的整合与适应的自我增强(Self Enhancement)心理需求是广泛存在的。基于自我增强取向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服务他人与提升自我的双重功能，因而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同时，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也逐渐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将从自我增强的视角，探讨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
二、亲社会行为与自我增强取向
传统研究更多强调亲社会行为的利他性特征，认为亲社会行为是“对他人有利的自愿行为”(Eisenberg & Miller,1987; Fabes,Carlo,Laible,& Kupanoff,1999; Greener & Crick,1999)。在强调这种利他性特征时，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了行为的“他人指向性”上，也就是说，强调个体通过关注他人的利益，来努力将自我整合到特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单元中。但是，人们对他人利益的关注，实际上源于人际联结的内部需要(Twenge,Baumeister,DeWall,Ciarocco,& Bartels,2007)以及信任和移情等复杂的社会认知与情感因素(Penner,Dovidio,Piliavin,& Schroeder,2005)。大量研究都已证实了个体自身的特定需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青少年的自尊与亲社会倾向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亲社会倾向强的儿童具有积极的自我概念，有很强的自我效能，以及清晰的亲社会自我图式。“对自己感到满足的儿童可能会关注其他人的需要，因为他们可能感觉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人”(Eisenberg,Fabes,& Spinrad,2007)。所有这些都说明个体的自我满足和高自尊会增加其对外部世界的积极关注。再例如，普通人关于亲社会行为的概念(Lay concept)也涉及个体内部品质的提升；前述青少年关于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研究所发现的四维度结构，也是既包含了亲社会行为的他人指向性特征(例如“关系维度”与人际关系的提升有关，“遵规·公益维度”与社会公共价值的提升有关)，而且也同时包含了亲社会行为的自我指向特征(例如“特质维度”与积极自我品质有关)(寇彧，张庆鹏，2006)；另外一项关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类别的群体焦点访谈研究也发现，努力提升个人品质的行为(例如，做一个勤快而不懒惰的人)也被青少年认同为亲社会行为(寇彧，付艳，张庆鹏，2007)。
显然，亲社会行为的“自我指向性”特征越来越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将亲社会行为的他人指向性与自我指向性整合起来，也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资料看，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和有效的理论模型。
事实上，亲社会行为的自我指向性与他人指向性均反映出个体在积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增强需求，或者说，正是这种自我增强的需求，在特定情境下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发生(Ryan & Deci，2000)。
自我增强指的是个体有选择地关注、强调与夸大自我积极的方面的倾向(Sedikides,Gaertner,& Toguchi,2003)。个体都会在他们所看重的维度上增强“积极自我”(Sedikides,Gaertner,& Toguchi,2003)。例如，有的人将其“积极自我”与个人特质联系起来，他们的自我增强需求是通过强调与夸大自我独特性品质而实现的(Miller,1984; Morris & Peng,1994)。另一些人则更看重关系(黄光国，2006)，他们在增强积极的“自我”时，倾向于将自我的积极成分置于特定的关系背景中，并通过促进关系的和谐来达到提升自我价值的目的。可见，人们的自我增强需求，是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动力，这种动力既包含了亲社会行为指向他人利益的利他动机，也包含指向自我价值提升的动机，因而，从自我增强视角来解剖亲社会行为，可以进一步完善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理论模型。
那么，在指向自我和指向他人这两个方面的自我增强需求的作用下，亲社会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可以借助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基本原理来探寻这个问题。在经典的社会认知研究中，针对他人的社会知觉被划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即能力维度(Competence)与社会情感维度(Warmth)，前者涉及个体对他人能力的知觉，比如智力、技能、创造力和效能感等；后者涉及个体对他人社交意图的知觉，比如友好的、助人的、诚挚的、可信任的和有道德的(Fiske,Cuddy,& Glick,2007)。在助人场景中，受助者也会依据这两个维度对施助者进行社会判断，先判断“对方是否愿意帮助我”，再判断“对方是否有能力实现帮助我的意图”。与针对他人的社会知觉类似，个体的自我知觉也包括两个基本维度(Bakan,1966)，即能动性维度(Agency)和社交性维度(Communion)，能动性源于个体化和扩张自我的努力，包括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手段、意图、能力、效能感等(Bakan,1966)。因此，在能动性维度上，个体会根据自身的独特性品质来界定自我，从而形成独立性自我。另一方面，在社交性维度上，个体通过关注他人的福利，与人合作，对他人表达情绪等方式将自我整合到更大的社会单元中(Bakan,1966)。社交性维度涉及个体的表达性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即与群体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团结与和谐的状态。个体根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自我，并形成相依性自我(Abele & Wojciszke,2007)。由上述分析可知，个体在自我增强过程中所关注、强调与夸大的自我积极方面既包括能动性的增强，也包括社交性的增强。在能动性路径上，个体的主动性行为意愿和自我效能感提升了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在社交性路径上，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社会价值感。而自我价值感和社会价值感都会满足自我增强需要，进而在自我指向性和他人指向性两个方面促进亲社会行为(如图所示)。Ryan等人(2000)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助人行为的心理需要包括自主性需要(个体体验到的自由和全人状态)和胜任感需要(个体体验到的控制感和能力感)，以及提升关系需要(个体体验到的与他人亲密度的提升及自己行为所引发的他人积极反应)(Ryan & Deci,2000)。Weinstein和Ryan新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自主性助人动机还可以将上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作为中介，使助人者产生幸福感(Weinstein & Ryan,2010)。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作为驱动助人行为的心理需要，自我增强在得到满足时不仅能引发积极的社会行为，还能给行为主体带来积极反馈。
由此可见，自我增强需求反映了个体与他人共同获益、共同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的意愿。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能动性维度和社交性维度上的亲社会行为发生路径。
图1 亲社会行为的能动性路径和社交性路径
三、能动性维度上的亲社会行为发生路径
个体在能动性维度和社交性维度上的社会认知加工过程并不是平行的。研究者认为，社交性维度上的情感过程会优先发生，因而使情感对行为反应的影响权重更大(Fiske，et al.,2007)。Grant等人(2010)发现，来自受助者的感谢既会提升施助者的社会价值感，也会提升施助者的自我效能感，但受助者的感谢仅通过施助者的社会价值感(而不是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来进一步促进其亲社会行为(Grant & Gino,2010)。这项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感在社交性维度上的优先加工效应，但是，研究者选取的情境变量(来自受助者的感激)本身就具备比较明显的社交涵义，在此类情境下，“他人”在环境中的作用会被凸显出来。因而更容易激活社会情感加工过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路径，同时削减内部的能动性因素对行为意图的影响力。因此，能动性和社交性在社会认知加工过程中的激活顺序可能取决于它们与刺激材料或环境变量的关联度。有鉴于此，未来的研究还应继续考查在凸显效能感的助人情境下，亲社会行为的能动性路径是否可以同样被优先激活。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自我知觉和他人知觉的视角，将社交性维度与促进他人获益的倾向(Other-Profitability)联系在一起，将能动性维度与促进自我获益的倾向(Self-Profitability)联系在一起，采用“利他—利己”的二分法尺度将能动性和社交性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和利己性的联系更为紧密，后者与利他性的联系更为紧密(Fisk,Cuddy,Glick,& Xu,2002)。但事实上，看似“自利”的能动性，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会给他人带来好处。能动性路径上的亲社会行为其实也具有提升他人利益和提升自我价值的双重功能，而并非总是指向自我获益。研究发现，能动性并不只是源于自我服务的需要，还可能同时源于提升他人利益的需要。当个体所追求的目标具备“高社交性”或“可信任”的特征时，能动性就兼具了利己和利他的特性，进而会使他人受益(Abele & Wojciszke,2007)。这表明，亲社会行为在使他人获益的同时，也会满足能动性层面上的自我提升或自我增强的心理需求。同时，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与能动性相关的效能感和自主性需要均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首先，在助人场景中，个体关于自己“是否有能力帮助他人”的预期以及“通过帮助他人提高自己的胜任感”的需求与知觉到的助人效能感的大小有关。助人效能感是能动性维度的重要成分，而较高的能动性伴随着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在满足自我增强需求时，引发了亲社会行为。因此，能动性并不具备直接引发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性功能，而是通过自我增强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可见，助人效能感在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人们在决定是否做出亲社会行为时，会根据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以及知觉到的个人能力来设定目标，进而努力去实现目标，其中助人效能感发挥着中介作用(Gian & Patrizia,2007)，亲社会行为目标的实现反过来也可以促进效能感的提升。但Gian等人将助人效能感看作是稳定的倾向(Chronic disposition)，采用问卷法来测量这一变量，未考查在特定情境下启动自我效能信念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考虑，助人效能感是否可以被情境启动，如果这样的话，则表明它可以作为操纵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因而可以推测，在助人效能感作为预测变量被激活的条件下，以自我价值感提升为基础的自我增强需求可能会由此得到满足，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那么，上述中介机制就可以更好地充实已有的理论模型，也可以为助人效能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预测关系提供更深入的解释。
其次，自主性助人动机也是能动性维度的重要成分。自主性助人动机会促进个体在实施助人行为时体验到更强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感。研究发现，高自主性与较高水平的志愿帮助行为有关(O'Reilly III & Chatman,1986)。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亲社会行为既可能源于个体的自主性和与内在价值相一致的动机，也可能源于外部压力和责任(Gagné & Deci,2005)。源于自主的、内部的动机的行为，倾向于正向预测工作绩效，而且影响更为稳定和持久，甚至会在行为发生之后对长期的行为意愿产生持续影响(Grant，2008)。而且，内部动机能够促使个体体验并享受亲社会行为本身的乐趣和价值，从而促进由自主需求驱动的亲社会行为(Weinstein & Ryan，2010)。由于这种行为是依据个体的自由选择的，因此与较高的能动性密切相关。相反，与自主性动机相对应的受控性助人动机源于外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评价(比如取悦他人或遵从外部习俗的要求)，并且与社会性情绪(比如羞耻、骄傲等)紧密相关(Ryan & Connell,1989)。外部控制越强，个体就越会受到“帮助他人压力”的驱动去做出亲社会行为。因为外部压力威胁自主性心理需要的满足，因而它会降低个体的能动性。因此，自主性助人动机反映了个体内部相对稳定的特质，被较强的自主性助人动机驱动的个体，会更加关注助人本身的价值和受助者的状况，因而更不容易受到环境因素(比如情境压力信息)的影响；而自主性助人动机较弱者可能会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助人压力)的影响而采取亲社会行为。
由此可见，助人效能感和自主性助人动机是能动性路径上的重要变量。助人效能感的提升会通过自我增强的中介作用促进亲社会行为意图，而自主性助人动机的强弱则可能会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能动性路径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机制，而要查明外部的社会关系背景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则还需要继续探讨该行为在另一维度上的发生机制。
四、社交性维度上的亲社会行为发生路径
社交性维度强调对他人福利的关注，注重与他人合作，以及向他人表达情绪，并以此实现自我与社会的整合。
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较多地强调行为结果对行为接受者的意义(寇彧，2005)。近来，研究者日益重视亲社会行为对当事人双方的意义，并统合考虑受助者的获益、施助者的自我价值感提升和施助者—受助者双方协调关系的提升。研究者指出，亲社会行为会在双向互惠的基础上表现出社交特征。这里的“社交特征”主要是指个体为了维护交往双方的积极关系与共同利益而作出的积极反应，它也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特征(寇彧，2005)。针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个体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逐渐重视建立与维护朋友之间的关系。与同伴交往成为青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Greener & Crick,1999)。青少年认同的亲社会行为类别中也涉及维护友好和谐的同伴关系与共同利益的元素，那些能够促进积极社会交往的行为更容易被青少年看作是亲社会行为(寇彧，付艳，马艳，2004)。上述研究为亲社会行为社交性特征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与能动性路径不同，社交性维度上的亲社会行为更加强调行为的社会意义，并且更容易受到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个体在社会情感加工过程中还会关注抽象意义上的“群体”，尤其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个体社会行为的一般期望。根据对这种期望的知觉和判断，个体出于维护积极社会形象的考虑(Social Image Concerns)，会通过遵从习俗与规则来赢得良好的社会评价。这个过程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有研究发现，当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受到公开奖励时，维护社会形象的考虑会成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这种奖励也会成为亲社会行为最有效的驱动力(Lacetera & Macis,2010)。另外，研究者在另一项关于环保产品的消费心理实验中发现，当被试的社会地位动机(Social Status Motives)被启动以后，他们更倾向于选购环保产品，而不去选择同类的非环保产品。在公开消费的条件下，社会地位动机更容易促进被试选购环保产品；尤其当环保产品的价格高于非环保产品时，昂贵的价位会激发社会地位动机较强者的购买欲望，因而使得提升社会地位的动机对“亲社会的消费行为”的预测作用更明显(Griskevicius,Tybur,& Van den Bergh,2010)。由此可见，如果行为公开性的线索在情境中被激活时，个体可能会更加看重行为的社会意义。(2)个体在社会情感知觉过程中还会关注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体对关系的知觉会影响自身的亲社会行为意图。研究者指出，“中国人虽然常常因为社会义务而帮助其所属群体中需要帮忙的对象，但他们却未必乐于帮助陌生人”(黄光国，2006)。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支持性友谊关系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消极的友谊关系质量则与不同程度的反社会行为有关，例如冲突型友谊与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同伴排斥存在正相关，而排他型友谊则与关系型攻击行为存在正相关，并与同伴接纳存在负相关(Sebanc,2003)。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针对九年级和十年级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朋友的亲社会行为会促进个体追求亲社会目标的动机，进而促进稳定的亲社会行为；个体知觉到的友谊质量和人际交往频率会调节“朋友的行为”和“亲社会目标追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青少年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是稳定而积极的，彼此的交往频率又很高的情况下，朋友的行为才能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目标追求(Barry & Wentzel，2006)。不但实际存在的关系亲密度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被试知觉到的关系亲密度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知觉到的同伴接纳水平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Wentzel & McNamara,1999)。由此可见，尽管存在诸多情境性因素，但从总体上讲，人们在决定是否发起亲社会行为时，主体与受助者之间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关系”既包括实际存在的关系质量，也包括对主观知觉到的关系的表征。
五、结论与展望
亲社会行为囊括了自我提升、关系提升和社会价值提升等多重内涵。个体在社会性发展领域的自我增强需求会成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经由Fiske(2002，2007)和Abele(2007)等研究者不断完善的社会认知基本维度为研究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亲社会行为可以基于自我指向的能动性路径来实现，也可以基于他人指向的社交性路径来实现，二者都能满足个体的自我增强需求。能动性路径上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提升他人价值和提升自我价值的双重功能。助人效能感和自主性助人动机是能动性路径上的重要成分。较强的助人效能感会通过自我增强需求的满足来促进亲社会行为，而作为内部稳定特质的自主性助人动机则可能会制约助人效能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在社会认知的能动性层面上寻求助人效能感和自主性动机的理论整合，并考查助人效能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启动效应，同时深入探索自我增强的中介作用，以及自主性动机的调节作用。社交性路径上的亲社会行为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合作和情绪表达，以此实现自我与社会的整合。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公开性的知觉能够满足个体提升自己社会形象的需求，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同样，个体知觉到的“施助者—受助者”双方之间的关系表征，以及自身与受助者之间关系的亲疏也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意图。虽然以往的研究已经分别在上述两方面为社交性路径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但还未将二者同时纳入到社交性维度之下进行考虑。在关系主义取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中，宏观意义上的群体激励特征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受制于微观层面上的人际关系特征的影响。因为人们会根据知觉到的人际关系类型与亲疏，针对不同的对象而设定相应的行为准则。由于中国人倾向于在既定的关系框架内满足社会亲和的需求，所以很难在更大的群体范围内扩展社会关系(黄光国，2006)。因此，“关系影响力”可能会冲淡在宏观层面上相对松散的“社会影响力”。由此推测，以社会价值提升需求为基础的行为公开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对双方关系亲密度的知觉，当知觉到的亲密度增强时，社会公开性的影响会减弱。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细分社交性路径上的社会价值因素和关系价值因素，探讨二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个体思想和行为影响力的相对权重。此外，当能动性路径和社交性路径被同时激活时，二者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在自我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运作的复杂情境下，个体将如何调节自身的行为决策？对于这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模型来加以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