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南北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已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层面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化。尽管全球化的经济方面（生产、投资、金融、市场等）引人注目，但我们更要看到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对战争与和平，对地区冲突、种族运动、暴力犯罪、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潜在意义。对北方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是新的世界秩序的目标，通过明确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强权战略，以适应这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巩固地位和增加影响的需要，增进全球少数特权者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包括拆除国际商业和投资中的人为障碍，提供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新老问题的手段，使全球化符合它们的利益。为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更有力和更成功地对全球化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不仅通过积极的国内政策，而且在世界决策舞台上担当更积极的集体角色。
南北关系的概念和由来
南北关系泛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南半球，所以称为“南方国家”，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处于北半球，所以称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又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非工业化国家、贫穷国家、落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北方国家则又被称为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富裕国家、市场经济国家。
南北关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南北关系是从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演变而来的。南北关系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其核心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战后南北关系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南北关系作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南北关系的根本特征是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不平等，包括国际生产和贸易中的不合理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国际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中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国际经济和货币组织中的从属地位。南方国家主张通过南北对话来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南方国家出现政治民主化浪潮。经济上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或混合经济政策，经济增长较快；政治上结束一党制和强人统治，普遍采取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确立法治体制。但南北关系并未出现松动，南方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处境依然艰难。
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中的主权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但是，全球化进程在60年代以后的新变化挑战了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这种新变化主要体现为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以及个人和国内团体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注：[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这种削弱主要表现在全球化从两个方向向主权民族国家提出挑战：一是通过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从外部发起的挑战；二是通过部落主义和分离主义从内部发起的挑战。这种寻根本土意识的地方主义并非要取代国家，而是对抗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破坏其基础，削弱民族国家的整合力，使国家失去凝聚力。这样，主权国家正失去其作为惟一权力机构的地位，“在国内，发达国家正迅速成为多元的组织社会。在国外，有些政府功能正在变成跨国的，有些变成地区的，还有些正在部落化”。（注：[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全球化使国家主权的两个方面，即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面临两种不同方向的转移：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使国家对外独立权受到侵蚀；国家权力的向下转移，使国家对内最高权受到侵蚀。这种转移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发达国家在国际上利用它们的整体优势，通过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七国集团、北约、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下进行国际干预，从而强化了北方国家的整体“主权”；在国内则通过“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不仅由于国内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地方分离主义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而且对外独立权在全球化过程中慢慢磨损；不仅单个国家的对外独立权由于缺少经济保证而逐渐软化，而且因为南方国家的国际组织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作用下降，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减少，使南方国家的整体“主权”减弱。
因此，面对全球化趋势，北方国家倾向于超越国家主权，南方国家则倾向于加强国家主权。冷战结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成为惟一的霸权。到目前为止，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运转建立在北方国家在处理南方事务时的高度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一个信号和迹象是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强有力的扩张，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主权的被侵蚀。
美国学者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民族国家对于处理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注：[美]John Newhouse:Europe's Rising Regiona lism,Foreign Affairs,Volume76.No.1,January/February.1997.）果真如此，那么，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处理日常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注：参见[瑞典]英瓦尔·卡尔松、[圭亚那]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若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45页。 国内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专门研究请看赵黎青著：《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国际组织则为民族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利益和权利，但是以国家自主权的限制和主权的被侵蚀为代价。
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不同处境和态度集中表现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上。人权问题有国际性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讲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问题国际化，人权问题被纳入国际关系并上升到外交政策的高度，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北方国家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因此要弱化主权，强化人权。南方国家则认为“主权先于人权”，因此首先要维护主权，然后实现人权，主权是人权的前提。从卡特、里根到布什，人权一直是美国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人权外交的重点是原苏联、东欧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人权外交的重点由东方国家转向南方国家。北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向南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为保障“人权”不惜运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北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把南方国家纳入西方体系之中。南方国家主张，促进人权应当遵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人权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即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人权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人权不仅有普遍性，也要尊重多样性。对南方国家来说，优先考虑和解决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南北双方对人权的认识和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人权实现的程度肯定不一样。不能以任何一国的人权模式强加给别国，也不能以一国的人权标准去判断别国的人权。在全球化形势下，应承认人权的国际化和普遍性，保护人权既是主权国家政府的义务，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各国在进行人权对话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建立人权的“预警机制”，对侵犯人权的事件应由国际社会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
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中的安全问题
全球化表现之一是产生了一个国际互联网，将某个角落的角色所采取的决策的影响以惊人的速度传递到地球上的另一个角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安全方面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全球化趋势大大增加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注：[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南北关系中的安全问题不同于东西关系中的安全问题，表现在：第一，安全的范围扩大了。除了传统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外，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内容；第二，维护安全的手段多样化。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军事手段等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第三，安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自17世纪以来国际安全的重点集中于国家安全，安全就是意味着国家的边界、居民、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不受侵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安全，但国家内部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第三，安全的概念多元化。国内层面的民主安全、自由安全，全球层面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人民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新观念，并提出了新时代的安全原则。安全的含义从国家层面向内（人民）和向外（全球）两方面扩大了。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全面让位于南北冲突。冷战结束后的冲突和战争基本上是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90年代中期的波黑冲突和索马里冲突、9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分析其原因，从北方国家来说，它们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来自东方的威胁大大减弱，而来自南方的威胁在上升。美国认为，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南方国家的扩散对它的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据美国官方估计，到2000年，至少将有15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建立弹道导弹的能力，其中8 个国家拥有或接近拥有核武器，30个国家将拥有化学武器，10个国家将能够部署生物武器。因此，没有任何事件比制止核、生、化武器及其弹道导弹技术在全世界扩散更为紧迫，于是，北方国家把军控矛头对准南方国家，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空中力量成为美国政府最喜欢用的工具。如果说核武器是冷战时代的宠物，那么巡航导弹则是冷战后时代的宠物，克林顿1993年上台以后已七次使用巡航导弹，被称为“巡航导弹总统”。从南方国家来说，冷战结束使原来被东西矛盾所掩盖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边界争端、领土纠纷、宗教矛盾、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激化。
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一方面，北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加深，并且长期化和制度化，经济矛盾的解决程序化，经济依赖与政治合作互相促进；另一方面，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在发展，但不均衡，而且没有体制上的体现。尽管“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的扩大可以带来不战结构，最稳固的防战堤莫过于加强均衡的相互依赖关系。”（注：[日]猪口邦子：《战争与和平》，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但如果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没有制度上的体现和保证，一旦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要通过非体制、非程序、非经济的手段来解决，这也许是冷战结束后南北冲突升级的深层次原因。
南北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弱国与强国、穷国与富国的关系。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世界各国在互相依赖的关系中不是彼此分离的台球，而是连成一片的蜘蛛网。（注：[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他们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分析， 看到大国也要依赖小国，强国也要依赖弱国，在非常需要时，弱小国家就会对大国施加影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注意到第三世界的重要性，1988年他在《展望21世纪——和平竞争的胜利》中提出，第三世界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第三世界是世界范围内战争与革命的集中点，西方世界就像贫穷的汪洋大海中的富饶孤岛。为了保证21世纪是和平的世纪，一定要保障第三世界的安全，发挥其经济潜力，并满足其政治抱负。（注：[美]理查德·尼克松：《展望21世纪——和平竞争的胜利》，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4页。）
冷战结束后，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和对北方独立自主的倾向有新的发展。原有的各种组织继续积极活动，又成立了一些维护南方利益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地区组织，如伊斯兰国家组成了一个“发展中八国集团”。南方国家单独或联合反对霸权和抵制干涉的事例很多，但在北方国家占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国际社会，南方国家还要积极寻求介入国际体系，以集体的形象、道义的力量、合作的姿态、宽容的心态、未来的眼光与北方国家继续开展对话。
发生在南方国家的冲突基本上由北方国家在主导解决。冷战结束后的两场地区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是在南北之间进行的。从战争的发生、进程和解决来看，南北关系中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机制来处理安全问题。北方国家在军事上的优势能解决战场上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战后问题。
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两大特征。应该看到，推动多极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南方的崛起。1997年12月2 日江泽民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时指出，“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为重要特征的多极化趋势，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注：《人民日报》，1997年12月2日。 ）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明显高于欧洲以至俄罗斯，里约集团已成为拉美的代表，非统组织在维护和平、推进合作、处理地区争端和冲突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南北关系中两种趋势同时加速发展：一是体现南方实力增长和独立自主倾向加强的多极化，另一个是促进南北经济加深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南北之间既有矛盾和冲突，也有共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南北合作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的合作，而且共同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或集团。南方国家为了本身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就不但要加强南南合作，还必须积极参加南北合作，把南北合作的组织和规则视为旧秩序而加以反对，是要吃亏的。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同国际接轨，既是全球化的表现，也是对全球化发展的推动，更是全球化的要求。
全球化与南北关系中的发展问题
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但对发展最有发言权的往往是北方国家。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依两条互不相交的轨迹发展，冷战结束后，南北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总体上有所加深，但在发展问题上南北之间的分歧也在加深，南方国家的处境更为艰难。
第一，冷战结束后，南方国家实际上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
现代化是南方国家的基本目标，全球化是南方国家的总体环境。总的来说，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同方向的，但全球化给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市场经济本身有其弱点，全球市场经济会使这些弱点无限膨胀，加之南方国家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差距，全球化对南方国家的挑战大于机遇，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赛跑中始终处于劣势。许多不发达国家得到的官方援助越来越少，债务负担却越来越重。有些国家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被“边缘化”。即使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也难以抵御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所带来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对全球化利益分配中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穷国未必因为向国内和国外开放市场而取得增长和发展。（注：J.Mohan Rao,"Globalization:A View from the South"http:∥www.oit.org/public/english/60empfor/polemp/publ/ep8.htm.）
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不是惟一力量。现代化为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力量和保证，如工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等，同时，这些现代化制度也实现了本身的全球化。应该承认，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且在一段时期内，西方模式也是一种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内是西方化的过程。但是，不能就此否认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探索以及它们对全球化的贡献。
第二，南北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平衡加深。
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体系更加复杂，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如环境、能源、资金、贸易等，只有通过国际解决才能获得解决。并且，一个国家能否取得经济增长，日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正如《勃兰特报告》所指出的：没有北方，南方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南方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北方就不能繁荣，也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注：W.勃兰特和A.桑普森：《北方与南方：一项求生存的计划》，转引自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页。）但是， 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平衡的。南北关系中，北方占有全面优势，南北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北方强调发展的质量，南方重视发展速度。北方已进入信息化，南方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南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体制不顺、结构失衡、技术落后、基础脆弱、债务沉重、资金短缺、两极分化、腐败成风、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挑战和压力，有些国家更是长期处于动乱状态。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显现。种种迹象表明北方国家试图严密控制第三世界的经济和全球资源。最近的发展趋势正推动南方国家从落后走向经济的重新殖民化。20世纪90年代，南北双方固有的冲突更加强化。南北关系形态正从殖民统治变为后殖民多元控制。（注：Martin Khor Kok Peng,"The Future of South- NorthRelation:Conflict or Cooperation?" http:∥www.southside.org.sg/cgi-bin/shop/readgen?db-id=/souths/twn/title/futu-cn.htm＆cart-id=a-1614＆category=BK-IntRel）全球化对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发达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垄断，发展中国家则越来越失去对国际经济的发言权。全球化是通过市场本身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同时，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竭力鼓动自由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它们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全球化向它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且风险不大。发展中国家就不一样了，对它们来说，是风险大于机遇。一下子拆除篱笆墙，让自由流通的商品冲垮了它们稚嫩的民族工业。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投机资本的自由流通冲垮了它们的金融。发达国家以外的社会—经济安排受到批评，认为它们妨碍市场效率、经济角色的自由、减弱国家竞争力。新的模式要求市场至上。西方国家有机会把这种观念推广到全世界。南北对话的讨论和谈判终于中断，发展议程的目标和计划被抛弃。北方国家控制的多边机构日益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执行。
第三，经济不平等加剧。
曾在世界银行担任决策与计划研究处处长的马赫布卜·哈克指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必须从国际结构和机制中去寻找，这种结构和机制不平等的例子有：国际信贷的分配不合理；穷国不能从出口本国自然资源中获得足够的利润；穷国的产品和服务（更不必说劳动力）的流动受到种种人为的限制。总之，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就如在各国的经济秩序中一样，原始的贫困本身成了阻碍改变这种贫困的最难克服的障碍。（注：马赫布卜·哈克：《第三世界和国际经济秩序》，纽约：兰德出版社，转引自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
在全球化发展中，有关贸易、服务、投资和资金流动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加快自由化，并导致产品的国际流动和生产联合。但在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劳工方面却存在不正常的情况。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劳工的跨国界流动（主要是从南方流到北方），受到严格的管制和高度的限制，以保护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和劳工供应。同时北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越来越苛刻的劳工和社会标准，从而减少从南方出口的产品价格的竞争威胁。全球化的新经济秩序在趋向非管制和自由化的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它表明在确定游戏规则时只考虑决定性国家的利益。产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主要是由北方工业国家推动的，但这些国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南方国家丰富的劳动力或科学技术——它对发达国家保持国际竞争中的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建议。事实上，乌拉圭回合中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TRIPS ）协议使技术转让更为严格。在要求南方国家放松国家管理和开放经济的同时，北方国家开始以其国内劳工和环境标准作为全球标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形成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决定特定经济是否被允许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条件。
商品、资本、企业的跨国界流动是很不平衡的。不管是来源或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流动中所占比例与它们在全球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即使关税障碍消除了，各种贸易非关税障碍的旧形式会持续，同时产生新的形式；贸易和投资的正式或非正式地区集团的建立可以被视为对集团间的一体化力量的一个威胁，并且将孤立大量南方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没有与日本、美国和欧盟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工业国以及最不发达国家（LDCs）之间，在出口数额与品种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对称。
与几十年前相比，进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在上升，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了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商品类型和特定群体的服务消费越来越类似。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产出和世界固定资产构成中的份额增加了，国际金融流动增加而贸易和投资流动减弱。这些趋势被解释成世界范围经济一体化的增长。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经济更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国家边界意义迅速消退的地方（如欧盟），这是把地区主义当成了全球化。
总之，全球化过程中，南方国家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国际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发达国家排斥发展中国家产品，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根本原因在于南方国家的结构、体制、战略不适应全球化要求，致使南北相互依存关系严重失衡。直接后果是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全球化带来的冲突之一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加大了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不论全球化给北半球带来如何有益的影响，它对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注：[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汪道涵在达沃斯论坛1999年会议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注：《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显示，经济全球化趋势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呼吁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穷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 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国际因特网使用者1998年达到1.43亿人， 其中88%在工业化国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使用者不到1%。 《人类发展报告》中所列举的当今世界上10个最不发达国家，全部在非洲，它们是：塞拉利昂、尼日尔、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马里和中非共和国。
“导致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条与全球化有关。第一，80年代期间，大量资金从穷国流入富国。第二，富国对全球化作出的民族主义反应，它们日益在市场上排斥来自穷国的产品”。（注：[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由于市场主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为那些能够利用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而跨国流动的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那些穷国和穷人则边际化，为全球化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五，环境问题更加严峻。
保护环境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它将南北双方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南北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南方国家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又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南方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贫困。一方面，它们面临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要消除贫困，改变落后，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北方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和升级，对南方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以及向南方国家转移高污染企业和产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南方国家已成为北方国家发展政策和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受害者。
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国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对所有国家，南方或北方，发达的或不发达的，都产生严重的环境后果。因此，南方国家主张，北方国家在解决世界环境问题上理应承担更多的义务，向南方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转让治理环境所需的技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南北双方在环境保护、促进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方面未能达成具体协议，会上北方国家承诺的向南方国家提供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0.7%的发展援助资金也一直没有兑现。
南北关系中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方国家已经超越大规模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或保存本国自然资源利用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发展（如日本和加拿大），或向南方国家转移污染工业和倾倒有害物质，转嫁公害，却用它们的环保标准要求南方国家。因此，南北双方围绕环境问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下去。
全球化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构成当今世界两大潮流，是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化，所以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一定的破坏性。国际体制和国际规则又不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因而造成冲击。尤其是金融全球化发展更快、风险更大。
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主权、安全、发展三大问题上的不同处境，使南北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南北关系参与者的多样化。北方国家、北方国家的国际组织、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南方国家、南方国家的国际组织、南方国家的国内组织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二，南北关系内容的复杂化。除了传统的发展问题外，业已解决的主权问题重新突出，安全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此外还有人权、环保、毒品等问题；第三，南北关系的不对称性加剧。这种不对称不仅表现在发展水平、安全保障、主权利益上，而且是一种结构、体制、战略上的全面不平衡。不仅是“起点”上的不同，更是“跑道”上的不同。南北竞争好比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豪华汽车与一辆在泥泞小道上行驶的马车在进行比赛。全球化形势下，南北双方在主权、安全、发展三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利益，采取不同的对策。北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有薄弱环节，如安全、主权、发展上的脆弱性，北方国家内部的矛盾，全球命运的相关性等。南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机遇，一体化在总体上有利于南方国家的发展加速，安全、主权利益上有“搭便车”之利，后发优势等。问题是南方国家在面临现代化挑战的同时，现在又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南方国家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化克服现代化中的难题，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化对付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适应性。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应当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改革。1999年3月， 江泽民主席在访问瑞士时提出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点主张，这就是“第一，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四，应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注：《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权，二是安全，三是发展。
在主权问题上，要实现南北关系民主化。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大中小国家都要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研究和解决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它意味着“参与研究问题”、“参与作出决定”、“参与检查决定的执行”。（注：[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贝贾维：《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85页。）
在安全问题上，要实现南北双方的和平共处。承认多样性、多极化。全球化隐含着市场与国家的矛盾。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这一对古老矛盾的发展。经济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政治上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北方国家不但要维护旧秩序，还要制定新的不平等规则，强迫全面开放市场、实行完全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由于一般都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要发挥国家的作用，但不是消极回避，而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维护经济安全。
在发展问题上，要实现南北之间平等的发展机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根本目标是争取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平等的收入。国家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顾问汪道涵在评价“东亚模式”时认为，它存在四大结构问题：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国际竞争力不足与国内市场开放过快的矛盾；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科技投入不足的矛盾等等。（注：《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因此，不仅东亚地区，甚至所有南方国家都面临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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