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缺失的冲击效应 重建失灵的均衡机制——试解人民币升值与外贸顺差同步增长之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顺差论文,缺失论文,之迷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均衡”悖论之“迷”
均衡理论认为经济系统中某一个领域的变化将对其他领域产生“冲击效应”、“扩散效应”和“反馈效应”，最终达到内部和外部的均衡。如今，从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到货币汇率，均衡理论几乎已经运用到每个经济领域之中。
均衡理论将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解释为：当一国外贸顺差增加时，本国金融市场上的外汇供应量增加，导致外汇贬值，本国货币升值。随着本国货币的升值，该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导致出口减少，最终又因金融市场外汇供应量的减少，本国货币贬值。两者之间最终达到均衡。从本国货币升值到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和出口减少，可解释为金融市场的变化对外贸市场所产生的“冲击效应”，而出口减少引起本国货币因为外汇供应量减少而贬值，则是外贸市场在金融市场“冲击效应”的作用下发生的变化，随之又对金融市场产生“反馈效应”，最终使两个市场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达到两个市场之间均衡的必要条件是“冲击效应”。一旦“冲击效应”由于某种原因而缺失，两者之间必然无法达到最终的均衡。
从采集的2005年6月(人民币升值前一个月)至2006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月平均汇率，同期我国月进出口额和月外贸顺差额的数据(见表1)，以及用这些数据制作的走势图(见图1)来看，在人民币渐进性的升值过程中，我国外贸并未出现出口下降的现象，而是进出口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震荡走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06年6月，当人民币对美元月平均汇率首次突破8元大关，达到7.9956元时，同月出口额竟然创出了813.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另一个现象是我国外贸进出口之间并没有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出现进口增加、出口减少的背离现象，而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使外贸顺差扩大。这就引发了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坚持认为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人民币价值低估的结果，他们曾采取各种方法“压”人民币升值。在经过旷日持久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后，今天的现实并未验证他们的说法；其二，均衡理论关于汇率与贸易中的一方变化将通过对另一方产生“冲击效应”，改变对方的运行方向，最后通过“反馈效应”达到相互间外部均衡的原理，如今受到了现实的挑战。
表1
月份 05/6
05/7
05/8
05/9
05/10 05/11 05/12 06/1
06/2 06/3
06/4
06/5
06/6 06/7
汇率 827.65 810.8 809.73 809.3 808.4 807.96 807.02 806.08 804.15 801.7 801.65 801.88 799.56 799.1
出口 659.6 655.8 678.2 701.9 680.9 721.2 754.1 649.9 541.5 780.5 769.5 731.1 813.1 803
进口 562.8 551.8 577.8 626.2 560.8 616.2
644555517 668.6 664.9 601.1 668.1 657
顺差 96.8
104.1 100.4
75.7 120.2
105
110.1
94.9 24.5 111.9 104.6
130145
146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税总局网站。
对于这一现象，国际上出现了各种解释。很多人士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小，不足以影响我国外贸的顺差。如果把我国长期以来巨额的外贸顺差解释为人民币价值低估的结果，并且这一解释符合均衡理论的话，对于2005年7月份人民币升值后出现的出口增长，顺差扩大的现象解释为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小，就完全有悖于均衡理论的基本法则。从理论上说，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大小只会影响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的幅度，而不会影响其运行的方向。换言之，人民币升值的必然结果是外贸顺差的下降。升值幅度大，顺差下降的幅度就大；升值幅度小，顺差下降的幅度也小。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图2中的顺差扩大幅度超过升值幅度的现象。
国际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采取了渐进性升值方式，这会导致外资流入的增加，从而对中国经济产生“扩张效应”。如果这种“扩张效应”确实存在的话，其结果是我国的进出口随着国际投资的增加而增长。在对2005年6月至2006年7月的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进出口同步走高的现象(见图1)。但投资相关数据排除了这一可能性：2005年1～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0％；2006年1～6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4.28亿美元，同比下降0.47％①。由此可见，在人民币的升值过程中，并未出现增量的FDI流入，从而对我国经济乃至外贸产生“扩张效应”。
国际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是非均衡汇率向均衡汇率的转变，只要不是升值过头，就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②。有关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性”的说法。具体表现在：从外部来看，升值前巨额的外贸顺差并未造成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升值后也没有出现顺差减少的现象。可见，在金融和外贸两个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的“冲击效应”；从内部来看，人民币价值在金融市场与外贸市场出现严重的背离现象。数据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前，汇率长期稳定在8.27，而当时我国的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在9.11，上海地区在9.05左右。这一背离现象不仅证明了人民币“非均衡性”的客观存在，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提示：从金融市场来看，人民币具有升值要求；而从外贸市场看，人民币存在贬值需要。如果说人民币在金融市场的升值趋势是人为“稳定”汇率的结果，那么在外贸市场出口换汇成本高于汇率的现象则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出口商品价格国际市场化与人民币汇率非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才是产生人民币价值背离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人民币的价值在金融市场存在低估的话，它在外贸市场上就存在严重的高估。因此，人民币达到均衡的必由之路并不是通过升值，而是通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达到内部均衡，并通过对包括进出口在内的相关领域的“冲击效应”达到外部均衡。
二、“冲击”失灵之“源”
要找到人民币汇率与外贸顺差同步增长的根源，弄清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进出口“冲击效应”缺失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分析我国出口增长的动因入手。研究表明，我国外贸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三大发展趋势。“首先在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方式；其次在商品结构上，以机电产品为首的工业制成品已成为我国外贸的主导产品；最后在贸易主体上，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贸的主力军。”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出口换汇成本高于汇率时，就意味着出口越多，亏损越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国的出口还会大幅增长?是什么在鼓励出口商不断扩大这种亏损性的出口?我们得到的惟一假设是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通过对出口退税率和出口增长率统计数据的比较，证明了这一假设的成立。从1988年至2002年的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的走势来看(见图3)，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将历年的出口额，出口退税额，外企出口额和出口加工额的数据制成走势图后，我们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趋同性，呈完全正相关关系(见图4)。由此证明是这三方面的因素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长。由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份额均超过50％，我们可以把外企出口和出口加工两个因素归纳为外企的出口加工。
在证明了外企的出口加工和出口退税是我国外贸增长的根本动因后，我们还需要分析这两大因素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其他领域产生的影响。
首先，外资企业成为我国外贸主体是大量引入FDI的结果。而FDI大量进入的诱因有两个：一是在华外资企业所能享受到的“超国民待遇”；二是我国存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以“世界工厂”为规模效应的外资企业在我国主要采用了加工贸易的经营方式。由于外资企业一方面把产品的高端生产掌控在自己手中，降低了技术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其本国处于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从而强化了投资的挤出效应，其结果是FDI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远大于技术溢出效应。FDI在我国市场从“挤入效应”到“挤出效应”的运动过程中，不仅对我国外贸的规模产生了“扩展效应”，也加剧了我国民族产业在外贸中的边缘化和贫困化程度。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称：“在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中，有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10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更是占到总额的83％。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扣除，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且“1990年以来，外国投资者一共汇出了2700亿美元左右的利润，这还不包括有相当一部分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④。
如果说1979年在我国外汇储备仅为8.4亿美元的情况下，引进外资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的话，那么到2005年在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189亿美元的时候，引进外资的目的又何在呢?
其次，在我国外贸统计中，把加工贸易的来料、来件与成品的返销作为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实行双向统计。这种方法把收取加工费的加工贸易扩大为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我国外贸的实际规模。当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是外资企业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外资企业为母公司加工生产时，原应收取的外汇加工费就可能不会进行实际的结算。由于外贸统计是海关根据实际进出口货物进行的，当外资企业与母公司之间发生贸易时，可能只有货物的进出口，而不存在实际的外汇结算。另一方面，加工贸易收取的是加工费，不是货款，只要劳动力工资不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远低于对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在外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主体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最后，以增加出口，解决国内就业为目的的出口退税政策，在客观上支持了我国亏损性出口的扩大，加剧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摩擦的产生，助长了我国外贸的不平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出口退税直接推动了出口的扩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外汇供应，提高了国家“稳定汇率”的成本，造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被动性、高成本增长，并导致了人民币在两个市场上的价值背离。由于出口退税对人民币升值具有相互抵消作用，在退税额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效应”被出口退税所“消化”。不仅如此，随着退税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在绝对值不变的情况下，出口退税对出口的相对推动力增强，而用美元表示的出口额，其相对值随着美元的贬值而下降。因此，用人民币表示的出口退税额与用美元表示的出口额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会产生反向作用，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遏制作用恰好被人民币升值而增强的出口退税作用所抵消。
据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一、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是我国外贸规模持续增长的动因，也是我国过去大力引进外资的“存量扩展效应”与国内工资水平提高速度相对较慢的结果。由于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双向性和结算的特殊性，只要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超过我国劳动力平均工资，且低于世界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幅度，在扣除我国的规模经济效应，平均技术水平以及给FDI的优惠待遇等因素的情况下，我国的贸易规模不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且进出口之间不会出现较大的背离；二、出口退税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会产生货币价值低估的假象。在退税货币升值的情况下，对升值的“抵消效应”增强，且出口退税始终是我国外贸顺差的“原动力”。出口退税导致了我国外贸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困化的加剧。出口退税不仅在非均衡汇率的情况下使人民币价值产生背离，也阻碍了人民币向均衡汇率方向发展，在以“稳定汇率”为主基调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三、回归“均衡”之我见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缩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投资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又是国内经济问题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要“均衡”人民币汇率，涉及到各经济领域内部和外部政策的科学性，一致性和有效性。
根据以上分析，人民币汇率“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经济领域之间的政策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当我们提出“外贸平衡政策”的时候，却同时在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当我们还在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时候又开始了人民币升值；当我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时候，却又在大力引进外资……。毋庸置疑，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有特定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外贸平衡政策”是针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出口退税政策”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引进外资”旨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根据均衡理论的原理，某一个领域的变化将对其他领域产生“三大效应”。当这些个别的政策作为“某一个领域的变化”来考虑时，我们不能只考虑个别政策的针对性和必要性，还要考虑到它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其次，不管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规律始终为起作用，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律表现为经济运作的协调性和“高效性”；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律与经济政策之间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和“无效性”。经济规律的“高效性”是以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为基础的。而经济政策和措施具有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如果用政策去替代机制，其结果会导致机制的失灵。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证实了由于政策之间的矛盾性所产生的“抵消效应”，最终表现为机制的“无效性”。
最后，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高效性”，必须确保经济机制的“有效性”。在人民币汇率与外贸领域中，必须消除政策与政策之间以及政策与机制之间的矛盾性，让均衡机制在政策的导向下发挥其固有的杠杆作用。
1.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出口退税，以消除“冲击效应”发挥过程中的政策抵消作用。在减少出口退税的同时，将出口退税从“国产化程度”向“国产化程度加科技含量”方向的转变，以促进我国外贸结构的升级和摆脱贸易贫困化的现状。
2.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并在关注我国外贸平衡的同时，关注我国的投资平衡。
3.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改变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为主导的现状。
4.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但在政策因素产生的矛盾未得到解决之前，人民币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形成机制的完善难以使人民币价值得到有效的回归，也难以得到外贸与汇率之间的长期平衡。值得一提的是“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并不是人为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而是强化市场对人民币价值的实际指导作用。如果一味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当年“欧洲联合浮动”失败的前车之鉴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
总之，人民币升值后出现的外贸顺差的增加并不能成为均衡理论的悖论，而是由于政策的矛盾性阻碍了“冲击效应”的发挥，最终导致升值对外贸的“无效性”。只要我们克服人为产生的“抵消效应”，人民币汇率与我国的外贸必将回归到均衡之中。口
注释：
①数据采源：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html”。
②赵志君：“中国的廉价货币”，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8月。
③黄锡光：“中国外贸三大趋势及其成因分析”。
④“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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