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20世纪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1)03-0001-6
研究社会主义，仅就社会主义本身来谈社会主义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紧紧相连，与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意识形态的重大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社会主义的百年反思必须着眼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20世纪各主要意识形态的演进，从社会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全面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自身准确的历史定位，成功地走向未来，并确立自己在21世纪的崭新形态。
20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本文拟对这些“主义”进行简单梳理，在比较中探讨它们与社会主义及其发展之间的关系。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主义，是“最近四个世纪在欧洲和一些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多次激发起政治运动的方式。”（注：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页。）自由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而走上历史舞台。就意识形态分野而言，自由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对手。自由主义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并列为20世纪三大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仍有人坚持认为，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但是，历经苏东剧变和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强劲冲击下，许多历史学家和西方坚定的左派都不无悲哀地承认，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注：参见佩里·安德森《复兴》，《新左派评论》2000年第1期改版发刊词。）自由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具有三个形态：第一次是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美国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重大转折；第二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革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政策的重大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折使自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
“罗斯福新政”是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第一次自身改革。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突然爆发，持续多年的大萧条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传统的自由主义无视现实，不承认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在于自由放任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拒绝对自由放任政策进行调整，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新政”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罗斯福承诺给人民面包和工作，把赈济和就业看作政府的基本职责，从而确立了美国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崭新理念，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从经济上说，“罗斯福新政”是政策实践中的凯恩斯主义。其基本思路是：强调政府全面管理宏观经济，通过全面立法和有效干预，扩大政府预算，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生产发展，保证充分就业。从政治上说，“罗斯福新政”实现了国家职能的一项重大改革，开创了福利国家的新功能。这是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不可想象的。
“罗斯福新政”是当时在传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即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一枝独秀，也由于苏联式的社会福利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下层人民的吸引力，“新政”突破了亚当·斯密以来自由主义的传统模式，大胆地借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福利的优长之处，并部分地将其纳入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确立了美国式的“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的改革模式。如果说，对政治的怀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它强调人类的自然状态，因而强调市场的自由调节，那么，罗斯福的实践在不违背自由主义根本精神的基础上，扩大了政府干预的成分，是一次创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斯福新政”这一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新政”的“第三条道路”是一条中间偏左路线。这一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挽救了困境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巩固了美国全球第一的竞争地位，而且当欧洲在社会主义强势压力下和自由主义造成的大萧条的极端痛苦中无可挽回地滑向法西斯专政之时，使美国成功地避免了极端主义的选择，在政治上抵制了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激进的社会主义，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由于“新政”的成功，二战后几乎整个欧美世界都转向凯恩斯主义，导致西方世界持续25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政策影响了资本主义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
70年代末以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革命”启动了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浪潮，这一浪潮席卷整个西方发达世界，构成20世纪自由主义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变革。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经济陷入10年“滞胀”，国家调节市场的各项干预政策效率递减，凯恩斯主义失灵。特别是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失去发展势头，通货膨胀加速，失业率上升，美元危机，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经济发展一蹶不振，社会生活长期陷于停滞和困顿。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台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20年经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
里根和撒切尔在政治上都是保守主义者（从30年代“新政”以来，罗斯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对立面——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就成了“保守”的象征），但他们的基础理念和经济政策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当然，此“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彼“新自由主义”。一般说来，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是对“新政”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纠正：同是解救严重的经济危机，“新政”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当代“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活力；同是改革自由主义，“新政”的“新自由主义”是“中间偏左”的调整，更注重公众的利益和改革社会分配方式，当代“新自由主义”则是“中间偏右”的调整，更注重企业的利益和改革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当代“新自由主义”更注重恢复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的市场和效率的线索，更尊崇20世纪哈耶克和贝勒兰山学派的传统自由主义理念。但是，它并没有彻底抛弃罗斯福“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成果，没有真正放弃政府的宏观干预政策。比如，受保守主义者欢迎的“市场先生”弗里德曼并没有回到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一般地拒绝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是在左派强调国家干预第一主义时，他更重视市场力量，强调政府作用的限度，强调市场与政府间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经济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们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的真正关系，把握了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正确方式。他们认识到，市场自由化不等于自由放任主义。他们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和对市场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克服政府的失败，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走强并非偶然。它结束了70年代西方深重的经济危机，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帮助发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推动西方现代化走出工业化阶段，进入新一轮以网络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后现代化、全球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就对结束冷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苏联为首的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成功。
但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如果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危机随时可能发生。资本如果忘记了世纪初的教训，盲目放纵自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利用信息手段在当代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中疯狂地追逐新经济的超额利润，置“新政”改革以来的社会成果于不顾，那么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就可能演变成一场新的全球性的野蛮竞争。
自由主义在其百年进程中向社会主义学到了东西，改革了自身，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从而使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经历重重危机后，在世纪末步入稳定发展的阶段。作为其意识形态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有必要从自由主义的调整、改革和发展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在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同时，应当寻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政治理想、价值理念、历史哲学的高度上，尤其是自我更新的能力上全面超越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打造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形象。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之一。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明确宣称‘民族特性’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注：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
民族是一个渊源久远的历史存在。民族主义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运动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情感。近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有许多类型，有的基于种族、母语等民族的客观自然特性，有的强调文化心理、宗教信仰和地域情感。20世纪民族主义的几次高潮，几乎聚集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所有类型。20世纪民族主义主要分四个时期、三种形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基本延续了19世纪的线索，是作为资本主义建立的条件和后果的民族国家所引发的老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突出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产生了民族自决权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是社会主义在国家实践上的第一次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胜利。这是20世纪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种族民族主义形式——纳粹主义；二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理论上属于与一战中的苏联同型的民族主义；最近十年在冷战后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主义思潮再次抬头，而且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局面。纳粹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民族主义，是本世纪民族主义的三种主要形态。
纳粹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将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融于一炉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二者都是有组织的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二者都反对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文化，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否定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了取得政权，纳粹主义寻求与保守主义结盟。但是，正统的保守主义只承认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有限干预，其思想底色是传统自由主义；而纳粹的思想底色则是崇尚暴力和恐怖的种族专制主义。纳粹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赤裸裸地鼓吹种族等级优劣论，认为雅利安人是最富文化创造性的人种，而犹太人是最低劣的人种；继而，纳粹从泛日耳曼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为追求雅利安民族的世界霸权，夺取所谓“生存空间”，认为必须灭绝犹太人。纳粹掌权之后，动员了整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在德国和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杀戮，并大举进行种族民族主义的扩张。纳粹的种族优越感和意识形态狂热表现出对人类生命的极端漠视，对个人内在价值信念的无情践踏。纳粹的反人道行径是20世纪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耻辱。“纳粹”的原文“民族社会主义”与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理念风马牛不相及，是对社会主义一词的僭用。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生来就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人类争取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处于非殖民化时期，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风起云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就其性质而言仍属于资本主义全球进程中的现象，是反抗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和剥削的必然产物。如果说，某些西方沿海国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五六十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民族和国家的解放，确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地位。这一时期，联合国会员国迅速增多，反映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是不发达国家以公民和领土为要素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斗争成果。70年代第三世界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是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性质主要是在国际经济领域争取发展权的斗争，开启了当代南北关系的划分。但是应当看到，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发展，一直是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大多数反抗西方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国家争取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都受到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西方大国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抱有深刻的敌视，倾向于给予它们物质和道义支援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70年代中国倡导的“第三世界”概念出现以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有了更明确、更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政治经济追求。
在80年代启动、冷战之后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高潮中，民族主义作为对全球化的应激反应再度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但是，90年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从理论性质上说，既有基于宗教信仰的民族主义，如伊朗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有基于种族、母语和地域的民族主义，如欧洲包括科索沃冲突在内的前南问题（其中还牵涉到冷战思维残余等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北爱尔兰问题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墨西哥的恰帕斯运动等；从历史的视角看，既有全球化冲击下出现的最新的民族主义问题和思潮，如作为西欧发达国家由于惧怕全球化的冲击与竞争而产生的“新纳粹”思潮，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安排所遗留的问题，如巴以冲突、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延续多年的仇恨和战争。从影响范围看，90年代的民族主义既发生在传统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如多年的民族问题热点地区中东，也发生在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欧，如德国和奥地利。但是，在全球化的策源地美国和全球化的明显受益地区东亚和南美，都没有形成突出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因此，90年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对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与各个国家和民族在这一轮现代化全球运动中的地位和处境息息相关。
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民族主义是可以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容和结合的。极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结合，产生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实践同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吸取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把集体行动者当作历史中的进步力量的观点；民族主义作为具有普适性的学说，除了一些极端的形式，也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信念可以兼容。显然，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与人类合理的意识形态结合，可以形成人类结合的正当基础；它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结合，则会破坏人类结合的正当基础，产生极大的破坏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必须关注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比如，与原教旨主义宗教相关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是当代恐怖主义的重大根源之一，但同时也是抗衡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重要力量。对于新自由主义20年的霸权地位，目前在世界上正在到处出现与之抗衡的民族主义挑战。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概括了那些明确拒斥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强制形式的权威，并向往完全基于个人和集团间自愿合作的社会秩序的政治见解。”（注：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可以而且应当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权威的条件下组织社会。”（注：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无政府主义是历史上渊源最远最深的历史哲学之一。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是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力量而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向往一种具有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社会，反对各种强制形式的权威，其最高的形式就是国家。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集团，它们在外观上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把国家确认为共同的敌人。各个不同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经济制度观上存在极其尖锐的分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主张捍卫私有财产和市场自由竞争，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彻底公有、劳动合作和按需分配。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曾有个人主义、互助论、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四种不同的形式，与其他意识形态有一定交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有三次较大的表现，并在世纪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时期达到了其发展顶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达到了它的第一次高峰。许多国家出现了坚持无政府主义观念的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无政府主义以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形式出现，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议会社会主义者共同构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并影响了当时欧洲和拉美的整整一代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主要设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观极其接近。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抨击私有制及维护它的政治权威。尤其是在当时西欧工人运动中有过显赫影响的克鲁泡特金，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方案。他依据社会进化论，设计了一个由基本自给自足的公社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由交往的生产者提供货物以满足各种基本需要。他还设想了分散化的工业，完善的农业，生产资料为人类集体所有。为了实现这样的社会，他号召实现革命变革，要求知识分子宣传破坏性思想，唤起群众将资本主义和国家一起摧毁。在他所建立的理论基础之上，无政府工团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反政治性质，坚持彻底的反国家主义立场，通过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直接行动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比如在法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以工人控制的生产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以取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统治。他们认为，一场总罢工将把阶级斗争推向顶点，而阶级斗争必将导致他们的理想社会。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纠正。
1936年西班牙内战是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的又一次激情出演。当时，相当数量的工团主义者活跃在内战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中。西班牙素有工团主义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班牙总工会”中，无政府主义扮演了支配性的主角。因此，内战爆发后，无政府主义获得了最大的机会，被证明是一支有效的革命力量。在“保卫马德里”的热情召唤下，许多工厂和农村按照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而且普遍取得了某些成就。西班牙内战在当时吸引了欧洲进步人类的目光，许多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亲身前往马德里参加战斗。但是，由于共产主义在当时的西班牙没有实现的客观条件，也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势所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越来越卷入与政权的合作中，屈服于其共和派盟友的压力，并为赢得战争而舍弃了自己的许多革命成果，有违于自己的反资本主义制度初衷。西班牙内战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次历史性的重创。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将被永远铭记在20世纪的人类进步史上。
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中，无政府主义再度复兴，成为这一进程中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惊呼，“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再次卷土重来。”（注：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7日。）目前，无政府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形形色色的反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整个西方政治领域普遍存在，已经形成对全球化的挑战力量。
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继承了历史上无政府主义反国家主义的传统。如果说，以往他们的国家批判是针对单一民族国家对城镇权力的篡夺，那么这一次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重新由地方进行决策。他们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机构代替了各国政府，成为全球化的领导机构。他们还与跨国公司展开斗争，认为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其集结权势的行为代表了国际资本跨国界的大举进攻；并认为耐克和通用电器等大跨国公司利用跨越国界的扩大投资规模，得以践踏当地的劳工法和环境法。他们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一反近年来西方群众运动的沉寂局面，无政府主义者近两年来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他们在1999年西雅图全球贸易谈判期向连锁店投掷石块，抗议并阻挠会议的召开；他们在2000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针对国际贷款组织的大型抗议活动，身着贴着巨大“A”字的衬衫阻塞了华盛顿的十字路口；他们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代表大会期间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他们甚至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国际串联，在布拉格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抗议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当代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左派，而传统的老左派、今天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已屈从于全球化中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成为新右派。当代无政府主义有无政府生态主义、无政府女权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互助主义等各种形式。与历史上的情况一样，真正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多，但他们的思想能量很大，影响范围很广。今天广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遍布劳工、环保、消费者组织中的抗议者，他们正在努力创造一场群众性的但却无人领导的广泛的抗议运动。正如约瑟夫·卡恩所述，“尽管主流新闻媒体常常斥责这些抗议愚不可及、混乱无章、有勇无谋，但这也正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特点。”（注：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7日。）而且，他们宣称：“自60年代以来，我们事实上第一次把思想转化为行动。”（注：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7日。）
无政府主义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原则。而新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主体是以雅皮士（YUP，青年城市专业人员）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同时也包括那些被新的现代化浪潮所边缘化的人群。他们都是70年代西方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后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其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感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他们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他们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是无政府主义的天然基础。这些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与传统无政府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具有更新的、更具个人主体本位的新价值观，具有对现行制度的后现代的批判取向。他们不仅怀疑工业文明，而且从文化基因上否定工业主义。因此，无政府主义在西方新一代青年中有很强大的号召力。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它是不那么容易消亡的。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也许乏善可陈，但是作为其他思想体系和运动的批判精神的一种来源，无政府主义具有重大价值。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理论上看，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构成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个持久的因素，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盟友。社会主义理论应当认真研究当今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和意识形态走向及特点，重新思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力量的团结和统一战线问题。尤其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已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突出。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党形式，属于传统政治格局中的中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是复杂的。起初它是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后来逐渐有了极为不同的含义。鉴于这种变化和后来的复杂性，释文理应涉及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和后来的制度性发展，尤其涉及到它与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注：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这个定义的最准确之处，在于它指出了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把握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本质的关键。
社会民主主义本来与社会主义是一家，它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与现代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根源，乃至于现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还标榜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是，100年来，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深刻的演变，已从反制度的革命政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体制内温和的执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演变，起源于19世纪末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社会民主党左翼走向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社会民主党右翼则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要求以修正主义、渐进主义的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有三次发展高潮，两大形态，恰恰是19世纪末的这一线索的展开。
第一个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西欧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掀起了革命高潮，顶峰是1918年德国革命。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并谴责党支持德国从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尽管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被扼杀了，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实践参与和理论贡献是有历史和道德价值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次发展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速后。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社会民主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而赞同西方的社会民主原则建立了某种依据。因此，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占了上风，并在欧洲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去解决资本主义的许多尖锐问题。战后西方持续25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胜利，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胜利。其间，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被公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沿袭伯恩施坦线索、在理论上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哥德斯堡纲领》取消了国有化等条款，将工人阶级的党改变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党”，认同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所谓“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宣称“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如果说，伯恩施坦开启了向自由主义转向的大门，那么《哥德斯堡纲领》就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主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向自由主义的全面认同。
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再度成为公众焦点，主要是由于9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党在多数欧盟国家重新执掌政权和它们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路。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它在理论上触及了一系列关系到当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大问题，至少有“提出问题”的价值，但是就其理论实质而言，“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一步自由主义化。如果说，20世纪左右划分的政治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对近代自由主义的两种继承方式——右派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左派则追求超越财产关系的、所有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自由，那么，今天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不仅是指它对自身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发展，而且尤其是指它向右派意义上的传统自由主义的转折。
关于“第三条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人们已经作过相当多的研究，这里不再展开。但是，对于当代社会主义事业而言，欧洲中左翼的选择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民主主义逐步走向新自由主义化，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选票和理论原则之间，他们往往只可能倾向于前者。“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全球化的回应对策。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注意到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时，也要注意他们在处理经济社会问题上的长期经验和实践创新。社会民主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重要一翼，尽管它在一个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迁，但它作为西方社会主要的中左政治力量和思想，至今仍是与社会主义最亲近的意识形态。研究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发展，批判地汲取社会民主主义的执政经验，对于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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