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关于市场权力结构的巨型理论——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权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价值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是什么？人们从不同角度会作出不同的理解。人们通常把劳动价值理解为劳动者的血汗(即劳动过程中消耗的生命)，这虽然并没有错，但并非劳动价值的本质，因为并非所有血汗都能够称为“价值”，只有成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血汗”才成为价值。此外，有人主张一切经济学理论都是关于利益的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指的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物质利益，因此劳动价值论的主旨在于证明资本家占有了工人阶级生产的物质利益的非正当性。这虽然也没有错，但是失之肤浅。因为马克思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428，因此把劳动价值理解为劳动者创造的物质利益，引起了关于到底是劳动创造价值还是各种要素创造价值的争论。所有这些对劳动价值与劳动价值论的理解，都没有看到：在劳动者消耗的生命的背后、在利益关系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关系——这就是市场权力关系，这才是劳动价值的真正本质。《资本论》与其他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是关于市场权力结构的巨型理论。
一、市场权力的根源
如顾海良所指出，马克思刚刚进入经济学研究之际，曾是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是他创立的唯物史观。一旦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理解商品价格，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不仅从反对转为拥护，而且“在世界观、方法论上赋予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2]21,37。这新的内涵就是价格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由此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形成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改造为用来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演化的理论。而实现这一理论突破的关键，是指出商品价值是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其本质是市场权力。
经济活动中的事物具有两重性，承载着两种力量：一是在物与物、物与人的关系上的自然属性，其承载的“自然力”是物品的使用价值；二是其社会属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力量，它们是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力量，是人对人的经济权力——配置物品(资源)的权力。离开社会关系力量，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发生。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正在于立足于社会关系力量来考察社会经济活动。
因此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配置资源的社会力量及其运行规则的发展史。配置资源的古老的社会力量，一是遵循霍布斯“丛林法则”的暴力，二是以意识形态与伦理情感为基础的宗教伦理力量。这两种力量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一定的宗教伦理观念为基础的有组织暴力机构——等级制社会结构，它以某种社会伦理观念为准则，通过组织化权力机构来分配社会资源。而在这种等级制权力所不及(以及它们相互抵消而平衡)的边缘地带，逐渐萌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力量——商品拥有者通过市场自由交换而获得的支配社会他人物品的力量，货币是这种力量的符号。货币能够取代强制性权力来配置社会资源，这意味着货币也拥有“权力”性能，我们称为“市场权力”。这种非强制性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区别在于：第一，它是“物化”的间接权力：是“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3]107，是通过物的关系来实现的人对人的间接权力；第二是自由性，正因为它是物化的间接权力，它的实现基于对交易双方的至少是社会环境所迫下的自愿，而不是基于直接的强制；第三是普遍性，它是人们与全社会的他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联系，而不像强制性权力那样只针对特定对象；第四是定量化，其大小用货币数量来表示。总之，货币是定量化的、普遍的、自由的市场权力。
商品能够交换到货币，说明商品承载着货币所标识的“市场权力”，它来自商品的“价值”——商品所拥有的市场交换能力。发现商品价值本质上是市场权力，是马克思的重要贡献。他在许多著作中反复论述货币和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的思想。《资本论》第1—3卷(中文版)至少有19页直接提到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权力”，而且在有些页中，这种市场“权力”概念被反复多次强调。[4－6]①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一论述尤为清晰：“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3]182。而这种权力的大小要通过货币来表现：“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3]106－108
二、资本的生成：市场权力的割让与集中
在上述社会结构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其内部凝结的抽象劳动时间”乃是公理，是经济学中的“自然定律”，连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萨缪尔森也承认它适合于这种“早期原始状态”[7]55。那么，在复杂的市场经济形态中，劳动价值论是否仍然正确？马克思没有用简单的“是”与“非”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过程中来分析劳动价值的表现，以得到科学的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过程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提出一个高度逻辑化的演化模型，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8]874，也即对上述只有劳动关系的“简单商品经济结构”的否定，资本主义是从这个简单商品经济结构发展而来的。然而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又是由封建社会结构的瓦解而产生的。那么，这二者是否矛盾呢？并不矛盾，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封建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其等级制权力所不及的边缘地带(这是制度上的边缘地带，即封建权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与领域，虽然常常也表现为地理上的边缘地带)，会逐步产生出局部性的“简单商品经济结构”的运行方式。于是封建社会晚期会出现封建等级权力结构与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经济结构”并存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结构不可能相干无事，由等级权力关系构成的封建体系必将侵入到由劳动关系构成的“简单商品经济结构”中，剥夺其中的劳动成果。而等级制结构在如此破坏简单商品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吸收了商品经济因素，将其剩余劳动转化为市场价值并进而转化为资本，从而也瓦解了它自身。于是产生了不平等的市场权力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过程的逻辑概括。
等级制权力强制地配置资源，从而是“以物的形式占有的社会权力”[3]107。于是生产资料中含有来源于劳动者世代提供的社会劳动量的积累进入市场便具有了价值，生成了市场权力。因此，剥夺生产资料也即剥夺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因而也就拥有了市场权力，这就是原始资本的权力。由此形成的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分离，也即资本的市场权力与生产者的分离：由各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人对人的直接的强制性权力由此转化为以“以物的形式占有的”资本权力。而劳动者所剩下的“市场权力”就是自己的转化为商品的劳动力。那些被其剥夺的劳动价值转化为资本，吸收劳动力进行生产，目的是实现价值增值。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4]822，其本质是用政治、军事、法律等强制性权力剥夺生产者的市场权力并使其集中到新生资本家手中。通过资本原始积累，不平等的强制性权力侵入原来的平等的市场体系中，使原来“劳动者人人平等拥有市场权力”的平等的市场权力结构，裂变为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平等的市场权力结构。
由霍布斯和卢梭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人平等地拥有天赋人权是社会的原始状态，而当这种平等权力危害人类社会的安宁幸福之时，人们便自愿地将它部分地割让给国家而集中为国家权力，由此形成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契约论把不平等社会在权力争夺中诞生的血淋淋过程，想象为理性的“契约过程”，并且把社会权力归源于“天赋人权”，当然是唯心史观的空想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对这种“社会契约论”的唯物主义改造：不是天赋人权，而是劳动者用他们的社会劳动创造出市场权力。在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中，人们平等地拥有这种市场权力。劳动者并非通过自愿“割让”的契约过程将这些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是等级制权力体系通过血腥立法、圈地运动等等途径侵入市场，剥夺劳动者拥有的生产资料，把以“物的形式占有的社会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成为资本的权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的市场权力最后衍生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由此建立了唯物主义的经济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学说，而劳动价值论则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意义。
由此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的市场力量归根到底来源于人们进行的社会劳动价值。这是因为全部社会生活依然建立在劳动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劳动的基础上，每个劳动者的活劳动向社会提供的劳动价值决定了社会对该劳动的依赖度，劳动价值论作为社会关系的“自然定律”依然成立。然而这条定律不可能采取劳动者相互持有“市场权力”的简单形态，而是采取“资本权力”的形态：集中了市场权力的资本使劳动者处于对资本的依附地位而被迫出让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于是社会对劳动者所付出的活劳动的依赖转化为对资本的依赖，劳动产品所承载的市场权力(劳动价值)被资本所占有。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6]293－294资本追求自身增值是资本的市场权力的自我扩张，创造物质财富只是这种权力扩张的手段：目的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而增加社会对资本权力的依赖度，以获得更多的支配资源的市场权力。当这种手段(创造财富)与目的(价值增值)相一致的时候，资本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当二者不一致时，则阻碍生产力发展。
三、价格偏离价值：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生成
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对声浪中，一些反对者列举各种商品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将其视为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证伪”。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自然资源的价格问题：自然资源的价格无法用凝结在它们内部的劳动来解释。此外，不增加劳动，只增置新的生产资料或引进技术，也能增加利润，这似乎表明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资料与技术本身(或由其中的“死劳动”)创造的。这些事实似乎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已被实践“证伪”的错误理论。
所有这些批评意见的根本缺陷在于不懂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旨与真谛。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并不等于说价格唯一地由价值所决定，因为价格是社会各种力量分割价值而产生的外部表现。只有在劳动关系是唯一经济关系的经济体系中，价值才直接等于价格，因为不存在其他分割价值的力量。而不论社会经济结构如何复杂，只要存在着分工体系下人们的相互服务的社会劳动，并且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必然会从市场内部产生出以“劳动价值”为实体的市场权力。各种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力量，如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政治权力、宗教伦理力量等等也能支配资源，然而这种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自市场外部，其所进行的资源配置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依靠政治法律力量、宗教伦理力量等等进行的分割市场内部产生的劳动价值的行为，由此获得的市场权力仍然来源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通过这种分割过程，由劳动者直接拥有市场权力的简单市场权力结构，不断演化为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复杂的市场权力结构。
当各种社会关系力量嵌入市场分割劳动价值，转变为市场权力时，各种本来不具有劳动价值的事物纳入到市场中分割价值，使社会劳动价值不断被分配到各种市场化的事物中，从而生成社会商品的价格体系，由此必然发生价格对原有的商品价值的偏离。社会经济结构越复杂，分割与流动的层次便越多，偏离程度也就越大，就越不可能被“价格围绕价值”的平均化过程来消除。这种不可能被价格平均化趋势消除的“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不仅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的“证伪”，而且正是它的伟大魅力所在：因为正是对这些偏离的发生机制的层层分析，使我们能够发现掩藏在它们背后的社会关系结构，所以它是马克思揭示市场经济复杂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正像物理学家用光线穿越原子时发生的偏离图像——光谱——来发现原子内在结构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现象来分析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整个理论体系。
为了分析产生“价格偏离”现象的深层经济结构，我们将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值为零的简单商品经济作为“基态结构”，其中劳动价值论以最直接而单纯的“自然定律”形式存在着。现实社会力量“嵌入”这种基态结构而发生的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乃是“价格偏离”不断发生的过程，也是现实社会经济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全面地分析这些力量对“基态结构”的影响而逻辑再现当代社会结构，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只是就其中主要过程提出解决思路，以探索劳动价值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路径。
1.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劳动价值的分割
资本与劳动力是分割劳动价值的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力量。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力量对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的分割，指出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所能得到的劳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将围绕着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价值波动，这些必要劳动价值投入到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资本所能分割到的劳动价值就是资本的价格——尚未平均化前的利润，总体上等于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由此造成“资本—劳动”价格体系对于劳动创造的价值体系的偏离。而资本的增值欲望及其面临的竞争压力，产生了资本家的节欲主义，导致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社会物质再生产过程中。于是，由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产生了两种生产——由必要劳动产生的人口再生产与由资本推动的物质再生产，二者的波动与危机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运动。
2.资源所有权结构：资源价格对价值的偏离
在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结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资本—劳动”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自然资源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变为物质财富，这就是“全要素财富说”，它“主要是揭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9]。然而自然资源虽然创造使用价值，但是并不创造价值，因为价值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力量。要使自然资源“获得价值”从而具有“价格”，首先要将某种人与人的关系施加到它身上，这就是由政治法律力量所创制的资源所有权。但所有权只是人们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作为市场权力的价值关系，因而是“无价”的。要使这种“无价”的所有权变为“有价”的市场权力，这种所有权必须进入市场：要得到这种所有权，必须用货币来购买，于是本来不具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便分割到了价值。因此不是自然资源本身具有“价值”或创造“价值”，而是其“所有权”通过市场化分割了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因此资源价格本质上是资源所有权价格，其源于该所有权在市场中分割的劳动价值。这种从社会商品总价值中分割出来、附加到自然资源身上的社会劳动价值就是“地租”。
马克思说：“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6]717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了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决定了从社会总价值中分割出的劳动价值量，从而形成价格。于是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外在理论得到了内在解释。而这个分割价值的过程使整个商品世界的范围被扩大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与劳动产品一样被作为商品，它们共同分割社会生产的总劳动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市场化的资源在内的整个商品体系的价值分布，从而使商品价格发生了相对于“基态结构”中的价值体系的偏离。对这种偏离进行“光谱学”分析可以发现其背后的自然资源的所有制结构。
3.产业资本结构：生产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偏离
资本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两个部分，其中只有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才能通过工人的活劳动生产出剩余价值，也即资本的价格——利润。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是不同的，这个比例是该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于是，资本有机构成不相等的两个企业，“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6]177。然而，资本的市场权力不仅表现在利用活劳动创造新的剩余价值，而且还表现在所有资本都力图通过市场竞争与资本流动，而具有平等分割这些剩余价值的权力。于是由可变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利润)必须由全部资本来分配，造成了可变资本创造的总剩余价值在全部资本上的平均分配，这就是利润平均化过程。于是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被分割到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同此产生了工业品对农产品的剪刀差等等)，社会生产的劳动价值总额在全社会商品中再分配。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举例对比了单纯的商品生产与作为“资本的产品”的生产的根本区别，列表计算了这种偏离值，其规律是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利润率相等”原则取代了社会劳动关系的“价值相等”原则。在社会劳动关系中的交换原则是“价值相等”：“……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这时“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6]196－197而被作为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则完全不同，因为“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6]217。这种瓜分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导致“利润率相等”成为市场的基本原则。于是，具有不同有机构成的产业资本结构，导致了社会总价值按照资本总额进行平均分配的社会经济运动，由此产生了“生产价格体系”对于“商品价值体系”的偏离。
4.金融资本结构：对未来剩余价值的分割导致的偏离
在不同有机构成的产业资本结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市场权力所产生的市场结构。上述各种社会力量要求分配的是业已生产的剩余价值，而金融资本则要求根据预期来分割未来社会总价值，并且要求这种未来价值的贴现权。而对未来剩余价值的分割权有两种形式：一是规避风险的利息形式，即厂商按照本金以一定比例支付未来剩余价值给债权人，从而获得资金来吸收劳动力以创造未来价值，这是“利息”的产生根源。二是承担风险的股权形式，金融资本表现为对企业直接投资的股票，“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6]529。无论哪种形式，货币资本的市场权力都表现为三个功能：一是雇佣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二是要求分割未来的活劳动将要创造的剩余价值；三是通过对未来剩余价值的贴现，从现有剩余价值中分割价值。
上述以债权、股权形式存在的金融资本，被马克思称为“虚拟资本”。他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这些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6]530、532。金融资本利用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行炒作，造成资本市值不断波动，从中猎取差价，并且从现有剩余价值中兑现而分割出投机性收益。这些金融行为使其“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6]529。由此形成了“虚拟经济”。它分割未来剩余价值、通过预期差异而分割现有剩余价值的经济活动，使全社会商品体系(包括虚拟经济体系和实体经济中的所有交易对象)在内的所有的价格不断偏离其价值，造成社会价格体系对劳动价值体系的进一步偏离。泡沫经济是这种价格偏离的典型表现。
5.供求关系结构与波动式价格偏离
上述各种权力对价值的分割，产生了社会的总劳动价值在各种要素和各个部门中的重新分配，形成其对于“基态结构”的偏离。由于人口的增长、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经济系统本身的运动，由于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供求关系会经常变动，于是发生了商品的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这种偏离表现为上下波动，而价值则是价格的波动中心。在简单商品经济中，这种供求关系引起的波动直接就是对商品价值的波动；而在由各种权力分割价值所形成的复杂市场结构中，则是对分割后的价值格局的波动。如马克思所说：“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4]123
除了上述各种结构而外，还有由交易成本、知识产权、国内和国际政治格局等等所造成的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对于这种偏离现象的产生根源进行结构性分析，将会发现相关的权力结构、制度设置及其运行方式。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论。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交接点。离开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那种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土壤，经济学便会成为无根之木，只能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虚幻根基之上。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配置剩余劳动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张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使用价值，这就是“全要素创造财富说”。而一切社会经济关系都建立在“社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这种“社会劳动关系”就是“劳动价值”，因此唯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就是“活劳动创造价值说”。经济系统的其他权力通过分割由活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总价值从而转化为市场权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的多种产权状态与生产成果的多种分配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多产权分配说”。由此形成的价格体系对于价值的偏离过程，乃是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生成过程。[9]它产生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运动，生成了这种经济运动中的经济规律。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就此完成。被各种社会力量分割的剩余价值究竟被如何使用，其发挥了怎样的社会历史功能，这是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资本力量占据统治地位，从而使被分割的剩余价值永远与劳动者相分离，不断消耗自然资源，从而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异化力量，由此产生了剥削，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类发展危机。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使劳动者从资本力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劳动者生产的剩余劳动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面临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消灭剥削，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回到“价值等于价格”、每个劳动者直接占有其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原始的简单市场经济结构。那是只适用于落后的个体手工业生产力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现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都必须采取社会力量重新配置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用来组织社会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与公共产品的生产，才能保障社会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行与健康发展。因此，立足于当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消灭对活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进行市场配置的各种社会力量，而应当解放思想，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包括资本力量)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保护公有与私有产权，建立关于包括排污权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产权的市场交易，允许各种产权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对活劳动价值的市场配置。这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成为资本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如此才能真正形成推动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所需要的权力结构，将各种非公有制资本力量纳入到社会主义运行轨道。这些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力量，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的领导，在经济上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社会主义价值为核心。通过这种社会权力体系，对这些来源于全体劳动者的活劳动、被各种产权配置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与流动，使之最终纳入到“三个有利于”的正确轨道，以人为本，使其最终以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形式复归于劳动者身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由此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针对上述各种力量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及其造成的价格对价值的偏离，进行价值回归，统筹兼顾地用来组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再生产，从而用于人的发展。例如，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应当克服资本占有全部剩余价值所造成的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使劳动者与资本共同享有剩余价值，劳动者享有的价值不仅用来提高生活水平，而且用于人力资本的建设与企业股份制的建设，从而推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在“资本与资本”的关系上，在利润平均化过程的同时，应当进行高有机构成的产业向低有机构成的产业(如农业)的价值回馈，以扶持后者，提高其有机构成，从而使各个产业和谐发展。在“资本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关系上，应当将自然资源所有权所分割的剩余价值用于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使这些再生产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凝结在商品中，在新的水平上实现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价格偏离。而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上，以及金融资本内部结构上，应当防范操纵资本品价格的恶意投机行为，从而用社会对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来组织剩余价值，使之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资本，通过实体生产来部分地消除这种金融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等等。通过上述手段，社会主义力量对剩余价值进行统筹兼顾的再分配与再使用，使偏离的价格体系向商品的价值体系复归，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实现。这就是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所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由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全社会的统筹兼顾的重新配置，调动全社会各种力量的积极性，以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路径，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实现，因而是马克思《资本论》在当代的伟大续篇。
［收稿日期］2013－03－08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156、187、385、386、659、825、847、86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217、293、378、425、429、534、922、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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