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逻辑史的五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11)09-0047-04
一、为什么开始中国逻辑史的研究？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使我进入中国逻辑史这一领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促使我持续不断并努力深入地研究中国逻辑史的主要动因，是对学术界所提下述问题的困惑以及对该问题答案的探索与追求。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例如，有位署名“老华侨”的作者撰文指出：“没有逻辑学，没有理性思辨的文化传统，左右了中国两千多年。”①所谓“理性思辨”，就是通过有别于感性认识的逻辑思维所做的思考与辨析，应视为“逻辑思维”的等义语。所以，上述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逻辑思维，也没有逻辑学。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不但有逻辑，而且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了后来被称为形式逻辑的逻辑学，有了对于包含常项与变项的逻辑形式的研究与论述。
这样，下列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第一，中国古代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逻辑？
第二，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其意指为何？根据何在？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实践活动不外乎行为与思维两个方面，没有思维支撑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既无逻辑思维的理性认知，又无逻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何以能够产生和不断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与丰硕成果呢？
第三，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逻辑，那么，中国逻辑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如何显现的？它与古代欧洲逻辑的关系如何？
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中国逻辑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时也涉及了中西逻辑及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当前文化建设中有一定意义。
正是这些问题引发的困惑使我开始了至今未辍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二、你认为应当如何界定你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理解或界定“中国逻辑史”这一称谓涵义的基本依据是，对“逻辑”及“中国”涵义的理解。
先说“逻辑”。“逻辑”指逻辑学，一门以逻辑思维为对象的科学。
逻辑思维是相对于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其标志是由“因为……”到“所以……”的推理过程。所以，也可以说逻辑学是一门有关推理的学问。推理是由名词与命题组成的，研究推理必然涉及名词与命题。但是，逻辑学关注的核心是推理过程。
逻辑学研究推理，但不涉及推理的具体思想内容，而是着眼于不同推理内容所共有的一般表现形式及其规律。所谓推理形式，是把不同推理的具体内容组合起来的共同结构，或不同推理内容借以表现的共同方式。
推理形式不等于推理的形式化。推理的形式化是一种方法，即借助一套特制的表意符号(其意义是可解的)，对推理形式加以表述的方法。人们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借助人工符号语言表述的推理结构式。
人们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去研究推理，也可以借助自然语言对推理形式作出概括和总结。不难看出，在表述推理形式的精准性上，前者优于后者；但在研究对象及内容的学科归属上，二者没有差异，同属逻辑学。这是因为，无论是形式化方法，还是借助自然语言的方法，二者都离开了对个别具体推理的讨论，而是着力于推理一般形式的探究。
其次说“中国”。“中国逻辑史”中的“中国”，可以从空间与时间上给出解释。
就空间而言，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指中国之外。这样，一些产生于中国之外，后被传入中国并受到学人关注与研究的逻辑学，如印度因明，欧洲形式逻辑，也进入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
其二，指中国之内。这样，产生、溶化和发展于中国自身的逻辑学，如先秦墨家逻辑，自然就成为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
就时间而言，可以指古代、近代及现当代中国的逻辑学演化历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逻辑史”是逻辑学在中国产生、发展以及外国逻辑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其核心内容应是近代西方逻辑传入之前的中国古代逻辑史，即孕育、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并受其制约的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史。
三、你能给出一个展示中国早期思想家逻辑敏锐性的例子吗？
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是推类。墨家把这种推理形式概括为：依照类同的原则进行命题推演，即依照类同原则选取前提，再依同一原则由前提推出结论。这就是《大取》所谓“夫辞以类行者也”和《小取》所谓“以类取，以类予”。
作为先秦显学的儒、墨两家的思想家，在论述和申说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伦理观念时，都极好地运用了推类。例如，墨家为了证明自家坚持“非命”以反对儒家“有命”的主张是正确的，世人对墨家的非难是错误的，《小取》有如下的推论：
首先，依类同原则选取前提。
墨家的待证命题是：“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这是说：儒家所谓“有命”，并非真的有“命”；墨家反对主张“有命”，确是否定了“命”。此待证命题的特点是前句肯定，后句否定，即“不是而然”。
墨家选取的前提是：“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世相与共是之。”前句说的是：将要出门，不就是出门，阻止人将要出门，就是阻止人出门。这也是“不是而然”，与待证命题类同。后句表明的是，前句所言有被世人公认正确的属性。
其次，依照类同原则由前提推出结论，即待证命题正确。
既然前提中“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有被世人公认正确的属性，那么，待证命题“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也应有被世人公认正确的属性。因为类同原则告诉人们，同类事物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这就是《小取》所说：
“……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众非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不是而然者也。”
四、你认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最困难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困难有二：一是研究的理论前提和依据；二是对作为逻辑学的中国逻辑或发现于中国的西方逻辑给出具体说明。
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前者回答的是“为什么”？后者回答的是“是什么”？
先谈研究的理论前提和依据。
上文已谈到，当我们一般地讨论“中国逻辑史”时，其中的“中国逻辑”所涉范围较为宽泛，既包括中国古代逻辑学，也包括境外传入中国的逻辑学，如因明和西方逻辑学。中国逻辑史是前者在中国产生、发展以及后者在中国传播与研究的历史。其核心是孕育、产生并发展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受其制约的中国古代逻辑学。同时，“中国逻辑”还有另一用法。这就是当人们专门讨论中国古代逻辑学时，为了使之有别于由国外传入的逻辑学，常常特别用“中国逻辑”专门指称之。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来自指称中国古代逻辑的“中国逻辑”。
前述意义下“中国逻辑”研究的难题或关键，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前提和依据，也可以说，用怎样的“逻辑学”观念为前提和依据去讨论“中国逻辑”，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关键和难题之一。
一种“逻辑学”的观念是：逻辑学是关于逻辑思维的结构、形式的科学，不受文化的影响；只有唯一性和普遍性，即西方传统逻辑及符号逻辑是全人类唯一的逻辑学。以这种逻辑观作为前提和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中国逻辑”的存在，只承认“在中国的逻辑”，也就是发现于中国的西方逻辑学。
另一种“逻辑学”的观念是：逻辑学是关于逻辑思维的结构、形式的科学，受文化的影响；不仅具有逻辑的共同性，也具有特殊性。共同性，指逻辑学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共同的对象是最根本的。特殊性，指逻辑学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显现的特点，如居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的不同，以及对推理形式表述方法的差异等。以这种逻辑观为前提和依据，不认同西方传统逻辑及符号逻辑是唯一的逻辑学，承认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具有各自特点的逻辑学，因而承认“中国逻辑，是中国国学中的一种学问，而不是发现于中国的西方逻辑学。“中国逻辑”具有相同于西方逻辑学的共同性，同时也具有不同于西方逻辑学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前提和依据的“逻辑学”的观念不同，就会对“中国逻辑”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也会使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不同。
再谈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说明。
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学，上述问题不存在。
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逻辑学——既与西方逻辑有共性，又有自己个性的“中国逻辑”，则要对这种逻辑学的内容及存在状况给出具体说明。所谓内容，主要指对推理结构、形式的论述；所谓存在状况，指这种推理形式在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及相应文献中的存在状况。
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在中国的逻辑”——发现于中国的西方逻辑学，同样要对这种逻辑学的内容及存在状况给出具体的说明。
五、你认为哪个领域会从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获益？反过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可以从哪些学科的研究中获益？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举出两个实例：
其一，吴文俊先生有关中国传统数学的论述：
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享誉国际的、根植于中国古代数学精髓的“吴方法”，开创了国际数学界的全新研究方向——数学机械化。他指出，中国传统数学没有公理化演绎体系。
“中国这个数学的道路跟西方欧几里德的传统公理化的数学道路是不一样，中国数学是另外一套，中国没有公理，没有什么公理系统，根本不考虑定理。”②
“我国传统数学在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构造性与机械化为其特色的算法体系，这与西方数学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代表所谓公理化演绎体系正好遥遥相对。”[1]
其二，唐士其先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心得：
“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思想相比，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对于自然的类比，通过对人事的推演而得出各种政治结论的话，那么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从某种被假定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包括秩序、权利和义务，平等和自由，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范畴，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些严密的理论体系。”[2]
有人认为，文化的差异源自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思维方式的差异与逻辑思维有关。因此，文化尤其是比较文化的研究绕不开逻辑。上述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会相互助益。人文科学方面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科学技术方面的数学史、医药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
(2011年中国逻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注释：
①《一个小故事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刊于2009年7月31日渥太华《中华导报》。
②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吴文俊·我的不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