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性论文,命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2)03－0071－05
一般认为，“历史哲学”一词最早是由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创造的，其实历史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以基督教对待历史的态度为蓝本的。在西方，“是基督教第一次把一种人对时间和事物发生的新态度带入精神世界。基督教本身以一个时间中的一次性历史事件为基础：它开启了西方人以后据以生活的历史观”。[1]15基督教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以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一独特历史事件的出现为基础的。而独特的历史事件是以一种终极目的(意义)即救赎历史的信仰为预设前提的。只有确定了历史事件的终极目的，历史的意义才是可能的。所以，对基督教来说，历史首先意味着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事实及其对一种终极意义的追问，乃是起源于对一种救赎史的终极目的末世论信仰”。可以说，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一种末世论的(犹太教也是如此)，同时也是进步论的，因为人的一切历史过程都是趋向这一终极目的的。这种历史观与古希腊的历史观迥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古希腊的历史观是以自然宇宙的和谐秩序以及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为解释范本。“根据希腊人的世界观，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向同一种东西的永恒复归；此时产生程序返回到它的起点。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关于宇宙的朴素理解，它把关于时间中变化的认识和关于有周期的规律性、持存性和不变性的认识统一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是在天体的有序运动中表现出不变的东西，较之一切渐进的和根本的变化来说，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深刻的意义”。[2]8古希腊人基于循环、和谐的自然宇宙观，不可能出现关于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思想，因此也不可能探究历史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一、历史主义的出现
从探究历史的终极意义的角度看，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基督教历史哲学的世俗化。上帝创造历史的思想逐渐被一种相信世界中存在合乎理性的、有规律的有秩序的理性发展信念所取代。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并由一种神明意志的天意所指导，在黑格尔的概念中，是由作为绝对强而有力的本质的精神或理性所指导，这是一种典型的圣经观念。”[2]66黑格尔把历史描述为绝对理性在世界中获得具体形式的发展过程，他甚至把天意信仰改造成“理性的狡计”，其实“理性的狡计”也就是天意的理性概念。
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悖论：人创造了具体的历史，而另一方面，人只不过是理性的理念(天意)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已。这个悖论迫使作为历史主体的理性按照近代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一步一步地发展为一种超验的实际上与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具有同样形而上学的东西。[1]17－2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终究是一种思辨的哲学，他眼中的历史只不过是思想的历史，是绝对理性实现自己目的的展开过程。“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最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对和敌视的；莫过于他把历史当作一种在时间中发展的逻辑过程以及把对历史的知识当作是先验这一观念了”[3]。在这当中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德国出现了反对黑格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观念)的历史主义运动，以兰克开创的历史学派为典型。
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以史学家的身份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他们质疑一种抽象、演绎的理论架构，反对把任何唯理论的精神哲学体系移入到历史研究的领域。兰克指出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哲学家从抽象的一般概念的角度出发，试图把全部生活包含在一个统一概念之中，把生活与历史图式化。而历史学家通过具体的个体的历史事实去考察历史实在，尤其兰克主张历史的任务是仅仅依照事物真实发生的情况描述它们，即“如实直书”。因此，兰克也被称为历史客观主义者(历史经验主义者)。需要指出的是，兰克的经验主义往往被误解成“没有灵魂的实证主义”。美国德裔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澄清了这一误解：“在方法论层面上，兰克只有在有限的程度上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尽管他坚持认为对独特事件客观的、批判的观察是一切历史研究的起点，但是兰克从不认为只有这些材料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相反，对于这些材料的直观理解将开启隐约认识感性世界的短暂表象之下的实在的可能性。”[4]96其实，在哲学层面上，兰克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他的立场更接近于哲学上的实在论。正是因为他在历史现象背后看到了更深的存在，所以他只是在现象中看到了形而上学力量的具体表现。因此，兰克虽然注重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但他并没有得出完全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他在1831年的讲座《世界历史观念》中提到的：“当哲学家以他自己领域的视角看待历史时，他只是在进步、发展和整体中寻找无限。历史学家则在每一个存在中寻找无限，在每一存在中寻找来自上帝的永恒因素，这种永恒因素是它的生活原则。”[4]96可见，克兰是从对于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信仰出发，来提出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兰克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公开假设在历史中存在有意义的单位——个体、制度、国家和民族，是作为上帝意志的表现反映了实际的价值。所以说，尽管兰克拒绝黑格尔以抽象的绝对理性解释历史的发展，但是他同样相信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因为他在上帝那里找到了作为历史单位的每个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可见，对兰克来说，甚至对于整个历史学派而言也是如此——“在一个其价值和真理是与历史个体而不是与普遍的人类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里，只有上帝提供了统一的纽带”[4]87。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主义有所界说。其一是因为德国19世纪的历史主义运动的鼎盛是由历史学派奠基的；其二则是整个19世纪又被称为“历史主义的时代”或是“历史的时代”。[5]历史主义的含义非常之多而又充满歧义，如果不认真地加以分辨，会给我们的理解带来困难。①确切地说，历史主义是在德国语境中出现的，是德国对于启蒙运动思想模式，尤其是对自然法(自然权利)学说的反动。它否定任何普遍的价值(规范)和抽象的原则。承认所有的价值都是在某一历史环境的背景下产生的，所有的价值都是独特的和历史性的。在人类历史中，每一个历史个体都体现了神的意志，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个体并不是混沌的宇宙的反映，而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历史意义的统一体的丰富的各个方面。这有点像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梅尼克就把单子论看作是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见，历史主义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传统，认为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这往往与对上帝的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历史主义的内在逻辑发展为虚无主义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历史主义的形成》中曾称：“历史主义是西方文化最伟大的精神革命”。[6]历史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渗透到德国所有人文与文化科学之中，结果语言学、语文学、经济学、艺术、法学、哲学和神学都成为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历史主义并不局限于德国，自18世纪以后这一历史观已主宰了整个欧洲的文化思想。相对于18世纪“历史的时代”来说，历史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强调属于特定时空的东西比之普遍物具有更高的价值。列奥·施特劳斯就对此评价到：历史主义发现了属于特定时空的价值、魅力和内在性，或者说发现了属于特定时空相对于普遍物的优越性。[7]16
问题是历史主义强调特殊性、个体性会不会导致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呢？应该说，历史主义创立的初衷是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乐观的思想传统即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虽然承认所有认识和价值的历史特点，但是在历史中依然看到了真正价值和神圣意愿的表达。“阻止他们的道德和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的，是他们对超越历史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的强烈信仰”[4]12。可是，我们通过分析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发现其自身的理论困难：历史主义企图将对一个有意义世界的明确信仰建立在历史相对主义的基础上，从历史个体和历史事件中发现潜在的历史客观秩序。这一信仰假设每一时刻都在历史中创造了使独立自主的个体与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神秘平衡的上帝的存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机械世界观的崛起，使得这一信仰变得逐渐缺乏说服力，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也随之消亡。历史主义所依赖的信仰前提日益削弱殆尽，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最终将导致一切有关人的确切知识的消亡，导致所有稳定的价值相对化，这成了历史主义无法摆脱的困境。
历史主义的困境导致其危机的出现，尤其是表现为世界的祛魅，历史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和理智化，并且世界的祛魅、宗教信仰的式微，这是时代的命运。谁若不能真正地接受这一命运，他可以回到教堂敞开的怀抱之中找到避难所，然而这样做就会牺牲理智的诚实。韦伯拒绝牺牲理智的诚实，他并不等待宗教的复兴或者是先知和救世主。“然而他确信不疑的是，一切对于事业或理想的献身都以宗教信仰为其根基，因而宗教信仰式微终会导致一切雄心或理想的消亡。他总觉得自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是全然的精神空虚，或者是宗教的复兴。对于现代此岸性的非宗教试验他深感失望，然而他依然置身其中，因为他命定要信仰科学——照他所理解的科学。他所无法解决的这一冲突的结果，使得他深信价值之间的冲突不是人类理性所能解决的”[7]76。列奥·施特劳斯认为韦伯的关于价值之间的冲突不是人类理性所能解决的，会导致虚无主义。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对韦伯的评价有点言过其实。韦伯依旧深心眷注于传统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在很多方面，他代表了19世纪德国自由传统中最为优秀的那一面——献身真理，对于学者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信念，捍卫思想自由。他比19世纪的任何学者都更加愿意以理性之光来审察一切信仰”。连他自己也承认是历史学派的门徒。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已经远离了历史学派：“韦伯抵达了与另一个人文主义者，走在通往非理性之路上的尼采所抵达的并非不同的一点上。上帝死了。历史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并且成为了无法解决的价值冲突的领地。人们面对着宇宙在道德上的无意义，除了权利意志以外别无他物。由赫尔德、洪堡和兰克发端，还依然活生生地体现在狄尔泰、特勒尔奇甚至李凯尔特身上的唯心主义的历史主义，遭到了韦伯的驳斥”[4]223。历史主义到了韦伯这里已经开始出现危机，但历史主义命题遭到致命的攻击，是在一战以后。经过一战这场浩劫之后，人们失去了对历史终极意义的信念以及关于对历史进行一种客观研究的信念。这种信念的丧失出现在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作家恩斯特·云格尔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其中以海德格尔最为典型，他的学说也被称为“激进的历史主义”、“存在的历史主义”。他在《存在与时间》提出的“历史性”概念，否认历史有其自身的客观存在，是对古典历史主义的否定。
通过梳理历史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历史主义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其实，仔细分析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就能得出其不可避免的命运。认真审查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我们发现它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历史主义本身的逻辑为真，那么把这种逻辑应用于自身就会得出这样的悖论：历史主义理论本身也只是暂时性有效的。进一步说，如果不超越历史，不把握住某种超历史的东西，我们就无法看到“一切”思想(包括历史主义本身)的永恒有效性。超历史的东西，对于历史主义来说就是其所依赖的一种信仰即历史是有意义的。古典的历史主义避免了相对主义，就是因为它把历史的意义维系于超验的上帝或者说对超验形而上学的信仰。但是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历史主义的逻辑本身就是方枘圆凿，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一旦信仰的神圣性力量被否定，历史主义就进一步被激化为相对主义，甚至进一步发展为虚无主义。
三、“回到自然”与马克思历史性思想
历史主义最初是以反对存在于西方两千年之久的关于静止世界秩序的斯多亚——基督教的自然理念(以及以其为理论基础的自然法)为前提的。吊诡的是，一些历史主义的批判者试图通过回到某种类似于“自然”的东西来对历史主义提出挑战。他们拥有关于存在着某些从人的本性得来的永恒人类价值的信念。“比‘是什么’这一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应该是什么以及永远是什么’的问题，那是关于善和正义以及事物永恒的理想形式的古老的柏拉图式问题，持久不变的真理比我们变化不定的命运要重要的多”[4]338。强调重新返回到古希腊的“自然”来克服历史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在当代思想家中典型代表人物是卡尔·洛维特和列奥·施特劳斯。他们反对历史主义对历史具有意义的信念的信仰：“历史过程本身就像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织成的一张毫无意义的网，纯粹由偶然造成——就像是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7]19“历史过程”是没有意义的，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古典的观点，古希腊思想家们就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历史是短暂的、变动不居的，只有宇宙自然的和谐秩序是永恒的有意义的。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是一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关于历史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只有永恒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知识的对象。于是，希腊人信奉的是自然、永恒的宇宙秩序，所以，他们并没有要求深究历史的终极意义。
历史意义确切地说是与终极目的联系在一起的，这主要是起源于犹太教、基督教的救赎史的终极目的的末世论信仰。历史具有意义的信念是以某种世俗化的形式在进步论观念和历史主义中的残留。所以说，历史主义所相信的历史具有意义，皆源于此。关于上帝的信仰一旦坍塌了以后(“上帝死了”)，历史就很容易滑向无意义的泥潭。所以，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就是要将世界历史的观念从其神学起源中解救出来，并且重新获得关于某种自然的概念，此种概念作为一切自然之物准绳的自然本身，具有永恒性。
仔细分析，其实不难发现他们主张回到的“自然”仍然是一种概念或观念。卢卡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自然的概念和观念在前现代社会其实就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与阐明方式。“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8]。因此，这种关于自然的概念和观念其实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他们主张回到古希腊仍然是一种观念统治论。
关于对观念论的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深刻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始终是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回到古希腊式的“自然”，忽略了现代科学和工业运用于社会的实践后果。现代的“自然”再也不是古代的自然了。在这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洛维特或施特劳斯：“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9]76
马克思基于感性实践活动论的“有限目的论”以此构成了历史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目的论哲学，也不同于兰克“假手于上帝”的历史主义。马克思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兰克的历史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由存在论进入到了具体的历史性的境遇。感性实践活动也由此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性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式的前提是“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9]73于是，历史性就蕴含在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马克思则把历史性看作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定。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研究感性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存在诉诸对当下社会的自我认识和批判。不像资产阶级认为的社会结构是永恒的那样，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历史性，而且更为深刻地指出了历史性的重要性。“对作为沉积的和仍在形成历史的现代的关心，构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0]。马克思指出：只有对现代的正确理解，才能够为正确地理解过去提供一把钥匙。对于现代的正确理解不是无条件地认同它，而是对现代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批判。只有正确地理解现在和对当下的自我批判，历史的生成性才不断显现。这时历史的暂时性就不会流于虚无，而成为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否则的话，“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向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所以，只有在较高的东西得到全面展开并已成为内在的批判对象时，过去意义上的历史才能被正确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1]24
马克思立足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批判，这显然与历史主义(历史学派)诉诸“起源的解释”方法论不同。所谓的“起源的解释”是指以时间为先后顺序的事件因果论的解释模式，只能以在先的历史事件来解释后来的相关历史现象。其实，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对此进行了批判，“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把自己对起源的爱好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12]。马克思后来进一步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即正确理解现在才能理解过去(历史)。只有建立在对现在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当下建构，才能使历史得以真实的呈现。因此，马克思的解释学原则可以概括为：只有正确地理解现在，才能理解过去。这与传统的历史主义的解释原则“应该比过去更好地理解过去”以及反历史主义(列奥·施特劳斯)的“像过去那样理解过去”都不同。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依赖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解即自我认识与自我批判，但是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现在与过去的差别，不能完全抹杀这种历史差别、用现在的理论任意裁剪过去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告诫我们：“绝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该把它们等同起来”。[11]23因此，必须立足于对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才能正确地理解过去，而不是简单地“以古释今”。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回到自然”即“回归到过去”的虚妄性。
收稿日期：2012－02－12
注释：
①一提起历史主义，人们就很容易想到卡尔·波普尔及其著作《历史主义贫困论》。其实，波普尔批评的这种历史主义其实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所以杜汝楫、邱仁宗二位先生把它翻译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经研究发现，西方思想史上有两种不同含义的“历史主义”：一种是指历史决定论；另一种则是指作为历史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德国历史学派为典型。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后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论旨趣及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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