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围绕未来对外战略纷纷展开了论争，从中涌现出了各种不同 的构思和蓝图。本文旨在从这些众说纷纭的观点中提炼出几组最具代表性的对立范畴，以期 较完整地概括出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内在思路。
国家模式：“普通国家”，还是“民生大国”？
冷战以后，日本应追求何种国家模式？对这一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日本出现了两种颇具影响 的理论，一是“普通国家论”，二是“民生大国论”。
1.“普通国家论”
“普通国家论”是当代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在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 出的理论。
小泽在书中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注：[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版，第18页。
）他认为，“普通国家”需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 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 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 后者即“经济援助”领域已作出了一些国际贡献，但在前者即“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人 意。（注：[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版，第102～105页。
“普通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 缚和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为了论证这一理论，该书以“强化日美 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注：[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123页。
）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不稳 定因素”这样的荒谬命题作为反证论据。（注：[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版，第115页。小泽还暗示了要与台 湾发展官方关系的可能性（参见同上书第158页）。
“普通国家论”以直接、激进的语言说出了日本一些势力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日本改 造计划》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岛激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注：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于1993年5月20日出版后，不到4个月就增印12版，不到14 个月就增印21版。
）但同时，“普 通国家论”也一再受到了反对和批判，使这一理论成为日本各界战略论争的一大焦点。
2.“民生大国论”
在与“普通国家论”尖锐对立的各种宏观思路当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民生大国(Civili an Power)论”，其首倡者是著名记者船桥洋一。该主张首见于由船桥主编、8名学者合著的 《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Civilian Manifesto，以下简称《宣言》）一书。 《宣言》的序言开宗明义地概括了“民生大国论”的主要思想：
(1)对待“保革”、“左右”、“强硬派与温和派”等二战后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分派，《宣 言》统统予以排斥，称：“我们不是鹰派”，“我们也不是鸽派”，“我们不是右翼”，“ 我们也不是左翼”，因为“冷战已经结束”。
(2)对待日本外交，《宣言》主张：“我们已厌烦专等外部压力的日本外交，也为无理念的 外交而感到羞耻”，“（我们）必须拥有理念力量，必须提出战略”，在和平、发展、人权、 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
(3)对待“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宣言》都持反对态度，并提出了“民生大国”的 概念，称：“我们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我们也反对停留在经济大国。经济力量必然 成为军事力量的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 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注：船桥一般以音译日文片假名表述“Civilian Power”，在《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 91年版）的第15页和《日本的对外构想》（岩波书店，1993年版）的第210页则以汉字“民生大 国”予以表述。
(4)对待“欧美主义”和“亚洲主义”这一对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最重要的矛盾选项，《宣 言》的主张是：“我们不主张脱亚入欧，但也不主张入亚脱欧，我们主张入亚入欧”（亦叫 “太平洋全球主义”）。
(5)对待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宣言》强调：“国家利益的含义也应重新定位 ”，“为了日本的生存而让他者生存”，“实现开放的自我利益”。
(6)在国际政治立场上，《宣言》标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我们 是靠两条腿站立”。（注：[日]船桥洋一编著：《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船桥强调，日本不应成为“普通国家”即军事与经济大国，而应自我定位为“全球性民生 大国”。（注：[日]船桥洋一编著：《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91年版，第53页。
他主张，日美同盟虽须坚持，但应在冷战后的形势下予以改造，改变过度的“贴近美国外 交”，以多边（联合国、关贸总协定）、日美欧三极（西方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 及地区（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多重外交对之予以平衡。
船桥认为，日本必须改变缺乏亚洲政策的现状。在这方面，最大障碍就在于日本自身，即 在于能否认真清算侵略历史，从而真正得到亚洲国家的信任。（注：[日]船桥洋一编著：《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91年版，第59页。
“普通国家论”和“民生大国论”是冷战后日本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模式。近年 来，两者在日本出现了共存之势。“普通国家论”中关于“为国际安全作贡献”的主张已在 日本各界得到广泛共鸣，（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小泽本人的政治活动并非顺利，但他的“普 通国家论”却在政界广泛渗透。
）而“民生大国论”提倡的“多重协调体系”的主张也正日益体现 在日本外交之中。
国家战略：经济立国，还是争当政治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选择了一条作为“通商国家”而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经济立国 ”为核心理念的国家战略。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曾根首相正式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这标志着日本开 始从二战后的“经济立国”战略转向“政治大国”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政治大国 志向丝毫没有减弱，而是表现得异常积极主动，其表现形式则不断有所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围绕“经济立国”与“政治大国”目标的两种国家战略之争出现了新 局面，即双方的主张都变得不甚鲜明，两者间的界限变得混沌不清。2000年1月，小渊首相 的智囊团“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出的最终报告，就体现了两派思想的妥协与共存。 在未来中近期内，日本的决策层将在这两种思想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平衡的影响下，不断寻求 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注：参见金熙德：《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载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 亚学刊》，2001年第1期。
核心问题：维护“和平宪法”，还是追求军事作用？
冷战后日本各界的对外战略论争，以“是否积极发挥对外作用”和“发挥何种对外作用” 为两大焦点（参见图1）。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特定背景下形成了和平发展路线，其首要基础和基 本保证就是二战后颁布和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即“战后宪法”），其中第九条是整部宪法 的灵魂，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放弃对外使用武力的权利，因而该宪法也叫“和平宪法”。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些主张修改宪法、重获对外武力手段的势力始终未能在政界和 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更未能启动“改宪”进程。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和 平宪法”的对立势力构成发生很大变化，“改宪”势力明显增强，“护宪”势力明显减弱， 以至于2000年伊始便首次出现了在国会众参两院正式设立“宪法调查会”来开始“论宪”的 局面。
只在经济领域发挥国际作用
资料来源：[日]佐藤诚三郎：《新一党优势体制的开幕》，载[日]《中央公论》，1997年 第4期，第181页。
从迄今为止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讨论情况看，主要执政党——自民党的基本方针是 朝向“改宪”的方向积极诱导宪法调查活动，其他各党对“改宪”均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或坚 决予以反对。
国际秩序观：“日美欧三极论”，还是“霸权稳定论”？
冷战后初期，日本曾出现大量探讨和论述“冷战以后”或“霸权以后”国际新秩序和日本 战略抉择问题的论著。（注：其代表作有：猪口邦子：《后霸权体系与日本的选择》；山本吉宣、卫藤沈吉：《综 合安保与未来的选择》；五百旗头真：《秩序变革期日本的选择——提倡“美日欧三极体系 ”》；猪口孝：《现代国际政治与日本》；入江昭：《新日本的外交——全球化时代日本的 选择》；船桥洋一等：《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大来佐武郎、伊藤宪一、 田中明彦监修：《新世界秩序与日本的作用》；中曾根康弘等：《共同研究：“冷战以后” 》；高坂正尧：《日本存亡时刻》；船桥洋一：《日本的对外构想——冷战后展望》；细谷 千博、丸山直起编：《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等等。1992年2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 》发表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题为《欧、美、亚三极构想》的研究报告。
综观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各界的议论，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着如下主线：日本各界精英纷 纷提倡建立“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冷战后国际新秩序，并主张日本要积极参与构筑这一秩序 的进程。日本的“三极论”散发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国主宰论色彩以及多极化的色彩 。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基于经济实力 之上的自信，重新加深了对美依赖心理，提高了对华防范意识。以此为背景，“日美欧三极 论”悄然降调，代之而起的是改头换面的“霸权稳定论”和“日美主导东亚论”。
以1994年启动的日美安全同盟“再定义”为契机，日本修正了谋求“日美欧三极”主导世 界的大国路线，转而确立了在东亚地区辅佐美国霸权战略的方针。日本的一些主流学者已从 冷战结束初期的“后霸权论”和“多极化论”转向以依赖美国为基调的“霸权稳定论”。
近年来，日本各界精英也普遍承认未来世界不会是“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然而，他们却 未能就东亚新秩序勾勒出清晰的前景，因而也就难以提出明确的日本未来战略。因此，他们 认为目前除了依赖日美同盟别无选择，只能视美国的宽容程度而逐步推进自身的政治大国战 略。可以说，目前日本各界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各类理论，与其说是21世纪日本的长远战略 ，不如说是在尚无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表现出一种“战略的贫困”状态。
决策依据：国家利益优先，还是意识形态优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趋于终结，日本曾出现“脱离意识形态”潮流。与此 相对应，“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日益受到青睐。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开门见 山地指出：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西方”这一概念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这虽不意味着放 弃同美国及七国首脑会议的协调，但同亚太各国建立政策协调关系变得尤为重要。（注：[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1年版，第27～29页。
）1995 年1月，外相河野洋平撰文对此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认为，美国实力的下降和东亚经济的 发展，使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日本加强务实的双边关系；“西方一员”的概念已失 去其实际内容，日本已不能再据此作外交判断，而应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的 依据。（注：[日]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进的方向》，载[日]《外交论坛》，1995年1月号。
然而，正当河野文章发表之时，日本对外政策思想的潜流已在改向，基于“国家利益说” 的冷战后现实主义在河野文章以后便转入低潮，取而代之的是“日美共同价值论”。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外政策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重新得到增强，“国家利益说 ”再次退居其次。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首脑演说、政府文件及一些精 英 学者的言论中充斥着“日美共同价值论”。日本外交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以体制和意 识形态划线、以特定政治标准衡量他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国的倾向明显增强。
理念基础：亚洲主义，还是普遍主义？
如何对待亚洲主义和普遍主义，是近代以来始终困扰日本外交的重要问题。日本迄今未能 提出能够得到亚洲各国赞同的亚洲主义理念，其顶礼膜拜的“普遍主义”又带有强烈的欧美 中心主义色彩。
二战以后，支配日本外交的理念始终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然而，20 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民族主义的抬头为背景出现了一种新的“亚洲主义”，“说‘不’论 ”就是其典型代表。
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开了“说‘不’论”的先河。（注：[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光文社，1989年版，第12～21 页。这部书接连再版，销售量已突破125万册。
）石原呼吁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盲目崇拜，提倡对美国的压力断然说“不”，走一条 “与亚洲共生”之路。（注：[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光文社，1989年版，第141页。
）1990年5月，石原慎太郎与渡部升一、小川和久合著了《日本还 是 可以说“不”》一书，（注：[日]石原慎太郎、渡边升一、小川和久：《日本还是可以说“不”》，光文社，1990 年版。
）此后石原慎太郎又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共著《亚洲可以说“ 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石原慎太郎的“说‘不’论”又增添了指责美国经济霸权 的内容，其代表作就是1998年出版的《日本经济可以说“不”》。（注：[日]石原慎太郎：《日本经济可以说“不”》，光文社，1998年版。
）“说‘不’论”中鼓 吹的“亚洲主义”，并没有建立在对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之上，因而是一种 缺乏根基的对美国的感情宣泄和对亚洲的故伎重演。
“脱美入亚”是以部分日本经济界人士为中心而存在的另一种亚洲主义情结，它是与东亚 经济的崛起之势一道出现的。（注：参见[日]船桥洋一：《日本对外构想》，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98～102页。
）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亚洲经济陷 于危机时，这种亚洲主义便消沉下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正小心翼翼地探索既能 顾全对美国协调关系、又能推动东亚合作的途径。日本从观望、消极到参加“东盟加中、日 、韩”首脑会议，进而对中、日、韩合作表现积极，就体现了这一新的姿态。这一动向显然 孕育着一种迄今所没有的新的“亚洲主义”倾向。
行为方式：小国主义、大国外交，还是中间力量？
二战以后日本外交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主动采取“低姿态”，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尽 量抑制自己的独立主张。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各界陆续出现了要求变“中小国家外交”为“大国外交”的 呼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国外交论”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外务省高官栗山尚一曾多次撰文，就调整日本对外姿态的问题作了阐述。在他看来，国 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来形成和维护的，中小国家的使命只是很好地适应既成秩序，以维护本 国利益。他主张，如今日本要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而向“大国外交”过渡。（注：[日]栗山尚一：《动荡的90年代和日本的课题》，载[日]《外交论坛》，1990年第5期 。
1993年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倡了大国外交。他认为，日本 不仅应在经济领域，而且也应在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作出“国际贡献”。石 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共同执笔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 增强的新民族主义和“厌美情绪”。这种“说‘不’论”单就要求提高独立自主性而言与“ 大国外交论”和“普通国家论”具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这一时期，与“大国外交论”针锋相对的主要理论之一，是武村正义在《虽小却熠熠发 光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小国论”，它继承了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小国主义”的 传统。但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未能占据主流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各界追求大国外交的呼声有所降温，对“中国威胁论”的共 鸣增大，对美依赖的向心力重新增强，背靠美国、“借船出海”成为现阶段日本的主要行为 方式。
对“大国外交”路线提出补充和修正的是所谓“中间国家论”。日本一些论者提出，日本 生来就不具备与美、中、俄等大国对等地展开“权力游戏”的能力，因而倒不如干脆作为“ 中间国家”而进行自我定位和制定对外战略。这一理论在目标与手段方面表现为更加彻底的 对美依赖主义和结构性的“霸权稳定论”，因而与“大国外交论”表现出的权宜性的日美同 盟论具有基本的差异。
外交手段：经济外交，政治外交，还是军事外交？
以经济援助为核心的经济外交，是二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和突出特征。冷战结束以来 ，日本开始对其经济外交作出调整，谋求确立以经济外交为主、以政治外交为辅，并把恢复 军事外交的可能性包括在内的大国外交体系。
在经济外交领域，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往长期坚持的立足于“南北问题”之上的“ 开发援助”理念，开始采取对他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战略援助”理念，动辄对受援国拿起停 、减援助的制裁大棒。1992年6月30日，日本内阁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其核心是 确立了对外援助的政治标准，引进了制裁手段，正式启动了“经济外交政治化”的进程。
除经济外交的变化以外，日本越来越积极地展开政治外交，谋求在维和、军控、安全对话 、地区合作等领域发挥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与此相并行，日本一些势力越来越明确地提倡重新获得军事外交手段，日本政府也在小心 翼翼地试探重获军事外交手段的途径。首先，日本与美国共同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其后在国会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其主要后果是，日本今后可以在所谓“周 边事态”发生时对美军的对外军事干预行动提供“后方支援”。其次，日本加快了“改宪” 进程，其矛头直指规定日本“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如果这一进程真地使日本重获对外 军事手段，那么日本则可能在配合美军作战中超越“后方支援”的界限而直接参战，而且有 朝一日有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为单独对外用兵铺平道路。
对外关系：坚持日美基轴，还是走向全方位外交？
二战以后，日本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形成了以“美主日从”为基本 特征的双边框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主日从”框架受到了日本国内的两种挑战：其一是主张在这一框 架中提高日美对等成分的改良势力；其二是主张变追随美国外交为独立自主外交的否定势力 。前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推进全方位外交来“间接”地减少对美依赖的离心倾向；另 一种是通过调整日美关系来“直接”提高日美关系对等性的向心倾向。
1994年2月23日，细川首相成立了以樋口广太郎（朝日啤酒公司董事长）为会长的 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该会于同年8月份向当时的村山内阁提交了题为《日本安全 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姿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研究报告（通称“樋口报告 ”）。这一报告的第二章，把“多边安全合作”放在第二条予以论述，而把日美安全关系摆 在第三条，这被人们视为日本追求自主防卫和脱美路线的迹象。
“樋口报告”发表前后，美国国防部也在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首倡下开始 了新东亚战略的研究，旨在重新加强处于“漂流”状态的日美同盟。以“奈报告”为基础， 日美着手为相互间的双边同盟进行“再定义”。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总统访问，日美首脑 于17日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根据该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着手修 订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于1997年9月23日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 作指针》（简称“新指针”）。1999年4～5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 案。至此，日美同盟“再定义”进程通过“三步走”而告完结。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界精英围绕日美同盟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 脱亚入美”为集中表现的亲美派政策倾向，以“脱美入亚”为集中表现的亚洲派政策倾向， 以“入美入亚”为集中表现的平衡派政策倾向。近年来，有些日本人热衷于以“海权”对“ 陆权”的模式论证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其中隐含着以日美同盟确保海上权益和贸易通道的安 全考虑和抑制他国参与海洋竞争的防范意图。
总之，就目前迹象看，在当前和未来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日美基轴”仍将是支配日 本对外方针的主流思想。
社会思潮：新民族主义横行，还是国际主义主导？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典型代表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了蔓延之势。石 原一方面强烈主张日本应摆脱美国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肆意否认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 史。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却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广泛共鸣，这一点可从他的几 部“说‘不’”的书一再畅销、石原本人当选东京都知事等事例中得到证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传媒和有识之士曾纷纷对石原的这种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喧嚣提出了批评，指出“说‘不’论”缺乏责任感，说话未免过度。（注：[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 页。
）然而，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随着政界出现“总体保守化”局面，日本社会正逐渐失去对新民族主义进行自 我批判的能力。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新民族主义思潮在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界日益强劲。首先，为日 本的侵略历史翻案的势力与动向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政界有自民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会”等 大规模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翻案活动，学界有“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组织给翻案活动披 上了“学术”的外衣，舆论界的若干杂志更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侵略历史、谩骂亚洲邻 国为“特色”，在书店里可以看到否认侵略历史的书籍泛滥成灾，在法庭上要求还历史本来 面目的人们连遭败诉。2001年4月，日本政府竟为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 歪曲侵略历史的中学教科书放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而执意参 拜了供奉着侵略战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其次，突破二战后法制体系的限制而走向军 事大国的倾向正步步实现突破，照此下去日本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二战后和平发展路线截然不 同的道路。
结语
从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论争的种种见解以及目前日本出现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现象和动向 便可看出，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论争的核心就是未来要做何种国家、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其 焦点在于是否要成为军事大国、是否要重新向海外派兵。由于近年来日本在其侵略历史问题 上一再作出引发亚洲各国警惕的举动，日本军队再度走出国门的动向不能不是令世人高度关 注的敏感问题。
当前，“国际贡献”已成为日本各派势力的一个时髦词语，而主张对外进行“军事贡献” 的一派正日渐得势。最近，在美国遭到“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日本“鹰派”势力显 得异常活跃，大有借机一举突破“不向海外派兵”禁区之势。日本政府异常迅速地作出了修 改“自卫队法”和制定支援美军“新法”的决定，其要害就在于试图让自卫队在国内扩大警 备范围、在国外可在他国领土和领海展开行动。9月21日美军航母“小鹰”号驶离横须贺基 地时，日本派出了大批战舰同行，防卫厅长官中谷元于22日不无得意地宣称对美军舰艇实施 了“护航”。小泉首相在访美的9月25日，不等“新法”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向美国作出包括 派遣自卫队舰艇在内的支援“承诺”，防卫厅更是以“搜集情报”为由提出要向印度洋派遣 包括“宙斯盾”舰在内的精锐舰队。日本政府还计划在“联合国难民署的邀请”和“救助当 地 日本人”等各种名目下派遣自卫队运输机前往巴基斯坦。可以说，以此次美国遭受袭击为契 机，日本一些势力意欲突破二战后“和平宪法”体制的意图暴露得淋漓尽致。在国内舆论和 各政党的追究下，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不得不稍作收敛，防卫厅也致力于淡化和消除在尚未修 改宪法的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嫌疑。
展望未来，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进程除了受其国内政局和日美关系的影响以外，还将主要 受 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势头和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中、美、日、俄关系的调 整情况以及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前景，等等。在已迈进21世纪门槛的今天，日本在未来路线 的抉择上还在举棋不定、犹豫彷徨，其对外战略论争尚在继续。可以预料，日本的这一状态 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这场对外战略论争的结局如何，未来日本将何去何从？对此，亚 洲各国正予以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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