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生产方式的大食品安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食品安全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工业化发展加剧了生态危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于是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逐渐受到关注(李周，2001；程序，2002，2007；宣亚南等，2005；骆世明，2007；李启平，2010)。李周将农业发展史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四阶段，骆世明则分为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和生态农业三阶段，现代农业、工业化农业的实质即石化农业；西方生态农业宁可牺牲生产力也要回归自然，而中国生态农业强调高生产力的同时要消除污染。
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了生态和可持续的重要性，但尚未从生产方式进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将循环经济引入规模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的破坏虽可减轻，但仍然会超出生态环境限制。只要以“外源技术”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变，就会在局部问题解决的同时埋下未来隐患的种子，因而还是基于“小食品安全”的视角；以“内源技术”为主的生态生产方式才是“大食品安全”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内源技术、生态生产方式与大食品安全的关系问题。
二、生产方式的演化与生态生产方式
“小食品安全”以化学药剂添加不超标、有害物质不过量为标准，是“被动”的食品安全；而“大食品安全”则考虑到药剂等外源物质的摄入对于人体的长期性影响不可测，排除外源物质进入食品链条，是“主动”的食品安全。“小食品安全”立足于以“外源技术”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大食品安全”则是遵循“内源技术”为基础的生态生产方式。
在此，我们首先界定外源技术和内源技术的内涵，然后分析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及生态生产方式出现的必然性及其优势，重点是分析生态生产方式与当今流行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异同。
1.生产方式的基础——外源技术和内源技术
(1)外源技术的内涵及其危害。“外源技术”是非自然的、环境难以消解的或消解后有污染的技术；它干扰自然生态，是非原产于自然生态系统(有外源物质)的技术，包括：①以“烃”为基础的石化农业技术——会污染环境、干预生态，如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为原料所生产的农膜、农药、化肥、除草剂、激素、抗生素、食品添加剂等很难被自然界消解，对土壤、水源、空气会产生污染；②用于抗病毒、增产、去污等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界限，干预自然遗传和正常进化，长期影响难以预测；造成基因污染，加速了原生态物种的消失；③其他如能源、矿产、冶金、皮革、纺织、造纸、石化等会产生化学污染的技术。此外机械、电气、电子等技术本身可能污染不大，但其上游的冶金、塑料等产业污染性较强，也会对于农业环境造成污染。
外源技术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利用转基因种子、生长素、化肥、农药等实现催熟农作物，使用除草剂清除杂草，激素、抗生素、食品添加剂等大量外源物质的投入，改变了动植物生长规律、污染食品产业链条，对生态系统和人类构成严重威胁。工业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自然界的工具主义、分解式思维模式，均导致对生态系统的粗暴破坏。
(2)内源技术的内涵及其优势。与外源技术正好相反，内源技术是可以增强生态系统产出能力且无污染的技术，它以糖(碳水化合物)代谢为中心，可再生、无污染，克服了以“烃”(碳氢化合物)为基础的石化农业及转基因的污染问题①；利用而非取代自然系统的生产能力，辅助生态恢复、增强生态功能，自然生产力是大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基础。包括：①有机农业②技术，是指不用化肥和农药，代之以有机肥料和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手段的作物栽培技术，包括非转基因的生物技术，如尽量从本地微生物、植物中选择培养去污、增产、抗病毒的品种；②大农业、其他产业可促进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和谐的技术，如利用生物质发电、生命科学等绿色产业的技术。
外源技术基于分解式的简化论，内源技术基于整体性的系统论。以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为例，外源技术创新按照其分解式的“要素—功能”的简单对应关系，“食物被简化为各种营养元素”：一种营养素对应一种生物功能，人被简化为各种营养素维系的生物机器，科技进步的作用在于找出新关联，以制造出新的配方食品、药品而实现商业化，人体健康让位于企业利润③。而内源技术则是坚持“整体论”的观点，认为人体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这种简单对应关系，“营养是无数食物成分综合表现的活性，整体效用要远远超过单个成分的作用之和”。“基因并不能注定患上某种疾病。基因必须被激活或是显性之后才能发挥作用。营养④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决定基因(无论好基因、坏基因)是否能够表达”(坎贝尔，2006)。所以，应该致力于人体这种独立生态系统的自我生产、自我修复，发掘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的宝贵经验，探寻增进人体健康的技术。人类几千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⑤，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食物是人和环境的中介，食物配方优于营养素片剂，这与中国将人体视为“小宇宙”、吸收五谷精气的思想相符。
2.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化及生态生产方式的出现
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在不超出生态限制的情况下，自然界具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再生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通过多种生态链条的循环，利用自身的物质、能量、信息(简称质、能、息)将人类废弃物净化，这是自然生产力的基础。大自然的恩赐和再造贯穿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整个生产发展史。
假设一：按照产品生产的范式，人类生产方式经过五个阶段，即原始生产、农庄生产(依靠劳动要素)、传统生产(依靠劳动、资本要素)、大规模生产(依靠劳动、资本、技术要素)和生态生产(依靠劳动、资本、技术、自然要素)。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以外源技术为主，不考虑生态问题；而生态生产方式的技术是内源技术，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保持其生产能力或再造能力。
假设二：模型由五个联立方程组成，方程的构成要件带有演绎性，每个方程既有行为方程，又有求解方程。生产函数遵循Cobb-Douglas生产函数；大自然的生产依据质、能、息的转化。
(1)原始生产模型。设：a代表空气，e代表土地，w代表水，N代表自然，M代表物质，E代表能量，I代表信息，Q表示大自然的物质生产量。原始社会里，原始人主要依靠自然的恩赐——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故原始生产模型如下：
第二次农业革命(1830-1880年)以化肥工业、土壤化学为标志，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传统模式，导致当地养分流失过多、造成土地衰竭⑦。20世纪的第三次农业革命以农业机械化、集中饲养、杂交育种、化学药剂的密集使用等为标志。“二战”后美国在世界推行一次绿色革命(石化农业)，短期生产力提高了，长期产出能力降低了，如在印度导致土地沙化、土质糜烂、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20世纪90年代推行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农业8年内增加40倍，约占世界农耕总面积的25％，但药剂污染更为严重，长期看其产量、效益反而低于传统品种(恩道尔，2008)。
(5)生态生产模型。真正的生态生产方式将大自然看做一种生命体，以实现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统一：利用其生态系统的自然产出能力，而非掠夺式开发；人类活动应嵌入生态大系统的循环之中，所以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应遵循生态规律，模型如下：
模型解释：①(11)式表示生态自然，但f'(M，E，I)已不同于原先的f(M，E，I)，因为大规模生产的工具化思想已经改变了自然界质、能、息的转换；②(12)式表示生态经济循环的模式，最终将废弃物彻底清除。这里隐含从自然界的索取仅一两次，其他次是循环利用，大自然产生一个休养生息、自净自造的过程；③(14)式中生产要素的质(M)、能(E)、息(I)代表全自然信息的综合，T、K、L表明基于生态许可范围内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共同作用，实现生态系统的优质高产，提升自然生产力。
生态生产以不违背动植物自然规律的内源技术为手段，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以不破坏营养、基因为前提，基本不用化学手段而代之以物理、生物等手段，要求动植物生长符合其自然规律，避免转基因等对于动植物繁衍的“非自然”干预；避免外源“技术创新”产品进入生态循环，如种植业应尽量使用生物农药，加工业不用添加剂。它尊重大自然的再造法则，技术上“亲近自然”(如有机农业)。这样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产出能力，辅助和提升自然生产力。例如嘉博文公司选取自然界生命力强的生物菌种，研究成功BGB高温复合微生物菌，一方面将餐厨垃圾由污染物转变为饲料、有机肥料，另一方面降低了化肥等外源物质的投入(谢丹，2010a)。
工业化农业“化肥＋农药＋杂交或转基因种子”的种植方式、“饲料＋激素＋抗生素＋其他添加剂”的饲养方式，造成对生态系统的摧残；工业、农业、禽畜饲养和生活的污染已成为当今四大污染源。总结来说，外源技术对于生态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源物质的过量添加干预生态循环，影响到自然生产力的发挥；二是外源技术的使用以自然为对象，摧毁了自然系统本身。以外源技术为主的工业化农业以“烃”为基础的石油、天然气、煤为原料，资源不可持续；内源技术的生态生产方式是以“糖”代谢为中心的农作物为基础，资源可持续。
(6)五种生产方式的比较。五种生产方式下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环境成本的比较如表1所示。原始生产的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很低，不破坏环境；农庄生产以劳动为主，生产力水平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或很低；传统生产在劳动之外又纳入资本要素，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自然生产力中等，环境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在大规模生产产生以前，自然和社会生产力在稳步提高，环境成本在增加，但没有超出环境限制。大规模生产的出现和“外源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无序膨胀，破坏了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和谐关系，因而自然生产力在短期提高后就迅速下降；环境代价高昂。例如在美国因使用杀虫剂而付出的环境和医疗卫生成本高达100亿美元；因土壤恶化引起的健康和环境损失超过450亿美元(Pimentel，2005)。
生态生产的自然生产力先低后高，因为初期需要生态恢复，此时低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但之后会稳步提高；这在美国罗德研究所(Rodale Institute)(1981-2002年)对于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连续22年的对比试验中得到印证，二者产量非常接近。他们将试验田分为三类，有机田两种：施用动物排泄物(A类有机农业)、种植豆类植物(B类有机农业)；第三类田施用化肥(常规农业)。有机田会经历一个生态转换阶段，1981-1985年间每公顷玉米的平均产量分别为4222公斤、4743公斤，而常规田达5903公斤，有机田与常规田差别较大；1986-2001年间三者平均产量已差别不大，依次为6431：6368：6553(公斤)，A、B类有机田分别上升36％、34％，而常规田仅提高11％(Pimentel etal.，2005)，而有机产品的价格却高得多，其经济性显著大于常规农业。生态生产的环境成本也较低。常规农业所需化肥的制造和运输均会消耗大量化石能源，而有机氮则可来自于豆科植物或家畜排泄物。1991-2000年间的试验结果表明，每公顷玉米生产，常规田约需520万大卡能量投入，A类和B类有机田的能量投入分别减少28％、32％(Pimentel et al.，2005)。
三、“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推动大食品安全的实现
1.“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
(1)环境认识的进化与大食品安全。大规模生产可以分为初期的大规模生产和循环经济下的规模生产两个阶段。农庄生产属于简单的循环经济模式，污染小但生产力水平低；大规模生产的“非循环模式”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也破坏了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质能量循环，生态问题严重，于是将循环经济的3R(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引入生产过程，成为“循环经济下的规模生产方式”。将产品整个过程分为“资源、生产、废弃物处理”三大环节，分别对应”资源、生产和废弃物处理”三种环境。三种典型生产方式对于三种环境的认识的进化如图1所示。
图1 三种生产方式下对于三种环境的认识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大规模生产以大量消耗、大量制造、大量消费为特色，强调片段化的生产效率：①就资源环境而言，资源无瓶颈(瓶颈在于勘探和开采能力)；②就生产环境而言，生产过程的污染可忽略不计；③就废弃物处理环境而言，环境足以消解废弃物，或被转运至偏远地方处理；④三种环境被视为可分离的——资源和废弃物处理在第三世界，而高端制造在西方(如图1的A)。
第二，“循环经济下的规模生产”认识到三种环境的关联性。20世纪70年代循环经济兴起，对于环境的认识深化：①资源观由无瓶颈变为有瓶颈和不可再生；②认识到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是根本，从“净化废物”到“利用废物”；③认识到了三种环境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循环经济的由来)，生产过程、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如图1的B)。但是，现有循环经济的实践，是在大规模生产中加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循环环节，仅仅是提高生态效率而已；实质上大规模生产方式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超过生态系统负荷的某些产业链本身就不应存在。
第三，“生态生产”视角下的三种环境要合一。工业化初期不重视环境要素，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使得三种环境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环境变量必须纳入决策考虑之中，资源、生产和废弃物处理三种环境密不可分，会通过生物圈的地球物理化学循环相互影响。所以产品全过程必须融入生态系统大循环：①资源环境无污染；②生产环境无污染，产业链各环节避免“外源”物质进入；③废弃物处理环境需完全消解掉废弃物，或进入循环环节(如图1的C)。
第四，清晰界定大食品安全的内涵：大食品安全以主动符合生态生产方式为中心，依靠内源技术创新，在资源、生产和废弃物处理三种环境全部实现安全、无污染(即资源环境的开采安全、可持续，生产环节以内源技术为主且对生产环境无污染，废弃物处理可循环、再利用、无残留、无污染)，是产品全过程、产业链各环节都符合生态环境许可的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是整个食品生产链条没有外源物质进入的完整安全。大食品安全要求社会生产力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依靠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综合生产力实现安全而可持续的产出。
(2)“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如图1，社会生产力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以损害自然生产力为代价获得发展，循环经济下的规模生产对于自然生产力的损害程度降低，而在生态生产方式下则是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长期和谐发展，故此提出“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理念：①此处“原生态”的思想，类似于《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不完全指自然界，是指顺应事物自身规律、发展和谐有序的一种状态；人与万物和谐的生态系统，其生产力最为强大和持久，人类应融入其中而非驾驭万物，是顺应规律而非依势强为，是与其俱进而非无知“改造”。②“原生态”的内涵，不仅仅是自然界未开发时的原始状态，而是生态系统未被外源技术污染破坏，可发挥其原初综合能力为人类服务的状态。这种生产力是隐藏于自然和社会之中，需要研究和开发出来：应在充分吸收历史经验(如传统农业、医学等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的创造力(如嘉博文开发的可处理餐厨垃圾的生物技术)推陈出新，在不降低生产力的同时实现大食品安全。③此处的“第一”并非“最高”之义，而是基于大食品安全的视角，强调最初源头的安全是后续产业链环节的最重要和强健的自然基础，否则后续的产业链延伸就变为无本之木；强调食品安全要原生态、回归自然而非脱离自然的过度外源技术创新；强调社会生产力应该建立在健康的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非对其一味地奴役和掠夺。外源技术的工具性、污染、不可持续的特征和内源技术的系统性、生态可持续的特征，决定了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是生态生产方式的鲜明体现。
第一，外源技术对生态系统和食品安全的危害巨大，注定要被体现原生态的内源技术所取代。众多外源技术创新的成果长期来看副作用巨大：各种食品添加剂诚然增加了口味，降低了生产、储存成本等，但是对于人体的长期累积性影响难以估计，这种生产力是“非自然”的。化肥、塑料、除草剂、激素和转基因等技术也类似，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和破坏，这个过程往往不可逆。为抗旱就掠夺式开采地下水，为增长就过度侵占生态用水及超标排污，技术手段即使可以去除污染，但生物链的损毁却难以恢复；利用“外源”物质去污的同时又会埋下未来污染的种子。
第二，外源技术的工具性特征解决不了生态的系统性风险。技术作为工具性手段是不可能解决生态系统问题的，化学药剂在局部解决病虫害的同时埋下了系统性隐患；系统变化的整体性风险不可能消除。一种害虫的杀死导致替代性害虫泛滥(转基因棉花暂时解决棉铃虫的同时导致众多替代性害虫出现)。正常种植的农作物与害虫之间形成了生态平衡，土法治虫已足够；反季节种植却导致了“频繁用药→病虫害的耐药性提高→用毒性更高的农药→污染加重”的恶性循环。农田连片种植、环境污染等引起自然物种和天敌减少，遗传背景单化品种的推广排斥了其他品种，关键物种的消失使得生态系统解体。除草剂灭掉的杂草恰恰是众多物种赖以存在的基础，有机农业在杂草生物量数倍于常规农业的情况下⑧，产出并不降低。技术的工具性手段不可能代替亿万年进化的生态系统(大食品安全的物质基础)；局部技术的先进代替不了生态系统——依靠外源技术创新进行掠夺性利用，其长期产出能力反而降低。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保住原产地这一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否则以后就只能靠无土栽培(营养主义、工具主义)“安全”技术解决食品安全了。
第三，生态系统的综合生产力决定了“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地球46亿年进化而来的生态系统，其综合能力远远高于人类单一的技术能力，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不是“无土栽培”等工具性技术可以取代的。保护原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原产地的安全正是人类受用不尽的“资本”。一克土壤中至少有十万种微生物(王宏燕等，2008)，而且总会存在大量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微生物，它们对于农作物的营养输送、根系生长、降解污染物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壤应被视为一种生命体，种菜时因超量使用化肥农药，几年后因土壤“死亡”而不得不换土。物种和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趋势也难以预料。生态污染会使动植物变异，最终影响到人类自身。人作为生物链一环，应尊重自然，依靠内源技术提升生态系统综合能力服务于人，从根源上实现大食品安全。
2.“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的体现及其传导机制
(1)“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体现于三层次产业领域，具体而言：
第一层次是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可提高土壤肥力和产量，吸收更多水分，溶解更多营养物质；有机农业在抗旱能力、有机质水平和经济效益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罗德研究所1981-2002年的田间试验表明：①抗旱能力更强。1991-2002的12年间A、B类有机田的水渗出量要比常规田高15％和20％；5个干旱年份有机田的抗旱能力明显优越，A、B类有机田每公顷玉米平均产量6938公斤、7235公斤，常规田仅为5333公斤。②土壤有机质水平更高。A、B类有机田、常规田三类试验田每公顷固碳量分别为981、574、293(公斤)(Pimentel et al.，2005)；监测一年后仍保留在土壤中的氮，三个体系分别为47％、38％、17％(Harris et al.,1994)。③其经济代价更低。Hanson and Musser(2003)计算了1991-2001年间玉米大豆轮作，每公顷常规田对有机田的年均直接成本为354美元：281美元⑨。河北省枣强县农民安金磊的40亩棉田采取有机耕作方法，连续10年坚持用有机肥，棉花的抗病能力显著增强(骆世明，2009)。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场全部转换为有机，可使牛肉产量增加68％，羊肉产量增加55％；同时可以消除化肥农药造成的污染(Jones&Crane，2009)。
第二层次是大农业。此处不仅仅是“林、农、牧、渔、副、加”，还包括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如家具、纺织、皮革、造纸、生物、制造等产业。“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在大农业范畴，首先要实现生态环保原材料基础上后续产业衍生产品的高性能、高价值，以满足人类的健康消费需求；其次要考虑各产业的比例关系，抑制社会生产力对于自然的过度索取，实现自然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内源技术创新可实现生产力再造，变危机为转机。嘉博文研发出的BGB高温复合菌，打通了“种植、养殖、餐饮”的产业壁垒：餐厨垃圾在75度高温下经过8小时处理后成为饲料和有机肥料，消除了餐厨垃圾，降低了化肥的投入和污染(谢丹，2010a)。
第三层次是与大食品安全的关系密切的相关其他产业。如电子、机械等产业所需原材料要开采矿山，这就可能破坏植被；煤炭等资源的挖掘会降低周围农田的地下水位，铅铝等冶炼的废液会污染环境等，这些都会影响农业生态环境的安全。可以在自然界寻找去除相应污染的动植物、微生物，而非培养转基因品种，以发挥自然遗产的创造力。我国现在煤电污染严重，国内生物质发电首选是秸秆(中国年产7亿吨，收集成本高)。李京陆在内蒙古牧区建设两座12兆瓦的沙柳生物质电厂，发动牧民种植沙柳，年发“绿电”2.1亿度，形成了“造林治沙—发电获益—反哺牧民”的良性循环(谢丹，2010b)。下一步计划衍生产业链，将二氧化碳供给螺旋藻企业，用年产3000吨的炉灰制钾肥，李京陆依靠可再生沙柳实现了发电的安全，且由大农业上升到其他产业层次。这一层次产业的发展要防止因技术创新过度而对自然界造成损害的问题。
动植物、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有序的，工业化农业使得林、牧、农的“正金字塔”向“倒金字塔”转化，比例严重失衡，森林、草原、沼泽大面积减少，失去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此前过多强调了社会生产力，而非对于自然生产力的再造；是掠夺自然资源，而非当做有生命的资源。大食品安全的实现依赖于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和谐，需要考虑大农业内的协调关系，以及大农业与其他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关系，以实现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有效复合。
(2)生态生产与大食品安全的传导机制。食品产业链覆盖到较多产业环节，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众多产业本身也会影响到农业环境和生态系统。以“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通过“食品产业→大农业→其他产业”的产业链传导机制，逐步推动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生态的稳定。食品安全需要注意两个维度，一是产品本身的梯度——有机产品、绿色产品和无公害产品三个层次；二是食品产业与其他产业关系的维度。
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产业链传导机制，通过“食品产业到大农业、进而到其他产业”的产业链传导机制，将推动污染产业地域向循环经济地、原生态地的发展，扩大食品安全的自然基础。如图2，通过食品产业链“有机产品→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⑩”的传导机制，实现“有机基地→绿色基地→无公害基地→一般农田”的递次改善，改良食品产业“资源、生产和废弃物处理”三种环境；进而依靠“食品产业→大农业→其他产业”的产业链传导机制(11)，推进“原生态地→循环经济地域→污染产业地域”的生态改善。环境的改善反哺食品产业，从而实现生态改善与食品安全的良性循环，社会生产力只有建立在自然生产力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一，食品产业链的传导机制。无公害、绿色、有机对于原产地的要求不同，食品安全需要解决药、肥、水、土等一系列环境技术问题。基于我国污染耕地近2000万公顷的现实，要寻找合格产地确非易事。所以，首先要搜寻合格的原产地，保住有限的生态资源——土地、水源、空气及其生物链；依靠绿色、有机产品的安全高品质而实现高价值。良好的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除污功能，可改善其周围小环境，使局部污染区改良为绿色区域，甚至恢复原生态。如图2的A，通过“有机产品→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发展的递次传导，实现“有机基地→绿色基地→无公害基地→一般农田”的递次扩大，有序扩展原生态地的范围，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扩大食品安全的资源基础，提高自然生产力的水平。2006年我国有机食品占食品销售总额的比例约0.2％，而国际上的平均份额约为2％。
图2 生态生产与大食品安全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食品产业链向其他产业链的传导机制。食品产业的绿色可进一步推动大农业及其他产业的生态改善。如图2的B，通过“食品产业→大农业→其他产业”传导机制，绿色食品产业推动大农业的生态安全，进而推动其他产业的绿色环保。通过立足于生态许可基础上的产业发展，凸显绿色产业的价值，通过绿色产业的扩大压缩黑色产业的范围，实现黑色GDP向绿色GDP的转化，最终改善整个产业环境。嘉博文高温复合菌的内源技术的创新，有效整合产业链，成功跨越前端的微生物技术研发、中端的生化处理机制造及后端的有机农业，实现了农业生物技术向种植、养殖、制造等产业领域成功拓展；同时推动了地方餐厨垃圾收集处理站的建设。全食超市以发展可持续农业为使命，运用采购权转变食品供应工业化的现状，在种植、养殖及加工等大农业及其他产业领域推广符合生态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哈默等，2008)，推动了从食品产业到大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环保。嘉博文和全食超市的崛起均促进了大食品安全的进程。
第三，地域生态改善与食品安全的互动。由图2的A、B可推出C，“原生态地→循环经济地域→污染产业地域”的传导机制表明，依靠绿色食品业、绿色大农业的发展扩展原生态地，通过绿色产业的发展扩大循环经济的地域，逐渐改善污染产业状况。如今旱涝雪霜等气候的恶化正是产业污染、生态破坏的恶果。沿海工业迅速发展了，但绿色产业发展滞后，环境日益恶化，食品安全形势严峻。可见，仅仅依靠环保的管制、压制是不可能形成持久约束机制的，应该依靠绿色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地域的扩大来压缩污染产业地域，方可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如李京陆沙柳发电在造林固沙的同时，可替代煤炭、减少污染，改善“林、牧、农”的生态比例。由C到A的反馈表明，整体区域环境的改善可降低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改善食品产业的生态环境基础。
四、结语
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并不久，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却是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以外源技术为工具，在增强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摧残了自然生产力，而生态生产方式在不削弱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强化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以自然生产力为根本性基础。大食品安全立足于生态生产方式之上，依靠内源技术创新，通过“食品产业→大农业→其他产业”的传导机制，实现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和谐。
第一，要深刻认识到“外源技术”的使用和外源物质的加入是食品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大规模生产下外源技术的创新，加剧了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食品产业的快速衍生使得产业链过于庞大，而现代制造的高效率又使得某一环节的安全风险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到整个产业链，使得监控变得极为困难。而外源物质会通过食物链毒素积累的生物放大效应，使得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终受其害。
第二，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生产方式是大食品安全的根本性基础。大规模生产方式是人类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对于生态系统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仅仅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之上加入循环环节，可能还是超出环境限制，生态失衡的趋势未变。外源技术的工具性特征解决不了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关键是发挥生态系统的综合生产力，依靠生态生产方式的内源技术创新，提升自然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大食品安全。
第三，大食品安全必须贯彻“原生态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理念。由于在资源、技术、市场等方面绿色产品与污染产品没有形成有效的区隔，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必须突出绿色、原生态的价值，首先形成一个绿色消费的高端群体，然后逐步向中低端市场扩展；应依靠经济手段促进环保和绿色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链传导机制实现生态改善与食品安全的良性互动。应努力扭转西方外源技术主导我国食品产业链的现状，大力促进内源技术的发展，通过挖掘传统农学、医学和文化传统，结合现代科技推陈出新，打造出全新产业链条、赶超西方，逐步实现大食品安全。
注释：
①程序(2007)认为以“烃”为基础的现代文明难以持续，以糖代谢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②有机农业(Organic Agrieulture)亦称有机耕作(Organic Farming)，以顺应自然过程和强化物质循环方式达到维持地力和防治病虫害的目的；类似还有“有机园艺”(Organie Gardening)。
③外源技术在生产力局部提高的同时，会侵害人体功能，如用于苹果的生长调节剂丁酰肼、用于肉类保鲜的亚硝酸盐、染料红2号、人工调味剂等外源物质是致癌物(坎贝尔，2006)。
④指综合性营养，而非营养主义所指的营养素或营养成分，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五谷之精气”的“营”和“养”。
⑤如中国几千年积累的可持续农业的技术，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养生理论等，印度医学在这方面也有积累。
⑥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第一次农业革命在施肥改进、作物轮作、排水系统和家畜饲养管理等方面有较大进步，属于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内源技术，但生产力的提升不像外源技术那么显著，故没有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列入模型。
⑦19世纪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指出生产地和市场消费地的分离，使得农产品不能够以废弃物的形式回归本地；食物和纤维被远距离运输的结果是土壤中众多养分被运走，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遭破坏。
⑧如罗德研究所22年的田间对比研究，玉米大豆田间收集的杂草生物量，有机体系在1000-1400(公斤/公顷)之间，是常规农业的5-7倍，后者仅为200公斤/公顷(Pimentel et al.，2005)。
⑨常规农业对有机农业各项投入对比：种子(73美元：103美元)，肥料(79美元：18美元)，杀虫剂(76美元：0美元)，机械费用(117美元：154美元)，劳动(9美元：6美元)。
⑩食品分为普通、无公害、绿色、有机四个层次，我国绿色食品分为A级(允许化肥、农药、激素的少量使用)和AA级(相当于国外的有机食品，杜绝化学药剂和转基因技术)。
(11)产业链治理如何架构及其实施问题，已有文献进行详述(杜龙政等，2010)、(汪延明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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