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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4-0112-05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中印两国将在“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印关系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文化理解和文化交流可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有时是指狭义的宗教文化，更多的时候则是指广义的文化。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文化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接轨，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印两大邻国之间的联系也前所未有的增强。2005年底，印度总统卡拉姆在新加坡访问时表示，中印之间因1962年边界冲突造成的伤疤已经痊癒，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问题正得到逐步解决，中印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将进入新的时期。在印度已经出现“中国热”和中国可能再次掀起“印度热”的背景下，研究中印文化关系中的问题更具紧迫性，也更有积极意义。
1.中国再次掀起“印度热”的新契机
从《战国策》、《国语》等中国典籍中所述印度文化影响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印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也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季羡林先生因此总结道：“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中印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典范。”[1]
从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看，“佛国之伟”使中国人仰慕西天，鼓动了中国高僧西进求法，进而推动中国出现“印度热”。但是在这之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式微甚至基本消失，中国对印度文化历经了漫长的淡漠阶段，中国人对印度本土的文化变迁也越来越陌生。特别是近代，印度的“亡国奴”形象虽然令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无限同情，但却无论如何不能激起他们的敬仰之情，“印度热”也就缺乏根基。
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的一些学者认为，从9世纪后“印度已不再对中国文化有重大的影响了”[2]。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听到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创造的成就，也惊喜地看到以“印度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等软件企业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享誉世界。正是由于“印度技术学院”(IIT)、“印度管理学院”(IIM)，班加罗尔等现代技术品牌的出现，让中国的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不得不对印度刮目相看。可以说，这些现代技术品牌已经有助于印度形象在中国人眼中的积极变化，为中国再次掀起“印度热”提供了一剂强心针。可以预计，随着印度IT公司和技术学院在中国教学科研活动的有序展开，印度技术名牌会在中印两国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中发挥持久的作用。
2.西方语境：中印文化竞争
自印度于1947年独立和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特别是随着中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先后崛起，世界各国对中印两国的比较从来没有局限在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和国防外交领域。面对两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对其宗教文化进行比较也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在目前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也是中印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新印度和1949年后的新中国，由于没有建立起双方均认可的话语体系，深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影响的中印学者，不自觉地认为本国的发展也许是要以邻国的弱势为前提，印度传统的“强大的邻国是最大威胁”的理论和中国传统中的“远交近攻”策略，均从“地缘”理论找到了支持。时至今日，地缘理论仍在中印学者的研究中显示出巨大的影响。
客观而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全世界范围展开。文化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不可否认的是，用军事、经济强势压制对方的硬实力是强迫性的，而通过制度上、文化上、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所展现的软实力则是吸引性的。因此，在21世纪的竞争力评估中，软实力特别是文化的吸引力，往往比硬性的军事经济实力占有更大的权重。
人们发现，近年来在推动综合国力增长方面，中印两国都十分重视借助文化影响力。例如，中国大量报道“春节”在西方国家的活动和影响，而印度也大量报道“灯节”在世界各国受欢迎的情况，中印都注意到汉语和印地语在当今美国外交国防部门的重要性上升等等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以印度著名的战略评论家拉贾·莫汉的“中国儒党”一文为标志，印度媒体人和学者注意到中国对于推广本土文化的重视，也明显看到中印文化之间也有许多明显的差异。于是，中印两国间的和平与冲突便打上了文化价值的符号。有些学者预计，在两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两国文化影响力的竞争在所难免。
3.定位中印文化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必须给印度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印度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或称复合型文化。就如中华文化一样，印度文化既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但其本身这一元中，实又包含着“多元”。
我们看到传统的中西文化差异明显，但同属“东方文化”的中印文化之间，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罗列出如下几点：一、在认知方面，西方重唯理、思辨，中印重经验、直觉；西方着眼当下，重微观的细节分析，中印着眼长远，重宏观的整体综合。二、在人际社会关系上，西方强调竞争、功利、能力，中印重视伦理、道德、精神。三、在自我评价方面，西方强调张扬个性，推销自我，而中印传统文化都特别强调“修身”、“反省”。
从这些方面讲，中印文化有一种“同质文化”的性质。就一般而论，同质文明之间能够产生一种同心力、亲和力、吸引力，更能理解和包容对方的观念和行为，较容易沟通与交流。也许正是部分地由于这种文化同质，即使是在两国关系十分困难的年代，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印两国从来都有许多不谋而合的观点。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印两国文化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文化全球化是今天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和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的民族性是可以并存的，也可以说两者是统一的。今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化，其实质是全球文化的资本主义化，或称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中国和印度相距很远，有时甚至完全对立。与欧美相比，中国和印度在综合国力对比上将长期处于相对弱势，从“好莱坞大片”到“肯德基”“麦当劳”充斥中印市场，我们断难否定在“文化产品”项目上，与美国比较，中印两国处于“逆差”状态。因此，从东西文化冲撞和交流的角度说，中印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十分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自“9·11事件”后，欧美国家惊奇地发现，其引以为自豪的船坚炮利不能有效地应对恐怖分子的挑战，其“文明冲突论”又显现出对世界多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缺乏正确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在这种困境中，将目光投向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试图从中国的“和谐社会”和“世界大同”，印度的“天下一家”和“非暴力主义”中寻求答案。因此，中印文化的复兴和发扬光大，可望为世界格局由冲突走向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印度文化的相对优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竞争，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这种竞争是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中进行的；二是文化竞争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如果从总体上说，与西方国家相比，由于综合国力的长期弱势，中印文化的优势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充分的张扬，那么至少在“信息的自由传播”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却具备明显的优势。
1.印度的话语优势
目前，我国上网用户已经过亿，但网络上95%以上是英语信息，我国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极其有限。而印度不但因为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使用英语，而且因为具有从英国殖民者那里继承的教育体系，并且这种教育体系已经培养出了大批熟悉西方政治、法律、金融制度与话语方式的印度精英，使得印度人及他们的文章活跃在互联网上、国际组织里、国际论坛上和国际学术会议中。他们积极活跃的表现和好争善辩，往往让人印象深刻，也远比数量少得可怜的中国精英代表更具说服力。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和计算，近年来关于“印度崛起”这一主题，最早是由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人，主要包括设计让“印度热”在世界升温的印度学者和政要，也包括一些印裔美国人、印裔欧洲人甚至印裔新加坡人提出来，并逐渐在欧美国家中炒热的。
2.印度的信息自由传播优势
印度信息在全世界自由传播的另一个优势是有大量宗教方面信息的传播。如果与印度的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常常不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许多指责。例如，直到今天，印度儿童的营养不良率仍高达47%（中国儿童的营养不良率是8%），在印度每5个1岁至5岁的小孩中，就有一个会死去，但西方国家对此几乎从来都无动于衷，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些计划生育手段，西方国家几乎从来都是大加谴责；又如，对于印度政教不分，特别是对保护宗教信仰与保护宗教的某些实践（如印度教的童婚、嫁妆等，穆斯林的属人法等）、宗教象征（印度教大神罗摩的神庙等）、宗教仪式（杀婴等）等，西方一般并不介意，但对于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的许多做法，却以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名义，施加巨大压力。在这个方面，印度政治民主制度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实践自由甚至宗教竞争自由，的确为印度提供了巨大的伸缩空间；而印度精英的解释能力，也往往让西方人更能对印度的国情给予同情的理解。因此，今天的印度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既“是一个杂乱无章、凌乱不堪的民主国家，被民族和宗教分歧弄得四分五裂”，更是一个充满无限潜力和未来希望的新兴大国。
在今日印度，宗教无处不在。在《印度宪法》中有作为基本人权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文；在外交策略中，有对宗教少数人团体（称为“持不同意见者”）的利用，如2005年9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纽约对美国人说，印度有关伊朗问题的任何政策都必须考虑到，印度有1亿3000万什叶派穆斯林；在欧美，海外印度人的文化自豪与宗教狂热比本土印度人更甚。在印度，宗教冲突的问题有效地掩盖了政治社会问题的实质，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向其他的关注方向，忽视了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发展问题，也忽视了行政领导和警察部门的效率和责任心问题。虽然印度的宗教矛盾、冲突甚至对抗层出不穷，2005年4月5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却说：“印度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印度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不全靠硬实力，在“文化扩张”中以柔韧的生命力作支撑，这点正是最值得中国学习的。
三、影响中印文化交流的障碍
没有人否认，中印两国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中国有识之士从来都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华，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得到发展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说：“中国人民一向钦佩印度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创造天才。”他还号召说：“中国人民要像自己的先人玄奘那样，虚心地向印度人民学习。”[3]但是，文化交流是以对异文化的了解、理解和欣赏为条件的，中印两国长期被高高的喜马拉雅山所阻断，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是一个基本事实。
1.印度方面：意识形态与基础研究
在“文明冲突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此理论也在印度产生了影响。一些极端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在极端印度教组织中，“基督教—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教—儒教文化”冲突的理论大有市场，并时常作为反对和攻击中国的理由。
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是深入研究其政治、经济、战略的基础。从20世纪初到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印度学界对中国佛教和中印文化的研究比较重视，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中巴克齐（P.C.Bagchi，汉名师觉月）、久居印度的谭云山、伟大诗人泰戈尔、哲学家S.拉达克里希那等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但是自中印边界冲突以来，印度研究中国的特点是：重关系，重战略；轻历史，轻文化。因此，与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印度最著名的“中国通”，不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宗教学家，而是中印战略、外交关系的研究者或评论者。
最近的一个积极变化是，印度的战略分析家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仅在纪念孔子诞辰，在祭祀黄帝，在学校里教孩子学《论语》，而且还在其政治表述中运用了许多儒家思想。例如，在国际关系中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中运用“和”、“仁”、“爱”思想等等[4]。也许，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未来会在印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对研究中国缺乏基础准备的另一个表现，是印度研究者的语言障碍。在印度政府的重要智库和高级别研究机构中，甚至在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普遍缺乏熟知中文的学者，他们更不能在研究中使用中文材料。印度学者本身并不缺乏独立分析能力，但由于语言的障碍，限制了他们的信息渠道，造成照搬来自西方的资料甚至观点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一种文化的欣赏，必须以基本的了解作为前提，缺乏对中国的基础性研究，阻碍了印度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2.中国方面：缺乏宗教文化理解
中印文化差异使我们从客观上不容易达成较好的理解。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不了解印度的文化便无从全面了解印度，更不可能理解印度。印度的“信缘文化”与中国的“血缘文化”的不同特点十分突出，有人说中国（大陆）的软实力在长城、兵马俑、姚明、大熊猫，而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陆续推出的文化名牌则是甘地、《薄伽梵歌》、《爱经》、瑜伽、宝来乌电影等，可见中国的文化品牌与印度的名牌是多么不同，或者从客观上说，我们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印度宗教文化。
自19世纪印度在世界上的“文化衰落”，导致了整个世界对印度文化的“冷淡”。从19世纪开始，许多欧洲人就将印度文化视为一种停滞的、不屑一顾的文化。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由于印度没有力量与英国的技术优势竞争，印度的价值观是“精神的”（欧洲的价值观是“物质的”）这一观点也“被一部分印度思想家采纳了，并且成为对印度知识界的一种安慰”。[5]而近一百多年来，由于传统文化呈现衰落趋势，中国则处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引进、学习欧美文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6]。这一连串反应的结果便是，中国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也就一直处于“冷淡阶段”，1962年边界冲突以后更是如此。虽然中国学界并没有停止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并完成了从《罗摩衍那》、《摩奴法典》、《薄伽梵歌》到史上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等巨著的翻译工作，但对于印度多元宗教文化的研究，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宗教文化对印度如此重要，难怪在谈到改变中国对印度的冷淡时，谭中先生认为：“只有真正从文化上看到印度社会的活力，否则这一“冷淡”的气候很难增温。”[7]
理解印度的宗教文化，中国必须关注和理解印度宗教文化的真正内核。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在印度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自始至终都是印度教文化。从圣雄甘地、《薄伽梵歌》、《爱经》、瑜伽等印度宗教文化名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属于印度教文化范畴内的东西。今天，印度教文化不仅是印度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印度的其他宗教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锡克教文化等都受到印度教文化的重大影响。因此，印度教及其文化才是我们理解当今印度社会的关键。迄今为止，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印度教及其文化方面是十分不够的。
结语：研究文化 学习“柔韧”
学习和研究印度文化是当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文化自觉，即一方面要有忧患意识，一方面还要有文化自信。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对我们形成严酷挑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以及能够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当今世界已经连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会适应需要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必然存在，但如果我们从印度文化系统看过来，通过与之比较和交流，必定有助于我们端正心态，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观察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扩大，让欧美学者甚至估计“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正在形成之中[8]；另一方面，中国却面临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在宗教，人权方面更是如此。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处理好“软硬”、“刚柔”关系，认识有自信心的优质文化的发展，无须刻意追求强大，完全可以以全社会符合人性、宽松、鼓励人的创造力的柔性指标来发展，最终形成社会发展的优势。中国“以生活为导向”的文化(Life-oriented Culture)具有关爱生命、关心现实、关注人间的特点，对日益“世俗化”、“入世化”的世界，可以提供不少借鉴，甚至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从中国古代融合佛教文化，到近代学习欧美文化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将在新一轮的中外文化交汇中，创造出顺应向善的、丰富多样的、实用浪漫皆俱的优秀文化成果。这些成果会逐渐地、更多地被广泛接受，成为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所具备的文化柔韧，是中国应当学习的。
［收稿日期］200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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