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及其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本论文,明清论文,所藏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以来，笔者前后三次赴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地区考察搜集《三国志演义》蒙古文古旧译本。在此过程中，有幸获见该国所藏大量的明清小说蒙古文译本，包括官方和私人收藏的明清小说蒙译本共四十多种，而其中能确定所依底本的有三十多种，共二千四百余册。这个庋藏量，几占目前国内外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总量的30%左右。 目前，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足够的重视，对其尚缺乏较完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作为译本研究之基础，目录整理工作也非常薄弱。中国出版的《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①《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②等古籍目录专著，虽收录了大量明清小说蒙译本，但所收译本仅限国内各省市图书馆及私人所藏。蒙古国先后出版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馆亚洲部蒙古文图书及手抄文学作品目录》③《国立图书馆所藏手抄本目录》④《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⑤《蒙古文抄本印本版本研究》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所藏蒙古文抄本目录》⑦《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图书馆手抄本版本研究》⑧等古籍目录，其中虽收录了该国收藏的明清小说蒙译本，但由于目录编纂人员的语言文字障碍或缺乏汉族古代文学知识等缘故，其中尚存在诸多舛误。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所撰《中国古典小说的蒙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⑨一文，可谓较系统地介绍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版本的专论，但该文仅以蒙古国和中国出版的现成目录为文献依据，故诸译本版本的介绍与实际庋藏也存在一定出入。 自20世纪60年代始，策·达木丁苏伦、额·图门吉日嘎拉、勒·呼日勒巴特尔、色·库苏古尔等蒙古国学者对该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即有所关注，先后发表了《蒙译汉〈西游记〉的有关问题》《〈水浒传〉之探析》等专论。但所涉及的唯有《水浒传》《西游记》两部作品，而且由于语言文字障碍以及对汉族古代小说知识的缺乏，均未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近年来，我国少数学者也开始关注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并援引其中少数译本，与国内所藏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举可谓开启了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研究的序幕，有《清季蒙译本〈水浒传〉二种述略》《清代汉文小说蒙译概况研究——以乌兰巴托版蒙古文译本〈今古奇观〉为例》《蒙古国所藏〈三国演义〉蒙译本述略》《清代蒙译汉小说版本述略》等著述先后问世。然而，这些研究尚仅限于几部名篇名著，有的还只是对某些译本的综述性介绍，由于资料匮乏，亦不无语焉未详之憾。 总之，目前除有些古籍目录之粗略著录和少数学者极少量的研究外，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绝大多数译本仍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全面整理这批译本，进而在汉、满、蒙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系统梳理其产生、传承流布的轨迹，探究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藏本间的关系等问题，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收藏分布及其庋藏量、版式特点、庋藏现状和文献特征等方面入手，试对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作一概括介绍，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古代小说研究及蒙古文学、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价值做进一步探讨，以供学界同仁参考使用。 一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述略 (一)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简要书目 第一类：讲史演义类小说蒙译本 《三国演义》蒙译本 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蒙古学及手抄本特藏部(以下简称“国立图书馆”)藏有《三国演义》蒙译本252册。规格和装帧形制丰富多样，其中包括铅印本47册，均属1928年北京蒙文书社铅印发行的毛评本特睦格图译本。其余205册均属手抄本，其中包括册叶式线装抄本198册、梵夹装抄本七卷。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⑩亦藏有比较古旧的17册线装式抄本。前两册是一百二十回本之毛评本译文，其余15册是二百四十回本译文。这些译本均录入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370—387条，即A[，2]—(39—57)。除上述馆藏外，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色·朝伦研究员私人也藏有一本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抄本。 《春秋列国志传》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东周列国志》册叶式线装蒙译本46册，均为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另外，该馆还藏有梵夹装手抄蒙译本四卷。 《西汉演义》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西汉演义》蒙译本51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亦藏有册叶式线装抄本10册。此十册译本录入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305—314条，即A[，2]—(67—76)。 《东汉演义》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东汉演义》蒙译本共53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 《汉朝生苏记》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汉朝生苏记》蒙译本24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据笔者研究发现，该译本当属一部西汉历史题材的通俗小说。 《隋唐演义》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隋唐演义》蒙译本共11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分属两种规格和装帧形制。 《大唐薛礼征东》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大唐薛礼征东》蒙译本共14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 《大唐罗通扫北传》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大唐罗通扫北传》蒙译本9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此外，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亦藏有该书8册蒙译本，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此8册译本录入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388—395条，即A[，2]—(92—99)。 《北宋演义》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北宋演义》蒙译本共13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分属两种规格和装帧形制。 《锋剑春秋》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锋剑春秋》蒙译本1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薛丁山征西》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薛丁山征西》蒙译本7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大唐演义》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大唐演义》蒙译本72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 《粉妆楼》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粉妆楼》蒙译本8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第二类：英雄传奇类小说蒙译本 《水浒传》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水浒传》蒙译本31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蒙古国策·达木丁苏伦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中收录有国立图书馆所藏译本之第二十二回。中国扎拉嘎撰《清季蒙译本〈水浒传〉二种述略》一文，对国立图书馆藏本进行过比较研究。 《英烈传》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英烈传》蒙译本1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小五义》蒙译本 蒙古国现存《小五义》蒙译本共19册，其中国立图书馆今藏10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今藏9册，亦为册叶式线装抄本，此9册译本录入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424—432条，即A[，2]—(58—65)。 《禅真逸史》蒙译本 蒙古国国立图书馆今藏《禅真逸史》梵夹装蒙译本一卷，册叶式线装蒙译本2册。 第三类：神魔灵怪类小说蒙译本 《西游记》蒙译本 蒙古国今存《西游记》蒙译本共78册，版本种类较为丰富。国立图书馆今藏《西游记》蒙译本共42册，其中包括梵夹装抄本十三卷，册叶式线装抄本29册。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书名为becin-U tuGuji-yin GarciG orusibai(“猴子故事之目录”)的24册古旧抄本是一部完整的《西游记》蒙译本，这些译本录入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341—364条。据该译本卷末题记，此为俄罗斯学者Б.панкаратов1968年对策·达木丁苏伦的赠书。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题名为《唐僧喇嘛西游历史》的抄本12册，共一百零一回，第九回为唐僧身世故事。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色·呼布苏乐教授于1996年将此12册译本转写成斯拉夫蒙古文，分两册出版。中国学者巴雅尔图在《蒙古文〈西游记〉研究》一书中，提出该抄本为喀尔喀蒙古地区流传的蒙古文《西游记》的典型版本并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封神演义》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封神演义》蒙译本共177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 《混元盒五毒全传》(《张天师收妖传》)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混元盒五毒全传》(《张天师收妖传》)蒙译本14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为第2至15册，第一册缺。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喻世恒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蒙译本4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 《济公传》蒙译本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中，庋藏量最多的是《济公传》。据笔者统计，蒙古国今藏《济公传》蒙译本共758册，其中国立图书馆藏711册，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还藏有书名为《圣禅会》的《济公传》蒙译本11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有三种不同规格和装帧形制。此11册译本入录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397—407条。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还藏有33册该书蒙译本，均为竹笔抄本。另外，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色·朝伦私人也藏有3册《济公传》蒙译抄本。 《锺无艳》(《锺国母传》)蒙译本 蒙古国今存《锺无艳》蒙译本数量亦比较可观。其中国立图书馆藏有经卷式抄本三卷，册叶式抄本121册，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还藏有名为《齐国皇后锺无艳传》的蒙译本26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这些译本入录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315—350条。据该抄本首叶题识，译本所依底本为满文《锺无艳》。 《升仙传》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藏有三种不同规格的《升仙传》蒙译本19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第四类：侠义公案类小说蒙译本 《施公案》蒙译本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诸译本中，《施公案》蒙译本的收藏量比较多。国立图书馆藏有《施公案》蒙译本共314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规格和装帧形制不一。另外，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今藏《施公案》蒙译本3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此3册译本录入于《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蒙古文书目》之第421—423条。蒙古国社会科学院今藏4册译本，均为竹笔抄本。 《包公案》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包公案》经卷式蒙译抄本一卷，册叶式线装抄本20册。 《绿牡丹》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绿牡丹》经卷式蒙译抄本一卷，册叶式蒙译抄本7册。册叶式抄本分属三种规格和装帧形制。 第五类：言情世情类小说蒙译本 《金瓶梅》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金瓶梅》蒙译本112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分属数种规格和装帧形制的抄本。 《今古奇观》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今古奇观》蒙译本58册，其中包括梵夹装抄本三卷，册叶式线装抄本55册。分属数种规格和装帧形制的抄本。上世纪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这些旧译本印行了《今古奇观》蒙译本。 《二度梅》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二度梅》蒙译本共17册，均为册叶式线装抄本。分属四种书名，规格和装帧形制互不相同。 《平山冷燕》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平山冷燕》蒙译本3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合影楼》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合影楼》蒙译本一卷，为经卷式梵夹装抄本。 《红楼梦》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蒙古文《新译红楼梦》18册，册叶式线装抄本，分属两种规格和装帧形制的抄本。 《聊斋志异》蒙译本 国立图书馆今藏文言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蒙译本12册，为册叶式线装抄本。
(二)庋藏现状 庋藏地点比较集中。据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蒙古国今藏明清小说蒙译本主要分布在乌兰巴托地区各图书馆，其中蒙古国国立图书馆庋藏量最多，几占蒙古国总收藏量的95%左右。收藏于国立图书馆的古旧译本并非全部是该馆故有收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蒙古国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将国内各图书馆此类译本集中转移到该馆的。通过译本所钤印章看，从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所图书馆和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图书馆转移过来的译本较多。位于乌兰巴托市苏和巴托区的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也藏有较多明清小说蒙译本，该馆今藏《西汉演义》《齐国皇后锺无艳》《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罗通扫北》《圣禅会》《施公案》《小五义》等小说蒙译本一百三十余册。另外，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蒙古国国立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些此类译本。除官方藏书机构外，据笔者查访，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S·朝伦等人也藏有《三国志演义》《圣禅会演义》等小说蒙译本。较之我国收藏较为分散的现状，蒙古国明清小说蒙译本的庋藏具有显著的特点。 检索目录编排有失严谨。这是蒙古国明清小说蒙译本收藏的一大缺憾。笔者在检索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此类译本时发现，该馆此类译本目录舛误较多。如，同一部小说译本的不同册次被编成几个不同的检索号。又如，书名与书的内容不尽一致等等。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对此类古籍的检索和阅读，对研究此类译本的工作造成了很多不便。 对此类译本抢救保护的力度不够。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许多自然与人为因素，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封面残缺、装订线脱落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其中一些抄本被损毁，面目全非，已难以翻阅利用。如，庋藏于国立图书馆的索书号为5297/96的《三国志演义》经卷装蒙译抄本，已发霉，一触即破，实无法翻阅。尤其是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的收藏条件更差，此类译本既无包裹，更无函套，被塞进陈旧的木箱里，有的抄本因装订线脱落，书页散乱，以致残缺不全。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护这一批古籍，用现代科技手段加以电子化保存，已成为目前某些图书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文献特征 年代久远，原始珍贵。蒙古国今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册数可观，除极少数铅印本，其他几乎都是未经刻印的经卷装或线装抄本，而且其中尚有不少我国阙如，未曾在学术研究中被援用的古旧译本。其中能确定最早成书时间的蒙译本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乌弥氏阿日那的《西游记》。就保持所依底本内容原貌而言，该译本与国内收藏的同类译本相比较，存在明显的优势。 题材广泛，版本繁富。蒙古国不仅藏有中国古代各朝讲史演义类小说的大量译本，也藏有传奇、神魔、世情、言情、侠义公案、才子佳人等小说的诸多译本，充分体现出明清小说蒙译史概貌。同一部小说译本版本，亦有诸本并存，异彩纷呈。其中《三国志演义》蒙译本收藏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蒙古国既存有其二百四十则本的译文，又存有其一百二十回本的译文；既存有其散文译本，又存有其韵文编译本；既有抄本又有少量刊本；既有其汉文原著的译本，又有其满文译本的转译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还存有附蒙古文旁译的满文刻本。 款式丰富，装帧多样。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中，经卷式古籍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也是和中国收藏明清小说译本的不同之处。如，《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锺无艳》《绿牡丹》《今古奇观》《合影楼》等译本，都藏有不同规格的梵夹装抄本。同一部译作的藏本款式的多样性，是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的又一显著特点。其中《三国志演义》《西汉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济公传》《施公案》《锺无艳》等小说译本的款式最多。如，仅《三国志演义》二百四十则本译本的册叶式线装抄本就有27×26、25×28、22×25、26×26、20×26、18×27、26×26.5、24×24、27×27、26×25.5、22×22、32×32、25×16、26×20、19×25、25×27、26×25、13×26(前为叶宽，后为叶高，单位为“厘米”)十八种款式。这些译本的数量和规格，使我们能窥见当时明清小说译本在蒙古地区传抄流传的盛况。 二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价值 关于作品传承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21世纪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目前，以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研究最为繁荣。英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仅据今存蒙古国小说译本的量、类、形制和传播途径就可推知，蒙古国不仅是明清小说蒙译本的重要收藏地，而且是朝野流传颇为普遍的国家。 据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施公案》蒙译抄本题记，该抄本是1984年东方省巴音乌兰苏木一个叫拉玛扎布的人赠与才得以收藏的。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色·朝伦收藏的毛评本《三国演义》蒙译本是从乌兰巴托市一处旧书摊购得的。 除了翻译文本传播外，明清小说在蒙古国的口头传播也较为普遍。据俄国学者李福清介绍，他曾在蒙古国曼德勒戈壁县作田野调查，记录并转写过当地胡仁乌力格尔(11)艺人说唱的《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义释曹操”和《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出生”片段。(12)蒙古国学者达·策仁索德纳穆《汉族书面文学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一文，也介绍了他本人于1963年搜集出版的蒙古国东喀尔喀(13)地区广泛流传的《锺国母》的胡仁乌力格尔。达·策仁索德纳穆还在该文中提及明清小说在蒙古国以民间故事(蒙古语评书)形式流传的情况： 在此，再简单讲一下，也有从说唱本森乌力格尔的民间艺人那里辗转接受(故事)的普通故事家，减去其音乐、曲调部分而直接用一般的民间故事形式讲述的现象。以这种途径流传的故事，当然不能完全保留本森乌力格尔独有特征。例如，苏和巴特尔省阿斯哈图苏木公社名为诺木图·亿达睦的老人讲过初唐时期的“Cing Cing Hou”、“Er Ju Tvng”等故事。诸如此类，汉族历史和典故，以民间故事形式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传播的比较多。因此，汉族古代小说以本森乌力格尔和民间故事两种形式传播的同时，不断丰富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14) 蒙古国学者常以“本森乌力格尔”(15)指称“胡仁乌力格尔”，“本森乌力格尔”实际就是“胡仁乌力格尔”。 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在蒙古国有哈斯宝蒙译本和喀尔喀的蒙译本同时流传，这些译本还被改编成戏剧在蒙古国广泛演出传播。1959年，蒙古国社会科学院仁钦教授在蒙古国出版的《今古奇观》序中介绍： ……语言文学所出版的此部丛书之第十一、十二卷《今古奇观》，曾数次从汉文译成蒙古文，这不仅证实了蒙古族读者非常喜好它，而且也充分显示出蒙古语言之奇妙性和丰富性。这些故事的译本，还曾由书面流传到口头文学领域，成为蒙古族说书艺人在敷演修润后说唱的底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还曾被改编成戏剧在乌里雅苏台，阿拉腾宝力高和首都库伦等地剧场演出。这里所载各故事的底本，曾藏于咱雅格根罗布桑法仍莱的图书馆，如今则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16) 在该《序》中，仁钦教授不仅对蒙古国所藏《今古奇观》蒙译本的语言风格及其在蒙古国读者中的影响做出高度评价，而且对蒙文版《今古奇观》在蒙古国传抄本、印刷本、小说文本、说唱文本和戏剧文本的传播历史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西游记》在蒙古国的流传颇为普遍，《西游记》蒙译本、有关《西游记》的戏剧的传播流布都较为广泛。蒙古国学者额·图门吉日嘎拉的《西游记蒙古文翻译》一文，对《西游记》在蒙古国的传播情况作了较具体的介绍： 《西游记》在蒙古国曾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流传。正如本森乌力格尔在我区(蒙古国)口头形式传播，该作品在口头传播过程中选择了戏剧形式。发布于蒙古国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一九二二年五月八日)“乌日雅”报上的题为《关于青年戏剧》的一文，报道了《西游记》在首都库伦地区演出的情况。“此春，青年会成员宝音讷木呼、纳森巴图、阿木古楞等人用蒙古语表演了戏剧。……表演的是唐朝唐僧取经故事”。在戈壁莫日根王旗(东戈壁)也曾演出过关于唐僧喇嘛的戏剧。另外，在扎布汗省的乌里雅苏台、奥布苏省汗呼辉地区(今温都尔杭盖苏木)也曾表演过有关唐僧取经戏剧。据此，其它地区也有可能演出过。(17) 无论是获赠于乡野牧民或访购于坊巷书摊的蒙译本，还是被改编成胡仁乌力格尔、民间故事和戏剧的文本，都充分说明了明清小说在蒙古国广泛流传的史实。然而，与此传播实际情况相比，明清小说在蒙古国的传播研究却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全面发掘、整理和系统研究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古文诸译本，踪寻其在蒙古地区传播的轨迹及对蒙古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能拓展明清小说传播区域，而且对其在毗邻国传播史的研究也能提供重要资料。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蒙古族文艺学理论史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界对哈斯宝《红楼梦》批评的挖掘和研究。紧随其后，阿日那对《西游记》蒙译本的评点、特睦格图对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本的评点也陆续得到蒙古族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和发掘。以往的蒙古族文学理论著作都曾频频选载和研究这些史料，并将其作为蒙古族小说批评乃至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珍视。蒙古族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跨文化批评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领域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中，《红楼梦》评点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蒙古族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哈斯宝的《红楼梦》批评占有重要地位。哈斯宝阅读和翻译了大量明清小说，吸纳了金圣叹、张新之、张竹坡、王希廉等人评点《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进行了精辟的评论。他既注重艺术分析，又富于思想批评的“《红楼梦》评点”，是通过其翻译巨著《新译红楼梦》的序、读法、总录以及四十节回批中完成的。哈斯宝对另一部古典小说集《今古奇观》的独到批评，也是他翻译《今古奇观》时，在增补的《序》中撰成的。清代，在翻译的基础上，对古代小说进行批评，哈斯宝并非孤例。若搜读清代明清小说诸蒙译本，不难发现其他很多类似的例子。 蒙古国国家图书馆藏喀尔喀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本可谓一典型个案。据蒙古国学者巴·通拉嘎介绍，毛评本《三国演义》，由喀尔喀大库伦学塾教官达瓦封博格达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圣旨于宣统三年译成。(18)该蒙译本今藏蒙古国国家图书馆，书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19)。笔者在乌兰巴托地区又发现四种形制的与蒙古文《四大奇书第一种》同出一源的手抄译本。该译本附一篇评介《三国演义》的译序，译者通过对原著夹批、总批的创造性编译和敷演，将自己独特的文艺批评思想巧妙地融入译本当中。 蒙译之缘由，《三国志》(20)之一史者，乃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四大奇书》之第一种。本书由国家鸿儒陈寿所撰就。文字刚健，意蕴深邃，所叙均属真实史事，未经润色修改。只是汉字多有音同而义异、迥然不同，特别是史事中的人名、地名、关隘名等，逐一蒙译，要为难事。循音音译，则难辩字义。故雅好《三国志》的诸尊者，须就朝代及郡县名称加以注明。倘或妄为鱼鲁，遂生曲解，难能领略志书之深意，或致归之撰书者的舛误，故特在卷端先行识之。窃思文字之涵义深若大海，虽循原词句勉力译之，谬误亦或弘多。倘蒙博雅君子出于仁爱，予以斧正，且不以舛误指摘相讥，则实属吾辈好学之人的幸事。 作为一名远居异域的蒙古族文人，译者对《三国演义》语言文字、题材内容的客观评价以及所提出的翻译方法和读法等，确实不乏精辟之处，这一点应值得肯定。喀尔喀译本《三国演义》更重要的小说批评价值在于，对原著批语的再创作性翻译。经与汉文原著(21)和漠南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特睦格图等于民国十七年所译毛评本译本参照比对，可知该译本与只保留原著回前总评的特睦格图译本有很大不同。喀尔喀译本不仅保留了原著所有总批，且对原著夹批的创造性的编译更是耐人寻味。为便于了解，兹以原著第一、五、九回为个案，简要说明喀尔喀译本对原著批语的创造性翻译。第一回，汉文原著有84条夹批，特睦格图译本删去了所有夹批，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则译出了67条夹批。第五回，汉文原著有60条夹批，特睦格图译本删去了所有夹批，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则译出了33条夹批。第九回，汉文原著有82条夹批，特睦格图译本删去了所有夹批，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则译出了62条夹批。 经汉文原著与喀尔喀译本夹批的一一比对得知，喀尔喀译本的夹批中除译者特意插增的极少数新夹批外，其余所有夹批的位置与汉文原著一一对应。但若进一步对照阅读对应批语文字，我们会发现喀尔喀译本夹批中与原著之对应夹批大异者不在少数。关于此问题，拙文《毛评本〈三国演义〉蒙古文诸译本汇论》中已有较充分地论述。(22)兹复举第九回中的数例，简要说明上述问题。 差异一，喀尔喀译本在原夹批中增补了主观评价色彩鲜明的语句。如，原著批为“说破李儒尤妙。不特间吕布，并间李儒。”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对应夹批为“不仅巧妙地看破李儒之谋，而且离间吕布的同时也挑拨了李儒，此人多厉害呀。”再如，原著批为“凤仪亭战功将从今日奏凯矣。”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对应夹批为“凤仪亭之较量已到凯旋归来的时候了，大喜！大喜！”再如，原著批为“‘千里草’，乃‘董’字；‘十日上’，乃‘卓’字；‘不生’者，言死也。”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对应夹批为“‘千里草’者乃‘董卓’之‘董’姓，‘十日上’者乃‘董卓’之‘卓’字；已明显兆示‘董卓要死’，自己仍不省得，何等愚蠢呀。”再如，原著批为“贼徒身分，正堪为董卓之婿。”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是个贼徒作为的人。真不愧是董卓之婿，真可笑！” 差异二，喀尔喀译本在原夹批中加入极富情感色彩的提醒、告诫和劝谕之词，衷告读者引以为鉴。如，原著批为“此等巧言，溺爱者每为所惑。”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此等巧言蜜语，好色者多有所惑，请慎重！”再如，原著批为“亦以死动人。今日妇人放刁，每以要死恐吓其夫，是学貂蝉而误者也。”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也以死惧董卓，今日之悍妇如果这样以死吓唬丈夫的话，可能有危险，谨慎！”再如，原著批为“只三字，如闻其声。”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这几个词是宠妻者常说的口头套语，切记！” 差异三，喀尔喀译本为了向远离中原地区的蒙古国读者更通俗、详尽地传达原文之意，编译夹批时将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置于原著全文背景下展开分析和论述。如，原批语仅是为“明明是‘吕布’二字”七字，喀尔喀译本的对应夹批却被敷演成了比较长的一段批语。即“这显然是‘吕布’的标志，因为叠放汉子的两个‘口’字，乃成‘吕’字；‘布’字则有指“yoraG”的‘布’字，结合二者不是‘吕布’吗？对如此愚蠢的人发出这么多的兆示简直成了‘对驴弹琴’，徒劳！”译者结合蒙古语语义，在详细解释原批语内容的同时，通过巧妙比喻，表达了对董卓既凶狠残暴又愚昧无知的极度厌恶。又如，原批语仅“一派贼徒”四字，表达较为含蓄，而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却为“牛辅之信服人，见珠宝眼红而将其首献其敌。信服这种人，看来也和董卓没什么区别，这一派人怎么都这样愚昧呢。其中只有李儒略有不同。”译者结合原著相关人物，在进行具体论述的同时，也融入了译者对“此一派人物”的尖锐的评价。 另外，汉文原著第九回中的一段话“人报李儒家奴已将李儒绑缚来献。王允命缚赴市曹斩之。”之后，本无任何批语，喀尔喀译本却在相应位置补入了一条夹批。即“为何不使用刚才的计略保命？量其觉察不到自己会走至这一步，还算什么有谋之人？”，纯属译者特意插入的评语。译本的其他章回里，此类实例比比皆是，兹不赘举。就这方面而言，确是国内所藏仅有回前批语的特睦格图译本所不及的。 蒙古国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中，除了喀尔喀毛评本《三国演义》译本，通过对明清小说序、跋、读法、批语乃至论赞诗进行创造性翻译，对原著进行点评的作品还有很多。仅浏览一九六○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手抄文学作品目录》，就可看到不少明清小说译本的译序、译跋、题记等内容。其中《东汉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包公案》《锺无艳》《大唐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小说译本尤其值得关注。系统地挖掘国内外今存明清小说译本，深入整理和译介其中的小说评点和批评，不仅对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评点和批评，作为古代小说跨民族批评的文献资料，对比较诗学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在蒙古族文学、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价值 (一)蒙古族文学史料价值 元代以降，蒙古族对汉文学的翻译不仅时间绵长，规模亦颇为宏大。不独译介的体裁多样，作品数量多，成果也蔚为大观。凡儒家经籍、诗词、小说、说唱曲艺等均有大量的译本问世。然而，与此文学翻译盛况相比，对这些译作的研究却极为少见。这些蒙译作品在蒙古族文学史及翻译史上应占有的地位，至今也未得以准确认定。从事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乌日斯嘎拉教授对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十一部蒙古族文学史著进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值得学界反思的几个问题： 蒙古国的古代文学史特别注重翻译文学，并将其放在蒙古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视翻译文学为蒙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国文学史把翻译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印藏文学的翻译上，对汉文学的翻译只是涉及少数作品，且非常简略；国内出版的蒙古族文学史著作普遍忽视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即使提及翻译文学，也只涉猎少数印藏文学翻译作品，并不关注汉文学的翻译，更没有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古代汉文学的翻译仍没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23) 蒙古族汉文学翻译遭受如此冷落，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蒙古族文学史研究中对翻译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的忽略；二，学界缺乏对蒙古族古代翻译文学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和研究。笔者认为，后者尤为重要。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当以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及研究为其前提。若彰显蒙古族汉文学译作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就必须全方位挖掘整理国内外今存的翻译文学史料。综观蒙古族汉文学翻译史，其中十九世纪的汉族古代文学翻译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明清章回体小说翻译最为繁荣，因此也最应受到重视。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外存世的明清小说蒙译本是蒙古族古代汉文学翻译史料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对清代明清小说蒙译本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理应是蒙古族文学史史料建设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唯有全方位、系统整理国内外今存的明清小说蒙译文献，才能科学地掌握明清小说蒙译作品的种类、数量以及翻译途径，进而准确地勾画出清代汉文小说蒙译的历史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客观、全面地再现清代汉文学翻译的本来面貌，而全面客观地再现清代汉文学蒙译的全貌，才能确立汉族古代文学译作在蒙古族翻译文学史及蒙古文学史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国今存明清小说古旧译本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其重要性不仅要在庋藏量上得到体现，其史料价值也应得到彰显。蒙古国所藏译本不仅一些译本的复本收藏量多于我国所藏的同类译本，更重要的是有些译本属于国内所阙如的孤本和珍本。 首先，蒙古国有的译本庋藏量几乎等同于国内庋藏量，如，《大唐演义》国内目录仅见77册，蒙古国今藏72册。其次，有些译本之收藏量比国内收藏量还多。如，《北宋演义》国内目录仅见1册，蒙古国藏13册；《金瓶梅》国内目录仅见1册，蒙古国藏有112册；《三国志演义》国内目录仅见247册，蒙古国藏有270册；《施公案》国内目录仅见196册，蒙古国官私共藏310册；《济公传》国内目录共见426册，蒙古国官私藏758册。再次，有些译本属于国内所阙如的孤本和珍本。如，毛评本《三国演义》蒙译本，国内只流传民国十七年北京蒙文书社翻译并铅印刊行的特睦格图译本，但蒙古国不仅藏有上述特睦格图译本，还藏有与特睦格图译本迥异的毛评的两种译本和宣统年间译于鄂尔多斯地区的韵文体编译本。另外，还有《锋剑春秋》《英烈传》国内目录不见著录，蒙古国各藏有1册；《平山冷燕》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藏有3册；《合影楼》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有梵夹装抄本一卷；《混元盒五毒全传》(《张天师收妖传》)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藏有14册；《包公案》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藏有经卷式蒙古文译本一卷，册叶式译本24册。除了上述作品，《五美缘》《戏海棠》等作品也属国内所阙如，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一批珍贵的文献，对促进蒙古族翻译文学史学科建设，对将包括蒙古国文学史在内的整个蒙古族文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会起到重要作用。 (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史料价值 明清小说的蒙译本是清代蒙古文学景观中的一大亮点，它的产生及传播流布，对蒙古族传统文学产生了深刻、普遍的影响。这些译本不仅对蒙古族传统的胡仁乌力格尔、民歌、好来宝、戏剧的内容和题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蒙古族“新故事本子”、蒙古族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随着清代蒙汉文化关系的日见密切，明清小说蒙译本以抄本和版刻形式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同时也作为蒙古族说唱文学的题材，被蒙古族民间艺人广泛传唱。据目前统计，自清代以来，以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地区流传的明清小说竟达八十余部。与国内外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目录比对可知，这些篇目几乎也都曾产生蒙译本。这些说唱文本长短不一，短的数小时(24)，长的数十小时甚至百十来小时的长篇文本也为数不少。其中，以描写内地战争故事的讲史演义类作品居多，有些作品还被不同的民间艺人反复说唱。这一文艺现象，使蒙古族传统的“胡仁乌力格尔”的题材产生了巨大变化。以说唱蒙古历史故事为主的传统“胡仁乌力格尔”，逐步蜕变成以说唱汉族历史故事的“本森乌力格尔”，在蒙古文学史上，甚至曾以“本森乌力格尔”指称“胡仁乌力格尔”。明清小说蒙译本在蒙古地区被大量译介及本森乌力格尔的广泛流传，还对蒙古族民歌、好来宝和戏剧等口头文学的题材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蒙古民歌和好来宝里，以《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其他汉族讲史演义类小说为题材，或以其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民歌和好来宝层出不穷。根据明清小说蒙译本改编的蒙古语戏剧在内外蒙古地区也广为流传。必须指出，被改编成本森乌力格尔、蒙古民歌、好来宝、戏剧的明清小说文本中，同时也渗透着蒙古族人民对中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认知和评价。 从基于本民族文化个性、创造性翻译其他民族文学作品，到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模仿其他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独创，是民族文学发展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某一民族文学新文体产生时的自身的运行过程和普遍规律。在清代，随着明清小说蒙译本和本森乌力格尔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一些蒙古族学者、文人在大量阅读和翻译明清汉族小说的过程中，不仅对汉族历史典故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也对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方法有了深入了解和逐步掌握。这一文学题材和创作经验的积累，不断刺激着蒙古族学者、文人用母语描述汉族历史典故的欲望的萌动，在这种创作欲望的驱使下，他们用蒙古语创作出了蒙古族史诗传统和汉族演义小说完美结合的独特的书面文学体裁“新故事本子”。其中流传下来的代表性作品有描写唐朝历史故事的《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契僻传》《羌胡传》和《平北传》，讲述宋朝杨家将故事的《紫金镯》、续写汉族《粉妆楼》故事的《寒风传》、续写《红楼梦》的《梦红楼梦》等等。这些都是蒙古族广大读者非常喜爱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民间被广泛传抄，而且作为胡仁乌力格尔的题材也被普遍说唱。这些作品虽以汉族历史典故为题材，具有从翻译文学到独创文学过度的性质，但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和蒙汉文学关系史上的地位均不容小觑。 在十九世纪之前，蒙古族已经历了近六百年的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并驾齐驱发展的历史，蒙古族文学史上崇尚“英勇”和“力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盛行于十九世纪的明清小说蒙译本、“新故事本子”、本森乌力格尔的广为流传，部分地改变了清代蒙古族的文学崇尚理念，书面文学和本森乌力格尔成为蒙古族文学崇尚理念的主流。这一主流，使蒙古文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新的语境，为蒙古题材的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如此主客观条件下，蒙古族作家、文学理论家尹湛纳希积极吸收、借鉴汉族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创作经验，率先创作出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取材于蒙古族现实生活和蒙古族历史的小说，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如，在《红楼梦》影响下创作的《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在《三国志演义》影响下创作的《青史演义》等著名小说就属于这类作品。自此，蒙古族书面文学不仅占据了蒙古文学史上的主体地位，而且这些作品将内地汉族文学界的进步思想和文学主张引入蒙古地区，极大地推动了蒙汉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上述现象表明，清代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是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对此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蒙古国所藏四十余部小说的二千四百余册译本，不仅在庋藏量上占据着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的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译本译于清代漠南蒙古地区，是通过内外蒙古文化交流，远传到蒙古国的。这些译本有的在国内已佚失或极少流传。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索书号为2476/96，书名为《〈三国演义〉故事概要一册》的韵文体编译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是国内外至今发现的孤本。据该译本卷末题记，该本为大清朝宣统二年庚戌仲夏，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贝勒府的文人曹纳木拉希根据汉文原著编译。该编译本不仅对鄂尔多斯文人曹纳木拉希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三国志演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再如，完成于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锋剑春秋》《英烈传》《平山冷燕》《合影楼》《混元盒五毒全传》(《张天师收妖传》)《包公案》等小说蒙译本，在国内已失传，但上述小说在蒙古国均有不同量的收藏。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应该也必须强调文献的可靠性、全面性和丰富性。若要系统地梳理清代明清小说蒙译活动，就必须全面挖掘、搜集国内外今存的明清小说所有蒙译本。通过对其种类、数量、规模和范围进行全面、细微的实证研究，才能够科学地总结出清代蒙古族在接受、译介明清小说过程中的选择和过滤。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古旧译本，无论在文献的庋藏量上，还是在版本价值上，对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次，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及周边，是清代汉文小说蒙译活动高峰时期的两个核心(另一个为外藩蒙古卓索图盟)地区之一。在蒙古国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中，成书于喀尔喀地区的居多。身为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政教首领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明清小说情有独钟，不仅收藏过诸多明清小说蒙译本，还曾组织汉、蒙、满文兼通的学者、文人翻译多部小说。清代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加之由于受汉族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喀尔喀的蒙译本和漠南的蒙译本在翻译主旨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较之漠南蒙古的译本，喀尔喀译本的译文多见出自译者创作冲动时对原著的增删、编译和改写。这些译本，较之漠南蒙古的译本更能够显示明清小说在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文字转换和文化过滤，更能够反映蒙古族文学接受和消化汉族文学影响的过程和认知。 例如，比较喀尔喀译本蒙古文《四大奇书第一种》和漠南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特睦格图等所译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本之间的区别，就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作为一种曾流传于喀尔喀地区的译本，与国内广泛流传的特睦格图译本相比，不仅分卷形式、版式特点和对批语的处理方式不同，而且正文内容的翻译策略也存在差异。其中颇为明显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翻译策略不同。两者翻译策略的差异在对原著诗词韵文的处理方法和散叙部分的翻译方法上有明显体现。特睦格图译本每回只译出与故事情节直接有关的诗词、对联、回末词等，大刀阔斧地削去占原著诗词相当比例的论赞诗。喀尔喀译本不仅译出了原著所有韵文，而且通过编译还增补了为数不少的表达译者主观见解和评价的新论赞诗。例如，汉文原著第九回有一首四行七言律诗：“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此诗着重赞扬了王允巧施连环计，除掉董卓，为国除害的丰功伟绩。喀尔喀译本的译者却用编译手段，将此诗翻译成了三首蒙古文四行格律诗，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对司徒王允竭尽心力、忠心为国的高尚品格的敬仰之情。该回还有一首四行七言律诗：“伯业成时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表达了作者对董卓倒行逆施的惨败结局的欢畅。喀尔喀译本的译者亦复巧用编译手法，将此诗敷演成了两首蒙古文四行格律诗，强烈讽刺董卓的同时，表达了对他的极度憎恶。特睦格图译本尽管大刀阔斧地削去原著大量论赞诗，然而对于正文散叙部分的翻译却显得比较严谨，自始至终严格坚持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多用音译和直译方法保留了原文语句顺序和内容。喀尔喀译本对散叙文字的翻译则采取相对自由的翻译方法，在表达原文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多采用意译和编译，译文中多有移位、增补、删减、改编的痕迹。这一差别，在批语和诗词翻译中均有明显的体现。翻译方法上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两种译本诗词篇什的不同，而且使两者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差异。 其二，译文风格不同。首先，特睦格图译本多用书面语，而喀尔喀译本多用口头语。如，第九回“私通”、“妇人”、“吉凶”、“入朝”、“进朝”等词，特睦格图译本次第译作“偷欢”、“妇人”、“吉凶”、“觐见”、“觐见”，可谓是地道的书面语；喀尔喀译本则依次译作“暗中勾结”、“妇女”、“好坏之兆”、“奔皇宫来”、“进入内城”，均属浅白的俗辞口语。其次，特睦格图译本语义表达比较婉约、典雅，喀尔喀译本语义表达则相对直白、粗俗。如，“戏”“逼”“不过一女子”“信服猛将”等词，喀尔喀译本依次译作“调戏”“受害”“一女子而已”“信服猛将”；喀尔喀译本则根据语境，径直译作“侮辱”“被强暴”“一个无用的妇女”“很有用处的将军”。二者对应文本中，此类例子极为普遍。 自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蒙古族传统文学，是以民间口头文学为结构主体，兼有书面文学的主要特点。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歌善咏的游牧民族。十九世纪以前的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中，不仅民间歌谣、祝赞词、口头叙事诗、英雄史诗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书面文学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史传文学中，也有许多内容是用诗歌韵文表现的。这一文学个性，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得以世代相继，在接受和过滤其他民族文学过程中也产生积极影响。从蒙古族文学在十九世纪历史变迁的整体情况看，在同一时代，远离中原地区的喀尔喀蒙古文学较之与中原地区相邻的漠南蒙古地区的蒙古文学，更富有蒙古族传统文学个性。喀尔喀译本的译者所采取的对原著散叙部分的相对自由的翻译原则、对原著诗歌韵文的悉数保留乃至增译敷演、译文中多用口头语等特点，使译文更富有了蒙古族民间文学特征。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清代汉族文学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过程。 再如喀尔喀蒙译本《水浒传》，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喀尔喀蒙译本《水浒传》原藏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图书馆，后转藏于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据译本卷末题记，该译本完成于清宣统元年仲夏月。蒙古国学者额·图门吉日嘎拉和中国学者扎拉嘎，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均认为该译本是对原著进行大幅度删节和改写而成的译本。扎拉嘎认为： 《水浒传》在清代被翻译为蒙文时，确实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内蒙古译本”的译者，生活在蒙汉杂居环境下，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有删节却较少改写，并且在一些特殊语汇方面也较多采用音译。“喀尔喀译本”的译者，生活在受汉文影响相对较浅的环境中，对原著中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作品所描写的一些具体情节的合理性，还缺乏更具体的理解和认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改写较多，遇到一些特殊的语汇也较少采用音译。两相比较，可以说“内蒙古译本”更接近原著，相对符合于翻译的基本准则，“喀尔喀译本”则相对远离原著，却又包含更多再创作的因素。(25) 扎拉嘎不仅较准确地评析了喀尔喀蒙译本《水浒传》的特色，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译于喀尔喀地区的明清小说蒙译本的普遍特点。据笔者初步研究，《西游记》《封神演义》《今古奇观》等小说的喀尔喀译本同样具有上述特点。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举。这些译本的搜集和研究，不仅对研究内外蒙古各自的文化个性和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研究蒙汉两民族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区别，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 清代，汉文小说，主要是明清章回体小说被大量译成蒙古文，并通过各种媒介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无论是从漠南蒙古地区远传到喀尔喀的译本，还是书成于喀尔喀的译本，对全面、科学地总结清代明清小说蒙译活动，考察蒙古文学接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内在规律，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若论及明清小说蒙译本的文学交流史意义，它对满、蒙文学和汉、满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是值得一提的。据目前存世文献表明，蒙古族是从满文译本转译明清小说最多的民族。就笔者目前所知，有《三国志演义》《金瓶梅》《锺无艳》《北宋演义》《三国因》《聊斋志异》等多种。满文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这对蒙古文人学习满文、操用满文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是多部小说在清代通过满文译本译介到蒙古地区的主要原因。蒙古国所藏一些译本就极具代表性。 例如，国内外广泛流传的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蒙译本，国内外学者曾屡屡推断其为译自满文的转译本，但由于国内所藏译本中始终未发现能作为力证的满文文本实物或文献记载，便使这一推断一直未能成为学界的定论。2010年，笔者在蒙古国访书之际，在国立图书馆发现了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蒙译本的一册孤本和残叶，这使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从头到尾转译自满文译本的事实最终得以证实。即索书号为7960/96和5385/96的两册抄本卷末均题“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谨奏”。据满文《三国演义》刻本等相关文献记载，“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恰是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译者奉旨译竣《三国志通俗演义》后禀奏翻译告成之日。今存以奏代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刻本和抄本序言，足以印证这一事实。由此可知，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蒙译本所依底本为顺治年间译成的满文《三国演义》，已毋庸置疑。又如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锺无艳》(又名《齐国皇后锺无艳传》)蒙译本，该译本抄成于1868年，卷末题明此书是由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和硕亲王转译自崇德年间翻译的满文译本。蒙古国所藏《金瓶梅》蒙译本中有一本题达瓦·依达姆等在博格达汗哲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授意下，于康熙四十七年译自满文译本(26)。国立图书馆所藏《聊斋志异》蒙译本译序称，此译本是道光二十八年根据满译本译成(27)。蒙古国所藏《北宋演义》蒙译本也是译自满文译本。这些译本，是汉满蒙族文学交流的结晶，它在汉满文学关系、满蒙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对明清小说满文译本的版本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考证，二百四十回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转译自顺治年间译成的满文译本的最初誊录本，即满文内府刻本的底本。但目前顺治年间翻译的满文抄本存世已很稀少，据相关目录，国内仅故宫博物院和民族图书馆各藏一部。再如，《锺无艳》满文译本已佚失，通过蒙古文译本，可探究已失传的满文底本的原貌及其流传轨迹。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与直接译自汉文原著的蒙译本不同的是，这些译本几乎都严格忠实于满文底本，译文中几乎不出现像译自汉文原著的译本所出现的对原著的创造性编译、增删和改写的文字。转译自满文译本的明清小说蒙译本是满蒙文学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反映了满族和蒙古族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渊源关系。通过这些译本的研究，可探究满蒙族各自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相互联系与影响。 再次，能够为汉满文学交流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清初，由于满语被尊为“国语”，满文便成了沟通中外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满文作为一种媒介，将汉族许多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和国内兄弟民族中去，极大地推动了汉族文学在国外和国内兄弟民族中的传播。据相关文献记载，除蒙古族外，锡伯族、藏族、朝鲜族等民族都有译自满文的中国古代小说译本。明清小说满文译本影响范围不限于国内少数民族和亚洲地区，甚至还影响到了欧洲。如，《三国志演义》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主要是以满文译本为底本的(28)。据朱星介绍，英文节译本《金瓶梅》是从德译本转译的，译者微利是英国著名的满文专家。他曾用满文译本校订英译本，而德译本也极有可能是从满文译出的(29)。 因此，蒙古国所藏四十余种小说，无论是直接译自汉文的译本抑或是转译自满文的译本，在清代汉、满、蒙古族文学交流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均值得肯定，是清代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依据。 明清小说是中国文学的精粹之一，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其蒙译本既是蒙古文学园地里的一枚奇葩，更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独放异彩、弥足珍贵的宝贵遗产。民族之间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保护、整理和研究蒙古国收藏明清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不仅对全面评价汉族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客观评价兄弟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科学地总结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⑨参见[苏]布里斯·李福清著，梁丽丽译《中国古典小说的蒙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法]克劳婷·苏尔梦编，颜保等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29页。 ⑩策·达木丁苏伦(1908-1986)是蒙古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最早关注汉族古代文学在蒙古地区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策·达木丁苏伦先生去世后，为传承和弘扬这一伟人的思想和精神，纪念他在文化教育上的丰功伟绩，蒙古国政府把他个人住宅里物品和书籍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把他私人住宅命名为“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 (11)“胡仁乌力格尔”，意思是“拉胡琴说唱的故事”，是蒙古族说唱文学之一种，多以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蒙译本为底本。 (12)参见[俄]李福清著，杨利芳、田艳秋译《东蒙说书艺人与汉族说书艺人对英雄坐骑描述的比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3)“喀尔喀”乃中国清代漠北蒙古族诸部的统称。 (14)[蒙]达·策仁索德纳穆《汉族书面文学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策·达姆丁苏荣、戈·扎木苏荣扎卜等编，布和巴特尔转写《蒙古文学概要(十九世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504页。 (15)“本森乌力格尔”中的“本森”，又称“故事本子”，是明清小说的蒙译本和蒙古族文人以汉族历史典故为题材，模仿明清小说蒙译本创作的蒙古文章回体小说的统称。“乌力格尔”是“故事”的意思。所以“本森乌力格尔”又称“本子故事”，指的是胡仁乌力格尔中的以故事本子为底本说唱的故事。 (16)[蒙]《今古奇观》序言(蒙古文)，蒙古国科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17)[蒙]额·图门吉日嘎拉《西游记蒙古文翻译》，《蒙古文学概要(十九世纪)》，第392—449页。
(19)蒙古文《四大奇书第一种》，馆藏索书号7895/96，此本为蒙古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手抄梵夹装，全书分六卷、每卷二十回，叶高20cm，宽61cm。第一卷封面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叙三大国之智者用其谋，力者用其威，拼搏争斗到中国大一统国家建立的第一书”。 (20)这里所谓《三国志》，实即四大奇书之第一种《三国志演义》，上录短序将此作称“陈寿所撰《三国志》”，这显然是无名氏蒙古族译者将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与史书《三国志》相混淆。 (21)本文根据两种蒙译本所依底本的一致性特点，选择了与二者之底本最接近的毛评本之大魁堂本的排印本。即，罗贯中著，毛宗岗修改，穆傅等标点《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2)参见聚宝《毛评本〈三国演义〉蒙古文诸译本汇论》，《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3)乌日斯嘎拉《蒙古族翻译文学史研究述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4)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广播电台录制播送的胡仁乌力格尔，均一小时(六十分钟)为一集，每天播送一集(一小时)。 (25)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28)参见刘大先《少数族裔文学翻译的权力与政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9)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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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藏在蒙古小说中的蒙古语翻译及其学术价值_三国演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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