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
胡丹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武汉 430063）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农村消费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生着变迁。本文在对大众消费文化进行简单的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四个阶段分别论述了改革开放起来我国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历史，并以目前我国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现状为基础，为我国农村大众消费文化未来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改革开放；农村；大众消费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文化不断变迁，在学术领域中，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的变迁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对农村文化的现状、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影响农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农村文化的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是就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作专门研究的学者较少，对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历史以及新时代下大众消费文化发展的方向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故本文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借鉴他人关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相关理论，分阶段论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历史，并以现实为基础，为我国农村大众消费文化未来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雷万春是畲族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其传说、故事自古以来在浙南到闽东、闽中、闽南一带的畲乡中被编成歌言广泛流传。由于传唱的历史悠久，不同地区的畲民会根据他们的所在地的祖辈事迹与当地习俗增添新的歌词，所以版本各异，甚至歌名亦有所不同。如在闽东的福安畲区，则为《钟景祺与雷万春》[2]；在闽东的霞浦畲区，则为《雷万春打虎记》。现存较完整的《雷万春打虎记》版本是由闽东畲家人蓝兴发采录的以汉语来记畲音的七言体诗歌抄本，并编入其主编的《传世畲歌》一书，于201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1 S1P对血管内皮屏障功能的调节作用 血管内皮细胞和基底膜构成的血管内皮屏障是维持毛细血管正常通透性的关键[9]。脓毒症时，在各种炎症和凝血因子的作用下毛细血管内皮屏障功能受损，毛细血管通透性异常增加，体液渗漏至组织间隙，造成组织水肿和细胞缺氧损伤，严重时可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研究[10-12]表明，内皮屏障功能损伤程度与脓毒症的病情严重程度正相关。
一、大众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是与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紧密联系的深入到社会细节和社会底层的文化，与精英文化相比，它是传媒文化、通俗文化和现代消费文化的统一体。定义大众文化的前提主要包括：一是大众文化的接受客体在数量上来说具有显著的优势，它为大部分人所广泛喜欢；二是大众文化的内容相对于精英文化来说具有通俗性，即为多数人所理解；三是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消遣性和功利性。
对于消费文化的定义有多种类型，有人将消费文化定义为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和消费行为规范，以及其在消费时的一种偏向，也有人将消费文化定义为带有强烈物质性、商业性和功利性的消费行为、消费理念、消费判断的综合，本文认为消费文化包含消费品、消费结构、消费理念等三个要素。消费必定要有消费品作为消费载体，这个消费品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消费结构依据生存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在消费总额中的占比来划分层次，消费理念是人们在平衡自身消费需要和消费能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消费品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趋向。
综合来看，对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论述要既包含大部分农民在消费品上的消费实践，又包含对农民消费结构的判断，也包括对农民消费理念的简要阐释。
二、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
（一）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大众消费以温饱型消费为目标（1978-1986）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和四分位数(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定性资料之间的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χ2检验的连续性校正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危险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国家的经济建设重心由建国初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成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的实行大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村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农民收入逐渐提高，据统计，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78年为133.6元，到1984年已增长至355.33元[1]，物质生活的不断满足刺激了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加之1981年国务院宣传部转发了《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着重强调关心、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性，1983年，中央增加了对基层文化资源的投入，农村的娱乐健身器材及文化娱乐场所相比于改革开放前丰富了许多。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文化娱乐载体的丰富使得这一阶段农村的群众文化生活和消费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成为一大热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社区文工团、文化队的表演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文明、和谐的社区制度成为约束村民的主要规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对农村文化活动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渗透到农村中，改变着农村大众文化的内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范围不断扩大，供给内容日益丰富，农民的消费理念向着合理化、现代化方向转变，村民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完善，大部分农民的消费层次都已趋向享受型和发展性消费模式，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比例也有显著提升。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多元文化的猛烈冲击和差序发展格局使得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文化发展区域失调、文化消费环境建设不足、文化供给供需缺位、文化消费理念和内容引导失范、文化资本发生激变等一系列问题，针对目前农村在大众文化消费上出现的问题，坚持攻坚扶贫以促进区域发展平衡，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以增强文化环境发展动力、政府和社会组织相结合以增大农村文化服务供给、重构传统乡绅文化以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加大政策支持以保护传统乡村文化资本是我们急需推行的对策。
（二）商品市场日益繁荣，农民大众消费水平仍停留在实用层次，但文化消费热情显著提高（1987-1996）
总的来说，在20世纪末，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都有了较大的提升，精神文化生活也不断丰富，但农村受商品经济和周边城市的影响较大，现代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文化不断冲击着农村，农民在收入提高，享受资料消费占比提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低俗消费”形式的侵蚀，乡村社会群众的文化取向和文化消费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乡村内部人群出现了保守与“现代”的分离，乡村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些乡村已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发展，而有的乡村仍然封闭落后；有些乡村依然保留着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而有的乡村已出现空心化的趋势。
城乡之间不断密切的贸易流通关系以及农村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在业余时间为农村居民提供技术指导和贸易知识的技术人员已不能满足农村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农民不得不多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类的活动，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在这一阶段，农村居民对知识的重视度极高，在教育、培训上的支出有显著提升，在文化消费上教育支出占绝大比重。此外，自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来，乡镇企业的农民乐队、农民表演艺术团纷纷成立，在四里八乡为乡亲们做文艺汇演，甚至还将自己的特色艺术表演带到了大城市的舞台上，《迷人的乐队》这个以农民艺术表演团队为原型的电影就将1986年以后我国农村农民艺术团队不断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80年代末开始，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村民在文化消费上的热情日益高涨。
80年代初放开农村小商品价格的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农村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专业市场蓬勃发展起来，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雇人经营的私人经济。乡镇企业经过前几年的试验发展，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工业产值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打破了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布局，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购买力显著增强，“四大件”和一些高档而耐用的消费品进入到农村，家电产品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让农民发现了追求舒适为目的的新的消费方式，农民消费水平开始与现代化的消费接轨。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建设进程加快，大批农村人涌入到城市中，“民工潮”将都市的消费文化和思想观念带回到乡村，对农村影响不断深入，农民的自我消费意识开始觉醒，消费从共性消费向个性化的消费转化，一些具有较高修养的有钱人和知识分子，不再拘泥于炫耀性的消费，而是注重商品所包含的风格和文化内涵，风格型消费慢慢在这一类人中兴起。但是，在这一时期，农民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出现分化，从商品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的农民群体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上都与其他农民拉开了差距，收入高的农民企业家、农村知识分子等在此次经济发展热潮中已经初尝消费所带来的生活享受，在消费理念上也更上一个台阶，而其他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群体却面临着生活品质相对下降、卫生医疗保障不足和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困境，农民之间消费层次差距拉大，为了彰显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炫耀性消费在一些“暴发户”中崛起，消费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具有实用和享受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意义，如个人的身份、家庭的形象等。同时，我国大部分农村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直到1994年仍在58%左右，消费结构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2]135，可见，此阶段我国农村的消费结构仍处于温饱型消费阶段，消费目的也停留在实用层面。
（三）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消费内容日趋多样化，在文化消费上的比重明显提升（1997-2005）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是我国前期以农村奔小康和扶贫攻坚为目标的一系列措施的决胜阶段，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快要结束之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增加到1337元，年均增长12.8%[3]，农民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中央也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活的政策，农民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加之国家“鼓励消费”的政策的推动，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贸产品流通的市场化、组织化进程，政府帮助农村招商引资，积极实现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农村经济增长热点，引导农民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为国家、消费促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农民的消费结构也不断改善，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后，农民来自非农业的收入增长较快，在住房、服装、交通通信、文教卫生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整体呈上升趋势，到2005年，农民消费支出里面食品占有量下降至38%左右，而文化服务消费却由1997年的5%上升至8%左右[4]。这一阶段农村一改长期以来所崇尚的节俭型消费文化，向热衷消费转变，消费内容也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传统消费与现代消费相融合。
“送书下乡”、“送戏下乡”、“科技下乡”、“卫生下乡”等一系列的文化下乡活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丰富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充实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活跃了农村的文化活动氛围，更是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深入到广大农村中去，实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与农村大众文化的结合。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如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站等不断完善，手机、电话、广播等工具更是加强了农村与外界的联系，许多农村的面貌焕然一些。加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发展稍显滞后，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提，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纲领，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到来，农村群众文化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在这一发展时期，大量民工在城市就业在为村民的消费水平提高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缺乏辨别力而引起的崇洋式、崇城式的消费行为，认为只要是洋人的、城市的就是先进的。且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工业的发展也给农村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城镇化、工业化引起了乡村的激变，村民的消费心理缺乏理性，攀比、享乐型消费盛行，奢靡浪费的消费方式、低俗的消费理念也对农村的消费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加之“文化送下乡”活动经费有限且缺乏长效机制，在农村的覆盖率也较低，并未真正地为农村文化生活带来长效的积极影响。
（四）现代化、信息化的消费方式在农村快速传播，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2006至今）
为了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阶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使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烙上了城市的印记。
在计算完指数平滑值后，就可以建立预测的模型，跟据平滑次数不同，对指数平滑法预测进行分类：一次指数平滑法预测、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三次指数平滑法及高次的指数平滑法预测等。
在这一阶段，日用消费品消费占据农民消费的绝大部分数额，在住房建设上的支出比重有明显增加，消费水平明显提升。虽然农民的物质生活消费仍然占消费支出的大部分，但是精神消费的支出比重有所上升，1978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67.71%，1985年降至57.78%，吃、穿两项支出所占比重由80.42%降至67.51%[2]131。收音机、广播等媒体在农村的流行打破了农村长期封闭的生活状态，向农民群体传递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讯息，逐渐打破了一直以来农村封闭保守的生活环境，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仍然是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模式为主，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都是问题，大部分农民都养成了节衣缩食的消费理念，农民的消费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部分的农村都仍然处于市场决定消费的消极消费模式，缺乏自我选择意识，多数消费也仅为温饱。农民的消费是比较单调的，多以简单朴素的心态购买实用而又廉价的物品，在消费心理和消费水平上的差距并不大，意识形态、生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都限制了农民的消费选择。
虽然我国农民的消费理念日趋合理，消费结构也不断完善，但是除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依靠本地发展而增加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全国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来源多是外出打工和从业的收入，农村地区发展差异过大，严重影响了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协调发展。且目前不健康的消费心理、低俗的消费内容仍然对我国农村的消费文化有着负面的影响，“绿色消费”、“生态消费”理念的缺乏也不利于我国农村的长远发展；文化的活动方式单一、文化供给不足等问题也长期阻碍着我国农村群众文化消费活动的发展和推广。
为了更好地对比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线下测试的全部实验材料取自线上实验的24个实验句。24个句子分为12个含有非限定动词作宾补的句子(我们标记为合乎语法句)和12个带有时态的动词作宾补的句子。学生根据自己对句子的理解，判断句子是否可被接受。可接受度分为6个层级，层级1到6分别代表从完全不可接受到完全正确的6种不同程度，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选定一个层级。例句如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推动下，我国农村继续保持粮食稳步增长的势头，农村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程度、农业科技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税制改革继续加快推进，农村福利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进，且农村旅游业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农民收入快速提高，从事第二、三产业生产得到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农村的交通通讯业快速发展，农民生活的信息化程度明显提高，住房、汽车、教育、文化娱乐、旅游、通讯等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在农村快速发展，中青年人的网络消费成为农村地区消费的新趋势，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在农村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原来的保守消费思想逐渐转变为消费为享受的思想，消费文化整体上实现了从实用性消费向体验性消费的转化。经济收入的增长提升了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化进程的加快迫使农民文化消费的欲望日趋强烈，农民文化消费的需求不仅仅在于发展和享受，还包括提升科技文化水平、满足精神需求等，消费文化多由物质性消费向精神消费转化。在此阶段农村较为明显的一个变化便是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较为渴求，对丰富农村文化活动的需求日趋强烈。
三、推动农村大众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有更多的闲置农产品可以用来交换和买卖，这在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刺激了农村集镇的发展，集镇的发展为农民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场所和阵地，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现代文化的刺激，对文化活动有了更多的选择，参加文化活动的热情不断高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这个时期，为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强制性摊派任务过多，挤压了村民的农业生产和文化娱乐时间，再加上经济改革和文化投入的范围有限，农村居民的群众文化活动还多数仅限于政府组织的文化汇演，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文化消费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
首先，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到2016年，全国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攻坚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4335万贫困人口[5]。要真正使广大农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不断提升文化消费水平，使农民享受到社会主义特色文化活动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就必须要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广大农民提供基础的物质保障，使农民无生存的后顾之忧，才会刺激农民的文化需求、提升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
模块化涉及两个基本过程:模块创建过程和模块配置过程,如图1所示.模块创建是依据某种标准把设备创建成以模块为基本构成单元的过程,是模块化设计的前提和基础,对其处理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设备的功能、性能和成本;而模块配置是在综合分析需求的基础上,在设备设计约束的调控下,通过对不同功能、性能的模块组合的可能性以及合理性进行评价,进而配置出满足个性化需求设备的过程.
其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不论是农村的生态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农民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切实得到了经济效益，若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则农村文化环境的建设将岌岌可危。故此，政府必须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实际指导，合理配置资源，加大对农村交通、通讯、水利电力、文化活动场所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帮助农村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发展服务业，推动乡村经济向第三产业转型，形成乡村旅游文化产业链，引导农村加强文化环境的建设以吸引投资和游客。
2.整体合力更足。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都成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其中 28个省区市党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中管高校和部分央企、科研院所也成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各地进一步加强了非公有制经济、民族、宗教、港澳台等领域统战工作的协调机制建设，大统战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但是长久以来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农村在公共文化供给方面略显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较单一，覆盖范围不够全面等问题比较突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除了继续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的主体作用，要引进和培育社会组织进入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来，帮助挖掘农村传统的宝贵资源，将传统文化资源整编成具有现代消费价值和生活娱乐价值的文化产品，开拓村内和村外的文化消费市场，满足当地农民的特色文化需求，并在农闲时刻组织文化教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增强村民的文化消费兴趣和素养，以引导农村文化与现代多元文化的理性调适，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再者，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实行乡村自治制度，传统乡绅凭借其个人魅力和威望，在乡村中起着维持乡村秩序，制订执行乡规民约、领导乡村文化生产活动的社会职能。在中国农村，各个乡村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重构乡绅文化，利用乡村中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乡村能人、乡村干部等，推进乡村的自治政策，既能够减少农民对外来管理者和下派人员的抵触心理，又能够因地制宜按照各村传统的习惯和民俗来引导乡村自治。现实的“乡绅”不仅熟悉当地的村规民俗和传统的价值理念，还具备了现代的科学的知识结构，能够较大限度的减少现代管理制度与传统道德民俗的摩擦，以中国农村传统的乡绅治理模式来训育广大农民形成正确的、健康的消费理念，引导农村建立传统与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大众消费文化，丰富农民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生活，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最后，在西方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潮流的冲击下，我国广大农村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思想观念和生活消费方式更加现代化的同时，传统的文化符号、文化物质载体、民俗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政府在扶助农村经济发展、增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引导农村文化建设的同时，应该要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保护农村传统的文化遗产，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为农村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规划整体格局，只有这样，广大农民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提升自己的消费质量，感受现代文化消费带来的享受和满足时，在共享改革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成果时，不至于迷失了自身的文化方向，产生文化的“失根”现象，造成广泛的文化认同危机。
总而言之，在农村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发挥政府的主体引导作用，并积极培训社会组织和新的“乡绅”进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以经济发展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以新的文化消费经济增长点为大众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增添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马洪:2000年中国的人民消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赵吉林: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9.
[3]曾丽雅: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奔小康战略的实施[J].农业考古,2013(4).
[4]史清华,晋洪涛,晋鹏程: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5]雷明:论习近平扶贫攻坚战略思想[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作者简介： 胡丹，土家族，籍贯湖北恩施，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学说）。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