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探索
——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考察
蔡 静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沙坪坝 401120）
【摘 要】 作为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崭新的话语系统，对建立在经济掠夺、政治强权、文化殖民基础之上的旧国际关系进行了革命性批判，并由此确立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前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还进一步探索了推动建设平等、互利、互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体力量、道德资源与行动方向，明确了中国在其中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从而奠定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 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新型国际关系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探索者，“新型国际关系堪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标签”[1]。其中，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为谋求建设一种迥异于旧国际关系的新型国家间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特别是作为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标志性成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效用绝不仅限于在世界不同力量之间进行牵制平衡，谋求建设一种平等、互利、互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是这一理论的终极关怀。为此，本文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考察，探讨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对建立在经济掠夺、政治强权、文化殖民基础之上的旧国际关系的挑战与批判，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前提、主体力量、构建路径，反映了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借鉴意义与重大价值。
一、构建前提：以新的话语系统确立了对旧国际关系的政治批判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时代，正是二战结束后世界以两极格局为主导，同时又孕育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时代，“第三世界”一词的提出就是世界由两级格局开始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必然反映。不过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对世界不同力量的理解都偏向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将资本主义的西方称为第一世界，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其他的“剩余国家”则统统归入第三世界。显然，这种划分方式呈现的是一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解世界的图景。相比之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则以独特的中国视角对国际上不同层次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准确揭示，进而以崭新的话语系统确立了对旧国际关系的挑战与批判。
一方面，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独特的中国视角，对旧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框架进行了批判。传统划分世界力量的方法主要突出了两大阵营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可协调性，而在两级争斗场景之下的新兴民族国家则被贴上了“剩余类别”的标签。与此正好相反，毛泽东准确看到了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意义，并以独特的中国视角确立了两个维度的划分世界力量的标准——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谋求霸权或反对霸权，从而将在全球争夺霸权的两个超级大国划为第一世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归入第三世界，将与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式殖民关系的较发达国家划入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呈现的是另一幅理解世界的图景：从纵向来看，西方国家确立的国际关系整体上是一种垂直权力结构，由上至下依次是凭借霸权确立全球统治地位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式殖民关系的第二世界，遭受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从横向来看，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呈现明显的两极对抗特点，第三世界国家在美苏争霸的竞技场上往往被迫依附于其中一个霸权国家以求自保，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寄生而非共生的体系，中心与外围、剥夺与依附是这一体系的本质特征。可见，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肯定第三世界的存在价值和国际地位的方式，对旧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框架进行了否定与批判。
另一方面，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代表第三世界价值观的崭新话语，有力驳斥了旧国际关系的霸权文明逻辑。旧国际关系以联盟体系作为支柱，同盟的建立基于所谓一致的价值观，对于同盟之外的国家则凭借实力和强权开展行动，尤其是强行向其他国家推广某种价值观与社会制度是其惯常做法。于是，意识形态制造成为西方国家实施文化霸权战略的主要方式，由这些国家主导的“人权外交论”“霸权和平论”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声音，进而制造着这样一个霸权文明逻辑：强权国家以其主观认定某种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最优”为前提，进而凭借强权政治文化赢得国际话语权，为其以推广某种价值观为名实则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辩护。相比之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迥异于西方的话语表达，肯定了第三世界国家以维护主权完整、独立、安全与自强为其存在价值，其实质是对西方霸权文明逻辑的坚决反对和有力驳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不仅打破了少数强权国家垄断国际话语权的状况，有利于扭转第三世界在国际格局和精神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地位；更以追求国际正义、和平和民主为重要目的，为第三世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制度提供了正当性与合法性支持。
二、构建主体：被赋予正义形象的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核心就是将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战略高度”[2]，从而突出了第三世界在推动旧国际关系变革中的主导作用。基于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主权国家利益矛盾体的事实判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准确认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前提，从该主要矛盾蕴含的矛盾动力影响着国际社会发展走向的角度，揭示了推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力量。不同于西方将两大阵营对抗视为世界主要矛盾的看法，毛泽东揭示了国际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落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其中，美苏两个霸权国家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3]这一观点既是对国际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深刻揭示，同时又指明了作为“最大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第三世界是推动旧国际关系变革的主要动力。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认识，除了源于毛泽东对落后民族国家历史遭遇的深刻记忆之外，还在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准确把握：
回顾整个西方国际关系史，几乎就是一部结盟对决与霸权战争的历史。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周而复始的历史怪圈，深刻反映了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对于利益争夺的独占性与排他性，并由此决定了它们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与方式。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正好相反，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则看到了中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的交集点，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确立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从而奠定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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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外交就是西方国家对外行为的“光荣传统”，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辩护，并直接促进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形成。与西方国家所发出的强势声音相比，第三世界国家要想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它在旧国际关系变革中的道德资源，并据此占领国际秩序的制高点以赢得更广泛的道义支持。为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以下两个层面，确立了新兴民族国家关于国家间关系的道德资源，同时也构建起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伦理。
三、构建路径：确立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道德资源与行动方向
在毛泽东设计的世界图景中，“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确立了第三世界在国际关系变革中的道德资源与行动方向，从而奠定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
（一）确立了第三世界在旧国际关系变革中的道德资源
三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难题，对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实现联合自强的认识。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地理资源、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从客观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类似的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的历史，导致了其长期贫穷落后的事实；二战结束后又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严峻任务，其发展由于受制于旧的国际关系体系而举步维艰。从主观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历史遭遇的深刻记忆，以及想要和平、自立与自强的正当诉求与霸权主义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现实，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同的、最为强烈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观愿望和动机。基于第三世界国家在上述主、客观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第三世界是一个可以基于反霸的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统一体，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自强以争取民族独立、安全与发展的成功实践。
首先，在价值理想层面，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蕴含着两个维度的道德追求，一个维度是维护世界人民所认同的基本价值准则，强调对于正义、自由、主权、安全的尊重；另一个维度是站在落后民族国家的立场，突出了对追求民族平等、独立、尊严、解放的特殊偏好，其实质在于为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生存权与平等发展权。与旧国际关系信奉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的价值逻辑相比，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能占领道德高地的关键就在于，毛泽东对国际正义的关注是建立在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的，强调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平衡，反对发达国家为了攫取利益不惜采取损害落后民族国家利益的做法。[8]
其次，在价值规范层面，强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虽然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时代课题，但对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关系，则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法精义相结合的产物，尤其对不干涉内政的界定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不同。西方国家所谓的“不干涉内政”需以承认西方的价值观作为前提，从而为其以“自由、人权、民主”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埋下了伏笔，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从而为打破西方价值观与社会制度是所有国家唯一正确选择的神话，引导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以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发展道路奠定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一是在分析世界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对第三世界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与使命的准确揭示。首次提出“第三世界”概念的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指出，“这个第三世界被忽略、遭剥削、受蔑视，如同从前法国大革命时的第三等级一样”，提示人们不能在离开忽略和被忽略、剥削和被剥削、蔑视和被蔑视这种关系之外，去认识第三世界。[4]二战结束后尤以霸权主义施加于第三世界的剥削和压迫最为深重。从这一事实出发，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肯定第三世界国家将维护主权完整、独立与安全作为自身存在价值的同时，又赋予其反霸主力军的正义形象与历史使命。第三世界也只有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才能彻底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从属和低下地位，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邓小平所说：“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5]
首先，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实质是打造全球反对霸权主义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关系实现从利益“独占”到“共赢”的转变。虽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作为战略手段，但是这种战略手段与霸权国家采取的结盟对抗有着本质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斗争的目的来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不反对霸权国家的发展，而是站在落后民族国家的立场反对霸权国家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扩张，其根本目的还在于追求各国的共同发展。二是就统一战线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系来说，并不存在旧国际关系下联盟内部轴心国与非轴心国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而是强调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应当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而各国的地位平等恰好是广泛推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重要前提。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蕴含了一个基本的政治逻辑：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与第三世界实现平等发展的最大威胁，第三世界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有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这一政治逻辑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因此要构建一种建立在经济互利、政治互信、社会互助、文化互鉴基础之上的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要以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作为战略手段，通过长期、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持续发展。具体而言：
（三）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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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认清历史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对第三世界民族意识觉醒的敏锐察觉。西方国家往往将第三世界与贫穷、愚昧、疾病和战争划上等号，认为第三世界是“低三下四地乞求施舍的乞丐国家”，其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就是仰仗西方援助并遵照他们的指示前进。[6]而毛泽东则看到了第三世界的出现是二战结束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民族意识与自觉意识的觉醒为第三世界注入了自强的基因，它们发出的追求民族尊严、独立、平等、解放的呐喊，代表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潮流，孕育着冲击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巨大能量。这将会形成推动国际关系变革和历史车轮不断前行的巨大动力。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向世界表明，中国在以一种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方式，去塑造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与传统大国一贯奉行利益独占的指针不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虽然以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和实现主权诉求为出发点，但它却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根新的标杆，昭告世界要成为大国并非只有传统的“掠夺与争霸”一条路可走。其新意就在于它对中国所作的“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不仅是中国基于传统历史文化主动做出的自我道德约束，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自觉肩负的道义责任担当，不仅确立了中国走自力更生和平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并以此为依据去塑造一种大国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就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而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永远不称霸”的正义法则约束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就中国与落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以“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确立了中国帮助第三世界一起发展的道德义务，从而勾画出以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而非“对抗单赢”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雏形。
嵌入式仿真技术是将仿真技术小型化、可编程化和模块化后以嵌入式系统的形式嵌入实际装备系统的一种技术。嵌入式仿真技术可为军事装备研发、作战训练和作战运用演示提供高效、经济、灵活的解决方案。嵌入式仿真训练系统作为一种创新的训练方式可以满足装备现代化建设在一体化、实战化方面的要求。
由于本研究涉及省区较多，为更好的反映旅游规模分布的集中度，本文引入四省区指数和十一省区指数，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其次，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打造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合作平台，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实现从“对抗”到“合作”的跨越式发展。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自强和广泛合作的同时，还着重强调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依存关系，其终极目的不在于反对霸权主义，而在于谋求各国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尤其是毛泽东所作的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可以团结的“中间派”的重新评价，将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组织在一个新的合作平台上，不仅为中国扩大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扫除了制度性障碍，更为促进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及两极格局的解体开辟了新的道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还以注重妥协与变通的方式，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将美国与苏联区别对待，进而建立了中美合作机制推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从而为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之间开展交流合作打通了一扇大门。
当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受当时起支配作用的两级格局的影响，中国总是试图同某一方结成反对另一方的准联盟关系。不过，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最大阻碍，对抗与结盟仍旧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永恒的主题，因此从推动国际关系变革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国际统战思想尤其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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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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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1009-2293.2019.02.008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293（2019）02-0034-04
基金项目： 2015年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论毛泽东‘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的形成及其实际意义”（项目编号：15SKG237）
作者简介： 蔡 静，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朱小宝）
标签：毛泽东论文; 国际统战思想论文;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论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 四川外国语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