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康有为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326（2000）01—0084—08
早已有学者指出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大量关于胡适生平和思想的论著发表和出版，形成近年的胡适研究热。然而这些论著大多侧重胡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命运。对于胡适的学术思想及其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联系涉及较少，一般强调的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成就及与汉学的联系，而对胡适的疑古思想及其在学术取向上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的联系，几乎不为人所注意，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关系如何？这是五四以来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但无论是以传统文化继承人和代表者自居的现代新儒家，或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人自居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一个基本共识：五四与传统是截然两分的。前者认为五四割裂了与传统的联系，后者则认为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他们似乎都无意于追寻五四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然而有学者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于中国的旧学有相当的造诣，而他们这一代人在年青时代，对其思想最有影响的则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因而不可否认五四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代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对于传统的解释。（注：余英时：《五四与传统》，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实，蔡元培在1919年致林纾的信中便指出了这一个事实：“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页， 中华书局1984年。）在学术上的影响亦是相当明显。
在晚清的学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要算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康有为与章太炎。这一争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史上占了中心的地位，既有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更有其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关于胡适与晚清经古文学的联系，无论是当时学者，还是胡适自己都是承认的。早在1918年，蔡元培给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指出，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胡适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更正了蔡元培关于其身世的说法，但对蔡氏称道其汉学还是首肯的。（注：蔡元培序，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亦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胡适在自传中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序言中，曾误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但是这个世居绩溪的胡家， 与我家并非同宗”。 见《胡适的自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更干脆把胡适作为清代汉学的殿军。（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胡适自己亦坦然承认在学术上与汉学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谈训诂，谈校勘，谈考据，每每称引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指出王氏父子、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诸子学的贡献，尤其称赞章太炎“别出一种有系统的诸子学”。二个月后，《大纲》即再版，胡适在再版自序中更明白地说，“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阴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的是章太炎先生”。胡适确实不但在考据、文字校勘等方面采用上述诸人的成果，在具体阐发诸子思想方面亦受到章太炎的很多影响。（注：“章太炎对先秦诸子怀有莫大兴趣，从戊戌到辛亥曾反复予以研究，让青年人从历史中间获得知人论世的教育，要算这一篇写得较好。这只要看鲁迅的若干杂文和历史小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可知它对当时和后来青年的影响”。 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实早在《大纲》出版不久，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便指出胡适对于孔子的“一以贯之”与“忠”、“恕”的解释是引章太炎所说并略加修正。见《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文集》三十八。后来侯外庐亦指出章太炎“尊视老庄的自然天道观，实为胡适之所本，胡氏演其庄子进化论的意义，而弃其齐物论释的研究。”见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城公羊学派的批判》，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
不过在我看来，胡适受章太炎思想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上。胡适一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与晚清章太炎等提出的“古学复兴”、“文学复古”是一脉相承的。）
诚然，胡适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与日记中，没有像其坦言与汉学的学术联系一样，（注：“汉学”一词，在文章中的使用并不严格，我在很大程度上把汉学与经古文学相等同起来。其实汉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就清代汉学而论，包括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详参看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承认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的学术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氏没有受到康有为一派的学术影响，事实或许正相反。胡适接受康有为可能并不像其接受章太炎那样是主动的，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是一种学术环境使然，这也说明了一种学术取向的转移—从经古文学到经今文学。其实，只要把胡适早年所作的一些学术论著，如《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康有为的两部引起晚清思想界大飓风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照一下，便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具体学术观点上，而且亦表现在治学的方法与学术的取向上。
二
先简略回顾一下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在学术上亦有其内在的理路。一般认为清学的发展是以“复古”求“解放”。第一步是明末清初学者追究明亡清兴的秘密，从而出现否定在明末占统治地位的王学思想；顾炎武的“舍经学无理学”的理论，导致在学术上恢复汉唐的经古文学，而否定宋明占统治地位的朱熹理学，即所谓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二步从刘逢禄经龚自珍、魏源到戴望、廖平，经今文学复兴，逐渐压倒经古文学，而成为晚清主要学术思潮，即所谓复西汉之古，对于许（慎）、郑（玄）而得解放；最后是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否定道统之说，以攻经古文学，而章太炎猛烈攻击经今文学，从而在学术上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3页；亦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322—337页。）
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带来一股疑经之风。自然，对于疑经之风可以上溯到宋代，如欧阳修之疑《易》，谓《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所作；苏辙之谓《周礼》为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作；朱熹之疑《古文尚书》为伪作，王安石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等等，然而这些大都是疑则疑之，没有提出多少有力的证据来。清学全盛之时，以治专经为尚，自阎若琚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古文尚书》为伪作之后，疑经之风大开。这主要是经今文学家的工作，如刘逢禄之疑《春秋左氏传》为刘歆伪作；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谓《诗毛传》是伪作，不仅阎若琚所指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就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亦不是孔安国真说，而后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说《仪礼》17篇并没有残缺，所谓古文《逸礼》39篇全是刘歆伪造的。到了王闿运的弟子廖平时，著《今古文考》一书，系统地提出了经今古文系统。（注：李学勤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述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派，古文为另一派。用这样的分派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廖平。见《〈今古学考〉与〈五经异议〉》，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廖平一生学说多变，就其大而言之，认为古文为周公之说，今文为孔子之说，进而主张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伪造的。至康有为出，乃集经今文学诸家学说，谓晚出之古文经，皆为刘歆伪造，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托古之人物，而诸子亦托古改制。这些论断对于数千年的经学为一突飞的大解放，从而逐渐启一自由研究之风。
三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前者初刊于1891年，后者初刊于1898年。两书出版后，均遭清政府的多次查禁与毁版，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着眼去探讨其作用与影响，很少有人在学术上对其有过高的评价，故对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亦较为忽视。（注：钱玄同大概算是个例外。他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精审的辨伪专著”。见《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载《古史辨》第五册。）其实这两本书对于民国以后的学术界影响较大，尤其是对于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更是有莫大的影响。（注：对民国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治学的取向和课题上。如王国维后期的一些学术论著中，很多观点是对于康有为的回应。钱穆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刘歆向父子年谱》则是为批驳康的观点而作。）梁启超曾明确指出过《新学伪经考》的影响，“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评价”；又谓《孔子改制考》的意义，“一是鼓舞人的创作精神；二是在汉宋学外，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三是引起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神圣性的怀疑；四是夷孔子与诸子平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26—132页。）那么，是哪些观点引出了如此大的影响？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两汉刘歆所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而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是新学非汉学，进而康认为：1、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 凡古文者皆刘歆伪作；2、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 汉十四博士所传者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3、孔子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字论， 亦绝无今古之目；4、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 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5、刘歆所以伪经，其目的在于欲佐王莽篡汉， 乃先羼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到《孔子改制考》一书，康更谓不但《春秋》为孔子所作，凡六经皆孔子所作，非删述也。孔子自立一宗旨以去古人古籍，以寄托其托古改制之意。至于孔子恒论之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为孔子理想上所构成；同时康有为更指出，不唯孔子如此，就是周秦间诸子无不托古改制，如老子之托于黄帝，墨子之托于大禹，许行之托于神农。对于整个上古史，康有为的基本观点便是此书开首所说的“上古茫昧无稽”。
如果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康有为上述两书比较一下，便会发现胡适在很多地方是吸收了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进而又可以看到胡适在学术取向上与康有为所指出的方向极为接近，而且在治学的方法上亦有相似之处。前面，我已指出过胡适在其日记与著作中，极少声称受康有为的影响，但我们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康氏著作的引用与批评中，可知胡适对于康氏的著作是相当熟悉的。第一，钱玄同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中最大的发明是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论，“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到，决不能再翻案了”。（注：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忽然中道销灭的历史，平常人都把古学中绝的罪归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虽有几分关系，但都不是古代哲学销灭真正原因”。（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84—388页。）这与康有为在《伪经考》中所说的“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大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5—8页，中华书局1955年。）有相合之处。尽管胡适在书中批评了康氏的观点，（注：分别见《大纲》，第386—387页。）而这恰恰可以说明胡适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中国古代哲学销灭的原因，这一观点的学术来源。第二，胡适在《大纲》中吸取了康有为的儒家托古改制的理论。他在《大纲》中说：“读古书的人须知有种种作伪的理由。第一，有一种人空有一种主张，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时代”。（注：分别见《大纲》，第18页。）这全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的说法。对于《尚书》，胡适认为“《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那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也没有信史的价值”，《尚书》或是儒家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价值。（注：分别见《大纲》，第23—24页。）对于《春秋》，胡适认为它是孔子所作，是含有“微言大义的，而不单是一部史书”，因而认为“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是没有用”。（注：分别见《大纲》第98页。）对于儒家所说的“礼”，胡适认为“儒家说尧舜死时三载如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若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凭信”。（注：分别见《大纲》第132—133页。）胡适又认为《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注：分别见《大纲》第19页。）在胡氏看来，《周礼》是伪书，本不足证，“汉代又是一个造假的时代，是一个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末年忽然跑出一部《周礼》来”，这是由于在西汉时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为豪富的反对很大，故不得不用托古改制的办法，这也是作《周礼》等书的动机，而“刘歆造假书的原因大概是为此”。（注：胡适：《井田辨》， 《胡适文存》， 亚东图书馆1928年。）正是这种近乎康有为的论调，以至于后来章太炎在致柳诒徵的信中深为不满地指出，“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长素之唾余。”（注：章太炎：《章太炎致柳诒徵教授书》，《学衡》第73期；亦见柳曾符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柳诒徵更谓胡适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注：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亦见柳曾符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三，胡适在《大纲》中的一个创见是置诸子于平等的地位，这一点直到晚年，胡适还夫子自道，“那一册当时却是开风气的作品，我那本著作中至少有一新特征，那便是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注：《胡适的自传》，第222页。 ）这也是蔡元培在给《大纲》所作序中讲的“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是很平等的”。（注：见蔡元培序言。）但这种对于诸子平等的眼光，不能不说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自然并不排除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这一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研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31—132页。）第四，胡适在《大纲》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用《诗经》作时代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动，在当时可谓是一个极大胆的举动。（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36页；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00、215—216页，三联书店1984年。）然而就其思想来源而言， 仍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在《改制考》中指出，“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论之故”，（注：《孔子改制考》卷一，《上古茫昧无稽考》。）亦即认为中国文明源始于孔子，而尧舜不过是儒家托古改制的人物，《尚书》等都是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的，因而所谓的上古史，所谓的三代都非实有。胡适在《大纲》中抛开三代，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在学术上正是承接了康有为的上述基本论断，也展现了晚清到民国学术取向上的一种转变。这里又涉及到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不同。经古文学派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是一个古代文化的保存者，是一个史学家，因而经古文学相信尧舜汤武的历史，相信三代。晚清以康有为所代表的一派经今文学家的理论恰恰与此相反，认为孔子是一个哲学家，认为孔子托古改制，置孔子与诸子平等，所有这一切都为民国后学术的取向提供了一个解释空间。因而，从胡适的《大纲》，到后来顾颉刚的疑古，及古史辨派的形成等，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总结。
四
蔡元培在给胡适《大纲》作序时，曾称此书有四个特点：一是证明的方法，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三是平等的眼光，四是系统的方法。其实，蔡元培的这四点已明白地指出了民初学术发展的动向：辨伪与疑古。这两者都是在晚清经今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前已指出，经今文学在清代复兴时已带来一股疑经之风，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更是为疑古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胡适的疑古正是继此而来的。胡适在《大纲》中批评谢无量讲中国哲学史从三代讲起，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认为最为可怪的是谢无量引用《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者，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学”的材料。在胡适看来，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注：《大纲》，第23—24页。）因而胡氏的古史观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胡适的这一古史观是与古史辨派一致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受晚清经今文学派的影响至为明显。这里还得先把一个问题澄清一下。有人认为古史辨派的疑古与辨伪是上承了郑樵、姚际恒、崔述的遗绪。的确，顾颉刚在正式讨论古史前已着手编辑辨伪丛刊，汇集这方面的著作，但问题在于顾颉刚之注意辨伪正是由于康有为的上古史茫昧无稽，夏殷周三统皆孔子所托，诸子托古等论断影响下而去注意与搜集辨伪方面的材料。顾颉刚自己对此亦明白地指出过，他说：“后来在《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史茫然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人意。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顾颉刚：《自序》，第26页，《自序》中又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因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第43页，《古史辨》第一册。）顺着这一思路，把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更清楚地叙述出来，看看那些传说中的古史是如何形成的，不亦是相当自然的事情了？正是在这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胡适倡导的历史的方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相通起来。顾氏又说，“那时又起了一个问题，上古史既茫然无征，这些相传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注：顾颉刚：《自序》，第22—26页，《古史辨》第一册。）顾氏的这一疑问，表明了当时学术界的取向，已从考信走向疑古，亦是说民国初年的学术从受经古文学的影响到经今文学的影响。
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很有名的从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的例子。如比顾颉刚、胡适早一辈的崔述。崔述本与章太炎同师于晚清经古文学大师俞樾。可当崔述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后，决定放弃经古文学的立场，而完全走向经今文学，著了《史记探源》一书，进一步发挥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观点。更为著名的例子恐怕是钱玄同了。钱氏早年师从宗经古文学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而当崔述转向经今文学后，拜崔述为师。钱氏自己明白地说他专宗经今文是由于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述的《史记探源》而起。（注：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一册。）就顾颉刚本人来说，亦经过从最初的“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到“更加佩服长素先生卓识”的转变；胡适同样有这一转变，即从感谢章太炎到接受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进而把上古史，尧舜、夏商一概抹杀。其实，章太炎早就把康有为和胡适并列，“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注：上引《章太炎致柳诒徵教授书》。）因而，就当时学术界的疑古风气而言，实是由经今文学的“托古改制说”及“刘歆伪经说”所引发出来的。（注：事实上古史辨派讨论的许多问题本是康有为提出来的，而且他们的基本理论亦是康氏的上古史茫昧无稽说与托古改制说。关于古史辨派与晚清经今文学的关系，将作专文探讨。）若是进一步而论，正是经今文学的这些基本设定，为胡适的进一步宣扬其所倡导的历史方法论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
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恐怕是努力提倡方法论的第一人。胡氏认为他所宣扬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有两层意义：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在《古史讨论读后感》中——胡氏宣称此文为其150 多万字的文存中讨论方法论的文章中最精彩的——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一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二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有学者着意探讨胡氏所倡方法论中的西学与中学成份，这我无意讨论，只想指出胡适所倡导方法论的起点，若是没有这一起点，其方法论也就不会在民国的学术界发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一起点便是上文所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及由此而来的学术上疑古之风。即然三代的古史都是托古改制的产物，那么追究这些历史的传说、观念如何形成与演变便是顺理成章的。而要研究这些演变，便用得上研究故事演变的历史的方法。换言之，若没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为基本的学术前提和设定，那么顾颉刚们即使要想用胡适提出的历史演变的方法来探究古史亦无从谈起。因为若像经古文学家那样认为孔子是史学家，三代三统之说都是可靠的，那何来胡适、顾颉刚所说的史迹的演变呢？就此而论，胡适的历史演变的方法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这一点，顾颉刚看得很明白，“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考定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作伪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进而顾氏认为胡适的方法论是“使人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注：顾颉刚：《自序》，第40—41页，《古史辨》第一册；后来胡适在《古史讨论读后感》中进一步强调这一点。）“这便是看史迹的清理还轻，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它最先是怎样，以后的逐步变迁又怎样”。（注：顾颉刚：《自序》，第28页，《古史辨》第一册。）其进一步的结果便是顾氏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注：具体内容，可看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其实质是，站在经今文学的基本立场上，用历史演变的方法来考察古史。
再就胡适实验主义中的实证的方法来说。胡适把他一身所倡导的此一方法归纳为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最先是胡适在总结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后胡适在各种场合一再地强调，到50年代胡适在讲演历史方法论时，讲的还是这两点。其实十字真言归纳起来便是先立论，后求证，显示出胡适治学与汉学家治学的不同。乾嘉学者治学恪守的是实事求是，即先从研究材料出发，然后在材料中发见问题，故有谓“一物不知，便以为耻”的说法，强调的是从材料到观点，即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而胡适所倡导的实证的方法恰恰是用了“六经注我”的手法，凭主观需要来摆布客观史实。这与胡适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是相联的。胡适认为社会历史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注：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胡适自认为是承继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而实际往往是大胆的假设多于小心的求证。这种治学方法恰恰又与康有为的治学方法极为相近。曾参与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写作的梁启超对其师的治学方法是这样评价的：“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强……其对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焉，其在学问上亦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28—129页。 ）而精研近300年学术史的钱穆说得更明白，康有为治经，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至六经为我注解不止，“此可谓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51—65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胡适、顾颉刚等古史辨一派的治学方法的一大特点，亦正在于此，其主观的设定、立论的出发点是相信中国上古史事无一不伪，因而要在群书中找出作伪的证据。
总之，胡适及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学术潮流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无论在学术观点、学术取向与治学方法上都有一种承继关系。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于民国学术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康有为等与五四的关系。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如易白沙、吴虞乃至李大钊正是采用康有为一派的学术观点去反传统或攻击孔子。当然，我并不否认胡适的《大纲》及其它著作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开创新范式的作用，只不过希望同时注意到学术上的继承性。不然，正如梁启超在批评胡适《大纲》时所说的“胡先生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注：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梁引胡适《大纲》语，见《大纲》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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