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研讨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为加深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理解，深入开展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部分教师和博士生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研讨。* 现将讨论中提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人文科学方法论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
汪信砚认为，人文科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其根源在于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对人文科学的需求与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之间极不相称。一方面，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类的精神处境使人们对人文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淡化、战争威胁、技术异化、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信仰危机，道德失落，自我感、意义感、归属感的丧失乃至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已成为当代世界严重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代世界特别需要一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从而也就赋予了作为这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之集中体现的人文科学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促使人文科学上升为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一大主导学科群。另一方面，虽然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已成为一些人文科学学科思考和探讨的共同课题，虽然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已将人文科学提升到至少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主导学科群在当代的实际发展状况远远不能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匹敌。目前，人文科学不仅远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和共同的纲领，远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甚至其科学性也不时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怀疑和否定。显然，人文科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极不适应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被突现了出来，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
张掌然认为，研究人文科学方法论不仅是当代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和人文科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当代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克服长期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的需要，也是回答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挑战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否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各类上的区别，而且抹杀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这就从本体论上取消了人文科学的必要性。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虚伪的，不确定的。这种反人道、反人文精神的文化否定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从认识论上否定了人文科学的必要性：后现代主义者怀疑乃至否定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性，反对给科学立法，这就从方法论上否定了人文科学的必要性。总之，后现代主义对以价值和意义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方法论应该回应这些挑战，对一系列人文科学的哲学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
朱传启认为，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应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一是当代人类（或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平衡危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但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人的异化”问题仍未克服，人类的多数成员的贫穷、落后、愚味等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而，对人和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就成为迫切的问题，要求当代哲学予以关注，因而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就凸现出来。其次，如张掌然讲的，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人文科学以价值和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思想提出挑战和否定，既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反人道性，也表明了对传统人文科学的方法必须加深研究、更新和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积极关注和参与此项研究，这是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就是为了科学认识和逐步解决人和人类生存、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
二、人文科学的对象、目的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讨论人文科学方法论，首先必须明确“人文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汪信砚指出：从词源学上看，“人文科学”（ humanities ）是humanity的复数形式，后者含有“人性”、“仁爱”或“仁慈”等意义，它的动词形式（humanize）则指“使成为人”、“赋予人性”、“变为有人性”。可见，从词义上看，人文科学是一种起教化作用，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学问。从历史上看，从古代经中世纪到近代，人文科学一直是一种教育纲领，其基本目标是训练人的知识技能，以使人“更富于人道精神”。从与其他主导学科群的关系看，人文科学不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专注于外在事实，着力于探求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它主要关心的是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所探寻的是人生活的目的、信念和理想，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个性及其实现，人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审美的需要及其满足等一系列关涉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学科。它通过向人们传输着一种具有教化作用的人文精神，不断地为人们的生活赋注意义和价值，因而它是人类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学问。
李勇在对人文科学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追溯的基础上指出，人文科学有狭义（专指希腊和拉丁语言研究）和广义（指对人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文学艺术等）之分。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向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移植和渗透，使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逐步走向了实证化、科学化的道路，加速了人文科学的分化，一部分人文科学，如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更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向着定量化、客观化、精确化方向发展，逐步成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份。另一些学科，如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则由于其对象的特殊性而保持其非定量化、主观化、模糊化的特点。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科学的分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形成，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互相交错、互相渗透，造成了人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解。
郑文先认为，古代的人文科学概念囊括了后来分化出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当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包括哲学、语言学、修辞学、数学、天文学等，以服务于教化人，促进人性完整、丰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继独立出去并获得长足发展，人文科学包容的分支学科减少，基本上限于历史学、法律学、伦理学、哲学及文学艺术等，但研究对象却更为明确具体，即人的价值意义世界、精神生活世界。正是这种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人文科学方法的性质和特征，使人文科学方法具有个体经验的性质，具有多元性或开放性以及价值的非中立性。
洪涛主张人文科学是指发现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成果对于人的意义，给人类的社会实践提供合理性规范的学科群。科学体系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三大类，人文科学包含在社会科学中。
叶泽雄则赞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分法，他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可以换用，亦称人文社会科学。
张掌然认为，首先应把形式科学（包括数学和逻辑）和经验科学区分开来，前者虽然最终要以经验为基础，但并不直接研究经验事实，而后者则是直接涉及经验事实的。前者为后者的研究活动提供形式化、规范化和理论化的方法论工具，从原则上说，它所提供的方法对所有经验科学以及形式科学本身都是适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研究的对象和所处理的经验事实不同而相互区别，因此探讨人文科学的特征及其与其他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异同主要应从这一层次上进行。
三、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论域
汪信砚认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论域极其广泛，但其核心仍然是要论说人文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就必然要论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这些相关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人文科学方法赖以确立的基础和依据方面的问题；另一类则是制约或影响人文科学方法的人文科学的性质和特征方面的问题。其中，前者最为重要的是人文科学的对象和目的，这是它自身独特方法的前提。或者说，人文科学的方法必须适合于自己的特殊对象并服务于自己的特定目的。后一类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及其历史进步问题。只有弄清这两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及其合理性，也才能真正说明人文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文化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精神世界。因此，人文科学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精神科学。人文世界首先表现为人的主观心灵世界，它由人的需要、目的、理想、信念、希望、意愿、情感、体验、想象等意识要素构成。这些意识要素是整个人文世界的基础和核心。当然，人文世界决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它还表现为客观的文化世界，后者是人的主观精神的对象化，是人的心灵世界、内在世界的外在形式。文化世界中的各种客观的文化事件或文化本文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达着特定时代的人们的需要、目的、理想、信念、希望、意愿、情感、体验等，而这些就构成了特定文化本文的意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构成了特定文化本文的所谓“原意”。可见，人文科学对客观的文化世界的把握同时也就是对历史上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的观照。换言之，人文科学既要关注同时代人的心灵世界，也要观照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内心生活，而后者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有作为这种内心生活之外化形式的文化本文、文化世界的存在。就此而论，客观的文化世界是人文科学对象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所以人文科学时常也被称为文化科学。总之，人文世界是主观心灵世界和客观的文化世界的统一，它是一个精神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人文科学对人文世界的把握，其目的在于发掘、领悟、传承和宏扬人文世界所蕴含、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换句话说，人文科学的宗旨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完整地反映人文世界、获取关于人文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结合特定时代的需要来问询、了悟和觉知人文世界的意义。人文科学的这样一个宗旨是通过对人文世界的表现和理解来实现的。一方面，人文科学总是力求这样那样地来表现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又要致力于从不同的侧度来理解客观的文化世界。不过，人文科学对人的主观心灵世界的表现不是单纯的再现，而是一种有选择的过滤，它总是力图展示那些为营造人的精神家园而必须珍重的价值。同时，人文科学对客观的文化世界的理解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求得文化本文的作者愿意，它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生产性地发掘出文化本文的时代意义。在这里，无论是对人的主观心灵世界的表现还是对客观的文化世界的理解，都是为人的内在完善，为人的更加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由此可以看出，受人文科学对象和目的的决定，人文科学方法带有表现和理解的性质。
肖中舟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不应当是那种局限于人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原则的“技艺学”，而应当是对人文科学的本性、前提条件、特征、方法程序等作出全面的批判性反思的哲学。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论域至少应当包括对如下问题的哲学探讨：1.什么是人文科学？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揭示“人文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2.人文科学是何以可能成立的？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透过人文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去揭示人文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各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条件。3.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特征有哪些？4.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怎样？5.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有，它有哪些基本的方法论原则？6.人文科学在整个人类科学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何在？7.人文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具有何种价值与功能？由于人文科学方法论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反思，所以当它对上面的这些问题进行解答时，它主要从规范的立场出发，去对人文科学的本性、条件、目标、方法模式等作出尽可能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规定。
肖中舟认为，从对象上看，如果说形而下的自然界是自然科学的对象的话，那么形而上的价值——意义世界则是人文科学的对象。正是由于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价值与意义，所以当人文科学将某些形而下的事物纳入自己的视野时，它也只不过是把这些事物看成是充满着或负载着价值和意义的“本文”。因此，在人文科学的视野中，一切对象都是作为“本文”出现。从认识的旨趣看，人文科学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旨趣和批判旨趣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如果说以探索自然事物的客观规律为目的的自然科学是受人的工具旨趣所制约的话，那么人文科学则受到人的实践旨趣和批判旨趣的制约。从活动过程及其目标来看，人文科学追寻的是对作为对象的“本文”所负载的意义作出历史性的合理的理解。对于人文科学的本性，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去把握，但以上三点则是基本的。综合来说就是：人文科学是基于人的实践的和批判旨趣而对作为对象的“本文”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历史性的合理理解的探索活动及其理论成果。这也就是人文科学的本性。
朱传启说：我感到人文科学方法论论域需要突破过去的规定。当前人文科学不能仅仅着眼于主观的精神世界，而要联系当前客观的物质世界的现实和发展来研究、把握人的心灵世界。我认为，人文科学的根本性问题，还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与价值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而现在的自然，可以说绝大部分（领域）都是人化自然，或者说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因此，不联系客观的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趋势来研究和把握人的心灵世界，就很难做到科学化，也难以透彻地说明人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与意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其一。其二，要突破人文科学在对客观的人文世界的把握时，仅仅对历史上不同时代人的心灵世界进行观照的传统，要着重对未来时代人的心灵世界进行观照。因为只有更好地观照未来时代人的心灵世界，解决优化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才可以科学地研究和把握当代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对当代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合理性的论说。我觉得这样思考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规定性相符合的。
四、现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人文科学方法论是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们共同关注的课题，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争论。张掌然的简要评述具有代表性。他说：
从内容上看，现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是实证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倡导、坚持和发展的说明论模型；其二是解释学传统的哲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所主张的理解论模型；其三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派的方法论模型。从方法论的形式和特点上看，则可以分为：1.统一论模型，主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统一性，它主要又分为实证主义的统一论（统一于说明）和哲学解释学家和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所主张的解释学统一论（统一于理解）。2.独立论模型，主张人文科学方法论相对于自然科学论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独立论可以区分为以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方法论解释学家和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所倡导的古典独立论和泰勒、德雷弗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当代解释学家所坚持的现代独立论。3.家族相似论，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所倡导的。它是一种介乎统一论和独立论之间的方法论模型，主张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但不存在普遍本质的统一。
实证主义者相信所有科学都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原则，他们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认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人文科学研究没有独立的方法，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在说明问题上，他们排斥目的论说明，把因果说明作为适用于全部经验科学的唯一说明方法，人文科学应当寻求人类行为、目的、意向性的因果说明，而不是移情理解。他们认为，因果说明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所以，实证主义不得不认定在人文社会领域也存在着像自然规律一样的普遍规律，并以它作为说明的前提。但是，由于他们忽视乃至否定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与人文现象及其规律之间的区别，因而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和意向性所作的行为主义说明就显得牵强和软弱无力。此外，人文科学不仅要说明和预测人文事件的发生，而且要理解人文事件的意义，显然这是因果说明所无法做到的。所以说，实证主义试图把所有人文社会现象都纳入说明的方法论框架的努力是不成功的。
古典独立论者强调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及其与研究者的关系等方面不同于自然科学，强调人文科学家本人的主观因素及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背景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他们大都在承认自然规律的同时，否定人文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认为在人文社会领域只有个别的东西。人文科学认识不是从个别到一般，而是从个别到个别，目的是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理解个别人文现象的意义。核心是尊重个人的特殊性和生活经验的具体性。显然，方法论解释学家为争取和维护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独立性，人为地把说明和理解对立起来，牺牲了科学的统一性。
当代哲学解释学家和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反对把理解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反对仅从方法论角度看待理解，也反对把理解和说明对立起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从本体论上论证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统一性，利科尔则从方法论角度阐明理解与说明在认识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理解产生、伴随、完结着说明，因而也包容着说明；说明反转过来又以分析展开的方式推进着理解。这些见解不仅丰富了自然科学方法论，而且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性质。但有些当代解释学家却把这种统一性任意推广，以解释学的统一性否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这实质上是变相地否定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独立性。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新狄尔泰主义者强烈反对解释学现象的毫无节制的普遍化，他们立足当代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解，试图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区分两类科学，以维护人文科学所特有的主题和方法。他们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由于认识旨趣不同而相互区别，而不同的认识旨趣要求不同的认识方法。阿佩尔还探讨了人文科学研究的三种不同的方法。尽管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但毕竟开阔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视野。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每一种概念分析都预设了一种更基本的理解形式，即对语言的理解。其语言游戏说强调语言不能脱离语词和语句在其中被使用的特殊目的、活动和情境而被理解。语言游戏说认为在语言和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普遍本质，只有一系列交叉重叠的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既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又是一个方法论概念，它要求不要去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本质并用以统摄所有的现象，而应当仔细探究各种现象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似关系。家族相似概念还要求对认识对象进行动态的描述和历史的比较。他的上述思想被他的追随者温奇和安斯康伯等引入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他们坚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承认人文社会科学也可能为人文社会现象提供规律性和预测，虽然这种预测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坚持目的论说明是科学说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还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说明一个行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该行为的执行者在作出该行为时预先假定的规则系统。这多少有助于克服传统解释学所主张的移情方法的心理主义倾向。
总之，以上三个基本模型各有所长，但又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有待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五、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途径与方法
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本身也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
赵凯荣认为，人文科学的存在已是历史的现实，因而不能根据充满争议的科学划界标准来裁决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对人文科学的讨论，不能停留在西方学者的有关规定和分类上，应当弱化对人文科学的本体论考察，放弃无谓的争论，关注现存的人文科学诸形式的发展。他主张对科学作广义的规定，使之涵盖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反对从传统学科中挖掘另一种科学形态的作法。他认为，人文科学方法只能是一种建立在不同文化（局域中的类或类意识）基础上的系统方法。具体而言，在人文科学中不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但也不会出现完全无序的极端多元化的混乱。人文科学系统方法的核心概念不仅仅是个体“理解”，还应包括多元的系统“对策”。确立人文科学的系统方法有助于克服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片面性。
朱传启、汪信砚、郑文先、张理海等都主张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性科学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的论述，以丰富和发展人文科学方法论。他们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对于我们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朱传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第一层次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人文科学方法。汪信砚则指出，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必须弄清唯物史观与人文科学方法的关系，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括哪些人文科学方法论原则。
洪涛认为，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模式的任务是寻找人文科学统一的基础，使人文科学超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规范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从而使人的生存状态获得根本性的改善。为此，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联系与发展、逻辑与历史、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作为方法论原则，以理解和解释为方法，建构人文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模式。
朱传启、张理海主张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要拓宽视野，不仅要注意西方传统文化对人文科学方法的研究，也要关注、发掘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文科学问题的研究。张理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三位一体”结构，是典型的也是发达的人文科学型文化，至少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并以前者为主的文化。它既孕育了古代中国辉煌的科学技术，也严重制约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研究。赵凯荣则不同意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掘人文科学规律及其方法，他认为从来就只有一个科学传统，这就是自然科学传统。
郑文先、叶泽雄和张明仓都主张人文科学方法论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郑文先认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可以从哲学层面、人文科学层面和具体的人文认识活动层面进行。在哲学层面上，人文科学作为关于人的科学或关于人的认识的最高成果，具有对一切认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先性和根本性，其他科学和认识的基础和前提、性质和归宿也应该通过人文科学来阐释。在这一层面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统一的。在人文科学层面上，既可以借鉴、移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可以创制和运用仅适用于人文科学对象的特殊方法。在第三层面上，适用于特定人文现象的认识方法只能是理解，而不是说明或实证分析。上述三层面的地位不同：第一层面是方法论的基础或前提，第二层面是主干，第三层面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色。只有三个层面的统一，才能同西方哲学解释学、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划清界限。
汪信砚、张掌然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运用分析方法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澄清，明确“人文科学”、“人文学科”、“人文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关于人的科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弄清“人文科学”、“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范畴之间的关系，为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打好基础。
西方学术界对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悠久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借鉴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批判其错误观点，克服其片面性，无疑是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 参加讨论的有：汪信砚、朱传启、桂起权教授，姜锡润、 肖中舟副教授，博士生赵凯荣、肖诗美、郑文先、叶泽雄、李勇、洪涛、张理海、张掌然等以及部分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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