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资本的流向及其对弱势群体话语权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势群体论文,流向论文,媒介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媒介资本是投资于大众传媒的国有资本、外商投资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总称。目前中国媒介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媒介产业对资本的高度渴望和巨额闲置资本的增殖冲动并存。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和传媒产业的特殊属性导致资本与传媒的结合进程缓慢。然而资本与传媒的结合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加上国家行政的管制逐渐放宽，尤其是2001年8月20日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新闻产业的融资打开了缺口。
在媒介竞争白热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媒介和媒介投资者都把目光对准了社会强势人群和主流人群。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满足，他们的话语权受到削弱。
中国媒介资本的四大流向
当前，中国传媒产业的媒介资本主要流向IT、时尚(娱乐)、都市、财经这四类媒介。
IT类媒介是媒介资本运作的排头兵。1980年，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和中国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情报所合资出版了中国版《计算机世界》，开启了中国媒介资本运作的先河。此后各类媒介资本纷纷投资这个新兴产业，并赢得了极为可观的利润。
时尚(娱乐)类媒介是外资跑马圈地的重点。时尚娱乐相对而言是政策上不敏感的区域之一，这就成了外资角逐中国传媒市场的突破口。1993年，IDG和国内相关方面合资出版了《时尚·COSMO》杂志。十多年后的今天，《时尚》旗下已拥有《时尚家居》《时尚旅游》《中国时装》《娇点》《好管家》等十二本刊物。投资《ELLE世界时装之苑》的桦榭菲力柏契出版公司已在中国进行了时装、体育、健康、汽车等数本杂志的合作，投入数千万元，当然获益也不菲。
财经类媒介是媒介资本最热衷的投资乐土。2001年4月16日，一份全新的财经类报纸——《经济观察报》出现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报摊上，这份报纸背后是因入主“郑百文”而声名鹊起的山东三联集团。而《21世纪经济报道》除了南方报业集团一千多万的投资以外，还引入了一家公司的1500万参股资金。①2003年4月，《福布斯》中文版经全球领先的商业杂志出版集团Forbes Inc．公司授权，由晨兴商业出版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
都市类媒介是媒介资本趋之若鹜的最广阔天地。都市类媒体虽已渐趋饱和，但其稳定的受众群和普遍的影响力使得它仍然拥有很大的投资吸引力。2001年春，“昆鹏网城”取得了北京《戏剧电影报》超过40％的股份，并将其报名改为《北京娱乐信报》。同年9月，北京广播影视集团与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签约合办《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广电集团首期注资2500万元。2001年5月28日，由《人民日报》主办、由“北大青鸟”投资9000万元创办的《京华时报》横空出世。
媒介资本选择性流向的主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媒介竞争越激烈，在媒介定位基础上的差异化竞争就越充分，各个层次的受众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就越能得到满足。然而大量的事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投资媒介的资本绝大多数都自觉地流向了以都市市民、IT人士和财经人士为主要受众的IT类、时尚(娱乐)类、财经类和都市类媒体。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刺激。
作为一个产业，中国的传媒业通常被称作最后一个可能产生暴利的行业，但就这个产业中的媒介个体而言，现实的问题是禀赋良莠不齐。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在参差不齐的媒介中做出选择，为自己的资本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并实现资本增殖。
就媒介个体而言，看似以受众需求的差异性为依据的定位实质上有另外的出发点，即传媒自身的经济利益。各大众媒介虽然也都着眼于公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但是却把目标受众定位于掌握着消费话语权、管理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时尚话语权的人群，即拥有较强消费能力或一定经济政治权力的精英(至少接近这个社会阶层)。②
当媒体定位被完全看作市场营销学中的“市场细分”理论在传播业的应用时，其满足受众多样化信息需求的目的，就很容易畸变为以广告回报率为首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对媒体而言，受众仅仅意味着市场规模和消费实力，其信息需求是次要的。定位只是对强势市场的分层，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信息资源集中流向“强势群体”，那些无投资消费实力的人群只能成为传媒的弃儿，那些贫困偏远的地区只能成为信息的荒地。
这样，业外闲置资本的投资冲动和拥有强势受众的媒介的潜在赢利能力找到了一拍即合的基础。
选择性流向对弱势群体媒介话语权的影响
由于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因而是否拥有媒介话语权，决定了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利益需求表达“音量”的大小。③
传媒对经济利益的优先追逐桎梏了媒体定位的范围和方向，客观上造成了大众传媒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排斥，使他们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在媒介话语权的争夺中被边缘化。
1．“快思手”取代了“当事人”。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相关管理部门和学者专家来为他们说话。在现实的“三农”问题报道中，农民的这种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了。以农业部门或地方政府为“主角”的报道占据了“三农”问题报道的大部分；而反映当前农村很突出的问题和农民的苦乐愁喜的鲜活的内容却很少表现出来。据统计，2004年10月8-14日《人民日报》的“三农”问题报道，表现主体为农民的报道只占29．4％，消息来源为农村的报道只占11．8%。
2．弱势群体的话语渠道稀缺。大量的媒介资本都投资于以主流的精英的群体为目标受众的媒介，使得本已艰难支撑的以弱势群体为目标受众的媒介发展难以为继。一个群体一旦无法通畅地向社会表达自我，实际上就失去了其话语权而无法确立其社会地位。除央视七套每天播出对农节目达六小时外，其他几家办有对农节目的电视台，每周一期的节目一般时长只有30分钟，最长只有50分钟。④据统计，目前我国开办对农节目的电视台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而且节目播出时长、分布时段和都市节目相比简直微乎其微。在这样的话语空间要容纳九亿农民的声音，希望实在渺茫。更严重的是，经济利益导向和媒介受众定位的趋同还挤掉了原有的对农媒介。以江苏省为例，新华日报主办的对农报纸《致富报》停办，江苏电视台的对农节目《乡间彩虹》停办，江苏三大主流媒体中只有江苏电台的《农村节目》硕果仅存。
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以其所在社会的权利结构为基础的选择观察系统，理应将社会能见度低的人群纳入自身的社会观察视野。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将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其经济实力的增强、信息需求的扩大，必然促使他们对媒体的贡献率大幅增强。这一方面需要媒介投资者放出“眼光”敢于投资以弱势群体为受众的媒介，在将来的竞争中占取先机以获得高回报；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也需要政府主动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大的传媒话语空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资本尤其应该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话语天地。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必须得到政府的扶植。
注释：
①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财经媒体的市场空间》．http://www.china.com．cn。
②卫夙瑾．《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从农民工“跳楼秀”谈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P17。
③周春霞．《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29卷第3期．P151。
④胡黎红．《电视与农村发展问题探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