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钱玄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2—096—04
关于钱玄同与经学的关系及对于近代经学的灭亡所起的作用，目前已为部分学者论及，如刘贵福《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6期）、徐立新《钱玄同：最后的经学及其历史转变》（《学海》2001年第3期）和笔者《钱玄同古史研究论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
经学发展到近代，由于外侮日迫，改变了宋学讲性命义理、汉学重训诂名物的局面，开始忧国救时，经世致用。但无论怎样折腾，都已气数殆尽。尽管康有为倡“托古改制”，对今文经学“任意涂抹”，给人们留下了尊孔的外表，但章太炎等则视儒学为先秦诸子之一派，比之道、墨等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这就将经学累积起来的神圣性剥落殆尽。事实是，经学在今文家坚持“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古文家坚持孔子于“六经”是“述而不作”，“孔子未生，天下已有六经”，孔子订经“不作经”[2] 的争论中走向终结。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所以，经学的终结首先应该是揭去蒙在孔子头上的神秘面纱，使孔子的偶像地位彻底动摇。
同其他学者一样，钱玄同也经受了封建思想的教育，对经学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独到的研究。不同的是，他生逢今古两派的由盛到衰期，且先后师从古文派的章太炎和今文派的崔适，其经学思想的发展跌宕起伏，有时重古抑今，存时重今抑古，直至最后洞悉两派，不泥家法，超然今古。
钱玄同最早信奉的是今文经学，14岁（1901年）时读清朝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言《春秋》之书，“深信《公羊》最得经义，《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3]。此时钱玄同尊《公羊》而黜《左氏》，信今文而疑古文。1908年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周作人等一起从章太炎学《说文》、《尔雅义疏》、《庄子》、《楚辞》等，这不仅坚定了他反清革命的决心，而且又奠定了他的古文基础。此时的钱玄同虽转而信古文，但并未完全排斥今文。1909年，钱玄同细读刘逢禄、龚自珍二人之书，思想又发生了转变，对古文经表示怀疑，始“背师”章太炎“而宗今文家言”，“但那时唯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4]。1911年2月，钱玄同请业于今文学的殿军崔适，读其《史记探源》等，思想大受影响，认为《史记探源》为一“伟书”。与此同时，他又读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此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而专宗今文。
经今古文学之争，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其激烈程度不下于清末维新派与顽固派之争、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创深痛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空前高涨。与此相适应，晚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保皇派的对立迅速激化，排满革命的风潮洪波迭起。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精通古籍经史，走出了乾嘉学派训诂名物的局限，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并借以为反清革命服务，于是创办《国粹学报》，大倡古文经学，痛诋今文，批驳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钱玄同生逢其时，自然受到今古两派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在今古两派之间跌宕起伏。到了1917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狂飙，钱玄同的思想又有所转变，由于他兼通今古文，所以能洞悉两派的是非，而处于一种超然的立场，于是更进一步，摆脱了几千年来的门户之见，不泥家法，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
跳出圈子的钱玄同，对经今古文学的看法就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对于清代的今古文经学，钱玄同评价说：“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集中国两千年来经学派别之大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他们两个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康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重训诂名物。……在过去学者，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决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关于章、康两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由他们的两句话中看出来。康氏在他的《孔子改制考》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至于太炎先生，在他的《原经》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5] 钱玄同不止一次地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形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6] 现在看来，钱玄同的这些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正因为如此，钱玄同说他“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5]。钱玄同的认识和看法，是对近代今古文及今古文家研究方法的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它启迪了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经学的思想，开创了近代史学的疑辨之风。
二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封建斗士，他反对三纲五常，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儒家经典，曾提出过著名的打倒“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口号。他从反封建思想的宣传和改革社会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出发，对于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提出应该彻底废除。他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十之八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坐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7]。受时代的影响及对经学的深刻理解，钱玄同明确表示孔子与“六经”无涉，即“孔子并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他说，“《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它们是“古代留下来的几篇文学作品，几本档案粘存，几张礼节单子，几首迷信谶诗，几条断烂朝报而已”，而“六经配在一起当在战国之末”[8]。这种看法，实际上揭去了蒙在孔子头上的神秘面纱。
在孔子与“六经”无涉的前提下，钱玄同认为经即史料。他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它国故的史料。”[9]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进步的史学家对神圣的经学发生怀疑，要让它返璞归真，归于俗化。钱玄同一方面继承了进步史家疑经辨经的传统，同时又比他们更进一步，进行具体的辨伪和考证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估经书的价值，认经书为古史资料。这样，“经”的地位动摇了，思想界不再围绕经学转，两千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宣告终结。
类似“经即史料”的观点，古文家如章学诚、章太炎、邓实、刘师培、林獬等也都持有，但不如钱玄同明白晓畅。章学诚首倡“六经皆史”说，得到清末古文家的认同和阐发。邓实指出，所谓经书，就是某一人种演进的历史记录，尊古史为经，当是人类普遍的现象[10]。林獬说：“研究中国政治史，不能不看《周礼》；研究历史地理，不能不看《左传》；研究哲学史，不能不看《周易》。”[11] 章太炎将章学诚的命题进一步扩大化，说“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12]。他举例说，“六经”之外，还有墨子的《墨经》，贾谊的《容经》，韩非子著书自谓“著经”，老子的书到汉代仍被称为“道经”，由此可见，“非徒官书称经”[13]。很明显，钱玄同吸收了清末古文家“经即史料”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钱玄同又指出，经“既然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的必要”[9]。“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中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掺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钱玄同又对清末的“今文学运动”进行了总结，认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4]。钱玄同不仅把经视为史料，并且要求对经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正其真伪，这是比清儒高明的地方。这不仅从根本上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笼罩在经书经学上的神圣而又神秘的色彩，而且又超越了清儒把治经认作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的狭隘局限，同时，这种思想又启发了“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的工作，从而在古史研究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皇皇七册《古史辨》扫荡了不科学不合理的古史传统，动摇了经的权威，因而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钱玄同认为，既然“经即史料”，那么，对史料就应该审其真伪，辨其虚实，持怀疑的态度而进行考证研究。钱玄同说他既喜欢研究所谓“经”，但也很“惑经”，并从而提出了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和“考古务求其真”的主张。
在中国历史上，虽有源远的疑辨传统，但是到了今文家的末流，由于受封建思想支配，所以疑古不够彻底。钱玄同认为，现在应该打破这种局面，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说，“以前的学者，无论如何大胆的疑古，总不免被成见所囿”，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姚际恒、康有为等辈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6]。钱玄同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疑古”、“释古”的精神，开创了古史辨伪的学风。
钱玄同“在古史运动初期的时候，最能发挥疑古的精神，这是一般人士都公认的”[15]。在对于经书的怀疑和辨伪方面，钱玄同不仅认识深刻，而且考辨群经，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其《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答顾颉刚先生书》、《废话：（一）原经》、《论〈诗经〉真相书》、《论〈春秋〉性质书》、《〈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等论文，都体现了他考辨群经的实绩。
钱玄同曾说：“研究经书，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9]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钱玄同对于“经”的研究，路子比较熟，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广。他不仅要考辨群经，而且还辨“史”、“子”、“集”，他不仅要辨“伪书”，而且辨“经”中的“伪事”。在给顾颉刚的信中，他说：“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16] 在《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中，他又说，“经”之辨伪与“子”之辨伪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17]。钱玄同的这些主张，比清代的考据派和今古文经学派都高出一筹，因为考据派缺乏疑古的胆量，而今古文经学派又各守门户，钱玄同则打破家法，择善而从。
四
经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封建思想的终结、儒家思想市场的消失，也不意味着无人宣扬。中国封建传统异常牢固，成为“历史的惰力”，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每每要使孔子和经学死灰复燃，利用它的残余影响，为反动舆论点缀。“五四”后，尊孔读经的现象时有发生，封建的经学思想潜滋暗长。钱玄同则始终坚持了还经学为史料学的方向，并对尊孔读经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为民主和科学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作人在评论钱玄同时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18] 1923年7月1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信中特地注明，这一天正是张勋复辟的纪念日，他因而有了新的“反省”：目睹这一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封建复辟恶浪，“近来很动感情，觉得二千年来的国粹，不但科学没有，哲学也玄得厉害，理智的方面毫无可满足之点”，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斯两先生最有道理”。一周后又说：“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18] 一直到晚年，钱玄同仍然反对读经、迷信、扶乩、遗老、遗少、旧戏和新旧各种“八股”，提倡科学和民主。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振臂疾呼送“孔学”进历史博物馆，还经书以本来面目。在“五四”启蒙思想家倡导的“思想解放”的洪流中，钱玄同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的思想文化，歌颂西方文明的到来。又由于钱玄同于今古文经学都非常熟悉，认识深刻，所以反戈一击，更显力量之强大，影响所及，废孔学之议连响成片，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经学渐成穷途末路。到了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又与古史辨派一起考辨群经和诸子，讨论古史问题，掀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古史讨论运动，以学术的尺度使经学在很短的时间内恍若隔世，成为绝响。
顾颉刚在谈到他和钱玄同的关系时说：“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的相反的思想的影响，对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又说钱玄同“富于批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分别用两家合理的话来各打击对方，使得彼此的原形毕露，使后人不至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顾颉刚并且说他及至见了钱玄同，和自己谈了多次，使自己开始弄清楚一个目标，知道现在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全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我们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账，结清了就此关店[19]。顾颉刚的话很能说明钱玄同对于中国近代经学所做的工作，从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钱玄同在促使经学走向终结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收稿日期：2006—08—1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钱玄同思想研究”（批准号：200077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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