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软预算约束理论二十年发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预算论文,述评论文,二十年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软预算约束理论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学界曾产生很大的反应，深刻影响了一些中国经济学人。软预算约束概念，原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当企业的收入与成本互不相抵时，政府部门会给予救援的现象。如今，该理论早已超越了原有概念涉及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研究范畴，在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似乎已经对该课题逐渐失去了兴趣；但是，这段时期却正是该理论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十年。西方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在众多经济学前沿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在这支队伍内有一支由中国经济学者组成的中坚力量，如密歇根大学的李稻葵教授、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教授等，他们杰出的研究工作对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软预算约束：科尔奈的奠基性贡献
科尔奈（Kornai，1980）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并首创性地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概念，用以解释在价格机制下社会主义体系中的短缺现象，分析了短缺的原因和后果。
软预算约束是针对硬预算约束提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反义概念。硬预算约束不仅是私人企业严格遵守的重要范畴，也是传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定；这些理论含蓄地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在明确的硬约束中活动。科尔奈（1980年）曾例举了五个必要条件，并且认为只要这些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就足以保证企业预算约束的“完全硬性”：
（1）企业是其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格接受者；
（2）企业不能影响税则； 国家税则应建立在可观测的硬性标准基础上，并且就税收数额或征集日期而言，所有企业无一获得豁免；
（3 ）企业内部不存在用以弥补日常开支费用的国家或其他方面的无偿拨款；
（4）企业须完全依赖本身的资金， 并且所有交易必须用现金进行；
（5）企业的投资不存在外部资金来源。
科尔奈指出，如果（2）和（3）两个条件已经得到满足，但其余三个条件中的若干个尚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即当企业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定价、或能够按照传统的原则取得资金、或能够依据硬性条件从外部取得用于投资目的的资金时，预算约束就是近似硬性的。
与此同时，通过放松（1）到（5）中的一个或若干个条件，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所有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因而，如果企业是定价者、或者由于通过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使得税制软化、或者企业能够得到无偿拨款和资助贷款，则此时企业所面临的就是软预算约束。
二、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分析
在随后的一些经济学文献中，许多者通过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如今软预算约束概念已作为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下低效率的主要来源而被广泛地引用，对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则更是如此。
第一种理论是对科尔奈的政府家长主义作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出现的原因是政府的“家长主义作风”。政府会向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伸出援助之手，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接受由于企业破产所带来的诸如失业等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这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制度中尤为明显。将软预算约束现象解释为由于政府的家长主义作风而给予亏损企业的补贴，频见于近期的许多文献中。
哥德费尔德和匡特（Goldfeld and Quant，1988，1990）建立了一系列的软预算约束模型。他们认为，亏损企业所获取的补贴规模，部分地取决于企业进行院外活动的资源投入量。他们利用这些模型来解释软预算约束如何导致要素需求的增加，及如何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现象的出现。
希尔曼等人（Hillman et al.，1987）也探讨了政府援助对于要素需求的后果。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产出价格，较低的目标价格会促使政府进行救援，否则的话，企业将不得不减少就业量，而政府也不得不承担起社会失业增加的不良后果。
哥穆尔卡（Gomulka，1985）引入了“预算弹性”的概念。 他认为如果软预算约束最终导致了长期的短缺，那么预算就不光要是软的，还必须比价格更具有弹性，因为价格的充分提高可以抵消过度的需求，并进而减低短缺的程度。
斯卡福（Schaffer，1989）建立了一个博弈模型，他认为软预算约束源于家长主义作风，因而政府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坚决不会对濒临困境的企业实行救助的强硬形象。此外，企业关于政府是“软弱的”（家长作风式的）或是“强硬的”的不完全信息也可以使政府在企业中建立一个强硬的或是很有可能对企业实行救助的形象。
博尔考等人（Boycko et al.，1996 ）认为政治家们运用补贴手段归根到底是为了使企业维持就业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他们也通过其私营化理论将此模型化了。他们认为既然这种补贴是来自于政治家们的“家长主义”偏好，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通过软预算约束的方法向企业发放补贴的。
第二种理论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于政治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产生的。谢尔费尔德和魏斯尼（Sheifer and Vishny，1994）认为政治家这种行为本身与其说带有经济目的，不如说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因为政治家可以通过增加就业和产出来使自己的政治基础更为巩固和雄厚。因此，当政治家可以对企业进行直接管控或者可以有效地与企业进行谈判时，企业原有的盈利能力就可能由于要适应政治家们的非经济性目的的需要而大折折扣了。作为回报，政治家们会通过软预算约束，譬如以向这些企业提供补贴等形式，来补偿企业的损失。这种观点与上述的第一种理论较为相似，其区别于该理论更强调政治家的政治目的。
第三种理论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直接导致的。警觉性和风险意识较弱的贷款者会为一些劣级项目提供资金融通，结果作出了极不明智的投资决定。德瓦特里邦和马斯金（Dewatripon and Maskin，1995）认为即便是规模较大的信贷机构， 它们对借款企业的内部信息量的掌握，也会比企业本身所掌握的要少得多，因此，贷款者易于同意企业的申请，尽管那可能是亏损性的。在意识到初期的投资的失误以后，小型的贷款者往往会由于缺乏资金的流动性等缘故而中止对这些项目的投资；然而，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的贷款机构来说，则往往被迫继续对该项目注入新的投资，以等待转机。
在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讨论中，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等人（1995）认为贷款者为了保证投资项目的安全性，可能会增加企业项目资金申请人（如企业经理）的责任，要求当项目亏损时，申请人本身也要负责继续融资总额中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法，贷款者将项目亏损的可能性部分转嫁给申请人，而申请人在选择项目时，也往往会更加小心。
第四种理论强调内部人的控制权是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内部人拥有企业控制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内部人可以通过利用这种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密歇根大学的李稻葵（1997）认为正是内部人对企业控制权的重视，使当企业遇到困境时容易形成软预算约束。
李稻葵等人（1998）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后从1980到1994年间的国有企业数据，就上述软预算约束的后三种成因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了这些理论中所提及的不同决定因素对企业财政亏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他们使用企业中非生产性工人的就业量，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的低回报投资量以及超出政府规定的企业利润分红等三组数值来分别作为软预算约束不同成因理论的测量指标。统计检验显示，对于亏损企业来说，非生产性工人的就业，低回报的投资以及企业利润的过度分红，都是导致亏损的关键原因。他们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政治家影响、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内部人控制等三种软预算约束的成因理论。
三、软预算约束与银行理论
在近期的银行理论研究中出现的软预算约束概念及其应用，跟科尔奈（1980）的定义很不相同。它们都是对软预算约束原有定义的扩展。
第一种扩展由斯蒂格利茨提出。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出现不仅因为一些部门机构相信他们所招致的任何损失最终都会由政府进行救援和补偿，还因为他们“有押上更大赌注的激励”（Stiglitz，1994）。这里所指的金融机构进行冒险的激励源于美国储蓄和借贷机构的历史经验，在那里，积债难返的银行往往试图通过使用高风险借贷的方法以摆脱尴尬的金融局面。
在斯蒂格利茨的银行高风险投机模型中，积债难返的银行可能会孤注一掷地对一些高风险的项目进行投资，而不去理会相应项目偿付期望值较低（甚至为负）的不利状况。如果银行冒险投机成功，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债务负担；就算失败了，也不过是使积债程度更为恶化一些罢了。这一应用将银行对那些甚至在投资前就已经表现出极高亏损可能性的高风险项目进行投资的情况都包括进去了，因此，它是对原有软预算约束理论的一个扩展。
另一种对软预算约束概念的扩展是由德瓦特里邦和马斯金（1991）引入的。德瓦特里邦和马斯金认为银行的坏帐实际上都与软预算约束有关，并且通过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博弈，把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数学化了。他们的序贯均衡模型证明，在一个权力极为分散，预算约束很硬的制度安排下，坏项目一般将得不到融资，但最好的项目也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而次优项目却往往最易得到资金。在该模型中，软预算约束源于逆向选择，因而又可称为逆向选择模型。这是对原有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展。
银行高风险投机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都捉住了经济现象中的重要本质。然而，与科尔奈以及其他人所发展起来的由于家长作风而导致的对亏损者的事后救援模型相比，他们的模型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在事后救援模型中，政府或其他机构对亏损企业所注入的资金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只是根据政府不想企业关闭的善良愿望而作出的。在银行高风险投机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里，对于借贷者而言，继续借贷是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而作出的：在前者的模型中，银行甚至愿望投资那些只有很小概率能够获取高利润的高风险项目，以求摆脱其尴尬的财政困境，即使该项目的预期收益为负也在所不惜；而在后者的模型中，银行在不同阶段是否向特定项目继续借贷的决定更是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完全体现。
区分源于家长主义作风的事后救援模型以及后两种模型的有效准则是，当企业濒临绝境的信息充分展现在信贷人眼前时，不同的信贷人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在银行高风险投机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中，如果信贷人早已明确被资助企业属于高危企业，他们是肯定不会对其发放信贷的；而政府家长主义作风的事后救援模型就不同了，在那里企业是否将陷入困境的信息将丝毫不影响企业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因此，在企业中出现了软预算约束。
硬化预算约束，已经成为转轨经济中银行改革的重要挑战了。为了对付这一问题，许多转轨经济国家已经开始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同时逐步提高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然而，在国有企业的贷款人从政府转向银行的角色转换过程中，软预算约束仍然是很突出的问题，尽管这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罗马尼亚， 佩罗蒂和卡拉尔（Perotti andCarare，1997）对罗马尼亚银行改革的研究表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良借贷和债务关系明显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不断地增强。安德森和科泽尔（Anderson and Kegels，1997）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在一些转轨经济国家中，如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会随着银行坏帐的增加而增长。此外，斯卡福（1998）认为，在一些转轨经济国家中增加对企业的税收拖欠宽限，也说明了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实行预算约束软化的政策。
伯尔格罗夫和罗兰德（Berglof and Roland，1998）回顾了软预算约束在银行理论中的一些主要发展。通过对相关的理论模型进行重新的整理和分类，他们归纳出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软预算约束的五大原因：
（1）继续注资的事后收益预测；（2）当企业间存在极强的相互依赖性时，由于所牵涉到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无形中使预算硬化的机会成本异常庞大；（3）找不到更好的投资选择；（4）由于存款保险以及期望企业能够复苏的侥幸心理的存在，使许多人都有隐瞒目前的坏帐状况的激励；（5）银行寻求实施预算软化的寻租行为。
尽管形成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和渠道各不相同，相应的理论模型使用的却是同一种序列结构；同时，这些模型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软预算约束的形成都是由于缺乏实行项目清算的可信性威胁而导致的。因此，伯尔格罗夫和罗兰德认为这些理论进展都是对软预算约束基本序列模型的衍变和分类。在此基础上，他们讨论了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以及进行硬化预算约束的机制，并且探讨了其中的联系和差别。
德瓦特里邦和马斯金（1995）为如何理解软预算约束机制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投资者对企业所投入的初期资金都是沉淀性的，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继续对亏损企业进行投资而不是对其进行破产清算是符合投资者的事后最优化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和企业之间会存在软预算约束。更广泛地，德瓦特里邦——马斯金模型帮助我们明白软预算约束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动态承诺问题。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企业缺乏实施积极有效的生产经营的激励，或者倾向于进行低效率的运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获得额外的财政支援。预算约束的硬化则意味着创造出政府（或银行）不再对企业进行额外财政支援的这样一种可信的许诺信号。
德瓦特里邦——马斯金模型后来分别由钱颖一（1994）、伯尔格罗夫和罗兰德（1997）、王一江（1998）等人进一步发展。他们着重研究的问题可以抽象为一个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银行或其他借贷者资助了一个项目，这是在其没有充分意识到项目的好坏性质的前提下作出的。随着资金融通的进行，如果被资助项目是一个好项目，银行必然会理所当然地乐意继续为其提供融资。然而当银行逐渐认识到它所资助的是一个坏项目时，由于第一阶段的借贷已是沉淀成本，因此银行是继续借贷还是终止项目的决定就困难得多了。如果坏项目第二阶段的前景是相当不错的，并且银行也意识到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投资或借贷所可能获得的回报要比现时在第一阶段后立即中止借贷要好得多，银行将继续提供借贷，结果导致了软预算约束的产生。
在这些衍生模型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通过序贯博弈模型的建立，钱颖一证明了在预算约束不对称的条件下，价格控制和短缺可能有助于减少信息歪曲，而自由价格反倒会使消费者吃亏。由此，钱颖一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转轨国家中，解决国营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要比价格自由化更为重要。
四、软预算约束与其他理论
最近，一批经济学者以软预算约束为基本理论框架，分别探讨了金融危机、厂商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等经济学前沿研究课题，并从软预算约束角度提出了新理论。
（1）软预算约束与金融危机
伦敦大学的黄海洲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1999）在预算约束的制度框架内研究了金融危机的成因。他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地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的软预算约束所造成的，这种软预算约束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更扭曲了市场信息，导致了银行在有关偿付能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并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银行间贷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当遇到流动性冲击时，即使是运营稳健的银行也不易从外部获得贷款以解决资金流动性的短缺，进而有可能导致银行挤兑风潮，同时进一步恶化了逆向选择问题，造成银行间贷款市场的崩溃，使所有投资者陷入金融恐慌的不利境地，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相反，在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有关银行质量的信息将定期向整个银行体系公布，保证银行间贷款市场能够及时地向有偿付能力、但流动性相对较差的银行提供贷款，因而可以防止银行破产，控制危机扩散风险并有效地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
根据他们的理论，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政府防止金融危机的最优政策是救助所有缺乏流动性的银行；而在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危机防范的政策方面，提高银行体系的透明度至关重要。然而，仅靠政府监管并不能有效达到增强透明度的目标，只有通过改革金融制度，硬化微观单位的预算约束才有可能使之得到实现。
（2）软预算约束与厂商理论
从软预算约束角度提出的新厂商理论集中分析的是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R&D项目的融资行为，即回答R&D项目资金究竟应该是由内部支付还是由外部筹措的问题。
传统理论认为大企业在R&D方面一般要比小企业拥有更大的优势， 原因在于，大企业可以提供内部资金（Schumpeter，1950）。由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就应运而生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跟内部支付相比，R&D 项目资金的外部筹措的效率会相对低一些（Arrow，1962；Stiglitz and Weiss，1981）。 特别是由于R&D项目包含一页数额庞大的沉淀成本， 因此项目的资金流动性很低；如果资金是外部筹措的，伴随而来的R&D 项目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监管问题会愈加严重和复杂（Bernanke and Gertler，1989；Calomiris and Hulbard，1990）。根据这些理论， 只要企业没有资金的约束，人们将预期企业会通过内部支付的方式来资助企业的R&D 活动。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里，大企业的R&D 项目中完全实行内部融资的情况并不多见。
黄海洲和许成钢（1998）通过软预算约束概念的引入解释了这一现象，对传统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典型的R&D 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只能在项目执行之后才可能觉察得到，因此，事后选择是R&D 项目筛选机制中最为有效的途径。然而，事后筛选需要这样的一种承诺机制，那就是即便继续注入资金被事后证明是具盈利性的，坏项目仍将被终止。
黄海洲和许成钢的研究表明，这样的一种承诺机制只在具备了不同信息的投资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即只在外部融资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当一个项目的资金由企业内部所提供时，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或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均可避免，然而此时软预算约束问题就可能在企业内部出现，并最终导致了R&D项目效率低下。因此， 企业更愿意选择外部融资。
（3）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增长理论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黄海洲和许成钢（1999）等人在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框架内，结合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体地说，他们通过对日本、台湾和韩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的观察和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金融制度是怎样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又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日本和韩国的赶超时期，也即在技术不先进的模仿阶段，项目的不确定性表现得不明显，此时软预算约束经济的效率并不比硬预算约束经济的效率低。然而，一旦过了技术模仿阶段，特别是当技术需要自行创新时（韩国90年代后就面临这种情况），项目的不确定性就迅速增大，则软预算约束的不利因素将发挥主导作用，此时金融制度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对发生金融危机前后韩国和台湾高科技出口产品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由于韩国实行的是政府协调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软预算约束，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饱受冲击；相比较而言，台湾所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原因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实行的是非常多样化的金融制度，企业所面临的是硬预算约束。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金融制度导致了预算约束软硬程度的不同结果，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技术进步，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随着软预算约束概念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软预算约束已经成为一个基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相关的经济前沿研究，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该概念的生命力还远不止如此。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使约束软化或硬化的方法和技巧的应用、它们对决策者的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等方面的研究都是软预算约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软预算约束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展现在众多的研究人员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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