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功及对非洲的启示——可能性与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局限性论文,可能性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经济史学家们书写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历史时，他们有充足理由视中国为这一时期的成功典范。1979～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这一成就只有前苏联20世纪20～30年代曾达到和超越过。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值是1978年的7倍多，贸易总额则是1978年的14倍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并不是谈论无发展的增长，即产量的提高并没有伴随生产者生活水平的改善。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使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1979～1997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并使2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① 虽然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中国仍有13亿人口之众，这使其经济转型的成就尤为令人惊叹。一个沉寂多时、如今已重新觉醒的中国值得我们和世界予以更多关注。目前位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的中国可能在5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或者第一大经济体。
当考察20世纪末期，或者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的非洲经济状况时，历史学家们没有那么欢欣鼓舞。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人均预期寿命等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来看，非洲都是在倒退。统计数字表明，非洲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1％，低于20世纪60年代的4％。尽管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旨在使非洲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但非洲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实现多少经济增长。而且，艾滋病的侵袭还使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降低。
此外，非洲还面临国家衰败和解体的现象。在黑非洲许多地区(如中部非洲大湖地区)几乎没有权威有效的政府来从事边境巡逻、公共物质配送和应对自然灾害(更不用提那些人为制造的灾难)。断言黑非洲是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非有效治理之下并不是非洲悲观主义的表现。索马里自1990年起就无有效的中央政府，使索马里人民深受军阀混战和暴乱之苦。刚果(金)东部对于目前的金沙萨政权来说也是一块“禁入”之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还未从内战中完全走出，科特迪瓦又陷入了新的内部冲突。甚至有“非洲巨人”之称的尼日利亚也几乎总是处于一些社会灾难的边缘，其中央政府的权威持续受到南部那些未能从石油财富中获益的年轻人的挑战，而怀旧的北部权势人物仍迷恋于通过采取建立新权威机构(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出现因此被视为一种政治事务)或煽动军方的政变之火方式来重新恢复其失落的权力。
中国与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上呈现的上述两极分化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本文就将探究中国自1979年邓小平复出以来的经济改革之路，以便考察中国模式对非洲的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既不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也非中央指令计划经济。前者意味着由市场力量决定供应和制定价格，无需政府的“干预”；后者意味着市场的消失，其作用完全由国家取而代之。而中国带有亚洲风格的经济发展道路则是把市场与国家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中国实行的是保持其货币稳定的金融政策。尽管美国指责中国有意低估人民币“元”以获取出口优势，但中国并没有采取通常被使用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即实行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其次，中国吸引了那些希望在中国投资设厂，以使其产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最后，中国政府大量投资建设水坝、高速公路、桥梁、机场及其他民用设施，而且北京还将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因此，虽然中国也在削减社会开支，但它同时又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因经济改革而引发的潜在的社会不满情绪。这一高超技艺或许只有孔子的智慧才能完成。
中国已借鉴日、韩等亚洲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些亚洲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权者通过信用政策将银行与工业企业联系在一起；通过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工业免于激烈的外资企业竞争，同时鼓励它们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投资大众教育等方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之，这些发展较好的国家都喜欢中国式的“积极干预经济以引导与促进一些特定实质目标的实现”(如充分的就业、出口竞争力提高、能源的自给自足)②。
所有上述发展较好的国家还都共享另一成功经验，那就是必须有来自国家统治层对发展经济、加强制度能力建设以实施国家政策目标的有力承诺。因此，在日本，根据查尔默斯·约翰逊的说法，是国际贸易与工业部设计和指导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与复兴。③ 在新加坡，其主要经济形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只是一个小型的货物集散地。其经济发展战略完全由强势总统李光耀一手制订，并由一个以高效诚实著称的官僚机构以近乎军事化的手段加以实施。在韩国也设有经济计划委员会。换句话说，东亚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国家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等财富的所有权上，而且表现在创造一种能使这些财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比较和竞争优势的良好环境。最能清楚反映这一点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区”，这里融合了私人资本(主要是外资)和国家提供的固定资本。由于“经济发展特区”是中国成功事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因此，值得浓墨重彩地加以分析。另外，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特区”的政治经济，还可以弄清楚类似这样的机构(做法)能否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取得成功。
特区的政治、经济
中国国务院最早是1979年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授权建立首批“经济发展特区”的。这一选择并非完全巧合。这两个省都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战略地理位置重要，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国际大都市文化，且与在港、澳两个地区及新加坡的华人商业团体有较密切的语言和经济联系。④ 这个创意的出发点是：港台两个地区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会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外资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这一地区，不仅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还可以继续保有在中国台、港、澳等地区的原有产品市场优势。而且，中国还可通过“经济发展特区”的实践来最终决定是否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换句话说，广东和福建的“经济发展特区”部分承担了中国市场改革“孵化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并没有像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们鼓吹的那样，一口吞下“市场”这个鱼饵。
广东“经济发展特区”选址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福建“经济发展特区”选址在厦门。“经济发展特区”不同于那些一般来说是由西方“捐助国”以经济自由化为名在发展中国家强行建立的所谓“自由贸易区”。它更像是一种半工业化的“飞地”。在这里，各跨国公司可享受到慷慨的免税待遇，以换取其创造有限的就业，并且这里的经济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也并无多少实质联系。实际上，“经济发展特区”的定位和目标是“进行一种发展外向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试验。而且，对于全中国来说，还发挥一种‘窗口’和‘基地’的作用……国内其他地区可以通过这一‘窗口’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而无需把门大大敞开。”⑤
换言之，“经济发展特区”就是试验市场改革的实验室。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于无条件拥抱市场经济，以及在未充分展现市场经济的优缺点之前就将之推广到全国仍持怀疑态度。另外，它还有另一个较少宣传的作用，即它们被当成展示市场经济力量的橱窗。
在“经济发展特区”，不仅重视工业生产，农业、财政、旅游，以及研发活动等都受到鼓励。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新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属外资所有的企业旁边，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也被允许设立车间与厂房。而且，所有的企业、工厂都被鼓励与“经济发展特区”以外的企业建立联系，这样可有利于技术的转移，以及“经济发展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的整合。
“经济发展特区”的诞生实属不易。在其起步阶段，中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财政压力。随着“经济发展特区”的成长壮大及其从国内其他渠道(如银行等)吸募资金能力的加强，国家投入的比例则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考虑到大多数“经济发展特区”原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尽管其战略地理位置有优势，但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最初的支持，很难想象它们能取得成功。1979年，中国并不是国际投资者选择投资的理想之地(那时是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中国政府将自有资金注入“经济发展特区”。而且，中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特区”吸引外资和走向成功的政策及规章制度。有学者说：“这些规章制度涉及外国投资者的公平比例、合同的有效期限、雇工及工资、土地使用、公司及个人所得税、商业规范、注册和销户程序、外汇交易、技术转移、专利权和签证申请，等等。”⑥
中国并没有简单地划定某一片地方为“经济发展特区”，也没有盲目引进外资。为了有利于所在国的整体利益，“经济发展特区”以及其他类似机构(如自由贸易区)通常要求在下列一些关键问题上制订透明和可实施的规定，如外国投资者是否被允许建立独资企业，或与当地实体组建合资企业；对出口商品及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投入是否免除关税；是否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其部分或全部利润汇回本国；外资需要向当地、地区及中国政府交纳多少税；以及最后，劳工法的制订是否灵活，是否允许解雇不称职员工，等等。
1979年中国创办“经济发展特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现代先进技术，而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弥补这一缺憾。⑦ 但中国没有坐等外国资本从天而降。相反，中国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鼓励政策。通过“经济发展特区”，中国向外资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工厂、仓储设施和原材料。而且在一个有限范围内，中国还改革了其财产权与合同法，使其对外国投资者更为透明和具备可预见性。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特区”是成功的。它们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导管。它们创造了就业，并提高了中国的外贸水平。⑧ 近年来，中国继而采取了鼓励措施，吸引海外中国移民回国创业。而这些绝大多数属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都有资格从中国各大银行获得政府支持的贷款。因此，尽管中国的资本构成仍绝大部分来自境外，但中国化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外资在近25年里仍蜂拥而入。正如阿瑟·路维斯爵士曾断言，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促成了“无穷的劳动力供应”(尤其在农村地区)，而这有助于缓和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⑨ 首先，在“经济发展特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都进入传统的劳动密集式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和便携式小电器。而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的轨迹又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这一市场力量就是中国与日本和新加坡等相比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在20世纪90年代，外资开始涌入计算机、汽车和航空器配件等高端技术与高附加值产业。这并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在发挥其魔力，而是中国政府调控政策的结果。中国政府要求那些希望在中国出售其产品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区”或新成立的工业园区内建厂。这样，中国就能从一个低端消费品的生产者层面(目前仍在生产和出口到黑非洲等各个地区)跃进到高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者层面。因此，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美国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投资设厂，许多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也是如此。如果在未来几年内出现一个中国汽车制造商，这并不令人吃惊。中国工人懂得如何制造汽车，而且中国中产阶级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另外，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通过载人飞船环绕地球飞行的国家，而空间科学无疑要比汽车制造复杂得多。
这里也不能过分强调中国政府对其工业化战略走向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考虑到中国的13亿人口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可能达9亿人)，中国领导人确信，外国投资者几乎愿意付出包括分享其技术在内的任何代价来换取在中国建立一个立足点。而且，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生产和制造产品从经济上来说十分划算：劳动力成本低，独立的工会组织，运输费用适中。因此，中国政府运用中国的经济潜力这一杠杆来决定外资走向。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国通过“经济发展特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鼓励措施。
在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及随后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结束后，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技术落后并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中国选择按自己的步骤在经济领域向世界开放，这在中国近几十年来是从未有过的。这一战略最终能产生成效还得归功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而这正是毛泽东无与伦比的贡献。
事实是，没有毛泽东对中国国家政权的强化，没有他确定的不追随美苏任何一方的独立外交政策，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抑或经历前苏联经济结构改革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完全崩溃。因此，仅仅通过考察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70年代中的“文革”等失误来评估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转型，但若没有毛泽东在建国和政权建设方面的努力，邓小平的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一个自立民族国家政权缺失的状态下实现从贫弱到富强的转变。即使在最早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如英、美、法三国)，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也有突出的作用。当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私人企业赞助支持下进行的(法国比英、美两国的程度低些)，但是国家在关键时期曾介入以规范商业活动。反托拉斯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环境保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以及中央银行的建立等各类管理和规范市场的专门用语都已在经典自由主义的堡垒中出现。没有这些措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种帮助，美国能否走出“经济大萧条”的袭击，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十分值得怀疑。
毛泽东应作为一个国家缔造者，而不是经济推动者被后人肯定。他最伟大的贡献即统一和团结了中国，并在国际事务中以一种独立的声音自强于世界。如今，中国政府可以在中国领域内畅通无阻地行使权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农村并不如城市和沿海地区那样多地从经济自由化中获益，但至今，中国农村一直都很平静。
可以归功于邓小平的一项中国政府的卓越创新就是决策权的下放。在他的权力之下，各地方领导人拥有了对中国经济事务更多的发言权，且被认为是坚定改革派的各地方官员有些被提拔到了中央。因此，中国的各地方领导人有权吸引外资和国内投资来发展当地经济。
非洲能从中国的情况中吸取什么教益吗？恩克鲁玛要求非洲团结的号召并未得到多少非洲领导人的响应，这个在殖民时期被分割和分裂的大陆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可能会进一步被削弱吗？
本文在下面将要谈谈中国模式对非洲是否具备适用性的问题。
中国模式的教益
毫无疑问，黑非洲能从中国学到一些东西。首先，现代中国的历史表明，领导人的问题很关键。大多数情况下，群众是在具有革命意识的中上层阶级的领导和带领下推翻旧制度，并建设一个新的、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20世纪每个取得进步的国家都得益于有一个坚定和有能力的领袖人物。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强调领袖的作用并不是忽视其所处的、大的社会和制度环境的作用。我们早已经过古代原始社会的时代，那时领导人单独作出决定并在其管辖的区域内实施。而现当代的领导人要想成功地实施管理，就必须把权力委托给下属们。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需要各类专家。没有一个领导人，不管他多么睿智，能充当一个懂得所有问题的专家。简单地说，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很重要。中国的例子即是证明。即使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而这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区”并非简单地突然冒出来的。国家必须为“经济发展特区”创造必要的条件，甚至在初创阶段给予财政投入。所以，中国给非洲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第一个教益即：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有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人，而在其身后，还有同样强大的国家政权机构，以及矢志于社会变革的下属官员们的支持。
考察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非洲自从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50～60年代从殖民者手中接过权力后一直缺乏强大和有想象力的领导人。在当今非洲政治图画中，已找不到像恩克鲁玛、尼雷尔、塞古·杜尔或肯雅塔那样的政治强人。当然，时代变了，但贫困和不发达的挑战未变。然而，当代非洲领导人似乎缺乏发展本国家的想象力，更不用说对整个非洲了。他们仍然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种借口向外部世界寻求援助。
谈论非洲团结还仅仅是谈谈而已。目前尚未出现推进非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团结的任何认真的努力。尽管非洲的巴尔干化构成了发展的障碍，但非洲国家领导人似乎满足于统治这些由殖民主义征服造成的众多小国的状态。例如，要从加纳首都阿克拉旅行到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旅行者必须在阿克拉遍寻外汇兑换处，以兑换非洲法郎，因为加纳货币塞地在边境那边的科特迪瓦是无用的。如此现象如何能促进商品、服务和人员的流通往来以及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国优先论者”，他们是把中国置于首位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在1957年后从未出过国。他致力于团结和统一中国。邓小平致力于使中国富强和繁荣，他们的目的都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国家。两个领袖，不同的方法，同样的目标。
自恩克鲁玛以来，又有多少非洲领导人表达过这样的观念，即非洲必须团结和实现经济上强大，以使包括非洲和海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非洲人都受到应有的尊重？⑩ 毫无疑问，仅仅提出此问题似乎对许多读者来说都意味着奇谈怪论、落伍过时、理想主义、彻底的激进化，或者纯粹是“乌托邦”。然而，它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1978年，世界还称中国为亚洲“沉睡中的巨人”。现在，没有这种论调了。从中国身上，非洲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一个富有预见性、鼓舞人心和果敢坚定的领导层，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民族国家的团结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非洲需要整合其政治力量和行动。政治和经济发展并不是脱节和互不相干的。中国的例子已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联合将可能给非洲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好处。它可以使非洲利用更大市场和更大经济规模的优势。它也可以使非洲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因为各国(在一个联邦体制内则将转变为各个省)将不必再生产那些它们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这些商品的价格因其国内市场狭小而不得不定得很高)。(11) 政治联合还能使非洲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非洲将能够用同一个声音说话。(12) 通过采取共同行动，非洲生产国将可能在棉花、可可、咖啡和茶等农产品，以及木材和铜、铁矿石、铝矾土等资源的价格上有一些影响力。由于这些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和需求相对缺乏弹性，一个以非洲为中心的“卡特尔”的作用可能没有“欧佩克”那样有效，但总不至于比目前一无所有的状况更糟。
非洲从中国还可以更进一步受到教益。中国一直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和遏制通货膨胀来保持其币值的稳定和强大。而且，在过去25年里，中国出口的急剧扩大也使中国能用其获得的可观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来支撑“元”。“元”仍是一种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伤害到中国，这似乎与正统的(或资产阶级的)货币经济理论相矛盾。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积储了大量外汇，这些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外汇储备被认为可以支撑住“元”。因此，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大可不必担忧。
即使是奉行一种抑制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中国仍允许其国有银行相当自由地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贷款。中国的工业部门可以依靠银行提供的金融资产进行生产。若没有国有银行的支持，中国许多国企可能已经破产了(有些企业的确需要这样做)。在非洲，本文作者曾从第一手资料得知，银行只贷款给“强人”，或收取过高的利息，这使那些中小企业无缘贷款。如果非洲企业家们能有融资渠道，那该有多少企业在整个非洲诞生啊！(13) 另外，非洲国家尚未建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机制。现在人们也能在非洲发现类似于中国“经济发展特区”的机构。由于许多非洲国家仍很贫弱，外国投资者不把非洲看成投资的安全场所。
非洲需要实现货币统一，或许可以从地区的基础上先着手，这样可以拥有可靠、可信的货币。这不仅将促进非洲各国间的贸易，而且将促进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贸易。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两个生产同样东西的相邻国家，当一国的货币弱于另一国时，外国购买者当然从弱势货币国家购买该产品。一段时间后，拥有强势货币的另一国将不得不贬值其货币以保持其与邻国的竞争力。这样，一场竞相贬值以让本国货币低于另一国的竞赛就将开始。而如果它们拥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上述这种行为就不会发生。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其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非洲的货币巴尔干化，就像其政治巴尔干化一样，阻碍了经济发展，并给企业家和旅行者带来了麻烦。另外，非洲银行在放贷时的情况也阻碍了工业资本的形成。
但是，非洲如果不加评判地照搬中国模式，那就错了。毕竟，非洲不是中国。非洲是一个具有53个国家的大陆(尽管它们需要团结统一)，许多国家从历史标准看还非常年轻。而中国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不能忽视中非之间在地缘政治、文化和历史上的区别，因为这些区别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影响。而且，中国的成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些代价或许可以避免。无论中国能提供给非洲什么教益，它们都不能以牺牲非洲的特性和已取得的成就为代价。那么，非洲应尽量避免中国成功故事中的哪些不足之处呢？
对中国模式的评判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很不平衡的。中国过去25年里的发展进步主要限于南部及沿海地区。中国广大的内陆及西部地区则无多少变化。由于市场经济(至少是混合经济)改革的启动，甚至所谓的“铁饭碗”已不再能保证。由于过高租税的压力，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寻找工作。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一种城市现象。(14)
的确，没有严重的社会混乱和错位，历史和经济的转型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但这种混乱和错位也决不能因此被视为进步所不可避免的代价。非洲人的仁慈和博爱常被误读为“慈爱经济”，必将以某种方式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简而言之，不能以貌似有理的理由把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甩在发展的车轮之后，他们也应从改革中受益。另外，许多专家认为，由于快速和不规范工业化造成的污染，中国正面临环境生态和健康危机。考虑到非洲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撒哈拉沙漠已吞噬非洲1/3的土地)，再加上艾滋病的蔓延，非洲已不能承受进一步的环境恶化和健康危机来支付工业化的代价。未来非洲的经济发展必须是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非洲许多地方的自然居所已很糟糕，再也禁不起工业化的进一步破坏。
如同其他地区更早些时候的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对环境的保护。非洲不能承受让任何地区、任何人掉队的情况。非洲的经济发展将不得不牢牢抓住“公平”的问题。非洲将不得不确保发展的成果被每个人分享。也许不能做到完全平等，但肯定要公平、公正。
公平地说，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一党集权国家，其已工业化的劳工队伍的战斗性被军队(有时用暴力手段)抑制住。在韩国，尽管受到要求民主力量(主要是学生)的巨大压力，将军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将权力移交给文职官员。那种认为“自由民主可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并未在东亚及其以外地方得到验证。事实上，这是后冷战修正主义。从历史上看，民主一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完全是按照这一既定方向发展的。
但是，当民主化已在进行中，却想使之发生逆转，以给经济发展先行让路，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至少从1990年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处在民主化进程中。在一些国家(如加纳和南非)，民主化在日益巩固；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尚不确定(如科特迪瓦)；而在另一些国家(如多哥、喀麦隆、加蓬等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民主化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15) 如今，即使是非洲最倒行逆施的领导人也必须将其统治建立在大众合法性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发展和进步，但一些左派人士却根本不愿正视。虽然本文作者在此并没有为自由民主唱赞歌，因为它并非万灵药，但也能找出它具有某些价值的可信案例。大多数理智的人们宁愿自选让谁来领导他们，也不愿放弃机会，或让一些自称了解更多情况者为其选择。而且，大多数人宁愿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而不是被剥夺这些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民主能保证这些权利。因此，使民主发生逆转不能被视为一种进步。如果非洲未来要在经济方面取得发展，它将不得不在民主政治框架内进行。
结论
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20世纪后期经济成功故事之一。历史学家们也将雄辩地证明20世纪后25年是中国发展的年代。而非洲经济发展过程则恰恰相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胁迫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被视为获得发展“援助”的一个条件)的非洲，目前仍深陷发展的泥潭。如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被当做非洲发展的又一剂“灵丹妙药”，但它也可能和以往的努力一样，再遭失败。因为此计划沿袭的仍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向别人乞讨的姿态，它没有正视非洲不发达的根源，即：因政治巴尔干化而导致的国家弱小、缺乏有思想和预见性的领导人、管理水平低下，以及非洲资源被肆意掠夺。非洲不需向前殖民统治者讨教经济指导和拯救良方，或许到了非洲仔细向东(尤其是向中国)看之时了，但在向东看时，不能丢失了非洲自己的特性或牺牲非洲自1990年以来所取得的政治成就。
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①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和挑战》，华盛顿，世界银行1997年版，第3页。
②Stephen Chan,East Asian Dynamism,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0,pp.47-48.
③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④Wei Ge,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Singapore University: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1999.
⑤Wei Ge,op.cit.,p.49.
⑥Ibid.p.50.
⑦Michael Roskin and Nicholas Berry,IR-The New Wor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5.
⑧The 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3.
⑨W.A.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Manchester School,1954.需要指出的是，阿瑟·路维斯爵士(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不完全是这一提法的首创者。在他的“无穷劳动力供应”理论产生许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有过关于“失业的劳动力大军”的说法。
⑩Kwame Nkrumah,Africa Must Unite,UK:PANAF,1998.
(11)Reginal Green and Ann Seidman,The Economics of Pan-Africanism-Unity or Poverty,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7.
(12)Ibbo Mandaza( ed.) ,Pan-Africanism and Integration in Africa,Zimbabwe:SAPES,2002.
(13)本文作者也是加纳服务行业一家小企业的合伙人，在此愿给读者讲一个亲历的事情：2004年9月初，我们这家小企业想从阿克拉最大银行中的一家贷款购买一辆马上出售的公共汽车。尽管提出的贷款数额不大，而且我们中的一个合伙人还是这家银行的老顾客，他提供的担保资产早已超过贷款额，但我们企业直到2005年1月(即4个月后)也未能得到贷款。在此期间，公共汽车的主人只好把车卖给了别人。我们企业也不得不等待下一次机会。缺乏一种可行的金融手段，尤其是能给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系统，是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但奇怪的是，这一问题较少引起关注。
(14)See Jim Yardley and Joseph Kahn," China' s Great Divide:Rural Poor and Urban Rich," New York Times,Dec.18 through Dec.23,2004.
(15)See For a study of various democratization outcomes in sub-Saharan Africa,see Jean-Germain Gros( editor)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frica-Coping with Uncertaint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