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诗歌论文,七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万历初期，后七子派呈现中兴局面，以江南诗人为主体的诗派群体规模空前膨胀，成员新老更替变化显著，汪道昆为首的新安诗群与末五子屠隆、李维桢、胡应麟、赵用贤、魏允中构成其两大新人群体。王世贞、汪道昆并称文坛“两司马”，共执诗盟，李维桢继而为诗派中坚。在晚明时代思潮影响和群体结构变化作用下，诗派发生了界内新变：王世贞由于晚年学道逃禅，开始疏冷笔砚，推崇诗歌“性灵”，诗风冲淡平易，近体律绝多透发逸趣，文学批评态度趋于兼容并包；新安诗群的形成与徽州“商而士”世风及汪道昆的推毂关联密切，这个由山人布衣和“商而士”家庭出身的诗人为主的后七子派分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赵用贤提出“师心独运”和“发抒性灵之所独得”的诗歌观点，而其文坛影响主要还是由政治家身份所决定的；屠隆早期提出“自适己性”和“诗由性情而生”的诗观，晚年尤其喜爱以“性灵”论诗，他和赵用贤的一些诗歌见解及创作称得上公安派的同声前奏；李维桢、胡应麟擅长论诗，李维桢诗坛影响更大一些，主张变师法古人格调为“古人之精神”，但是保守意味较浓重，创作成就不如屠隆。王世贞、汪道昆谢世，屠隆不愿标帜复古，李维桢无力挽回诗歌复古潮流的衰颓，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兴起基本上宣告了后七子派的终结。我们认为，称后七子派后期诗歌不如前期乃至堕为末流的观点，可谓轻视了其创新尝试，而片面称道后七子派的复古，主观割裂它与文学革新的关系，如《明诗别裁》选其诗但以唐人格调为准，表面上推重，实际上不无扭曲其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