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贪渎行为的文化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01)04-0033-04
一、等级的相互依赖心理
在古代，由于有奔腾不息的黄河哺育、肥沃富饶的黄土地以及适宜的气候，我国很早就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农业文明。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主要指幅员辽阔，处于半封闭性的大陆性地域之中，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周边都是弱小国家等），使我国国民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压力与向外扩展交流的动力，限制了生产工具的进步。如在我国的商代，青铜器已获得高度的发展，在生活艺术领域已大量使用，但农具依然主要是用木、石等制成，一直到诸候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才得到广泛应用。又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并没有带来我国生产力的进步和航海业的发达，而主要限于生活艺术领域的应用，这直接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向前发展。尤其是由于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之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和大一统的格局，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内无富足之忧，外无竞争压力，而有内乱之患。从而使我国古代的历朝皇帝在“安养”问题上，无不把“安”放在第一位。而小农经济的独立封闭性、分散性、凝固性、自然纯朴性，能满足民众的第一需要性，以及由其衍生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其在促进大中国的安定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国的历朝皇帝都对小农经济情有独钟。事实上，从秦朝以后，历代皇帝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样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长久地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未能向大农业与工业经济迈进。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分散性、经验特性，对土地的依赖而形成的凝固性，对天时地利的依赖而形成的不稳定性，使个人难于摆脱对家族的依赖，加上人类天然的情感，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密切地相互依赖地生活，乐土重迁。从而使民众养成深刻的家族整体意识和强烈的相互依赖心理，以及迷信“天”、“帝”，崇拜圣人、贤人、敬畏权力，服从王者、长者的习惯。
国土的辽阔、人口众多而分散，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使历代封建统治者无心也无力去加强政治完善管理，客观上迫切要求把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政治和社会管理范畴的职能，交付家族来承担，于是家国在古代中国社会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便从政治制度上，承认和推进了家族的等级的相互依赖。尤其是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充满了人为化随意性，缺少制度化法治化，造成社会弱肉强食，使民众的安全感缺少社会保障，只能到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中寻求安全感，或不得不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依附权势来获得安全感。在官场中，各级官吏更是“伴君如伴虎”，更需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和关系网来谋求自我保护和升官发财。这一切更加强化了家族的等级的相互依赖，并使家族性的相互依赖向其他社会关系延伸，而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集团性相互依赖。在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上产生的儒家文化，也正是讲求等级，推崇伦理和谐。这对我国国民的等级的相互依赖心理起着很强的教化作用，使等级的相互依赖不仅成为民众的深层心理需要，还普遍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
因此，相对西方平等的个人主义自我依赖，我国是个讲求等级相互依赖的伦理本位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崇尚相互提携，相互攀援，尤其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里面，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谓“苟富贵，勿相忘”，“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桃园三结义”，“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等，都形象生动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中人们强烈的相互依赖心理。这种强烈的相互依赖心理，虽然给我国人际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却使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关系轻法律，重人情轻制度，缺少理性精神；产生依附人格，权利意识淡薄，缺少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个体精神。这是我国难于走向法治，难于遏制腐败的根本的文化心理渊源。
归根结底，强烈的等级的相互依赖的家族或其他集团自成体系的伦理规范，必然挤占、渗透或排斥统一的社会准则和国家法律，必然导致人治而非法治，从而使得很多腐败分子在强有力的关系网的保护下逃脱法律的制裁，致使腐败难于遏制。
二、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
小农经济的经验特性，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特别重经验重历史的民族。血亲观念的等级系列化和强烈的地域观念，阻碍了国民的横向社会化进程，从而也孕育了国民强烈的纵向发展的历史心理。重经验重历史其实就是重视现实，只不过着眼点放在对过去历史的回顾、总结、反思上。重经验重历史使国民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现实实践，能为后人留下光彩的身影。人们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流芳百世”，而不是彼岸的极乐世界。小农经济使民众长期陷入“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繁忙和温饱之虞中，兼之小农经济本身具有简单重复性、封闭性、凝固性、分散性、不稳定性、实在性，既使民众视野狭小、眼光短浅，也使民众看不到广泛的社会协作和社会契约的必要性，从而变得狭隘而现实。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等级差序的相互依赖文化和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也必然强化民众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因为天下乃一人一姓之天下，与已无关，而家是自己的家，家乡是自己的家乡，亲不亲家乡人；命运难测、世途险恶又需要自己人相互依赖才有活路，这样使每个人都陷入小集团的相互依赖的现实生活中，而变得狭隘现实，尤其是社会主流文化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关于现实生活的哲学，是一种伦理体系和政治学体系，它非常重视经世致用，讲求伦理和谐，追求内圣外王，这对民众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有很强的教化作用。重现实，重实践使我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或者说我国的宗教是一种现实的宗教、实用的宗教。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从来都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或社会文化的主流，它们主要是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于世，外来宗教佛教后来也渐渐地演变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是很讲究实用的，是世界上唯一的讲究乐生长生的宗教。我国又是一个泛神的民族，众神无不是为了解决现实具体难题而创造的。因此，国民从内在上缺少对宗教的皈依。心理结构中缺少宗教的玄远与超越，这极大地助长了人们的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总而言之，我国民众有着较强的狭隘的实用功利传统。
因此，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较为重视私人关系，而相对轻视公德；重视目前利益而轻视长远利益；以在人际关系中的被认同与尊崇为最终归宿，较为计较得失赔赚，而一定程度上丧失是非感，相对缺少终极价值关怀；价值判断呈弹性，充满世故圆通；个性压抑忍字当头，遇矛盾纷争往往不是依据客观标准或法律去评判、处理，而是“以和为贵”，趋向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这也是中国难以走向法治，难以有力地遏制腐败的重要文化心理渊源。
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表现在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官民关系、同僚关系上，直接导致了官场的腐败。如表现为君臣间的“佣徒鬻买”关系，（中国从春秋战国以后，君臣关系主要不再是血缘关系而实在是一种“佣徒鬻买”关系）结果是“君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上下级关系基本上类似于此，这使封建官吏唯一的有效监督——来自君主和上级的监督松驰化。致使一些善于溜须拍马之人，得以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
最为可怕的是，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使一些人对官吏腐败行为的价值判断发生了严重畸型，善于利用权力为其亲友乡邻谋利益的，不仅被其乡邻亲友视为救星，且往往也能被周围社会所认同，被认为重情义够朋友，其本人往往也以救世主自居而洋洋自得，其贪污腐败的犯罪感、内疚感由此大大降低；相反，那些为官清正无私，没有贪财敛物福荫妻儿，没有扶助亲友的难免不被妻儿埋怨，往往会被亲友视为胆小怕事、窝囊无用、六亲不认，继而众叛亲离。这就构成了奇特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人们对社会上抽象的腐败之风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人们对具体的腐败分子又往往能认同理解，尤其对自己的亲友熟人的以权谋私更是称誉有加。通俗而言这就是一种“腐败臭豆腐现象”、“腐败酸葡萄现象”和“笑廉不笑贪现象”，对于“腐败”，很多人表面厌恶，心里欣羡；闻起来臭，口头骂臭，吃起来香；或他人腐败骂，自己有机会照腐败不误；一些廉洁自律的干部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戴，反而受到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而一些敢捞敢贪的人反而被推崇为能人。直至今天，我们社会上确实还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极大地助长了腐败。
另外，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往往又赋于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以一种道德含义，名曰：“礼尚往来”，“知恩不报非君子”，“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天经地义”。因此人们习惯于拿物质利益去交换自己的所需。这正是我国难以走向法治化的重要的心理原因，也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的文化心理渊源。
三、封建家长权威自居心理
根深蒂固的家族整体意识和强烈的等级的相互依赖心理，使中国古代的的政治伦理化，家国一体。在春秋之前，中国实行宗法制统治，君统和宗法结合在一起，家族集团内的大宗和小宗关系，也是国家政权中官吏的等级序列。各级家族组织构成国家的不同行政区域，各级家族首领同时也是诸候、大夫等国家行政官吏。春秋战国以后，在王族中，血缘关系中的主要少数长者、亲者、尊者，仍然直接是国家政权中的王者、尊者，但大多数的各级官吏基本上靠察举征辟或考任。而由于古代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分散，封建专制权力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广大农村，专制政权鞭长莫及，同时既懒得去直接管理也难以与当地的家族力量相抗衡，加上小农经济的简单性、小型化也不需要国家政权去组织和管理。所以，就直接依靠当地家族集团中的首领去充当国家政权中的基层代表。乡里组织自秦汉起，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的未期。各级官吏除了担负征徼赋税和征发徭役的职能外，主要就是扮演着保一方平安、主持公道、爱民如子等类似父母一样的角色。久而久之这必然形成政府的封建家长制性质，而儒家也正是把国看成是家的扩展，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犹如家长和子女的关系。所以在我国，习惯于把各级地方官称之为父母官，把被其官辖的民众称之为子民。“七品芝麻官”的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就是这种官吏角色、官民关系的典型写照。
因此，从古到今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都往往以封建家长权威自居，这助长了官员的特权意识和民众的长官迷信意识，而抑制了国民的平等、民主、法治等进步思想观念的萌芽发展，并直接使人们尤其是官吏的公私观念的错位和混乱。因为这种“家天下”、“私天下”的格局，父母官与子民的关系，使人们心目中的公，往往指的是君主、上级和家族或其他集团；而公的对立物就是私，凡是与公对立的仍为私，主要指反君、损害家族利益、集团利益，对上对官不敬，对老对长不尊等，使公丧失了社会公共的意义。这为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公私不分，把家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公正、国家利益之上，提供了合法化合理化的伦理动因。这正是某些官吏把公共权力演变为私人资源，公私不分，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的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
四、个人性成就动机偏低，社会性成就动机偏高
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小农经济、等级的相互依赖的文化背景和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必然造就出个人性成就欲低下，社会性成就欲偏高的民众。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而是由自己的社会背景大小、关系网的深浅来判断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凝固性、平均主义等，也使民众难于有广阔的视野以及强大的发展动力。而西方人的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转换后的新教人格里，本身就含有强烈的个人性成就欲因子，尤其是加尔文教新的天职观赋予个人极大的活力和进取精神，随后日益发展的个人主义，更加哺育了西方人的追求个人性成就的精神。有关的跨文化社会心理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民众的社会性成就欲远高于西方人，而个人性成就欲远低于西方人。“布衣而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富贵不归乡里，犹如锦衣夜行”等，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国人这种普遍的心态。所谓个人性成就动机，就是关于杰出标准，以及行为的施行与结果的评价，都取决于行为主体本身；而所谓社会性成就动机，就是关于杰出标准，以及行业的施行与结果的评价，都取决于那些有影响的人物、家庭、群体以及社会。美国心理学家麦克里兰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拥有高个人性成就欲的人越多，它就越容易兴旺发达。有关的社会调查结果，也佐证了麦克里兰的观点。这是因为，个人性成就欲强，会衍生出自主、进取、节制、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强、追求完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等人格特征，无疑这是促使个人成功与国家、组织的兴旺发达高度统一的重要的心理基础，同样也是一个领导为官清正、勤政为民的重要的心理基础；相反，社会性成就欲强，易导致依附、盲从和社会公德心、责任心、历史使命感的缺乏，以及是非感的丧失，也易衍生出强烈的狭隘的实用功利心理倾向。显而易见，这些个性特点易使个人成功与国家、组织的目标发生严重冲突，也同样易使一个领导滑向崇拜权势、爱慕虚荣、迷恋金钱、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的泥坑。可见，我国国民普遍的个人性成就动机偏低，社会性成就动机偏高，也是导致腐败产生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五、从众心理
强烈的家族性集团性的等级的相互依赖，使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凝固化、社会结构稳定化。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人际关系成为人们永远冲不破的无形巨网、紧紧地笼罩着每一个人。且这些关系主要是以血缘等天然情感为纽带，它带有自然、自觉的特点，使人们自觉地放弃自我服从整体、服从权威，求同弃异；其次，强烈的家族性集团性的等级的相互依赖，使国家法律难以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适宜的气候，促使整个国家的法律道德化和礼教的法律化，从而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系统的礼教社会。而礼教是一种从内制约人心，使人自觉地以家族、群体的行为规范、社会舆论为标准，来自我制约、自我校正自身的言行。这样，国人在非常复杂、系统的封建礼教社会中，只能战战兢兢地放弃自我追随大流；另外，几千年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也养成了民众强烈的权威崇拜心理、救星意识和服从习惯。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强烈的从众心理倾向。
从众心理在官场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贪官的示范效应。因此，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第一把手贪污腐败，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其他领导干部往往会纷纷效尤。“法不责众”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又使某些人获得一定的安全感而藐视法律，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
总结
21世纪我国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将涉及经济发展、体制创新、文化建设、人的塑造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人的素质，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但一般而言，社会心理成熟、人的素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而社会文化心理、人的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更为深远的。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反腐斗争中，制度创新是首要的，但从终极意义上来讲，制度建设就是文化建设和人的塑造。所以，保持文化的开放性，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地继承，积极主动地吸取其它文化有益的精神营养，建设现代化的民族文化、塑造现代化的个人才是根本，尤其要注意建设平等、民主、法治的人文环境，塑造自立、自尊、自信、自强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