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控制与张力文化——未来视野中的“李约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视野论文,未来论文,文化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李约瑟先生不自觉地运用了“从后思索”的方法，从现代科技视角出发进行历史比较，发现了东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反差，提出了一个具有未来意义的问题。对它的解读已经超出了科学界和科学史界的范围，而必须尝试从一个更高的视点来考察。否则，我们就将陷入无休止的学理性争论或某种情绪化状态不能自拔，这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甚至当下的工作都没有什么益处。
1 西方：张力文化中的科学与技术
“李约瑟问题”只有有现代中西比较这种全球意识的人，才能明确提出来。它实际上是用事后的眼光，把最具时代特征的科学从社会诸系统中划拨出来，单独凸显其具有整体性革命的意义。由于这种对问题的思索和分析“遵循着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1]因而是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所发明的“从后思索法”。有鉴于在500年前世界的诸多文明范型中只有西欧一地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并通过工业和社会革命完成了当代史的建构，因此解答这一问题的谜底恰恰不是在中国，也不在世界其他地方，而只能在欧洲，在于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解剖来折射其他社会的发展。因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正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来考察整个人类社会一样。对此，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方式，中国人大可不必闻变即惊，甚至妄自菲薄，自挫锐气。
(1)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特向化产物深深植根于西方社会具有高度移民性征的文化张力中 大略地说，在西欧，很少有哪一个国度的民族和人口是纯粹的“土著”，其文化更是多头来路、多元汇集、优胜劣汰。晚近的不说，单是古希腊的人口和文化，就带有强烈的移民特征。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已经指明，古希腊文化至少是古埃及文化与古巴比伦文化在当地汇集的产物（希腊就占领过埃及），如克里特岛的人口与文化就多来自古埃及。希腊早期的文化中心都不在本土，也充分地表明其文化起源是多元的[2]。特别是因为特定地理环境而具有海上优势的雅典，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外来的奴隶，使其较之其他地区（如就近的斯巴达）更有条件实行奴隶主民主制[3]。因此，这也是世界对西方的贡献（就像对今天的美国一样）和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是大家“帮”的忙。更不要说众所周知后来流传全罗马，并在此后西欧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本是古代希伯来宗教即古犹太教的变衍。在文化上，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后期的发展中，有一个希腊理性逐步让位于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但希腊理性经过希腊化时代以后便永难从欧洲的历史中抹除。即使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日子里，古希腊的哲学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书籍和思想也一直被人传颂着，尽管是以某种扭曲方式进行的。据说，那时的基督教思想家解答各种问题的主要依据有两个：《圣经》和希腊哲学[4]。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不过是这种状态的反动，是原本就存在于雅典城邦与耶路撒冷圣地之间的理性与启蒙、实证与信仰等二元文化，交叉汇集所形成的张力状态的消长和重新放大罢了。这样一种张力状况贯穿于纪元以来西方文化的全过程，成为其主线，而且至今未曾终止。今天所谓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仍不过是其精致化了的变种而已。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没有后来所说的一切，包括现在的科学技术。这是已为自组织演化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考证过了的。
(2)启蒙和革命是西方社会近代前期把信仰理性化的有力武器 以往，人们很少重视古希腊文化的中断对后来科学革命的意义，以为历史一帆风顺会更好，这是不对的；同时也很少看到《圣经》中有关亚当和夏娃失乐园故事的积极价值，因为它对此后的西方人特别是犹太人而言，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脐带的割断和与文化母体的分离，致使西方人后来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在走“还乡”路：信仰还乡和理性还乡。只不过这种还乡多了不少人间情味和世俗观念被融入，这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开辟了重要的精神通道。文艺复兴不过是理性还乡对于信仰还乡的一次超越。于是，诉诸当下理性、求助个体与社会感官的延伸，以完成某种“使命”，就成了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当然要求，致使科学技术化成为近代西方人带有全题性的思想倾向，而工业不过是这种生存的一种展开。可见，“失乐园”后的还乡努力使西方人的一切都变成了有牵引的目的性行为。从此，西方人就不再是普通的“西方”人，而成为一名坚定的“使徒”。就此，宗教及其末世学模型对于西方社会系统的非平衡演化，变相地发挥了奇异的“未来吸引子”的招引和规整作用，引领着人们往前走。尤其是后来所出现的古希腊传统的失而复得，更为这种还乡情结安上了理性的翅膀，大大促发了民众世界意识的提升。历史上犹太人之所以很有成就，就同这样一种意识不无关系。从宗教天国到世俗的乌托邦，也正是这种信仰被理性化的结果，就如同后来的商业把金钱变成上帝一样蛊惑人心、激发情愫。甚至连古板的黑格尔所构造的那套哲学模式，也不过是变着法儿重复同样的梦。这样一种努力必然会引发对现实的颠覆，于是革命（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便以完型转换的方式促成了信仰的理性化，同时成就了对于公理的求索。这种对救渡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寻，发展了西方原理性的科学和科学化了的技术，它们是西方社会的写征。可见，所谓实验、大学、工厂、城市、航海探险乃至科学技术本身等等貌似不同的事物，所昭示的不过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科学革命在技术革命之先，并作为知识基础最终将技术“工业体系化”的原因，同时，也相应地形成了西方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为典型特征的近代社会结构，由此大大繁荣了西方文化。
(3)精神家园和现实家园的丧失，使西方人比较地具有了与现代形态相近的国家观念 在西方，一般而言，国和家是不能混同、互相代替的，而且由于远离生活的故土，人们对于组织形式的要求就更加严格和工效化，而不是自然无为的那种惯习化。所以在古希腊，国家指城邦，在古罗马则指全体居民。这样，疆域意识、主权意识、民权意识等就都获得了发展，从而在后来开辟了一个布罗代尔所说的“地中海时代”。实际上是在当时条件下形成的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拟全球性的国际发展平台：各国之间有贸易与合作，也有摩擦和战争。由于商业的流通本性就是要突破疆界限制，因此欧洲经过几百年的洗礼，终于发展成现代水平的一批“世界国家”，科学技术不过是这一运动的一个当然的输出量和副产品，尽管它后来发挥了谁都意想不到的作用。但这至少说明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其自身之外。可见，从最初的国家意识经统一的市场意识到后来的世界意识（即他者社会的意识）的获得，比科技本身更重要，因为它使西方人在国家建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现代水准的社会操作，是作为集群的人的整体自我意识和文化境界的提高。
(4)由于有移民背景，多民族流转的西方不存在非以哪一族为尊不可的归属问题 既然古代西方民族都来自各方，彼此互不服气，谁也难当永久的霸主，那就只有走出各自狭隘的地域限制，寻求和服从所谓“公”理、“公”道，在相互制衡中来维护社会稳定（就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一样）。古罗马帝国曾经多么强大，竟也难逃瓦解的厄运，而且适得其反，经过中世纪千年的禁锢和苦闷这一冬眠期，古希腊文化如同一片春意盎然的冬小麦涂绿了西方世界的原野山冈。这便是卢梭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意象背景。它使得个体的个性也随着社会限制的松动而不断得到解放和张扬，有才干能创新的人就获得财富、地位和尊重。事实上，西方有史以来，一直在动荡和转折中求得革新。转折造成巨大的时空错位和落差，为社会的设计家、文化缔造者和人性的暴露与提升提供了广阔历史舞台，从而把人类理智对于自身的把捉和调理机能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冲荡转折的社会传统，就不可能在历史的“断裂处”兴起今天的科学技术[5]。用复杂性自组织发展观的话说，它是社会系统“组织发育”的结果。而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东方的中国，世界各文明区域皆不具备。
2 中国：原型控制中的技术与科学
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虽然比其他三大文明出现得略晚一些，却能独一无二地流传至今，保住了自己的文化薪火。这固然是件幸事，但有谁又能想到这本可骄人的“祖绩”竟成了今人的不幸。李约瑟之所以提出疑问，也正是基于此种反差。对此，人们提供了多种解释，有不少思路富于启发。从未来的观点看，中国社会成与败的总根还在于它是内生的原型演化式，而未曾走外援的交叉互动式的共性之路。当然，这样一条道路不是哪个人、哪些人随便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想走就能走，而是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虽然后来的发展也还是受了人为特别是文化的某些影响。
(1)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为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塑造了原型 这种观点曾经一度受到某些人质疑，但假如我们比照轴心期时代的印度文化，就会发现它在文化类型上更接近中国，而与希腊相去甚远。虽然我们和印度都能看出彼此间的巨大不同，但在西方人看来却相差无几，都属东亚类型。公平地说，地理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有不小作用的，特别是在人类还十分弱小，缺乏更多选择力的童年时代。比如，若是没有地理环境变化，地球上究竟能否出现人类，这本身就是一大问题。中国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简单地受制于地理环境，而在于因此形成了原型式的发展路线和文化取向，由此使得二千年来的社会进程一直徘徊在原型的阴影下，难于自拔和超越。中华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可说是推行原型文化取向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追求是在乱世中恢复周礼，并试图据此重归天下一统。孔子之选择因当时缺乏更多的参照虽可谅解，但却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从原生到重视原型或典型的仿制和摹写，三皇五帝不离口、尊老崇古向后看、厌分喜合讲血缘的面向过去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指归；在思想方法上亦讲究我注六经，不喜欢创新和求异，并使之成为一条准则；在社会生活中重伦理轻事理、伦理不从事理，经常家国不分，国不过是家的同形放大，成为家庭国家，始终处于君权国家状态[6]，就如中国古代套箱的自相似结构，基本没有私域和公域、个性和共性的差别。由于沿袭周以来的分封制而不设置长子继承权，财产被平均分给每个人，越分越少，虽说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有助于整体稳定，但也因此失去了个人聚敛财富形成集团和中心，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进行社会再造的机会，同时导致中国人步入了一向只患不均不患寡的心理误区。结果，人员被分散、板结在土地上按照自然规律作息，没有城市的组织化生活和自由信息的交流，生活永远是静水一潭，仿佛从来如此。在中国，农村一直是整个社会的中心（由于人口分散，实际等于没有中心，而且至今仍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到了20世纪初仍然被毛泽东慧眼辨识出来，并利用社会转型初激发的特殊利益矛盾掀起了一场农民风暴。这最能说明中国社会的自然衍生性。对此，侯外庐先生曾指出：“如果我们用‘家族、私产、国家’三个指标来做文明路径的说明，那么，‘古典的古代’是由家族而私产而国家，国家代替着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因而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则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7]。他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国民意识晚出”。这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原型控制的结果。而梁漱溟先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关于西方文化指向当下（向前去要求，以满足物欲），中国文化指向未来（对自己的意思变换持中）、印度文化指向过去（转身向后要求），从而高于西方文明、将成为文化重现的第二、三期的说法[8]，语虽惊人，恐不足信。同样，大名鼎鼎的普赖斯先生所给出的结论：“一旦时机成熟，也能产生出中国的开普勒、中国的牛顿、中国的爱因斯坦”[9]，无疑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其实，元明清的历史已明确地显示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其特定社会型式的容量内已接近了极限。
(2)中国社会的封闭自足强化了原型控制 坐落在东亚大陆板块上的中国，在古代既可说是一个国家，也可说是一个世界，人们在话语中就经常自号“天下”，皇帝则位尊“天子”。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远古，实质上这就是一个单独的世界，具有系统全体的某些特征。只是随着人类驾驭自然能力的提高，各种天堑阻隔被跨越，彼此间有了明确的边界划分，才更像一个国家，而且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对东亚大陆而言，由于这块版图特定的地理环境不允许有多个强大的国家存在（西部是高山大漠、东部是无边的海洋，陆海分立、大陆封闭，中部近乎平原，易攻难守，无法形成持久的武装分割），最后只能四海归一。结果，天下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任何异端都难容于当世。但文化的发展规律刚好与此相反，它是分则兴、合则衰。中国历史上文化活动频繁的几个时期如春秋战国、两晋或南北宋，甚至民国抗战年间，都是因为有了自由碰撞可以为文化发挥效力的多元空间存在。
此外，文化的繁荣与文人的个体创作亦有颇多相似之处。生活安定，文人就失去了创作的冲动，而社会一统，则文化必因缺乏探索主题和张扬的活力而萧素。就此可以说，它们都是以各自主体的不幸为代价的（因为只有穷才思变），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其文化的一部分崛起，既是制度矛盾的产物，也是对自身社会不幸的某种慰藉和补救。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人与自然处于天然的和谐关系中，因而这层需要不太强烈，不仅科学技术，连商业都不发达，社会甚至还贬抑排斥这些东西，政府更是重农抑商以求稳定（可见当时就意识到商贸流通的信息和扩散作用），从而使得科学技术不可能作为系统运行的独立要素得以凸显、涨落和跃迁。相反，假如在中国出现了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反倒是不正常的现象。对此，李约瑟先生也是深有觉察的[10]。他甚至考察到信用制度、科学管理方法和服务性设施这样一些不为我们国内学者所看重的基本商业条件[11]。
(3)原型演化凝定了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类型 中国社会原生自主的发展道路，使得文化观念和价值判断不用再过问其价值源就自然地成了一种有“根”的操作，并能够据此解释一切。所以，中国人讲礼（先民的法则），能守礼的人即圣人受到尊重，而能人则下之，其所操之术常被讥为“奇技淫巧 ”。说来外人可能不信，中国古代的教书匠主要并不是因为其知书，而是因为能明礼才受到敬重，故而被尊为“先生”。这样做的结果，自然维护了正统，但也限制了人们的感知扩张和思想开放，最终只能发展成一种原型化思维；又加没有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便性介入，自身的文化内核便越聚越强，终于形成硬体，使观念、思维、行动、社会结构成龙配置一体化，很像《易经》中的八卦，可以占卜一切，没有什么能够逃逸控制。此时，任何观念与思想的繁衍都只能是对它的注解或阐发，而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选择。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之所以被称作“革命”，也是因为发生了新与旧的观念和理论冲突。但西方毕竟因为有多个独立的国家，允许自由思想在权力的夹缝中适当流传，从而借助古代文化的强力反弹，并经意、荷、英、法、德、美等相继传递，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英国的生产力革命、法国的生产关系革命、德国的精神革命、美国的人权革命，才走到今天。中国是普天同“庆”，没有那样的外部条件，也没有让本身荷载独特价值观念，与内心求圣的道德认知不一致的精神化事物（科学理论）存活的内部条件。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阴性文化，中国社会只出产生理意义的男人而无文化上的男性（如没有史诗）[12]。中国古代的“原生科技”如同方块字一样，天然地依附于伦理化的黄土文明之中，没有独立的说明体系（中国古人对纯理论毫无兴趣），但却和谐而实用，并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原型科技”——“伦理”型科技（伦理天然具有原型化特点），即作为社会伦理意志配角的技术和技术化了的科学。在此，如果科学还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也至多是与元气论哲学融在一起作“自然哲学”，用于格物致“知（良知）”。最典型的如数学：西方有《几何原本》，讲命题，是论证式的，而中国的《九章算术》却只讲例题，是计算式（用）的。结果，西方先发展了几何，然后扩到其余，中国却只有代数。著名的圆周率虽是个几何常量，但在中国主要是算术成就。事实上，最初几何是比算术高一级的东西。由于技术本身的理论化在工序上要晚得多，更没有直接的价值荷载（直到今天有关堕胎、克隆人等才起世界争端），所以它能很快在中国生根并发展起来，于是才有了“四大发明”。但技术成果再多，却因为没有相应的可作支撑的系统理论，因而只能零散地停留在个体直接经验的层面，靠师传身带和悟性领会来存留，更加上没有市场机制和商业利润的刺激，最终无法形成系统的体系和生产力，所以中国古往今来一直是平缓地发展，有战争却无革命，仅有的几次变法也无一成功。由此形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按部就班、不思进取，甚至循环轮回的惰性心态。结果，我们竟能普及“往回看”的佛教，却不肯轻易接受“向前走”的基督教（景教）。就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存在自己的科学技术，但不是西方那种。这种科学技术由于不存在与社会在观念上的尖锐冲突，当然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革命”。所以，“李约瑟问题”并不在于真有多少可以推究的学理性，而在于它所触发的思考和铭感是深刻而痛切的，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今后发展的根本意义，恐怕要超过他那部穷毕生心力撰述的七卷巨著本身。
“李约瑟问题”还可能有许多等价形式和相近表述，如：中国近代何以不曾发生产业革命？“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中国怎能不进行航海探险和开拓殖民地？等等。李先生自己就提供过别一种说法和思路[13]。这些都可以遵循“从后思索”的方式，从特定的地理环境（如平均海拔过高）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特性及主导需要入手，用未来眼光给予某种必要的说明。
3 创新：原型转换与张力推进
封闭的外部环境和高度的原型控制，使中国极度有序，其丰富灿烂的文化瑰宝也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倘若没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或许仍不晓得山外有山、天上有天。然而，由于长期组织经验所导致的文化保守倾向，即便知道了外间的情况，也一时难以集体转过弯来。回想一下我们自近代以来文化引进中那些幼稚可笑的举动和争执，就知道先行者们自我超拔的艰辛。如将20世纪70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狂话，同世纪初的中西“体用”之争相比，便不难发现，二者虽趣味迥异，间隔半个多世纪，中间还插进了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特别是抗日战争），但在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上并无实质不同。就是我们当下的引经据典式的注解性文化比之又强多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中国人虽身在世界体系之中，而心仍在历史进程之外，尚未成为“世界”中国人。结果，只好被强行拉入全球化进程。而今，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度扩展，我们已被裹挟在世界整体革命的潮流中间，这也是历史给予中国这类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只能顺着世界潮流运转，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光荣的祖先只好坠为人类学考古的对象，不会比其他文明古国的命运更好。
(1)让中华“复兴”成为还乡的梦 “还乡”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主题，是他们勇往直前奔向未来愿景的一种目标牵引和内在动力。但中国古来宗教意识淡薄，虽有佛法东漫，其思维缜密程度和本体意识都很高，奈何释家主无尚空、虚化一切，与西教的属有主进情趣相左；又兼吾民守土重迁、苟富即安，不似日本列岛小国寡民整日忧思重重；更加未曾有过全民族迁徙流浪的悲楚，所以怎么也培养不出西方人的还乡欲求来，安敢侈谈精神还乡之因子。尽管我们也有过一段半殖民地的屈辱，但到1945年就“光复”了，1949年就“解放”了。结果，异族人入侵就像一场短促惊恐的仲夏夜之梦，至多给眠者增了一头雾水，时光稍逝，便飘入遗忘的风中，不过鼾声依旧。如今，又总觉形势一派大好，芝麻开花节节高，再说“复兴”，复兴什么？何况，中国在发展中虽遇到过不少挫折，但从古到今基本是平缓上浮，不见大起大落过，那种认为中华文明衰落的说法皆属无稽之谈，可见“复兴”说果有不准之处。但西方人在300年前扬鞭一跃，快速赶过去，毕竟揉碎了我们“世界第一”的甜梦，使大国天朝凸显迷惘倦怠之态，我等岂肯善罢甘休，而不忿忿地比试一番！所以，该把这种激愤之状叫“振兴”才对。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来自恃在大地中央，甚至自以为就是整个天下，如今虽不过百十年，竟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群莫名的“小国番邦”当面气指颐使，笑我如“夜郎”，始觉天下如此之大，很有虎落平阳之慨，故而殊为不平，怎不奢望雄风重振，傲视八极。
诚然，自我狂乱的万国来朝之梦早成笑柄，但发展总还是必须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发展莫说国泰民安，就连基本的国家主权和国格怕都难保。毕竟，时代已不是当初的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即“国家世界”，而进入了世界历史即“世界国家”时代。所以。我们的“还乡”不是什么收复圣地、据土为家，而是一种祈求民殷国富、光耀环宇的大国之梦。可这一点，没有奋发图强、高度发展，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为此，应在中西比较中让全体国民明白和强化这一点，使之上升为全民族的一种宗教般的英雄情感或情结，成为所有华人的凝聚力（这很像孔子为了推行礼制而美化西周一样），而不是顽固坚持狭隘低俗的“民族”情绪；同时，再制定相应的目标，辅以适切的发展策略，将这种还乡情结拧成拉动社会前进（“内需”）的未来中轴，重新焕发人们的崇高追求，激活其潜能。果如此，则以中华5000年一脉传承之深厚底蕴，集十几亿人团结奋斗之洪潮伟力，为拿破仑所忌惮的“睡狮”猛醒时刻，总将为期不远。
(2)从依附原型到创造新型 毫无疑义，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这不应成为大多数人依附原型的借口和理由。现在，人们都在谈论转型，转型就是要在发展模式上有所创新，最后开出新型。世界上没有公认的永恒不变永远正确的发展道路，有的只是不断超越，大胆创新的尝试和选择。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表现出其本来的非线性特征，并按照“客观”的轨迹运行。西欧的历史正是如此。没有那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使西方在历史发展中实现完型转换和整体跃迁，就没有近代科学。如果说古代的中国曾经因为有近乎世界“总体”的身份，不断克隆原型，走一条线性道路，多少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日之中国已明确地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强最兴盛的那部分，再重复毫无任何波澜，负熵流几乎为零的原型模式，无异于自绝后路。恰巧，鸦片战争之后随同西方列强一道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也是相对于印度佛教这种近域文化的远域文化，文化差异更大、冲力也更大。这样一种远缘杂交只要结合得好，该会在冲撞后有一场新的智慧大爆炸。当前，由于基督教文明的强行挤入，已经在中国内部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对峙的一种文化新格局，使中国人面临比汉唐时的古人和地中海时代的西方人更严峻的双重挑战。其中面撞非此即将亡国之“壁”的屈辱，让中国人很感被动和不平，但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客观压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走出原型，实行一种张力推进。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群雄并逐而促成并维持了百家争鸣的内部张力；汉唐之际儒佛各居一端，内外相峙，道家居中调停，最后佛教经过本土化，才在内忧外患的宋代出道入儒达成三教合流，迎来中华文化第二次繁荣并达到社会发展的顶峰。可见，文化、社会发展等等，都与自由有着直接的关联，它们本就是自由的某种彰显。如今，东西方文化风云际会，成为人类有史至今最大的遭遇战，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境况极其严峻激烈，没有无量的胸怀，开放更大的社会和思想空间，没有高超的操作技巧和长时间的磨合与阵痛，就很难完成创造新型的历史任务，搞不好还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事与愿违。对此可以预计，未来中华文化之重兴，必然定型于儒道释景四“教”合流的状态。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个不断自我脱壳的艰难旅程。为此，要特别注意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在科学理性的传播中完成基础文明与文化传统的改建和社会机制的重构。可惜，大多数国人至今未能认识这点，很多地区甚至无视外界的巨大变化，仍在自我比较中感觉良好。这极其不利于社会的根本发展，因而必须发动一场深层的社会革新运动，特别是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完成一种理性的设计和安排，使人们及早摆脱原型的控制，特别是运用使徒文化改造圣贤人格，尽快投入到创新的伟大洪流中，推动社会实现发展路向和模式的变革，从而进入新的发展境界。无独有偶（历史上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我们的近邻，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世界在近代前期亦曾一度鼎盛，甚至还充当了欧洲文明的二传手，可谓公德不匪。奈何其后来一直处于原型控制（特别是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之下，至今不肯正视现实，教派内部又矛盾重重，结果在科技和文明上“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因而发展的前景更不容乐观。看来，宗教意识在错误地发挥下情况会更糟。同样，近代科学的兴起及其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摆脱原型（最初是宗教控制）的过程。所以，我们作为后发展国家必须认真清醒地选择自己的道路。
(3)搭建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平台 如今，创新成了一个高频词被到处套用。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它的真正内涵，只不过与创造、发明、革新等进行了名词代换，连当初熊彼特的理解都没达到。其实，创新的最基本内涵是创造和发明成果的社会价值实现，有人叫“应用创新”以与技术创新相对，亦无不可。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体的技能和心理活动，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管理和文化过程，是“社会创新”或结构的优势转换。其主体和关键是组织及其运营，其对象是自主产权的知识和市场，其场所和背景是社会环境，因而具有很强的人文特性，甚至创新本身就是人文活动。也就是说创新作为一种社会的系统运作形式，是一项有很高条件要求的事物，不断创新就是自觉地以自组织的方式推动转折。它是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发展到跨越性阶段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整体效能提高的产物。人们将其实现的基础称作创新平台。为此，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大力营造基础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和社会人文环境，力图补上短缺，备足底气，准备迎接更大的竞争。问题是人家所短的我们更短，人家所缺的我们更缺，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内部就互相掣肘、没有效益。所以，我们的发展在取“长”的同时，更要补“短”，这是谋求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可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否则，只图眼前利益和一时快乐，好大喜功，人为制造业绩，则不仅劳民伤财，更不利于创新和发展。所以，要下大力气整治和理顺发展的社会环境，从个体素质、社会观念、企业模式到政府管理都来一次大革新，并有力有序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方式和文化环境，加快乡村社会城市化进程，进而优化社会的整体机能，而不要慌不择路，把目光单单盯在科学技术一件事情上，将其从“奇技淫巧”一下子变为救命稻草，甚至编造创新神话，企图一“创”就灵，结果不过是上演一“科”障目的闹剧，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
统观人类历史，任何文明都有一个兴盛和间歇期。东亚大陆的黄色文明由原型变殊型被挤到边缘，而让位于西欧的蓝色海洋文明，使其后来居上，由殊型变范型，这是历史交替进化的正常现象；同样，蓝色文明的基因也会退化（它本来就被迫中断过），不会永远昌盛，而必须让位于更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将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基础性矛盾初步得到解决、经过“黄”“蓝”有机融会的全球性绿色生态文明。对此，要有充分的未来意识和眼光，从优势视点出发，积极抢占未来世界的制高点，实现高点操作，规划和引导伟大民族的发展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主动自觉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把对往古的热情投向未来，从中寻找机会、谋求优势。因为正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其中的全球化运动，使中国由“整体”沦为部分、由“世界”沦为“异邦”，这不仅是中国也是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天命。同时，全球化作为后发国家转型的催化剂和孵化器，是任何民族与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世界性主题，不为其用必为其制。因此，讨论科学技术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根本不应也无法回避全球化，特别是已不满足作为“部分”，而正在谋求全球扩张的西方文化，更要好好研究充分吸收。人间文化厚积薄发，谁吸收别人的快，谁就发展得好，就更显健康。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简单重复他们走过的路，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文化和发展的世界性或世界化并不就是西方化，而是人类共性（人性）的实现。我们应当牢记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谁真正成为“全体”，今后也永不可能。任何这种野心和企图最终都将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它不仅违背了人性，也违反了系统运行的复杂性原理。正因此，我们还要特别注意防犯西方国家发展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力争少走弯路，因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可见，学会运用超前思维勇敢地把目光投向未来，高瞻远瞩，自觉地保持与异文化间的必要张力，大胆改革我们的社会基础，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新生事物，让科学技术按照自性自主发展[15]，并为其成长搭建广阔自主的创新发展平台，特别是升华“五四”精神，努力按照科学的品性和规制积极改造社会[16]，将民族振兴同创建新文化的世界潮流有机融会起来，激发起全民族旺盛的创造活力，可能是“李约瑟问题”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之一。或许只有如此，到某一不很遥远的时刻，该“问题”将不得不由后人改写，并有了相反的涵义。我们真诚地祈盼着。
（本文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国际会议〈北京，2002.4.10-13〉的论文的修改稿）
收稿日期：200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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