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稿论文,菊磵集原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6－0134－11
在《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中，有人寻出南宋王晞《林湖遗稿序》，序中有“该二十四品”一句，惹人注意。束景南先生撰《王晞＜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辨伪》（载《中国诗学》第五辑第45－47页。以下简称“束文”），经束先生论证，判断王晞《序》为伪托之作。我读“束文”，觉得所举证据多有不实，伪托之作的判断不可靠。特就来历相同的《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加以考释，聊表愚见。
上篇
一、《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的来历
为便于说明问题，交代一下《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的来历是必要的。《四库全书》集部四收录南宋人高翥《菊磵集》。此集前有元人姚燧撰于元贞元年(1295)的《菊磵集原序》，原序后又有高氏后裔清康熙间高士奇的《后序》。《后序》曰：
菊磵……淳祐元年(1241)卒于湖上，年七十有二，葬葛岭谈家山。……余十四岁从先君子归姚江……自是住深柳读书堂者两月。堂为先曾祖讲学之所。……高氏家祠在堂之西偏，规模弘敞，堂室门庑毕具，族人子弟肄业其中。堂后楼五楹，藏当年诰勅书籍，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缺略不全。询诸父老，云自明嘉靖间遭倭寇焚掠，散失殆尽，亦无从得其遗本补辑之。若节推（高远）、县尉（高迈）之诗，仅存数首。又有质斋、遁翁，谱失其名，诗亦清逈。余恐残板久复漶漫，洗而录之。顷在都门，从御史大夫徐公（徐乾
学）所藏宋板书籍中，得“菊磵诗”一百有九首，合向之所录三十二首，又于他集中得十三首。顷同年朱竹垞从宋刻《江湖集》中搜示四十七首，统计重出者十二首，前后凡五七言近体诗一百八十九首。窃念先贤遗稿忍使湮没不传，遂併南仲（高鹏飞）、节推、县尉之诗同付剞劂，而附质斋、遁翁诗
于卷尾。
高士奇这段叙述的核心在于“堂后楼五楹，藏当年诰勅书籍，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缺略不全”几句。我们要考查的问题，这几句已点出了题目：《菊磵集》可是真的？“南仲诗”——《林湖遗稿》可信吗？“姚承旨原序”（即姚燧《菊磵集序》）是真的吗？“王学录原序”（即王晞《林湖遗稿序》）是真的吗？
为什么有些疑问？问题在于“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的录存者、刊布者皆是晚生数百年的高士奇一人，旁证较少；他的叙述可靠与否，值得逐项考查。待考查后自然会得出结论。
二、今见的《菊磵集》，确为高翥所作
关于高翥的生平，在元人姚燧《菊磵集原序》、清人高士奇《菊磵集后序》中有记载，《四库提要》从而有简要说明。《提要》曰：
《菊磵》一卷，宋高翥撰。翥字九万，号菊磵，余姚人，孝宗时游士也。
所谓“游士”，姚氏《原序》曰：
讳翥，号菊磵，世居越之余姚；少颖拔不羁，抗志厉节，好读奇书，厌科举学……隐居教授，师道尊严……萧然游憩，操觚咏歌。凡所交皆硕士。既而游钱塘，越金陵，浮洞庭、彭蠡……耄年耽西湖之胜……遂卒于寓舍，葬杭之葛岭谈家山。
高翥的具体生卒年代，高士奇《后序》曰：
淳祐元年(1241)卒于湖上，年七十有二。
据此可知：高翥生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
今见的《菊磵集》存“五七言诗一百八十九首”（见《四库》本）。这“一百八十九首”诗是怎样搜求、编辑成书的，上引高士奇《后序》已经说明，不赘。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徐乾学、朱彝尊两位当时有声名的学者曾从旁协助高士奇搜寻“菊磵诗”，足见徐、朱两位是《菊磵集》成书的知情人。又，高士奇撰《后序》时，徐、朱两位都健在，这表明高士奇不敢牵扯徐、朱两位来作伪骗人。因此我认为，今存的高翥《菊磵集》，虽是经后人之手辑录而成的，但所录来自宋本、元抄本（即姚序所说的“家传”本），可信。
还有一点旁证。姚《序》说，高翥的侄儿高鹏飞，痛惜高翥叔父“文墨外遗，十亡八九，残编缀之，断简拾之，仅存百七十章，成集而家传焉。今曾孙师鲁者持其集属予序……于是书其要于卷首。”姚《序》中所记的“一百七十章（首）”，与高士奇所录存的“一百八十九首”这两个数字，共同证明一个问题：从元高师鲁到清高士奇，搜寻高翥诗，搜来搜去，两种本子数字极其相近。这也从旁证明今见本《菊磵集》是可信的，而不是高士奇伪造的。
三、“南仲诗稿”—《林湖遗稿》，仅存十九首
据宋·王晞《林湖遗稿序》、元·姚燧《菊磵集原序》、清·高士奇《后序》记载：高鹏飞，字南仲，南宋光宗“绍熙壬子，治《诗》领乡荐，其后屡屈廷试，遂弃仕进，隐居林湖，日与士大夫讲明正学”（“正学”指“理学”—笔者），并以吟咏自娱。曾为族叔高翥辑录散失诗稿，“成集而家传焉”。由此可知他有重视家族先贤遗稿的美德。在今见的《菊磵集》中，有《喜南仲侄来》一律，诗曰：
自从清晓到黄昏，间坐间眠深闭门。犹子雨中来息担，老夫灯下起开樽。
故山坟墓何人守，旧宅园亭几处存？问答恍然如隔世，若非沉醉定消魂。
这首诗反映了他们叔侄之间的亲情，也透露了他两人年龄差距不太大，否则为叔的不必“灯下起开樽”以示款待；为侄的已能主持家务、关注家族，这才能与叔父对饮答问。为叔的自称“老夫”而为侄的尚可“雨中来息担”，暗示叔侄都在壮年，不过叔叔年长几岁罢了。
高翥此诗作于何年，无可考。
“束文”说：“绍熙壬子，高翥方二十三岁，时高鹏飞领乡荐，当亦二十来岁，同高翥年龄相差不多，这同高翥在高鹏飞面前自称‘老夫’相矛盾。”—请容我问一句：凭什么判定高翥此诗作于绍熙壬子(1192年)？高翥已是壮年，在侄儿面前称“老夫”，有何不妥？欧阳修虚龄三十九便称“醉翁”，你没奈何吧？应该说，所谓“相矛盾”的大前提是束先生强加的。
高鹏飞诗，今存十八题，计十九首，附录在《菊磵集》后。在“高鹏飞”名下，注《林湖遗稿》。显然，这“注”是编辑者加的。
这十九首诗，就题材看，不外“湖上”、“咏梅”、“晚兴”、“游鄞江”、“深夜风雨怀故人”之类，表明其作者安于生活在“林湖”（地在余姚西境），偶尔到过“鄞江”（今宁波境南），生活圈子较狭小。从诗的抒情角度看，“最喜今朝雨，川原足暮耕”（《窗轩》）、“对人不敢语，仰面数归禽”（《孤呤》）、“原草正肥黄犊饱，汀苹未老白鸥间”（《文亭渡阻风》）、“松荫满迳归来晚，醉看岩花笑白头”（《晚兴》）等，显示一点村夫子的闲情逸趣。王晞在《序》中夸高鹏飞诗“脱弃凡近”、“绝无蔬笋气味”，似是溢美之辞。
高氏后裔，如高师鲁、高士奇有意录存先贤遗稿，可借此宣扬诗书门第，人们可以理解。如果从文学史角度看，这十九首诗何足道哉。
高鹏飞的十九首诗，是由高士奇录存、刊布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怀疑这十九首诗是托名高鹏飞的伪作，我就不再饶舌了。
四、姚燧《菊磵集序》疑点可解
高士奇在《后序》中说：他见过“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曾见过“旧刻”？没有，我们只好听之而已。
今传本《丛书集成·牧庵集》（即姚燧的诗文集）中不见《菊（同磵）集序》，这是否意味着所谓“姚承旨原序”是伪托之作？我以为这不足以断定姚《序》是假的，因为《牧庵集》乃是后人缀辑成书的，多残缺。《四库提要》指出：
刘昌辑《中州文集》，所选（姚）燧诗，较《元文类》多数首，文则无出《（元）文类》之外。（刘）昌跋称《牧庵集》五十卷，今所得乃录本，多残缺，视刻本仅十之二。
显然，我们不能根据残缺本一口断定姚燧《菊磵集原序》是假的。
我认为姚燧《菊磵集序》可信，依据有三：
甲、姚《序》明确交待此《序》是应高翥的曾孙高师鲁的请求写的，又说：“予与高氏斯文久契，序可得而辞乎？”这也侧面表明：写此序，出于人情酬应而已。《序》末写明“元贞元年春三月”，是年姚燧五十八岁（见《牧庵集·附录＜年谱＞》）。又，高翥卒年为淳祐元年，享年七十二。按通常二十五岁左右有下一代计算，元贞年时，高师鲁年在五十左右。姚《序》提及高师鲁以长者口气出之，乃是当然的。
乙、姚《序》末署衔“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与刘致所撰姚燧《年谱》记录基本相符。《年谱》曰：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先生五十七岁
……书遗直省舍人札哈勒台，以朝请大夫翰林学士召，与高道凝同赴。
元贞元年乙未
先生五十八岁
与道凝同修《世皇实录》。
附白两点：一是我之所谓“基本相符”指元贞元年姚氏已有“翰林学士”衔，而此衔后加“承旨”二字则后几年的事。不过我以为《原序》原是手抄稿，在传抄中加了“承旨”二字。在传世旧籍中，这类事何止一端！二是《元史·姚燧传》中提及“侍读高道凝”，《牧庵集》诗词标题中亦提及“高侍读”。这位“高侍读”与余姚高氏家族有无关系，待考。
丙、姚《序》叙高翥生平、家世较具体，这是根据高翥的后裔提供情况（或材料）才能如此。这也表明姚《序》的可信性。
以上四部分，算是“上篇”，所论无对立面，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下文将讨论王晞《林湖遗稿序》的真伪问题，因有判定王晞《序》为伪托的意见在先，因而行文不得不从对立面说起，标为“下篇”。
下篇
一、关于高鹏飞“领乡荐”问题的讨论
“束文”说：
《序》称“绍熙壬子领乡荐”亦不实。康熙、乾隆、光绪诸《余姚县志》“选举表”中，载有各年乡贡之人，而于绍熙壬子之下，独无高鹏飞，可见均不信《序》中之说。
上引一条，看来好似举出了否定王晞《序》的有力证据，实际乃是对“领乡荐”与“乡贡”理解有差误。请看史实，《宋史·选举一》：
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初，礼部贡举， 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 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
景德四年……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 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诸州解试额多而中者少，则不 必足额。……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 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 听习一经。
又《宋史·选举二》曰：
绍兴元年，当祀明堂，复诏诸道类试。
这里，先解释几个词语：
“领乡荐”—领，受也；“领乡荐”，即士子受到了州县的推荐去应试（省试）。
“乡贡”—由州县荐举，经省试合格者称乡贡。
“取解”—解，送也。“秋取解”，即秋季各州向礼部上报选拔乡贡名单。
“类试”—乃“类省试”的简称。宋周密《齐东野语·二李省试》条：“李壁季章、埴季永，同登庚戌科，已酉赴类省试。”可知“类试”是宋代考试的名目之一。
现在，再说明高鹏飞“绍熙壬子，治《诗》领乡荐，其后屡屈廷试”的问题，同时说清“束文”对“领乡荐”的误解。
高鹏飞于“绍熙壬子”受到州县的荐举，理由是他“治《诗》”符合当时规定的“听习一经”条例；但他在类省试中不合格，当然没有“乡贡”头衔，后世修《余姚县志》也当然不列他的姓名。请看，宋·徐铉《稽神录·赵瑜》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又，生当宋元之际的方回，有《滕元秀诗集序》，曰：“绍兴二十九年已卯，以《书经》领乡荐，屡上南宫，不第。”这都可以视为高鹏飞“屡屈廷试”的先例。“绍熙壬子”与“其后”相呼应，表明屡遇廷试之年，高鹏飞皆屈不能伸—参加廷试而不第。
我检阅了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九《选举表》，所列高氏家族的，在“乡贡”栏中有“宣和五年癸卯，高选”（原注：“康熙志题‘乡举’、乾隆志题‘举人’”）；“绍兴十八年戊辰，高选”（原注：王佐榜，武当军节推）；“隆兴元年，高翥”（原注：累征不起）。又，《余姚县志·选举表》乡贡栏自绍熙元年庚戌(1190)至绍定五年壬辰(1232 )，历时42年，期间只有“开禧元年乙丑”(1205)有“赵彦（悈）”一人，其余全为空白。“束文”所谓“于绍熙壬子之下，独无高鹏飞”，流露出耸人听闻的神情。何必呢？
二、王晞《序》末那样署名，可疑吗
“王学录原序”末，署曰：“时嘉泰甲子秋九月望后三日国子监学录致仕王晞平父序。”这就是关于王晞的直接资料。又，《宋会要辑稿》第一五三册《食货》六二记载：“（乾道）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前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王晞言：乞依行在省仓监官体例、任满推赏。户部下司农寺指定：欲依绍兴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降指挥，比附行在省仓监官体例，与减二年磨勘推赏施行。从之。”（中华版第5979页。又同书《食货》五四所载，与引文全同，只“王晞”误作“王晞”，见第5742页）但“仓监官”王晞是不是“学录”王晞，待考。
现在，我们来考查“王学录原序”的署名：
“嘉泰甲子”即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
“国子监学录”，官衔。《宋史·职官五》曰：“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以试补中者充外舍。斋长、学谕，月书具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呈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学正，次博士，然后考于长贰。岁终校定，具注于籍，以俟复试。”
“学录”主管什么？《宋史·职官五》曰：“职事学录五人，掌与正（学正）录（学录）通掌学规。”
“学录”为几品官？《宋史·职官八》曰：“国子太学正（学正）录（学录），武学谕，律学正……为正九品。”
据上述，可知王晞是个国子监里的教辅工作人员，位九品，相当于今时的正科级干部。
“致仕”在宋代有规定，《宋史·职官十》：“咸平五年，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王晞末称“致仕”，表明他在嘉泰四年时(1204)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
“王晞平父”：表明王晞字平父（“父”通“甫”，男子之美称也）。
王晞《序》末署名，未提乡贯，我们也难于考查。我曾因《序》中“集诗数百以示予，而请予序以遗子孙”句，揣度王晞与高鹏飞乡贯有关，于是遍查南宋时绍兴府所辖八县（会稽、山阴、嵊、诸暨、余姚、上虞、萧山、新昌）旧志，也不见“王晞”的名字。我们无法断定他的籍贯。
王晞《序》那样署名，有什么破绽吗？我以为所署官衔、名字，皆符合当时文人作序作记署名的常情。这只要翻阅多产作家苏轼、陆游的诗文集，便可取证。
然而，“束文”说：王晞是“王氏中有声望者”；王晞）《序》末那样署名，“宋人亦无此用法”。恕我直言，这是夸张失实的判断。王晞，九品微官，算不上有声望，此乃事实，不必多说。至于署名“宋人亦无此用法”，那就让我举几个实例以见问题的真相。试就陆游《渭南文集》举例：
甲、《云安集序》，文末曰：“且属通判州事承议郎山阴陆某为序。（乾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序。”
乙、《范待制诗集序》，文末署“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山阴陆某序。”
丙、《王侍御生祠记》，文末署“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议郎通判军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陆某记。”
丁、《铜壶阁记》，文末署“（淳熙）四年四月乙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陆某记。”
按：上列类似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宋人亦无此用法”的判断站不住脚。附带说一下：宋人为他人写序作记，署名带官衔与否，视情况而定，权衡在于作者，别人不能硬性规定。
三、王佐与《赠王佐时思庵》诗，全不相干
“束文”中，有这样一段考证，令人惊诧。文曰：
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尚书王公佐墓志铭》云：“公（王佐）娶同郡高氏，早卒。”《林湖遗稿》中亦有《赠王佐时思庵》诗。据此，疑王晞与王佐为同宗同辈人，可见高王二家关系甚密，载之二家宗谱，故高氏后裔冒用王氏中有声望者作序以相鼓吹也。
按：这段考证的要害在于把“王佐”和“王佐时”视为一人，更进而把“王佐”和高鹏飞、王晞联系起来。这种张冠李戴的考证，怎不令人惊诧！容我申述如下：
(1)人们读《尚书王公佐墓志铭》，不应忘记“惟公讳佐，字宣子，会稽山阴人。”他没有“时思庵”这个雅字。又根据古人名字连署的习惯，《赠王佐时思庵》的受赠者姓名“王佐时”字“思庵”。此乃常识，不赘。
(2)据《尚书王公佐墓志铭》，王佐于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亦即三十四、三十五岁时，官“起居郎，遇事直前献纳”，“除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权户部侍郎。”淳熙六年，王佐五十四岁，因平乱有功，“徒公知扬州、平江，遂知临安府”，是宋孝宗所依靠的重臣。如果说，《赠王佐时思庵》诗受赠者是王佐，而作者是“绍熙壬子，以治《诗》领乡荐”的青年举子高鹏飞，竟敢在诗题中对王佐直呼其名，岂非怪事！可以断言，这是社会礼俗不容许的。
(3)王佐生于靖康元年(1126)，卒于绍熙二年(1191)，享年六十六。这有陆游《尚书王公佐墓志铭》可据。而高鹏飞《赠王佐时思庵》诗，如果作于绍熙壬子(1192)，则王佐已死一年，怎会有诗相赠？如果把高鹏飞作赠诗之年向上推移，则越暴露对王佐直呼其名的荒唐性。
归总两句话：王佐不是王佐时，明乎此自然不会有如此荒唐事。
(4)“疑王晞与王佐为同宗同辈人”。请问，靠“疑”来判断问题行不行？我以为，猜测的事不经证实，是不能肯定的。王佐“娶同郡高氏”是事实，但不能凭这点事实作为大约六十年后王晞为高鹏飞诗稿作《序》的证明。何况王晞与高鹏飞是不是“同郡”还得不到证实。
四、凭空揣测的提问
“束文”中有这样一段提问：
奇怪的是，宋以来历经战乱焚掠，质斋、遁翁、高翥、高鹏飞的诗稿十亡八九，高士奇说高氏家祠藏的《菊磵集》已只有三十二首，质斋、遁翁诗仅存二三首，而何以独姚燧、王（同晞）二序能完好一直留存下来？
请注意，这段因为“奇怪”而产生的提问，其依据摘自高士奇《后序》，不过两者意图恰恰相反。《后序》叙亲见亲闻，目的在于使人相信；而“束文”提问，只是凭空揣测，目的在于使人生疑，进而否定“姚燧、王晞二序”的存在。读者在“可信”与“生疑”之间，不得不加以辨别。我的辨别如下：
(1)《菊磵集》抄存“旧刻”残遗三十二首，后经徐乾学、朱彝尊帮助成书，可信。
(2)《林湖遗稿》只剩十九首小诗，附录在《菊磵集》后，此乃余姚高氏家传抄本，我们凭什么生疑而否定其存在？
(3)“束文”提问的潜在大前提不真实。请看，高士奇《后序》说，高氏家词藏书，“自嘉靖间遭倭寇焚掠，散失殆尽”—殆，几乎也。“殆尽”即有少量还存在。而“束文”暗暗认定“姚燧、王晞二序”“历经战乱焚掠”而被焚或只剩残稿，从而提出疑问。显然，这提问的大前提，无实据，不可信。相反，高士奇说，据“旧刻”残余，录存了“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我们仅凭张冠李戴、误解史实的考证加以否定，斥之为“伪”，行吗？照我看，不行。
“束文”为什么提出奇怪的提问？让我一语道破，只因王晞《序》中有“该二十四品”一句触犯了他的主观愿望，于是撰文斥王晞《序》为伪托，姚《序》跟着遭殃。
五，对王《序》评高诗的失常“理解”
王晞《林湖遗稿序》评高鹏飞诗曰：
予阅南仲诗，词体浑厚，风调清深，脱弃凡近。……其始其终，绝无蔬笋气味，无斧凿痕迹，可见其能参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得藻丽之妙，诚能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非浅陋粗疏者所能窃也。
“束文”就上引王《序》评语大加训斥而有失常的判断，文曰：
此说荒谬绝伦，令人笑倒。……如此不可能之大话，唯有出自无知之高氏后裔吹捧高氏先贤之口，才可理解。作序者之对“二十四品”等诗说如此之一无所知，也只能证明此说是出自无知之高氏后裔盲目抄袭搬用他人之说。
面对以上两条资料，我这么思忖：
(1)王《序》为高诗吹嘘，夸张太过，是可以理解的。应人之请为之作序，因而吹捧几句，虽在大家，亦所难免，如杨万里于嘉泰元年撰《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说：“《训蒙》之编，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乎晚唐之味矣！”杨万里对《训蒙》读物不得不如此吹捧，王晞对“南仲诗”吹捧几句，何必大惊小怪。应该说，这也属于人之常情。
(2)说王《序》吹捧高诗，有“搬用他人之说”的缺点，这只表明作序人诗论水平问题。试检旧籍，可知王《序》搬弄的是唐人李峤《评诗格》、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及流行于宋的作诗讲究“字、句、意、趣”的所谓“四则”（或称“四体”。参见陆文圭《跋陈元复诗稿》）。我以为，这正反映“王学录”的诗学水平，不足为怪。
(3)我所大惑不解的是：这篇被判为“荒谬”的序文，束先生凭什么能断定它不是王晞之作，而是“出自无知之高氏后裔之口”？
“束文”曾说南宋王佐“娶同郡高氏”，并进而经数百年演变，而有“高氏后裔冒用王氏中有声望者作序以相鼓吹”的事—这只是凭空揣测，算是“大胆假设”吧，那也应该“小心求证”嘛。“证”在哪里？“束文”未作任何明确交代。因此我不得不说：训斥“无知之高氏后裔”，姿态虽高，却不是证据。
顺带说一点：我为高士奇庆幸，他是著名的多见异书的学者，是“高氏后裔”，当不在“无知”之列。他不视“王学录原序”为“荒谬绝伦”，故录存之。岂料这篇序却成了今日某几个论者的眼中钉。
六、结束语
下篇所述五部分，指明“束文”多处论证失误，而其失误的总根源，我以为在于他对“陈汪的考证，我以为证据确凿”，从风跟进。请看，“束文”说：
陈尚君教授与汪涌豪博士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中，提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不是晚唐司空图，可能是明代景泰年间嘉禾（今浙江嘉兴）人怀悦。在怀悦的一部专论作诗与观诗之法的《诗家一指》中，有一部分名为《二十四品》，不仅与《二十四诗品》品名相同，而且每品韵文也相符，由此推断今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出于《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部分，是明末人将其取出，伪题为司空图之名行于世。陈汪的考证我以为证据确凿。
于是束先生接到陈尚君教授寄给的《林湖遗稿序》后，加以考证，考出：
这篇伪王晞《林湖遗稿序》的“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是抄袭了怀悦《诗家一指》的“明十科，达四则，该二十四品”。
听束生先的口气，原来“可能是”的问题，经他一考，便正式证成“《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明代景泰年间嘉禾人怀悦”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张健先生觅得元人托名虞集撰的《虞侍书诗法》，其中录有《二十四品》，也有“由此可以明十科，达四则，读（该）二十四品，观之不已，而至于道”云云。这便有力地推翻了“《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明代景泰年间嘉禾人怀悦”这一新论。当然，这也推翻了“束文”的根本论点、论证。
又是张健先生，觅得刻于明“成化二年岁次丙戌”、署名“嘉禾怀悦用和编集”的《诗家一指》。怀悦在《书＜诗家一指＞后》中说：
余生酷好吟咏，然学而未能。……一旦偶获是编……日阅数四，稍觉有进。今不敢匿，命工绣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庶亦吟社中之一助耳。
这是铁证，证明：一是怀悦花钱刻印前代留下的《诗家一指》，他也是这书的推销者；二是他老实地自称“编集”。“编集”不等于“作者”，这不用多说。
最后，我想说一下，《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是真是伪，还可以讨论；我的《考释》是不是一偏之见，听候方家裁判。不过，我认为“束文”所论无实据，站不住脚，则是无疑的。
庚辰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