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国家、民族与语言
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它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这是功能主义语言观的理论基础；它是思维最重要的载体，与人的思维功能和机制密不可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大都通过语言的媒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语言制约，这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立论前提；同时，它又是人们所属群体最重要的认同标记之一，在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起着区别异同的作用。西文barbarian“野蛮人”，古义是“外（族／国／乡）人”，其原始印欧语词根是*barbar，意思是“听不懂的语言”。改换成我们古书中的一句老话，就是“非我族类，其声必异”。语言的这种族群属性标记功能使它成为人们身份和认同的重要辨识与表现手段，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在国际社会中，语言往往又是民族和国家的标记，承载了厚重的象征意义。在有选择的前提下，哪个具体场合使用哪种语言，往往折射出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过去如此，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更是如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美两大政治集团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P.Huntington)发表《文明的冲突？》(1993)一文，认为苏联解体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世界上的主要对立、竞争、冲突乃至于战争，主要是在政治集团之间进行，以国家(state)为基本单位，而在此之后，则主要会在民族(nation/ethnic group)和一些大的文明之间进行。国家是地理和政治组织单位，比较容易辨识和界定，而民族的概念涉及种族、宗教、语言、历史和文化，情况要复杂得多（参见Anderson 1991; Smith1991）。这种复杂性在相关词语上也有所反映。Nation和ethnic group在汉语中一般译成“民族”，在西文中用法有时也不固定。根据现代用法，nation一般理解为具有自主政体或是具有建立自主政体意愿的ethnic group，换句话说，是政治化的ethnic group。此外，nationalism一般翻译成“民族主义”，是具有政治诉求的ethnicity，其主要特点是维护和推进本民族的利益，包括争取和维护自己的自治或政治独立。当然，并非所有民族都能够取得独立政体的地位，也并非所有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意愿。世界上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很少。据Smith(1991)统计，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上只有约10%的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拿今日欧洲来说，除了冰岛可算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其他都是多民族国家，最常见的情形是由一个或数个主体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的英文名称United Nations严格说来是用词不当。最简单的证明是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无论是从传统意义还是现代意义来讲，都是公认的不同民族(nation)，但它们在联合国都没有独立的国家席位。说到“会员国”时，“member states”比“member nations”常用得多。
国家形态的出现可追溯到人类古代，欧洲和亚洲地区很早就有许多国家存在，国家的基本要素，如领土、军队、司法和行政架构等，在这些政体中一应俱全。另一方面，传统的族群分类大多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分出部落(tribe)和部落联盟、种族(race)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民族(ethnic group)。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具有自主政体或是具有建立自主政体意愿的民族(nation)，则是一个在近代才出现的概念。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人都需要有某种归属感，需要有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在传统社会，除了自己的小家庭，人们归属感的依附对象主要是自己周围的人群，如同宗同族同乡同行教友等等。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民智渐开，人们渐渐超越血缘和窄小地缘等构成的樊篱，将主要认同对象从小家庭和周围的人群转向自己所属的民族。从民族(nation)与国家在近代社会的关系来看，可以大致归为两种情况：一是先有一定规模的独立的大一统政体，主要以国家形式出现，然后该国境内的全体人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称之为国家民族(state nation)；二是先有民族，该民族在争取自主和独立的过程中建立起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称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国家民族的基础是在较长历史时期里相对统一的国家，国境内往往世代居住着几个或是更多的次级概念民族，可以是nation，也可以是ethnic group，而民族国家实际上大都是次级概念上的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在该国起着主导作用。
民族组成的诸多要素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参见Huntington 1996:59），相对而论，语言又是更为显露、历史更为悠久的民族属性。正因为如此，语言往往成为民族政治诉求中的重要内容，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同其他民族相区隔的重要作用。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就是指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与活动。语言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在欧洲和亚洲国家中表现得最为密切。大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名称与其主要民族和主要语言的名称是同一词根，例如德国—德语，法国—法语，日本—日本语，越南—越南语，等等。相比之下，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例如加拿大—英语／法语，巴西—葡萄牙语，马里—法语，澳大利亚—英语，等等。要探讨语言在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典型的研究对象显然是在欧洲和亚洲。欧洲政治版图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变化很大，国家的合并、分化和改组频繁发生，也因此出现了不少新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分是合，民族主义都是变动过程中的最关键因素。语言在民族认同问题上，以及在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成了社会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和2007年出版了两部论文集《欧洲的语言和民族主义》(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和《亚洲的语言与民族认同》(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以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专题探讨语言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演变和当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同时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下面，我们主要根据这两部著作中的有关内容，介绍和分析语言民族主义在德国、英国／爱尔兰、法国和中国的表现特征，并剖析中国与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异同。
2.德国
德国是近代语言民族主义的起源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德意志学者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和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他们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的产物。德语属于日尔曼语族，讲日尔曼语的众多部落公元前就散布在北欧和中欧的广大地区。德意志民族开始主要居住在五世纪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的东部，法兰克王国分裂后，说德语的部分属东法兰克王国，是后来十三世纪开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地区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所谓帝国只是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局面，封建领主各有自己的地盘，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律、货币等等。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后，德意志地区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分崩离析的倾向加剧，整个地区分裂为三百多个各自为政的公国、侯国、自由市和主教领地。其中力量最强的是奥地利，随后普鲁士也逐渐崛起，两股主要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相互争夺霸权。同时，强邻法国则不断扩张领土，并吞了德意志的不少地区。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激起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更是加剧了各地自主自立的趋势。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解体，于1815年在原来的基础上成立了德意志邦联，由39个城邦组成。德意志邦联虽然有邦联议会，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各个城邦有自己的独立主权，在外交、军事、政治和贸易上各行其是，法律、货币、度量衡等方面也不统一。这种局面不但严重妨碍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贸易自由和生产发展，也极大妨碍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抢占殖民地。相比之下，与德语地区毗邻的国家西南方是法国，东北是俄罗斯帝国，都是国土辽阔、政体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列强的环视和蚕食之下，将说德语的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和贸易发展的、可以与强邻抗衡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了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奋斗目标。
德意志地区分崩离析的局面由来已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先要树立一个有强大内聚力的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拿什么作为民族凝聚的基础呢？Herder、Fichte等人选择了语言。Herder在1772年发表的获奖论文《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Herder同时提出，最自然的国家形态是民族国家，不是通过王室、贵族和主教之间的分封、继承、战争或政治条约来界定的国家。Fichte则进一步阐发了Herder的思想，并将它同现实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1807-1808年发表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说》中提出，“哪里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哪里就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有权力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Fichte同时主张，德意志民族应尽快组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值得注意的是，Fichte刻意强调德语独特性的同时，不惜贬低其他语言。他认为，自古至今，只有德语始终鲜活如初，其他条顿民族的语言表面活着，根底却死了(Fichte 1968[1807-1808]:59)。因为德语比其他语言优越，所以德意志民族也比其他民族优越。这种德意志优越论观念，开启了二十世纪纳粹思想的先河。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和本质特征，那么它自然也是民族最重要的认同标记，起着对外区分本族与异族，对内增强民族意识、凝聚民族成员之间团结的作用，从而筑成民族国家的立国基础。
认真分析起来，Herder和Fichte等人的语言民族主义理论在学理上有许多经不起推敲之处。首先，作为民族认同标记的语言，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是标准语还是方言？近代国民教育普及以前，读书写作是少数人的特权。就日常口语来说，十里不同音是各地的常态。以口语形式出现的民族共同语，则是现代教育开始普及后才出现的现象，晚于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同汉语一样，德语本身内部方言分歧很大，这在今天依然如此。标准德语基础方言是德国南部的高地德语(Upper German)，而西北地区的低地德语(Low German)与邻国的荷兰语可以互通，同高地德语反倒不行。要以彼此都听不懂的话为纽带，把这些地区的人们归并为同一个民族，实在是显得牵强。因此，政治家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将一个自主的德意志民族的概念主要建立在自己独有的德语之上，另一方面，要将彼此差异很大的语言系统看作同属一种语言的地区方言，又有赖于大家都认为自己同属德意志民族，需要利用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因素。Hobsbawn(1990)认为，在近代以前，语言在界定民族异同中的确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的。先是少数精英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然后凭借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影响力，形成一个核心，吸引其他人向其靠拢，渐渐聚集为一个大的群体，并以这种语言为共同语，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另外，如果这种语言以书面语言形式出现，随着教育的普及，就更能发挥民族认同工具的作用。
尽管如此，这几位德意志思想家关于语言与民族之间关系的理论，对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前途影响很大。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的理论对德意志民族在近代欧洲史上的凝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最终导致1871年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当然，他们所设想的将所有说德语的民众组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并没有成为政治现实。普鲁士宰相卑斯麦出于国际政治战略考虑，将同为德语国家的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帝国之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问题也是普鲁士当政者的考虑因素。当时的奥地利不愿放弃其广大的非德语领土，如将奥合并，势必要将数百万非德语人口纳入，会影响德意志帝国的种族和语言根基。从1871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政府，一直着意培养民族意识，将共同语言和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民族凝聚力量。在这种背景下，语言问题政治化无可避免。文化和语言民族主义在纳粹时代达到全盛，纳粹德国是唯一一个几乎将所有讲德语的人都纳入一个国家版图之中的政体。由于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有时不容易把握，纳粹后来干脆以血统和种族为标准，鼓吹日尔曼种族主义，敌视其他民族，直至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由于纳粹德国的惨痛历史教训，Herder与Fichte等人提出的以语言界定民族、以民族组成国家的思想，二百多年以后在其起源地已基本式微。Barbour(2000b)认为，欧洲德语地区主流政治力量的共识是，德语人口的认同对象比较偏向于各自居住的地区，以及更高的国际层次，处于中间的德意志民族这个概念并不强烈。这也反映在德国和奥地利采取的联邦制度上面，联邦内的各个州在教育文化方面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德国向来是推动欧洲整合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广大说德语的人以欧洲文化为基础，在欧洲或欧盟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寻找他们的认同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语言民族主义理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影响极大。以欧洲为例，语言民族主义是十八和十九世纪北欧、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立国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民族独立前用民族语言来界定民族，独立建国后用语言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成了大多数民族国家的惯例。用匈牙利语写成的著作于1772年正式出版，这被看作近代欧洲匈牙利民族主义开端的标记。选定某种语言和方言作为国语，制定口语和书面语规范并在国民中大力普及和推广，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作与出版——这些都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立国强国进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认定语言是民族最重要的属性和区别性特征之一，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民族国家中语言规划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语言在国内尽可能地高度统一，通用于所有地区，对外则尽可能地有排他性，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语言研究中的规定主义(prescriptism)，以及排斥外来语以维护所谓语言的纯洁性等做法，都可以说是源自语言民族主义理论。
3.英国和爱尔兰
欧洲的两个英语国家是英国和爱尔兰。Barbour(2000a)认为，大多数英国人都至少具有两种民族身份。首先，他们认为自己同属英国民族(British nation)，是British，这是国家层面上的国家民族身份。同时，他们又分别认同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民族，这是次级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外来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一般认为自己是British，但不是English。值得注意的是，同德语和法语国家相比，这两个英语国家里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比较疏离，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次级民族层面。英国民族是在历史上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即国家民族。不列颠和爱尔兰两个大岛的早期居民说的是凯尔特语。公元五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欧洲大陆入侵不列颠，以英格兰东南部为基地，逐渐向四周扩张，在扩张过程中，当地居民或是渐渐改用英语，或是迁徙到山区和其他边远地区。到了八世纪，除了西北部Cumbria山区和西南角Cornwall部分地区外，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地区以及苏格兰东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英语。十一世纪以前，盖尔语(Gaelic)还是整个苏格兰地区的主要语言，但现在只使用于苏格兰高地的西北山区。中世纪的威尔士地区只有少数地方讲英语，到了十九世纪英语才在整个地区普及开来。爱尔兰是最后被英语征服的地区，十九世纪上半叶，该地区说爱尔兰语的人远超过英语，但从下半叶开始，这一人数急剧下降，现在日常使用爱尔兰语的人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由此可见，在威尔士、苏格兰高地以及爱尔兰，英语取代凯尔特语成为当地的主要语言也就是过去一二百年的事情。
英格兰在英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正因如此，英格兰人有时会用England来指代整个英国。一般说来，英格兰人没有显示自己民族身份的特殊标记。语言民族主义在英格兰没有市场，原因是英格兰以外的英国其他地方也用英语。被看作标准英语的所谓RP英语，实际使用人数只占总人口的3%，正因为RP是极少数社会精英阶层的语言，往往会引起一般社会大众的反感，显然无法成为英格兰人的民族认同标记。
苏格兰在二十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一种语言在人数上占到主导地位，直到今天，苏格兰低地、苏格兰高地和北方诸岛的语言特点仍然很不一样。苏格兰低地的当地方言是Lallans，又称苏格兰语，本是英语的一种方言，经过数百年的规范化也可以算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不过只限于民间非正式场合使用。最能显示苏格兰人特征的是带苏格兰口音的英语，而不是Lallans。十八世纪末以前，苏格兰高地和北方诸岛主要说盖尔语，但之后逐渐为英语取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说盖尔语的人只占苏格兰总人口的1.3%左右，主要集中在苏格兰高地的西北部地区。但是，苏格兰高地的英语有其独特的方言特点，同低地方言差异很大，更接近苏格兰标准英语。总的来说，苏格兰是一个自立的民族，但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其民族认同主要表现在相对独立的行政和法律制度层面上，语言因素在苏格兰民族主义中不起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苏格兰英语的一些特征在英格兰某些方言中也能找到。
爱尔兰最早讲凯尔特语。英国国王十二世纪宣布英国是爱尔兰的宗主国，从十六世纪起的数百年中，爱尔兰岛上的居民分成壁垒分明的两大群体，一边主要是农民，信奉天主教，说爱尔兰语，经济和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另一边主要是地主和其他中产阶级，信奉新教，说英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底层劳动人民向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争取权力的社会民主运动，由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演化为向宗主国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1922年，除北部六个郡外，英国允许爱尔兰的26个郡独立，英国的正式名称也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但北方六郡要求独立的人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其极端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更是时时令英国政府头疼的问题。
爱尔兰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打着维护和复兴爱尔兰传统语言和文化的口号。爱尔兰立国之时选择爱尔兰语为国语顺理成章。但是，爱尔兰人中以爱尔兰语为第一语言的，实际上只占人口很小一部分，这在欧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独立后政府大力推行国语，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广大老百姓对于语言问题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国语并不热衷去学去用，大多数人的第一语言还是带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这也是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标记性特征。另外，爱尔兰语通行的是几种地方方言，并没有规范化的爱尔兰国语标准音，这无疑也妨碍了爱尔兰语的教学和推广。
同苏格兰和爱尔兰相比，威尔士同英格兰的整合最为密切，从十六世纪起在行政架构方面便与后者联为一体，政治独立的呼声一直也远不及苏格兰和爱尔兰。威尔士虽然在地理和政治经济上与伦敦靠得最近，但同英伦三岛上的其他语言相比，威尔士语却是最具活力的凯尔特语言，虽然现在的使用人数比例不大，但分布很广。除了历史和政治因素外，主要是因为威尔士语同岛上其他凯尔特语言不同，有自己的标准口语和书面语，并且有相当丰富的标准书面语文献传世。威尔士同苏格兰行政和法律联系非常紧密，之所以仍被看作一个自立的民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威尔士语以及由该语言传承的文化。因此，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强调自己语言的民族认同作用，所有官方文件都有威尔士语译文，威尔士语电视广播时间很长，办了许多以威尔士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说的英语几乎都带很强的方言特征，而威尔士中上阶层说的却是同英格兰人相差无几的标准英语，带威尔士地方特征的英语方言社会地位不高，不用于正式场合。
虽然英国和爱尔兰都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社会各界精英几乎都说英语，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英国与爱尔兰在语言民族主义方面的表现不同于德国。总的来说，语言问题在英国和爱尔兰四大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并没有被涂抹上很浓的政治色彩，不仅如此，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族的大多数人已经自愿放弃了本民族语言而改用英语，这既没有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也没有削弱各自的民族认同感。这说明，语言民族主义并不具备普世价值。
4.法国
与德意志民族不同，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民族。另一方面，法国与同为国家民族的英国民族不同，一直不太愿意承认国家在次级层面上有除法兰西外的其他民族和语言存在。Judge(2000)认为，在国家、民族和语言问题上，法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一国、一族、一语”。
与历史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德意志民族相比，法国很久以来就是个全国统一的政体，中央集权的理念和实践具有相对久远的历史。现在的法国国土，古称高卢(Gaul)，境内早期也有多种语言存在，随着高卢人势力惭大，大部分地方开始通行属于凯尔特语族的高卢语。罗马帝国军队自公元前181年起两次入侵高卢，并建立行省，公元前56-51年，凯撒任高卢行省总督时占领了整个高卢地区，镇压各地异族的反抗，最后基本统一了全国的政令和法律。除军事优势外，罗马人有自己的书面文字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优势，也是他们最后得以巩固政权的重要因素。高卢人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面对军事和文化上都占强势的罗马人，多次反抗无效后，渐渐接受拉丁语言和文化，大部分地区的高卢语逐渐为一种夹杂了大量凯尔特语成分的拉丁语所取代，最后在六世纪末基本消亡。说日尔曼语的法兰克人于五世纪入侵高卢，打败了罗马军队，在中欧和西欧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九世纪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东部地区演变成后来的德国，西部地区为法兰西王国。十五世纪，法兰西王国征服了封建领主的割据势力，并从外国手里夺回了部分国土，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早期法语以拉丁语为基础，同时吸收了许多凯尔特语和日尔曼语的成分，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形式。
在思想理念上正式将法语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重要属性，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结果。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雅各宾派(Jacobins)提出，语言上的歧异是妨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因，因此，民主的最佳标记就是大家都使用当时社会精英所用的标准法语。雅各宾派更认为，法语是国家的象征，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少数地区族群语言有碍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应禁止使用。一语、一族、一国的原则就此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基石。Judge(2000)认为，150多年来，历届法国政府在语言问题上基本上都秉持这种观点。多份官方文件反复强调，法语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柱石，法国没有自己的国家宗教，将法国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除了地理和历史因素外，就是全国统一的法律、行政系统和法语。1992年版法国宪法中，法语与法国国歌和国旗并列，是代表国家的崇高象征。对于法国人来讲，法语既是法国国家的标记，也是法兰西民族的标记。法国人口统计不允许问宗教和语言问题，政府长期不太愿意承认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地位，甚至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如果承认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就会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有违这个民族国家里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时，许多法国人信奉法语优越论。法语在十六世纪取代拉丁语成为法国的通用语言，十八世纪成为欧洲多国的宫廷语言以及国际外交语言。自十九世纪开始，法语的地位日益受到英语的挑战。法国的应对方法是在国内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为各个领域的新术语制定法语术语，并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外来语的使用，在国际上则支持法语国家以种种方法推广法语。
除了法语，法国也有其他所谓地区性语言，一般归为七大类，每一类实际上又包含许多方言变体，有的属日尔曼语族，有的属凯尔特语族，还有的归属不明。近年来主要是在欧洲议会的压力下，法国政府开始承认少数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地位，不再一概视其为妨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障碍，而是把它们看作法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不再反对媒体和学校使用这些地区性语言，但法语仍是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唯一通用语言。法国也有少数民族，主要是集中居住在西南部的巴斯克人、西北地区说凯尔特语的Breton人以及科西加岛上的科西加人。一般来说，法国境内少数民族族群中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认同国家层面上的法兰西民族。总的来说，一国、一族、一语的思想依然是绝大多数法国人根深蒂固的理念，也是法国政府奉行的基本原则。
5.中国
就语言、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来说，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上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虽然时有分裂局面出现，但很长时期都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在行政法律思想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强的同质性和连续性。“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始见于清末，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的概念。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来看，“中华民族”主要以国家来定义，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民族，指的是世代生活在这片广袤国土上的诸多族群的集合体。用费孝通的话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1999）。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多元一体，就其组成来说，汉族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但是，汉族本身的来源也是多元的。汉民族由华夏族演变而来，而华夏族的祖先，则是以传说中的黄帝部落联盟和炎帝部落联盟为基础，由西北向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通过战争、自然迁徙及种种经济文化交往，与当地的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等互相融合而来。秦汉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同时纳入其他许多民族，其行政管辖地区以及影响所及范围东至海滨，北至大漠，西至今日的新疆西域，还包括东北华南等广大地区。
华夏族虽然在先秦时代已渐形成，但内部差异仍相当明显。战国时期七国的主体都是华夏族，但是，“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对后世意义最大的要算“书同文”，这对延续和发展华夏文明，增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培育民间传统意识中的大一统观念，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传统汉语书面语，即文言文，很早就同口语分家，从晚唐五代时期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白话文，一开始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南方方言从来没有自己的标准书面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方言之间差异之大，决不下于欧洲诸语言之间的歧异，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在数千年间延绵不绝，居住在如此广袤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内聚力最强的群体而没有像欧洲那样大致以语言为界四分五裂为许多国家，全国统一的汉字以及以汉字写就的汉语书面语，包括文言文和传统白话文，在其间起了关键性的凝聚作用（参看Chen2007,in press）。
汉语方言区之间在口语方面也有一定的一致性，仍然同汉字汉文密切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方言和雅言的区别。所谓雅言，就是读书作文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也用作方言之间的共同语。雅言的方言基础，多为朝廷所在之地。早期为河洛或中州地区，即现在的河南一带，西晋末期，朝廷及大批士人南迁，将河南洛阳附近的方言带到江南。类似的情形后又出现在北宋末期，宋室南迁，将河南开封一带的方言带到江南的杭州地区。后来的共同语称为“官话”，既是大北方方言的名称，又是各方言区的人在各正式场合所用的语言。明初大致以南京方言为准，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北京话逐渐成为官话的基础方言。方言区的一般百姓不会刻意学习雅言或官话，但读书人却往往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江东士族大多说北人南迁带来的中原之音，包括本来说吴语的士人也大都改说北音，与当地百姓通用的语音迥异，如《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记，“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类似情况，今日中国依然存在。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的城乡地区，根据说话人普通话水平高低，大致可以判断该人的受教育程度，但同样的评判标准，拿到北京周边地区就完全不适用。实际上，即使是在读书人中间，方言区之间在语言上的一致性，主要也并不在于有些人会说雅言或官话，有些人不会。口音可以各异，但读书作文，尤其是作韵文时，全国读书人遵循的是基本一致的音韵系统，该系统主要以朝廷所在的地方方言为基础，并以种种韵书的形式固定下来。文人要掌握这套标准音韵系统，既靠口耳相授，更靠熟记韵书。《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韵书的知识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来说不可或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口中的字音和词汇往往又渗透到普通老百姓的语言当中，造成许多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有所谓文白异读的现象，大量的字词都有读书音和土白音的不同，文读一般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之间的相似性较高。在普通话远不如现在普及的五、六十年代，苏南许多农村干部只会讲当地方言，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在正式发言的场合往往选择使用本地官话，即所谓的“打官腔”，其主要特点就是多用文读字音和词汇。邹嘉彦、游汝杰(2003:274)认为，“文理层的存在，是除了文字以外，维系汉语方言内部一致性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中国在语言和民族主义关系问题上不同于上述欧洲国家的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对主体民族语言所持的态度。虽然汉字汉文和汉语在维系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方面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中国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它们却并没有像德语和法语那样被尊奉为中华民族属性的代表，或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标记。1911年的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斗争的锋芒所向，首先是满清宫廷及其贵族统治阶级，主张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模仿西方，用民主共和政体取代皇权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将语言问题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原因非常简单：满蒙统治阶级在语言方面基本上已完全汉化。满族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前，掠掳了大量的汉人百姓，另外有许多明朝官兵归顺或被俘。对于这些汉人，满人采取强制同化政策，除了剃发之外，还要求他们学习满语满文。满人子弟也有人主动学习汉语，但满语当时是强势语言，兼通汉语的满人只是极少数。入关后，满人汉化的潮流如江河日下，莫之能御。朝廷采取了不少措施，劝勉满人保持自己的语言，但收效甚微。到了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满人在语言方面已经与汉人无异，会满文和满语的已经很少，且大都居住在边远地区。语言无法用作区别满、汉的标准，自然也没有成为革命党人手中的政治工具。
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启发，中国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了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汉语汉文非但没有某些欧洲语言头上的光环，反而被认为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了革新图强的重要对象。清末民初代表学界、政界、文化界主流的重要人物，对数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汉文汉字，普遍持鄙视态度。虽然也有如章太炎这样的学者，大力主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其中就包括汉语言文字。但是，类似主张在当时显然无法与上述激进思潮争锋。革新汉字与汉文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主要精英人物的共识，更极端的观点是连汉语本身都得废除。不过，学者的主张是一回事，能否为大众所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中国语言规划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确立与推行民族共同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及汉字简化等等，由于顺应了民众的普遍需求，进行得比较顺利。而要广大中国人像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放弃母语改用其他语言，只能说是异想天开。
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立了现代汉语标准语并向全民推广，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文体，许多汉字得到了简化。但是，汉语本身没有被其他语言取代，文字拼音化也没有成功。另一个语文改革的主张似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可，就是汉语本身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而重要的改造途径之一就是欧化，多通过译文来进行。王力(1954)曾指出：“如果拿桐城派的古文和现代的好文章相比较，我们会觉得汉语有了惊人的发展。即使拿五四时代的文章和现代的文章相比较，也会觉得无论在词汇上、语法上和整个语言结构的逻辑性上，也都大大地跨进了一步”。近来现代汉语欧化程度有增无减，“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工作／孤独／感动／累／烦／忙并快乐着”……诸如此类的语句结构，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语言生活的一部分。
清末开始的国语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国语统一，它和五十年代开始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一样，目标是方言区的人掌握双语或双方言能力。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据国家语委普查结果，现在全国人口约53%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与此同时，汉语方言的使用人数在萎缩，使用场合也在减少。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Herder与Fichte等人提出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就其强调的语言的民族性及民族身份认同功能来说，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显然不曾产生影响。与一些欧洲国家相比，我们基本上是从单纯工具论的角度看待语言文字问题，较少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化的成分，这在对待方言和外语学习的态度上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6.结论
语言是民族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属性，也不是界定民族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有民族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语言而改用异族语言，它们的民族特征并不一定因此而弱化或消失。法兰西民族的主体是古高卢人的后裔，很早就从凯尔特语转向拉丁语。近代英国的苏格兰民族、爱尔兰民族和我国的满族也都已经放弃或正在放弃本民族语言而采用其他语言，他们的民族认同主要维系于其他因素。一般来说，民族对自己语言的取舍是个长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大多由普通民众眼里的实际利益驱动。
语言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以语言为手段，凝聚和强化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语言的民族属性指示功能和民族认同功能在近代德国和法国表现突出，但在英国／爱尔兰和中国则大大弱化，甚至若有若无。相对于这些欧洲国家而言，中国近代和现代语言规划工作强调最多的是如何改进汉语汉字和汉文，为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服务，主要着眼点不在于语言作为民族认同标记的精神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而是语言作为交际手段的工具价值和实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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