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经济的剖析透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韩国论文,透视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目前已有很多分析家和学者作出了很多的探讨和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房地产业的长期过度发展、外汇储备不足、筹措使用外债外资不当、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监管不力、汇率制度僵化等内因，外因则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性游资的兴风作浪。
上述这些分析都是有理有据的，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只是以为，在这些直接原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只有探讨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才能真正从中受到启迪，并使我国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避免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以下主要以韩国为剖析对象，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体制必将导致经济过热等重重隐患，由此埋下危机的种子。
关于这一点，人们以前往往忽视而研究不够。因为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只有当市场信息完全、充分和对称时，各种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市场上不存在自然垄断和寡头垄断而是自由竞争等条件存在时，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就只需要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或辅之以极少的政府干预就可以了。反之，如果市场失效，不存在这些条件，就需要政府来干预经济生活或辅之以市场机制的调节，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原理虽然在历经市场经济各个演变过程的西方发达国家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从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扩展到目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会发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似乎同样验证了这条原理的普遍性和科学性。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飞速发展之后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这个经济学原理本身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政府不能主观地对经济的发展抱有过高的期望值。如果一国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干扰下，主观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快速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过度干预国内经济金融，不顾各种生产和消费因素的内在制衡关系，就必然导致经济过热。从过去到现在，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外债激增、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下降、各产业难以协调，使经济脆弱性加大，进而难以应付突然打击，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由于信息传递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要素流动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自然垄断和寡头垄断对市场的影响随处可见。这种市场失效的根源，既在于经济中的垄断行为，还在于当地企业家精神缺乏、技术技能不足、市场渠道不畅等多重因素。所以，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几乎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度，导致了经济过热，在多年的飞速发展之后，却几乎同时爆发了金融危机。
以韩国为例，由于市场失效普遍存在，韩国政府历来对银行和企业的行为严加控制和干预。早在1962年，朴正熙执掌政府时，就颁布实行了《韩国银行法》，该法规定政府对银行的贷款对象、利率和市场交易行为都加以管制，并以控制银行达到操纵企业。这种政府过度干预使政府势力无处不渗透到银行和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在后来创造了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的过程中，虽充分验证了前述的经济学原理，但是也正是创造了奇迹之后，这条原理就发挥了它特有的“双刃剑”的作用，使韩国经济产生了由于经济过热而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这里不妨列举几点加以说明：
（1）经济生活中泡沫成份过高，房地产过热，股市投机之风甚浓。大量的资金不是投向基础产业和工业，而是投向可迅速暴富的房地产业和股市。如1994年，亚洲新兴股市一直大起大落，且随美国利率走高而下跌，市价滑落达20%以上，只有韩国股市持续上扬，且涨幅高达20%。由此可见经济泡沫之一斑。
（2）银行体系没有活力，规模较小，不良资产率很高。由于政府完全掌握了货币信贷政策，即所谓“开发金融”，实际上是官办金融。这种体制造成韩国银行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贷款多为向政府指定的产业和项目贷款，造成银行业的呆帐比率超过10%。据南韩财经院的统计，截止1997年9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达249.8亿美元，占GDP的17%，据预测将升至23%。韩国银行规模小，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其资产规模仅是日本的7%，英国的14%和美国的17%。 央行对银行的监管也软弱无力。
（3）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含量低，升级不及时。韩国的经 济产业结构的形成同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类似， 都与日本在70 ～80年代向这些国家大力推行的“级差转移”式的直接投资有关，即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生产，因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中低档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以此加强国际分工和各国产品的互补性，以利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相互贸易的扩大。这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此而迅速带动了自己的产业发展，但到9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与欧美市场的变化，这种产业结构显然已不适应这种变化了。1996年，韩国贸易赤字主要来自对日本、美国、欧洲的贸易，分别达到151亿美元、115.5亿美元、59.56亿美元。 在影响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诸因素中，技术优势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对工程研究投入的大小对技术竞争力的培养就尤为关键。由于韩国政府历来只注重培育特定的大型企业集团，而不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它们政策上限制过多，这种体制使得大企业因有政府的庇护而无心提高技术含量，而中小企业无力提高技术水平。此外，韩国大学的工学系和理学系的比例为2 ：1，同日本的6：1和OECD会员国的平均3：1相比差距甚大。据韩国民 间委员会的报告，假设以美国的研究开发投资额、技术人力、研究机构等绝对规模技术开发力为100，日本则为56，而韩国只有4.7。韩国对美国、日本的技术依赖度有扩大的趋势，1992～1993年技术依赖度为76%，1994年为70%，1995年则达85%。由于忽视技术开发和质量提高，韩国国内许多企业逐步陷入了困境，甚至倒闭。
二、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出现急功近利思想，此外还导致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
由于80年代以来，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向东亚邻国大力推行“级差转移”型的直接投资策略，使得包括韩国在内的东盟各国纷纷利用日本投资引进的技术、设备和资本，制成成品再返销日本，这极大地促进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出口逐步向欧美市场扩展渗透。据台湾《经济日报》的统计，韩国对亚洲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达47%，对美洲出口的比重占23.7%，对欧洲占11.4%。由于1993年底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相继建立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以及近年来欧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日趋严重，韩国为了确保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能顺利实施下去，于是提出尽快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时间定在1996年，以便于自己能有效地保住和开拓欧洲市场。为了使自己的资本市场政策符合OECD的要求，必须积极开放其国内资本市场。为此，韩国自1994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开放其资本市场的计划，如在1994年7月份， 允许外来投资的中小型企业发行自己的可转让公司债券，并准许国内投资者投资外国证券；同年10月份，批准本国企业到海外证券市场上市；同年12月份，将外国企业投资者投资韩国股票的上限由过去的每股不得超过发行量的10%提高到12%；1995年1月，允许在韩国居留一段时间的外国人投资韩国股市 ；1995年底，放宽外国人投资韩国股市的限制，由12%再上调至15%；到1997年，取消国内投资者购买外国证券公司股票限制；同时原则上取消对外国人购买韩国股票的限制。虽然1994年底爆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韩国政府为了避免重蹈墨西哥的覆辙，决定将提交加入OECD的申请计划由1995年1月份推迟到3月份之后，同时放慢股市开放的步伐。但尽管如此，韩国政府仍认为其经济实力远远强于墨西哥，外债偿债率远高于墨西哥，认为只要适当放慢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步伐，就可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因为象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去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的状态，金融监管体系很不健全，因而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有效地提高监管能力的。这样，在当今世界资本市场上数亿万美元计的巨额游资随时可能迅速冲击国内资本市场时，落后的监管体系很有可能给这些游资大肆投机甚至操纵本国金融市场以可乘之机。
此外，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另一个后果是使韩国产生了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出口一旦减少，就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和经济增长放慢。目前韩国的对外依存度达40%。1996年由于全球需求不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3%，导致韩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30.3%锐降至1996 年的3.8%；1996年经常项目赤字由1995年的100.61亿美元锐增至237.2亿美元，1997年虽有所减少，但预计也有130～140亿美元；GDP增长率1996 年已降至7.1%，全年GDP增长率预计只有6%。
三、亚洲国家和地区竞相放宽争夺外资的政策，使得韩国在这一竞争中盲目地取消吸引外资的限制。
8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谋求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吸引外资对于本国经济的腾飞显得非常重要。这些年来，在竞相吸引外资的亚洲地区，一国采取放宽限制的措施，在短期内往往会带动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效仿，因此，亚洲国家放宽吸引外资流入限制的速度发展很快。在亚洲，除日本以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放宽外资限制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1）新加坡、香港、 台湾和韩国彼此间的激烈竞争；（2）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竞争；（3）各国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吸引外资的抗衡。亚洲地区竞争关系最受瞩目的是投资、金融及电讯三大领域。在投资领域，新加坡和韩国一马当先，马来西亚旋即而效尤，稍后，印尼也放宽了引进外资的限制；在金融领域，台湾于1994年春决定放宽对外资银行、保险业务的限制，并推动证券分公司的升级，随后，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泰国、菲律宾、印度也陆续进行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在电讯领域，在新加坡的刺激带动下，韩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也相继确定了具体的开放对策。
由此可见，亚洲地区吸引外资政策的竞相放宽，不可避免地给该地区的引资工作带来不少消极后果。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长期性的外国直接投资偏少，而证券投资偏多；投资于本国的基础产业和设施的外资偏少，而投向加工工业尤其是初级加工业的外资偏多；向国际金融市场借贷的资金较多，而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较少等。据统计，目前韩国的外债约达1100亿美元。大部分是向民间所借贷，而其中约200～300亿美元需在年底前偿还，在今后一年内会有约700亿美元的外债到期。 而韩国的外汇储备至1997年10月底只有约150亿美元左右。可见， 盲目地竞争性地吸引外资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其实这一点也早已为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4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所一再证明了，但悲剧仍在不断地重复。
四、亚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造成出口形势恶化，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出现，同时造成该地区汇率波动的联动效应的出现。
东南亚各国产业结构趋同化，同前述的日本进行级差转移式的直接投资有密切的关系。韩国的产业主要以钢铁、船舶、电子、汽车为主，这使得其出口产品约有50%与日本的出口产品相同，与中国大陆相同之处也不少，而中国、日本、香港是目前韩国的三大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的结构趋同，使得韩元贬值带来的出口增长效应很快就被持续贬值的日元所抵销了，造成韩国经常项目赤字恶化，严重阻碍了其外汇储备的来源渠道，并成为韩元持续贬值的主因之一。
此外，东南亚地区产业结构雷同，也是导致该地区汇率联动效应的主要原因。理由是一国汇率的升降直接决定该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若该国汇率大幅贬值，当然会大大提高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在另一方面，就是大大削弱了其他国家相似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于是，其他国家也只有大幅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才能抵销来自邻国的“汇率倾销”的效应。所以，当1997年7月泰铢暴跌后， 包括韩元在内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亦相继大幅贬值。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僵硬的汇率制度所导致的双重效应，也是造成韩元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主要原因。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钉住式汇率制度。如韩国，政府规定韩元与美元挂钩，韩元汇率波动的幅度在中心汇率的上下2.25%。年来美元持续升值，为维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韩元被迫持续升值，而韩元升值又极大地削弱了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得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外汇储备日益枯竭。一旦到了不得不取消这种僵化的钉住汇率制时，本币必将进行“价值回归”而大幅贬值。
此外，这种钉住美元的汇率制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政府为维持这种汇率制所导致的高估了的本币对外价值，必然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必然吸引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国内进行套利等投机活动，而一旦遇上风吹草动，国内金融形势出现动荡，这些巨额短期投机性游资就会大量抽逃出境，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本币汇率的大幅贬值。
正是上述这种钉住汇率制产生的双重效应，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在极短的时间内纷纷大幅贬值。韩元在1997年8月25日跌至1美元／900韩元大关，在同年11月19 日宣布将韩元／美元波幅限制由上下2.25%扩大至10%后，韩元更是如决堤之水一路狂泻，连续5 天下探至跌停板。目前韩元兑美元在1140左右，最低曾下探至1美元兑1290韩元。
1997年12月3日，经过多方努力， 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可获得570亿美元的援助。虽然有IMF的援助，韩国经济短期内可能会缓解一些压力，韩元也随之出现反弹，但是，由于199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大幅削减，因此将导致更多企业集团的破产，而大量企业的倒闭又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将急剧膨胀。所以，国际上经济学家普遍预测，韩国经济要重振雄风，至少需二至三年时间。
笔者以为，上述五点深层次的原因，有些在我国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切不要以为有1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等就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