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线上的诸葛亮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蜀道论文,线上论文,文化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01)03-54-04
中国传统文化的盛衰，在地域上呈现出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变迁过程，北宋以前西部文化辉煌灿烂，中华民族开拓进取，连接大西北与大西南的蜀道是西部文化繁荣兴旺的轴心，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基地。诸葛亮在蜀道线上的活动和文化遗存，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不仅是西部文化繁荣发达的重要环节，而且以其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成为西部文化的象征，历史的精神和文化的魅力在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中仍有借鉴意义。
一、蜀道线——中国西部文化的轴心
北宋之前是中国西部全面开放、全面繁荣的时期。西北由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往西，经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北丝绸之路”。西南由成都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由西川经南诏、缅甸到印度，这就是名声鹊起的“南丝绸之路”。蜀道恰好是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和桥梁，对于全盛时期西部文化的聚集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三国时期的蜀道恰好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蜀道”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三国志·蜀志·刘封传》注引《魏略》云：“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特别是条条蜀道线上都留下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足迹。
在辽阔的中国西部，由于自然地理区域的地带性变化，从秦汉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晰的农牧经济文化分界线。这条线的北方部分是龙门、碣石一线，向南延伸到陇山越过秦岭，沿着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伸展，与云贵高原相连。这条线的西部是游牧文化区，东部是农耕文化区。秦岭南北的四川、关中盆地正好位于这一农牧分界线附近，又恰好分别处于长江与黄河的上游，介于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将二者有效地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国西部开发最早、最为发达的蜀道经济文化带。秦汉王朝正是以此为基地统一全国，这一点给青年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汉唐盛世也正是以蜀道线为基地，“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转关东之粟，而收山西之宝，长羁利策，横制宇宙”（注：《新唐书·陈子昂传》。），从西北、西南走向世界，将中华文明传播到域外，从而带动和促进了西部的全面开放和繁荣。而诸葛亮治蜀及其在蜀道线上的南征北伐，避免了西南经济文化的封闭与衰落，促进了汉唐之间西南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成为承启汉唐的关键时期。
宋代之前，蜀道线上不仅对外开放，文化发达，而且人才辈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仅以四川盆地为例，就曾先后出现三次人才云集、相映争辉的局面。尤其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蜀汉人才群，可谓群英汇萃，具有继汉开唐，激励来者的意义和作用。先是两汉时期，“文翁化蜀”之后，蜀地文化迅速发展，“争欲为学官子弟，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注：《汉书·循史传·文翁》。）。产生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批杰出人才。再是三国时期，蜀地汇集了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一大批一流人才，为蜀地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三国蜀汉人才中，虽然客籍超过了土著（《三国志·蜀志》）有专传者56人，籍属荆州者22人，益州18人，其他各州16人），但诸葛亮治蜀，特别注意培养蜀中新人，“亮以西土初建，在得才贤，取人不限其方”，在他任用的人才中，荆州、东州人士29人，益州人士29人，“西土咸服，以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不但确保了闭塞偏僻的蜀地能在人才上抗衡曹魏，而且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巴蜀后人。三是唐宋时期，蜀地不仅产生了陈子昂、“三苏”父子等闻名全国的杰出人才，而且还吸引了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范成大、陆游等唐宋文化的精英人物。诸葛亮对唐宋人才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杜甫发自内心的赞美“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代表了唐宋文人对诸葛亮的崇敬心情。
二、诸葛亮文化——中国西部文化辉煌期的典型
唐宋之际是以蜀道为轴心的中国西部由开放繁荣到封闭衰落的转折时期。汉唐文明体制是以拓展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建功创业型；宋文明体制是以守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型。诸葛亮作为汉唐之间“名垂宇宙”的政治家，是建功创业型文明体制的杰出人物。
诸葛亮文化是中国西部文化辉煌的典型。诸葛亮在襄阳隆中隐居待时之际，虽“躬耕陇亩”，但博览群书，广交英贤，具有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每自比管仲、乐毅”，期求能身兼将相，才通文武。这种出将入相的理想，是汉、唐间中国杰出人才最普遍的价值追求。诸葛亮在蜀道线上的南征北伐，最终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当他在世时，就已被誉为“当世伊、吕”（注：《三国志·蜀志·彭羕传》。）。后世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人学子都把他与伊尹、吕尚、周公等量齐观。诸葛亮匹敌吕尚、周公的英雄业绩在蜀道线上实现的，他上承蜀道线上西周以来的事功精神，下启隋唐的建功创业文明。
诸葛亮的功业对唐代政治家、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建功创业文明体制最终成熟和定型的时期，盛唐人从诸葛亮身上找到了构建事功型文明体制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战功显赫，励精图治，成为后世封建帝王楷模的唐太宗，就非常“企慕”诸葛亮。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人说：“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注：《贞观政要·公平》；《贞观政要·杜谗邪》；《贞观政要·赦令》。）。唐太宗不仅自己赞赏诸葛亮，而且要求房玄龄等宰相们以诸葛亮为榜样，要“企慕及之”。他认为昔年蜀汉后主“昏弱”是事实，“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之故也”（注：《贞观政要·公平》；《贞观政要·杜谗邪》；《贞观政要·赦令》。）。他不单是要求臣下学习诸葛亮之忠勤，同时也是黾勉自己杜谗任贤，认为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注：《贞观政要·公平》；《贞观政要·杜谗邪》；《贞观政要·赦令》。）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正是由于诸葛亮忠于信念、矢志不移的积极进取精神，恰好适应了唐代开拓进取、建功创业的时代要求，所以整个唐代自上而下对诸葛亮推崇备至，赞颂有加。唐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有：“蜀有智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为王所重。刘备每言曰：‘寡人等得孔明如鱼得水’……时人言曰：‘死诸葛怖生仲达’。……亦云：‘死诸葛走生仲达’。孔明有志量，时人号为卧龙，甚得刘氏敬重。”唐代大诗人更是从蜀道沿线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赞美诸葛亮以弱攻强、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李白诗有：“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在杜甫笔下，诸葛亮更是从蜀道走来，不畏艰险的悲剧性大英雄。直到晚唐时期，杜牧在《题筹笔驿》诗中，仍然赞颂诸葛亮不甘示弱，勇于有为的精神，“慷慨匡时略，从容问罪师。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唐代蜀道沿线的普通民众也以自已淳朴的方式纪念诸葛亮。孙樵在《刻裴晋公武候碑阴》中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这充分说明唐代长安到成都的蜀道主干线上，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百姓，都受到了诸葛亮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而促进了唐代建功创业文明体制的完备和成熟。
三、诸葛亮文化——中国西部文化兼融并包的象征
汉唐时期的蜀道线不仅是连接大西北与大西南的桥梁，而且也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传播到域外的基地。在这一文化大背景下生成的诸葛亮文化，既是汉唐时期西部文化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又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西部文化兼收并蓄的象征。
首先，诸葛亮在思想上，对儒、法、道等诸子百家的精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专守一家。蜀道线上的文治武功使诸葛亮能兼并各家学说，从而兼有道家的遁世辞名，儒家的政治治国，法家的严肃法规。诸葛亮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诸葛亮顺应时代潮流，身处乱世，兼融百家而自成一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说：“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藏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注：《诸葛亮集·论诸子》；《诸葛亮集·答李严书》。）。诸葛亮正是吸纳诸子百家之精华，才铸就了为各家敬仰的大家风范。
其次，诸葛亮时代的蜀道线不仅是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而且也是东、中、西三大地域文化的汇融基地。诸葛亮文化的形成就是其南北交汇、东西兼融的结晶。诸葛亮生于东方齐鲁大地，自谦“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注：《诸葛亮集·论诸子》；《诸葛亮集·答李严书》。），当其束发授书之日，自然受到孔孟儒家文化和管乐道家文化的耳濡目染（注：参王利器《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刊《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版。）；诸葛亮游学于中部荆襄大地，当年的襄阳是著名的文化中心，“鸿生巨儒，朝夕讲论”，“古典毕集，充于州闾”（注：《后汉书》补注引《镇页碑》。），孔明又在此兼收博采四方百家文化之长。诸葛亮鞠躬尽瘁于西部蜀道线上，当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面对千钧重担和国内外的险恶环境，他不仅吸收东、中、西各地各派各类人才，而且殚精竭虑，思想智慧得到了超常发挥，治蜀安邦，南征北代，文治武功，载誉史册，赢得了蜀道沿线人民的爱戴和推崇，可谓“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注：苏轼：《隆中》。）。
再次，诸葛亮治蜀时采取了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蜀道沿线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的交流。蜀道沿线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区，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诸葛亮文集》中有《东夷》、《南夷》、《西戎》、《北狄》等篇，说明诸葛亮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诸葛亮治蜀后，进一步实施“和戎”、“抚夷”的政策，“和戎”方面进展顺利，诸葛亮首次北伐在冀县（今甘肃甘谷县）收得羌族杰出人才姜维，为联络陇右羌族夹击曹魏创造了条件。诸葛亮死后，姜维升任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使，继承、贯彻诸葛亮的“和戎”政策，不仅促进了民族团结，也确保了蜀汉西北前线的安全。在“南扶夷越”方面，诸葛亮和好少数民族的政策，留下了许多世代相传的历史佳话，最著名的莫过于“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孟获的诚心归服，是诸葛亮民族政策成功的又一范例，对西南边疆的安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说：“教孟明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诸葛亮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在西北和西南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其政策核心内容是：第一，对少数民族平等相待，结其归服的首领充分信任，大胆起用，改变了秦汉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歧视政策。第二，采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长官由蜀汉政府委任外，其他“即其渠帅而用之”，不改变各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尊重各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第三，对民族关系采取了“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注：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的政策。诸葛亮这种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改变了自汉武帝以来专恃武力征伐，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势，开启了唐太宗以后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的开明政策，成为汉唐间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演变的关键环节。
四、诸葛亮文化——蜀道线上最具生命力的传统文化
宋代之后，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移，陆上丝绸之路也让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蜀道沿线经济文化衰落，西部地区日益封闭落后；中华文明的治国体制也由建功创业型演变为文治靖国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诗）变成了“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范仲淹语）；“男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杜甫诗）变成为“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宋代劝学诗）。在这种日趋封闭的文化大背景下，蜀道线上开拓进取的诸葛亮文化却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志士仁人起着激励、鼓舞作用。
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冲破世俗偏见，大胆变法，诸葛亮百折不挠的精神曾给以了他勇气。他的《诸葛武侯》诗说：“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在蜀道线上的汉中盆地投笔从戎，壮怀激烈，诸葛亮的英雄业绩激励着他，其《游诸葛武侯书台》诗说：“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祠丞相墓。松风想像《梁甫吟》，尚忆幡然答三顾。《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办此，高台当日读何书？”民族英雄文天祥也写诗说：“斜谷事不济，将星殒营中。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襟。”甚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朱熹也把诸葛亮作为学习的楷模。他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注：《诸葛孔明全集》卷十七，《评论·朱熹》。）。其评价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诞生在四川的明代著名文人杨慎，虽然仕途坎坷，长期被贬，但他以诸葛亮的业绩自励，对三国英雄无限向往，写下了许多评说诸葛亮及三国史事的不朽之作。其《六州歌头·吊诸葛》词下阙，对诸葛亮在蜀道线上的辉煌事业赞美有加。其词曰：“念行营草，出师表，心匪石，所凌虹。岁去志，年驰意，早成翁。目断咸潼，出五丈，屯千井。旗正正，鼓冬冬。夭亡汉将，星陨卯金终。巾帼食槽，司马生魂走，死垒遗弓。造行人到此，千古气填胸，多少英雄！”特别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成之后，诸葛亮文化由雅入俗，到了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使诸葛亮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章。
清代的中国已走向腐朽衰落，而志士仁人们无不渴拜诸葛亮的文治武功，以图力挽狂澜。著名思想家魏源忧国忧民，就曾幻想诸葛亮那样的杰出人者出世治国，以挽救衰败不堪的清王朝。在诸葛亮身上寄托着他的梦想与希望，他的《定军山诸葛武侯祠》说：“后死仰高山，百拜陈薄奠。执鞭九京慕，廉顽百世惋。垂李缅郑国，伐棠咏江汉。大运阴阳奔，何时麟凤旦。”魏源的这首诗深刻地提示了宋明以来，在日益衰微的文治靖国型文明体制下，人们普遍思念诸葛亮的真正原因，这也正是蜀道线上诸葛亮墓、祠、庙等遗迹，为千百年来代代维护，祭祀不绝的真正动因。
五、诸葛亮文化——西部大开发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
西部大开发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宏伟事业。历史悠久，几度辉煌，充满阳刚之美的蜀道线，有幸成为新世纪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基地，沿线的特大城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要求我们追寻先哲的足迹，重振蜀道的辉煌。
蜀道线上魅力独有的诸葛亮文化遗产是开展三国旅游最具吸引力的拳头产品。据统计，目前我国各地三国遗迹多达300余处，人造“三国”景观近百处。共中以成都为中心，北起陕西关中五丈原武侯祠，南到云南保山武侯祠的蜀道线上，三国历史文化遗迹最多，品位最高，是三国旅游的黄金热线。在西部大开发中，应加强川、陕、鄂、甘、滇五省大协作，将三国蜀道旅游线推向世界，从而带动中国西部旅游产业的发展。
西部大开发任重道远，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当年诸葛亮献身的蜀道，面今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基地，我们没有理由不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诸葛亮建功创业的政治追求，矢志不移的进取精神，鞠躬尽瘁的道德情操，博采众长的思想境界，和睦夷越的民族政策，重视科技的超前意识，“惜军爱民”的民本思想，谨慎持重的处事风格，严以律己的人格魅力等等，都值得我们借鉴、吸取和继承。如果说蜀道的衰落是中国西部衰落的标志，那么蜀道的振兴之日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