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依附理论：卡多佐对传统依附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传统论文,卡多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中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最初起源于普莱比什（Paul Prebisch）1950 年在联合国任职期间起草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经济报告（ECLA），后来通过许多专门研究拉丁美洲持续经济失败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的著作而兴起。在本质上，依附理论是对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拉丁美洲经济状况分析的一种重新阐述，可以称之为“拉丁美洲不发达理论”。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们抛弃了现代化理论（Modernazation Theory）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的不发达应归之于这些国家缺乏合适的现代化观念、社会结构、人力与财力资源，以及缺乏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完全开放。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在阿根廷、秘鲁、智利和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持续贫困正是由于它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渗透完全开放所造成的。
传统的依附理论（The Classical Dependency Perspective）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力量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而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阻碍外围国和半外围国发展的内部力量。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普遍归纳法，高度抽象地概括依附模式。在对外开放上持关门不接触的态度。因此，传统的依附理论常受到理论界的批评。
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南多·亨利克·卡多佐（FernandoHenrique Cardoso）〔1 〕在长期对巴西问题和拉丁美洲社会问题研究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新依附观点（New DependencyPerspective），由此，他被视为新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的研究工作为新一代的激进派学者从事研究活动打下了基础。下面考察卡多佐新依附理论的迷人之处，考察卡多佐新依附理论与传统依附理论的显著不同之处。
新依附理论与传统依附理论的比较
首先， 卡多佐所采用的是“历史—结构”（Historical —structural）方法论，“历史—结构”方法不同于传统依附理论的普遍归纳法。卡多佐的新依附理论以考察历史为基础。在卡多佐的理论中，“依附”这一术语并不是作为一种归纳“不发达”的普遍模式的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分析第三世界的具体情况。卡多佐的目标是对依附的特定新情况之不同与多样性作一历史的分析。所以，他所研究的主要课题为：研究者如何才能发现一个给定的依附情况的历史性独特之处？一个特定的依附情况与以前的情况有何不同？一个特定依附情况的历史根源是什么？这种特定依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发生变化？现存的依附结构自身如何产生转变的可能性？依附情况的一个变化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有何影响？
其次，和传统依附理论学者那种注重依附外部情况的作法不同，卡多佐更倾向于强调依附的内在结构。卡多佐对依附的经济基础不甚重视，而对依附的社会政治方面很感兴趣，尤其对阶级斗争、群体冲突以及政治运动感兴趣。卡多佐认为：“在我们当今时代，发展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进口替代、出口和非出口政策、国内国外市场以及经济目标等等的不同的发展策略的讨论。主要问题在于群众运动以及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识。”因此，在卡多佐看来，“重要的是‘运动’，是阶级斗争，是对利益的再界定，是政治联盟。它们使结构得以保持，同时又使其产生转变的可能性。”
然而，在卡多佐对依附情况中内在的政治斗争的作用作出卓有成效的再认识时，很明显，他也在设想：“形成了一种复杂整体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关系，这种整体的结构联系是基于当地的以及外国的统治阶级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同时，这种整体又被当地的被统治阶级和群体所威胁。”例如，外在的统治通过当地的群体和阶级的社会运动而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些群体和阶级努力加强外国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籍此来与他们所假装是自己所固有的那种价值观、利益等相契和。因此，卡多佐呼吁对“外在利益国际化”进行分析。
再其次，卡多佐将依附作为一种开放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依附理论那种强调依附的结构性决定性。在依附的相似结构中，有一系列取决于内在的政治联盟和运动的可能反应。所以，如果依附结构划定了摇摆变化的界线，那么政府、阶级、群体的政治斗争能够重现并改变这些结构甚至可能用一些没有预先决定的结构取代它们。所以，和传统依附理论那种预言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展无明确方向的作法不同，卡多佐认为有依附联系的发展是可能的，“发展和依附是存在的，而且比那种以被占领及半殖民的情况更有活力的依附形式存在”。总之，许多传统依附理论的基本假设（如外在的、经济上的依附和结构性的欠发展）在卡多佐的研究中被修正（见表1）， 这种方向上的改变在结构理论的研究上开辟了新领地。在此，将考查依附性的发展是如何产生的，内在性因素（如行政力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它与当地及外国资本的政治联盟）是怎样左右拉美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巴西的情况。卡多佐的历史—结构方法论还可用来解释东亚的经济奇迹。
表1 传统依附理论与新依附理论的比较
传统的依附理论新依附理论
研究的注意力 第三世界发展相同
分析的层面国家层面相同
关键概念 中心—边缘,依附 相同
政策含义 依附有害于发展 相同
方法论高度抽象,关注依 历史—结构,关注
附的一般模式依附的具体情况
强调外部:
关键因子 不平等交换,强调内部:
殖民主义阶级冲突,国家
依附的特征多为一种经济现 多为一种社会政
象 治现象
依附与发展的 相互排斥: 能共存:
关系 导致欠发达 联合的依附发展
个案应用：巴西的“联合的依附发展”
1964年，巴西民粹派的统治被军队推翻，军方掌握了政权。在1964年事件的余波当中，在关于发展的文章中所进行的大量讨论是围绕着新的军事统治的本质特点展开的。这个拉美历史上的转折点应该如何解释？它仅仅只是另一反动的军事政变，还是代表了第三世界发展的一种政治—经济新秩序？
傅塔德（Furtado）从传统依附理论的观点出发， 把新兴的巴西政权视为一个军事政权，并声称这一军事政权与其它军事政权一样。巴西政府将把社会稳定性作为它的主要目标并将使用各种措施来维持社会现状和权力的永久性。和这种政治环境相对的经济模式是减少对城市工业化的投资，从而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也就是说，以工业化的损失为代价来提高畜牧业。新政权采取这种停滞不前的经济政策是基于它的社会基础——农业垄断的存在，从这种传统依附理论的观点来看，新军事政权不考虑军队的共同利益而只是农业垄断的一种工具而已。
然而，卡多佐对傅塔德的新巴西政体的解释十分不满，卡多佐反问道：“有多少是主观努力分析真实现存的趋势的成分？有多少是偏好建立起的规则模式？”卡多佐认为，传统依附学派没有注意在军事政权中所发生的许多新情况，因此，他们不能认识到这个军事政权在巴西试图实行一种“联合的依附发展”的新模式。
军事政权的新情况
卡多佐对巴西的军事政权的新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了以下几点：（1）国际资本主义对向制造业直接投资渐感兴趣， 这表现于诸如在拉美国家建立工厂等方面，比如在巴西，外国私人投资水平持续迅速增加，以致于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不能再在活跃的工业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卡多佐指出，1968年的巴西外国资本在资本物品部门、耐用消费品部门、非耐用消费品部门的每个部门中最大十家企业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72.6%、78.3%和54.3%。这种外国所有的生产企业占据巴西市场且作为一种工业力量在日益增长也反映在广告业上,1967年巴西的12个主要的广告包括大众(VOLKSWAGON）、吉列（GIllETLE）、福特（FORD）、雀巢（NESTLE）、可口可乐（COCA—COLA）和壳牌（SHEll）,外国公司作为最大的广告资助商也对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施加影响。
（2）军队中反民粹力量及技术寡头。 这些在民粹派掌权的时代显得权力单薄，如今随着新经济趋势的出现而突然影响大增。军队—技术寡头部门不仅在政治领域起着镇压的作用，而且执行着经济现代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任务。
（3）民粹派最后失去了势力。卡多佐观察到， 由于国家新政权的政治抑制，从前曾斡旋于工人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工会领袖完全不出现在政治舞台。卡多佐进一步指出，资本积累需要“下降工资水平来解除一系列的工会和政治组织，而这些工会和组织使工人们在民粹时代得以抵制部分资金积累的压力”。
（4）旧的统治机构也失去了他们的强权地位。 不仅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而且工业和商业若不能适应新的经济趋势，也将发现他们自己在新统治下处于政治劣势。巴西的中产阶级接受了军方对工人影响力的干涉和破坏，由此，他们无意中支持了那些破坏本阶级进行直接的政治表达（如选举、政治集会、自由演说）的措施。
综上所述，1964年新情况表现在工业生产的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增长；军方权力在起着一定的经济作用和政治镇压作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消散；中产阶级政治表意的权力在衰减。然而，在解释这些新情况时，卡多佐提醒人们不要回到古典依附学派的观点上，即外国统治完全扼止了国家的发展。相反，应把研究集中在这些新情况的独特性上，并形成一种新模式以体现它们的动力机制。因此卡多佐展示了他的“联合性依附发展”模式。
“联合—依附发展”模式
卡多佐特意用了“联合依附发展”（assiciated —dependencydevelopment）这一短语， 因为这一术语把两个看似独立甚至矛盾的概念——“依附”和“发展”联系起来。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只注重现代化和发展，而传统依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则把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使欠发达国家产生永久性停滞的一种榨取式的剥削关系。但是，卡多佐宣称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工业资本对外围经济的渗透以及劳动力国际分工的产生，一个新的局面出现了。卡多佐认为，外国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依附国家的内在繁荣是相协调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促进了发展，因为外国企业的目的是制造产品投入国内市场，所以他们的利益至少和依附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的发展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发展意味着技术、财政、组织和市场联系的切实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只有跨国公司才能保证。
所以，与传统依附理论的模式不同，“联合依附发展”不是在工业部门毫无作为，它不是基于以工业化的损失为代价实行农业化，也不会产生使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结果。然而，卡多佐不愿意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样便会与现代化理论雷同。他强调了由“联合性依附”产生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例如，巴西的经济繁荣的基础是收入分配的倒退，这表现在不注重基本必需的消费而强调高档消费品，对外国产生越来越强的感恩戴德，产生社会的边际性和利用不足以及对人力资源的剥削，所有这些导致了相对贫困的增长。
另外，卡多佐指出了这种依附性发展是片面而不完全的，因为它缺少“自主的技术”，它被强迫使用外来的技术且必须承受由此而带来的吸收资本密集型、省力技术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它是不完全的发展，也因为它缺少一种充分发育的金融部门，当地资本的积累、增殖和自我实现需要且依附于一个在依附性国家之外的活跃的补充机制——它必须投身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循环。
因为强调了依附性发展的代价和结构性局限，卡多佐仍然是属于依附学派的，实际上，卡多佐的目的是既考察依附又考察发展的，研究外国统治和本国的政治力量以求显示出这些因素的结构性的历史性的特定的互动是如何在依附的结构性范围内产生强有力的发展。因此，研究卡多佐的模式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在促进由联系性依附所产生的发展中是十分有意义的。
政治动态结构
在卡多佐的模式中有三种类型的政治因素——军人政府（官僚—技术治国）、跨国公司和当地中产阶级。卡多佐认为自1964年以来，这三种群体在推动巴西的联合—依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联盟。
首先，军人政府的产生。军人政府通过一些措施建立了对行政力量的强硬控制，这些措施包括再次确认总统的职权，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在所有的教会以及国营企业建立了安全部门。在完成了管理的中央集权后，军人政府开始对各种社会反对运动进行镇压，军人政府以保护国家的名义取缔了工人组织，从而取得了高度的“政治安定”。于是，军人政府试图通过公私联营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譬如，通过建立国家的一个石油垄断企业（PETROBRAS ）来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政府还希望建立一个“社会生活开放，政治生活封闭”的社会，因此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意识的发展。
其次，当地中产阶级的国家主义者与发展主义者的分化由于军人政府的出现而消失并被中产阶级的国际化所取代。以后，由于中产阶级对其政治控制工具（政党、选举、舆论自由等等）的放弃，军人政府和资产阶级达成了共识。政府毫不怀疑企业主经济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用的一致性，政府划定了一些鼓励巴西的资本运作的领域。有了政府的支持，巴西的中产阶级面前展现出很有希望的致富之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被释放出来。
第三，根据卡多佐的观点，巴西的经济正在按照国际经济组织的新模式而重新构建，巴西中产阶级频繁地作为一个依附的低级搭档与跨国公司联合，因此，以跨国垄断企业和当地企业为中心的新生产结构产生了。卡多佐认为跨国公司比巴西中产阶级更有优势的原因是跨国公司控制了财政和先进的技术。
基于以上分析，卡多佐得出了把巴西1964年政治事件当作一场革命是合理的结论。卡多佐指出：“一场中产阶级的经济革命确实发生了，它是一场反动的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是经济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使当地中产阶级承受并适应了跨国资本家发展的打击，并在国家经济内建立了经济统治的新形式的有效附属”。卡多佐的研究决定了依附学派的实证方向并开始进行一个新的系列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官僚统治政府，国家、跨国公司和当地中产阶级的三方联盟，第三世界的依附发展等等。卡多佐的研究对新依附学派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注释：
〔1〕费南多·亨利克·卡多佐（Fornado Henrique Cardoso），巴西在任总统。1931年6月18日生于里约热内卢，1952 年毕业于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系，1961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留校任教。卡多佐50年代因参加巴西共产党被迫流放过，流放期间先后出任拉美经济委员会社会部主任、美国社会学研究理事会理事，在巴黎、剑桥、斯坦福等欧美著名大学任教。卡多佐长期研究拉美问题和巴西社会问题，是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亦是世界上著名的依附论学者。他从1960年至1993年著书颇丰，共发表了24部专著，主要代表作有《人类与社会》、《资本主义与在南方的奴隶制》、《拉丁美洲的社会变革》、《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依附性社会的政治与发展》、《专制与民主》等，其中，《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一书已翻译成7种外国文字出版。1978 年开始步入政坛，1982年起任参议员，先后创立了巴西民主运动党和社会民主党。1992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1993年5月改任财政部长，1995年1 月1日出任巴西第36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