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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31.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1)10-0012-17
一、社会变革与教育病理
“教育病理”一词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失衡令人堪忧。步入新世纪的日本，教育疾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据文部省1999年《教育白皮书》的统计，校内欺负事件虽然出现了减少趋势，但是“长期缺勤率”、“辍学率”却逐年上升，校内暴力也比以往有所增多，少年犯罪率则高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四位，犯罪行为越发凶残、粗暴。关于班级崩溃（注：指在日本的中小学中由于学生逃学、不合作等原因，导致的无法维系正常教育教学的现象。），虽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神奈川县和东京都的调查来推测，小学至少会有10%，中学可能达到14%左右。连文部省都认为，班级崩溃已发展到“任何学校都有可能发生的现象”。
上述统计首先表明，教育失衡在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必须从初中或初、高中阶段着手探讨其病理。当然，对于上述数据也有必要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分析。正如东京大学的佐藤学教授所指出，教育病理现象的严重与否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不应将东京地区的统计数据扩展至全国。笔者在多年的考察和研究经历中也深深感到，教育现象的解读必须从多角度入手，如学校教师之间的关系，地区差异或地方教育行政管理特点等。
但是不管怎样，现代教育病理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传统社会的深刻冲击。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50%的70年代中期可作为社会变革的分水岭。文部省2000年颁布的《学生指导诸问题》中的相关数据表明，长期缺勤生（注：原文为“不登校生”，指一学期的缺勤率达到30天以上的学生。）以1975年为界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很遗憾，除了长期缺勤生以外，没有其它统计数据）。在长期缺勤生增加的同时，高中入学率在1974年已高达90%，之后出现缓慢增长，目前达到97%左右。缺勤生增多与高中普及率提高之间的逆向关系，说明缺勤生的出现并增多的原因，从过去的升学压力转向“一旦失败，就无法面对挫折”的不安。一些教育病理学者将其称为“现代型缺勤现象”。[1]评论家小浜逸郎在其著作《面对人生思想入门》中解释道：“现代化导致了对现代体制的厌倦和排斥”。另外，辍学生急增也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由于文部省是从1997年开始对辍学者进行统计的，因此我们无法臆测1997年以前的数据。但是，国民教育研究所凭借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推算出的数据表明，50至60年代的辍学生大多数是定时制学校的学生，其辍学原因多与经济困窘相关，70年代以后才出现“非自愿入学”和“为了改变职业”等理由。从后者的辍学原因看，自愿辍学多于环境逼迫。
缺勤生、辍学生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到来及其终止而产生的。本文以为，它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派生品，也是日本教育出现现代病理的契机。
1972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从1974年开始出现经济负增长，宣告了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1975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全国人口的50%，标志着日本摆脱工业立国的局面，进入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除此以外，“高度信息社会”、“高度消费社会”、“知识社会”、“第三次浪潮”等词的出现，也反映出社会的转轨特征。
社会变化必然影响学校教育，本文从以下五点概括这些影响：
1)计算机的普及促进了第一、第二产业的软件化，但是远不及它对第三产业的巨大影响。“重厚长大”、划一的金字塔型企业组织大部分转型为“轻薄短小”、灵活的企业模式。作为现代学校范式的企业产生质变，学校必然受其影响。
2)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导致消费的增加和服务业的多样化，产生了丰富的社会选择机会和大众的“分众化”、“小众化”。这些变化都极大地动摇了以集体教育为主的传统学校体制。
3)新技术革命使得社会对劳动熟练工的需求减少，而对小时工、临时工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新机械、新技术的导入增强了不断“研修”的需要，并用迅速适应新情况的“应变”能力代替了需常年积累的熟练技术。小时工和临时工不需要特别的职前准备和研修也能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即使人际关系不理想，也可轻易换到工作。在这样的状态下，已往支配日本企业界的集团理念很难存续下去。
4)社会变化通过就业信息、小时工经验等途径直接传入学校，大大削弱了学生们“为将来忍耐当下”（也称工具性，这是现代学校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的愿望，即时享乐型思维得到普遍肯定。
5)在日本急速增长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欧美各国却逐渐失去了他们对日本的榜样作用。失去追逐目标的成人们未能向下一代提示新目标。
社会的变化投射到学校，影响了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学生们。各种就业信息和小时工经验都会从各个角度对学生们产生影响，也会使敏感的学生们很快感知社会的变化。如果继续用固定僵化的模式要求学生，只会面对诸多困难。日本的教育出现校内欺负、长期缺勤、辍学等病理现象，正是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变革的表现。
作为医治教育疾病的处方，有两种改革模式：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即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教育的理念和制度，采用自由竞争与自我负责的改革路线；二是市民主义教育改革，即不是简单强调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而是眷顾社会的弱势群体，扩大公共空间，建立各类人群得以共生的社会。
二、市场原理下的教育改革
1、择校制度的提出及其发展
第一类处方在日本乃至世界都已有相当的市场。例如，70年代末到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将新自由主义理念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出路；美国的里根政府提出减少政府管制，推行自负盈亏政策等。
日本于1984年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他们的一系列咨询报告也是这些理念下的产物。现在的日本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咨询报告中提出的改革设想发展而来的。例如，继临时教育审议会之后，关注高中问题的第14届中央教育审议会虽然作出了正确诊断，认为“差异”是教育病理的根本原因，但是竟把引入竞争机制、建设特色高中作为其药方，其结果，不仅未能解决矛盾，而且更加剧了困境。
90年代后半期，高等教育领域大力宣传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初高中教育阶段则宣扬“择校”制的合理性，部分地区已开始实行择校制。择校制不仅与教育病理的恢复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将是今后教育改革的主题。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个问题。
目前，择校论只出现于东京都的一些社区（东京都品川区已从2000年春季开始实行择校制度），而且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变相促进学校间合并和政府取悦民众的手段。
但是，择校制的另一意图也是值得关注的，即灵活地重组公共教育，试图通过择校重新建立起学校与家长、学生之间新的交流渠道。显然，这些措施会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并且在市场原理的浪潮中被人们视为治愈教育病理的灵丹妙药。将有更多的人们赞同这些做法，导入择校制的地区也会不断增加。
第一次提出这个构想是在1984年的“展望世界京都座谈会”中。由于择校制被指定为临时教育审议会“教育自由化论坛”的核心内容，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择校制度的宗旨在于将自由化、松绑理念导入公立义务教育阶段，给予家长和儿童选择学校的自由。但是，这个构想并未得到预期的赞同。日教组等教育运动团体和公共教育的设立者文部省都不约而同地反对这一构想，理由是教育的市场化不应深入到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只会加速校际差距的扩大。在一片反对声中，“自由择校论”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销声匿迹了。
但是，日本行政改革委员会的“松绑支委会”于1996年旧话重提，主张要打破公立学校僵化、封闭、划一的局面，须在公立学校中导入市场竞争原理。为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择校制度。该提议再次引发了社会关于择校制度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反对方忧虑择校制将导致校间差距的扩大；赞同方则提出择校制度的实施必然推动特色高中的建设，从而缓解根据学生成绩列出学校排行榜的现象。随着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转型，新自由主义进一步蔓延于社会，过去人们普遍认同的“消除差异等于平等”的理念业已动摇。因此，择校制度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
2、择校制——“选择与责任相结合的教育改革”
财团法人社会经济生产性本部（龟井正夫会长）的社会政策特别委员会（堤清二委员长）发表了题为《选择·责任·连带的教育改革——学校功能恢复视角》的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该报告书用长达三年的时光对择校制进行了各种研究，可谓择校论的集大成式报告。
报告书批驳了迄今为止的各种择校论，认为它们“脱离现实，距离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相差太远”。在批判的基础上，报告书对现有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力图以学校为核心，对教育系统各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其内容广泛涉及废除学区制和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国的教学大纲）、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以及大学入学名额限制等。倘若只对报告书的部分内容进行评价，显然违背了报告书的基本宗旨。但是本文不得不坚持指出，大学入学名额限制和入学考试的废除、学习指导要领的废除在今年之内得到全面推行恐怕不太可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择校制作为惟一被保留的改革内容存留下来。
正如报告书的题目所提示，报告的目的是给日本教育提供“药方”，根据“选择”的自由与由此产生的自我“责任”来建构新的“连带”关系。择校本身并不值得怀疑，值得怀疑的是方法的合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结果。
在择校论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赋予校长人事权、预算权等，并大力加强这些权利，从而实现在校长领导下将学校由划一转向个性化的目的。看来，废除学区制，使家庭（家长与学生）自由选择学校是利大于弊的措施。家长和学生可以选择更为适合自己的学校，学校也会为了回应学生与家长的信赖，更为努力地工作。在死水一潭的公立学校之间导入竞争原理，并且通过这些措施，促进家庭与学校、学生和教师之间相互选择的关系，这是择校论的重点所在。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3、“择校论”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对于保守、无力且缺乏生气的公立中小学来说，择校制如一付强心剂。明治维新以来，学区只是国家作为统治国民的手段。必须打破学区限制，尊重个人的自由择校意愿，在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建立一种共同纽带，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病理也是有望治愈的——报告书是这样陈述的。
报告的择校主张是无可厚非的，其效果亦无庸置疑。但是我们在同声喝彩的同时也应关注到择校制的副作用。例如：
1)学校间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中央教育审议会作为文部大臣的咨询机构，在第14期会议中重点探讨过高中教育问题，指出学校间的质量差异是教育病理的主因。但是，文部省开出的处方一味推行入学考试多样化、高中特色化等政策，丝毫没有关注过去为消除学校间差异所做的诸多实际工作，如“综合选拔制度”、“缩小学区”等。显然，该改革认为只要拓宽高中教育的入学渠道与途径，就能向那些随着信息、消费社会的到来变得多样化的学生们提供多种选择机会，就能消解过去在一元价值（偏差值）下的学校排序，校际差异也会随之消失。改革的口号“走向多样选择下的升学制度”正是第14期中央教育审议会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
改革实施至今已过了10年，高中之间的差异是否已经消除？抑或出现缓解的趋势？只要看看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应试书籍和资料，就足以了解现在的情形了。
10年来致力于特色高中的建设，宣扬“自由择校”的结果就是今天随处可见的高中校际差距。学校多样化的推进根本没有起到缩小校际差距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即便在所有公立初中等学校推行自由择校制订，也无法避免上述局面。今天的自由择校论者却浑然不觉。
2)教育界普遍抱怨的是，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在择校时，并非将学校特色与理念作为选择依据，而是只考虑学校内是否存在欺负现象，是否出现班级崩溃，或者学校规模是否太小以至于几年后就会消失等因素，用否定的眼光观察学校的时候居多。因此，只要有一件类似的传闻出现，，就会迅速蔓延于整个社区，学生数就会剧减，甚至导致学校倒闭。1996-1998年间在东京都足立区试行“弹性学区”制以来，出现了规模较小的小学越发缩小，中学生过分集中于名门高中等现象，问题高中的学生也开始大量转学。一桥大学的久富善之教授已通过调查证实了这个事实（今年1月在东京都日野市举行的研讨会中发表的资料）。公立义务学校的发展比高中更加关系到所在社区的发展，小学的兴衰有时会影响整个社区的兴衰，更会导致社区间差距的拉大。这一点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3)退一步讲，假如我们像择校论者所期待的那样，实现了自由择校，的确会实现各学校的“差异化”“个性化”。但是，会不会因此造成学校内部的相对平均化？从小学开始就形成的学生集团在自主择校的幌子下可以原封不动地一起升到高中，学校与家长则会以自由择校的名目支持这种现象。在这种状态下，学校教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中央教育审议会第15次会议所指出的“生存能力”（“共生能力”）是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培养的，“他人”之中包括社会的各种群体而不仅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伙伴。惟有在与不同之人的共生中，个性才会得到真正的伸张，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闪光点。自由择校制度下形成的“均质化”集团有成为封闭集团的危险，甚至不排除排斥、歧视其他集团的可能。
4)既然存在差异，就必然会有学生趋之若骛的学校和门庭冷落的学校。前者由于无法无限度地容纳学生，自然会对应募生进行选拔，这就又回到学校选拔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拔学校的局面。在这个方面，英国可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英国的罗纳德·多尔指出：“热心于子女教育的父母们争相把子女送到声誉好的学校，应募者超过学校容量，学校就通过面试等手段筛选家长和学生。虽然筛选标准十分暧昧，但是家庭环境的好坏、学历高低等无疑会成为重要条件。其结果，必然导致新的不平等，学校将被分化为家庭环境好、成绩优秀的中产阶级子弟云集的学校与社会福利照顾下的下层家庭子弟集中的学校。而且，这种差异将会不断加大，从而违背择校制度的初衷。”[2]目前，日本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公立高中分为“进步学校”与“指导困难学校”。[3]
总之，本文认为“择校”制度下的平均化将会导致学校内部的一体化，无法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形成交往范围，不仅无法达到共生的目的，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将学校推入相互竞争的境地。如前所述，这是择校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扩大学校、社区间差异的处方，是绝不应采纳的。
三、市民主义理念下的教育改革
1、市民主义教育改革
本文提出市民主义的教育改革，在把市民理解为社区住民的基础上，提倡社区合作下的学校再生。积极参与对商品的检验，并对其制造过程提出各种要求，是近年来消费者运动的新趋势。我家附近的“生活俱乐部”等自发市民团体，为了购买更好的产品介入产地和生产过程，同时经营非赢利性事业为社区服务，最近甚至选出代表来参加市、区议会，积极参与社区内的政治活动。
市民主义教育改革论主张，将上述市民运动的理念实践于教育改革中。为此，必须改变把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对立为买卖双方的看法，包括家长、子女在内的所有市民应积极参与教育提供者的工作。并且，学校的管理事业应转变为社区社会和市民社会共同的事业而不仅仅是学校与教师的责任。这决不是异想天开。事实上，目前在全国的部分学校中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例如，在单位制高中，修满80学分的学生就可打破学年规定提前毕业。而且，在该高中实施的是“事务代替”制，从事社会活动（包括临时工）和家务劳动都可换算为学分。金泽市的单位制高中承认在超市和百货店的打工经历；静冈市承认在附近医院中进行的应急实习经历，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当然，也有人将其批评为“廉价出卖学分”的行径，但是本文以为，应从积极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现象。因为，学校的本质就在于把社会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纳入教育之中。“事务代替”制的宗旨在于将过分封闭于学校的知识技能教育还给社会，向社会寻求帮助，邀请他们参与到教育中来。可以认为，这是作为服务方的学校与作为消费者的市民社会、社区之间的相互合作。
除“事务代替学分制”外，另一著名的改革为综合科的实施。该学科始于90年代，是将基础学科和一些专业学科结合在一起开设的新课程。综合科的一大特点是邀请社会专业人士充当校外教师。校外教师有企业主、商店老板、演员和运动员等。这也是企图将学校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的努力之一。这些努力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果。
校内外的合作教育不仅在高中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在小学和初中也以非制度形式实行着。例如，参观社区的一些设施；邀请传统匠人到小学讲课等。我在大学讲课时也采用过这种方法，颇受欢迎。
福岛县的有些中学邀请毕业生和部分家长参加“就业讨论会”，学生从各自的立场谈其具体经验。新泻县的一些小学邀请家长与老师共同参与平日的教学，并邀请家长参与教学课程的设置。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随着综合课的实施，这样的现象将有增无减。结果是得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随着高学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会有更多的家长与社区人士能够并愿意与学校进行合作。只要能动员社会的力量参与学校，学校教育也将恢复其本然之性，不再用封闭的课程来禁锢学生。课程将越来越灵活，学校也会恢复活力，教育的恢复不需要导入市场原理。在出生率不断降低的今天，学生之间的残酷竞争是可以被相互合作所代替的。向学校教育注入民间的生机，是市民社会教育改革的主要思路。
2、社区的合作学习网
要想缓解市场原理的弊端，必须杜绝促进学校之间竞争的局面。相反，应增加校际间的交流。首先是纵向交流，即邻近中小学之间的联络和合作；其次是横向交流，即在同级学校之间取长补短，相互加强批评与帮助，最终形成小学－初中－高中之间的合作关系。本文以为，惟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可能缓解日益加重的学校病理现象。
此外，还要加强学校与所在社区的社会教育机构、文化福利设施、企业商店及其他教育文化团体之间的合作，寻求他们的帮助，把全社会建设成一个以学校为核心的合作学习网。
如果能够建起这样的网络，学校的课程将远远超乎一所学校能够想象得到的丰富程度。正如前文所述，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在后工业社会环境中已习惯于多种选择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必须提供多种教育内容。因此，在上述合作学习网络中，学生可通过与社区的人们进行交流，学习作为国民、地球市民、社区住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技能。同时，还可以学到其它独特的选修科目。必须再次强调，追求学校的个性化并不是教育的目的，促使每位学生的个性化才是教育真正的追逐目标。即使从财政角度来看，将社区的教育能力导入学校是节省经费、挖掘新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合作学习网的建设无法也不应由一所学校建立。为了使学习网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应使社区各部门的代表参与、组织相关机构。例如，德国的“合同制学校管理”、意大利的“学校评议会”等；日本国内比较有名的例子有川崎市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在川崎市，所有中学学区各设1所“社区教育委员会”，由学生、社区青年和社区教育机构、市民代表等定期召开会议，利用空余教室探讨诸教育问题。虽然也有部分批评者指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期固定，不利于集思广益，但是委员会的成立无疑是新的创意，学校不再以“成品”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而是在社区的合作下创立新学校，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扩大符合市民社会发展的公共空间。
最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近的教育基本法修改。修改结果虽然尚待新近成立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商榷后公布，但是从中曾根文部大臣最近的演说中可以推测，日本将教育的核心定位为“尊重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即爱国主义教育。去年的国旗、国歌事件以及各学校的反映表明，日本政府企图用爱国主义教育的烟幕来回避市场原理进入教育后产生的诸多矛盾和混乱。与其这样，不如创建人们“共生”的社区，培养人们的公共意识，进而形成不同社区之间的连带关系。公共性进一步普及，就不必刻意强调爱国主义，也能够形成在尊重他人个性基础上的连带意识，而这也正是市民主义教育改革的根本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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