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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主持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疑问，产生于“五四”时期。此前，包括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也不曾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尽管他们已经感觉到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于西方。1915年中国最早的一份科学刊物《科学》创刊了，创办人任鸿隽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又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在他的影响下，外国人戴孝骞等开始研究这一问题。1944年吴藻溪将德籍犹太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译成中文后，再度引起国人的讨论。此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发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其后，英国学者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他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是不发达，而是很发达，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许多领域，远比西方领先。此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今天，我们是否从这个问题开始？
席泽宗：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其中即谈了这个问题。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是一种错觉。在文章中，我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不仅有科学方法，也有科学成就，还有科学精神。上述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实际上是指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方法，而不是说没有科学成就。况且，如果严格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方法来衡量，不仅中国古代无科学，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也很难算做科学家。
这里我想换个角度来谈。萨顿是世界公认的科学史创始人，他原来学的是哲学，后来学了化学、数学，最后研究科学史，他还学习了14门外语，包括阿拉伯语和中文。过去我们以李约瑟作为研究标准时，就有人说李约瑟对中国有偏爱。可是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初年，在书中他列举了大量科学家的名字，而中国的科学家就有249人。这些人中，研究天文学的最多，医学和数学次之，而真正搞技术的只有5人。按这个数字来推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李伯聪：我想从方法论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过，只有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科学的。因此，要想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你就必须先把中国古代有科学的所有观点一一驳倒，全部推翻。那么，做到这一点后，就能说中国古代无科学了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很可能那些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研究者学问都不够、功底也不深，换句话说就是太笨了，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中的有些材料他们鉴别不出来。然而，即使做到了这第二点，就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了吗？我觉得还不行。因为我们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文献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大量古代文献资料已经遗失了，说不定多少年后又能从考古中发现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的材料呢。因此，说“无”难。反之，说“有”很容易，只要你能证明一个中国古代有科学的事例，就可以说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否则，如果你只是用一两个事例即得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结论，显然是违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逻辑的。
可以说，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产生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家说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论点是经过上述三步严格论证的，因而说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董光璧：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我同意席先生的看法，李先生也谈得非常精彩。
实际上，应该说从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以后，对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自然科学，是经由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于17世纪在欧洲形成的。此前，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古代中国没有，古代希腊也没有。因为直到15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大体上一样，都各自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而又都未能达到很好领悟和自觉掌握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表明，科学的形成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文明融合过程。在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上，科学已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进程，每一古老文明中都有某种科学成分成长的历史，并且只有通过众多个性的、小写的、复数的科学，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共性的、大写的、单数的科学。既然古代希腊有科学成立，那么也应有古代中国科学、古代阿拉伯科学等诸多古代科学。因而，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我觉得李约瑟的研究已经向世人说得很清楚，当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不是理论性的科学，而是经验性的准科学或前科学。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而且也是可以做的则是，如何弥补李约瑟研究的不足。如李约瑟就没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在我看来，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的而是模型论的。
中国何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主持人：听了先生们的发言，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然而，我又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代与古代希腊一样也都有科学，那么，为什么在近代的西方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却没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李约瑟难题”。毫无疑问，“李约瑟难题”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接下来，先生们是否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席泽宗：
我觉得“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而诞生在欧洲？应该说，这个问题最早并不是李约瑟提出来的，而是我国的任鸿隽在1915年发表于《科学》创刊号上的《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首先提出来的。当然，由于李约瑟的关注而使该问题的影响得到扩大则是事实。李约瑟是40年代才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因而，准确来讲，“李约瑟难题”应该命名为“任鸿隽难题”。另外，我认为，对该难题可以研究，但它绝不是中国科学界的最大难题，更没有必要把求解这个难题作为中国科学界的所谓一项跨世纪的重大任务来做。
对于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有人认为是由于他们有古希腊文化，我不以为然。欧洲人吸收古希腊文化是从12世纪开始的，它首先被经院哲学家们所接受，以至于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时，竟埋怨在教会的学校里尽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不讲《圣经》。恰恰相反，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1453年不一样，近代科学史是从1543年开始的，因为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伟大的著作。而这两部著作恰恰是向以希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宣战的。后来，伽利略为了证实和宣传哥白尼学说、推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写了两部不朽的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学科〈力学和弹力学〉的对话》。所以，我认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关得到迅速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前的希腊去找原因。如果古希腊的文化真是那么绝对优越的话，那么，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它连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都不能保护？又为什么西方的中世纪那么落后，比我们同一时期还要落后？
同样，自16世纪以后，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了，我们也不必把板子打在孔子、孟子身上，而应该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我认为，在宋朝时，中国即已出现了近代科学的萌芽，但不久的蒙元高度专治，使得这一萌芽未能发展起来。到了晚明时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时期里产生了李明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4位世界知名、公认的大科学家。但清兵的入关又使它夭折了。按理说，清康熙皇帝在位的60年是中国产生近代科学的最好时期，但康熙皇帝未能抓住这一良机。与其同一时期的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法国的路易十四相比，我觉得康熙至多只是一个科学爱好者。彼得大帝亲自去西方学习科学文化，路易十四建立了科学院，等等。而康熙不仅没有派人出去学习，反而对一些比较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因而，我觉得对康熙应该重新评价。
李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我觉得席先生在总结其阻力时讲得非常全面和深刻。实际上，科学的发展不仅有阻力问题，也有动力问题。在西方，科学发展也同样遇到许多阻力，可西方科学就是冲破了重重阻力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是突如其来的动力，那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见，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诸如此类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的中国竟在“回归六经”中整整耽误了200多年。
席先生把康熙大帝定位为科学爱好者，我觉得非常贴切而富有启发。从一定意义上讲，康熙皇帝是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因而，在康熙皇帝上台前后，有两拨人值得注意，一是明末遗民，一是清朝新贵。明末遗民在总结明朝何以灭亡时，对宋明以来的学术思想进行的深刻反思，甚至可以说比我们今天反思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还要沉痛。他们反思的结果是，认为王守仁的学说进而还有朱熹的学说使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空谈心性是违背孔子六经的教导的。所以，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不约而同地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他们的治学方向代表了明末遗民的方向。而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要统治文化先进而人口又众多的汉民族，就必须通晓汉文化。他们要通晓汉文化，又必须从基础开始，这就是清代经书的训诂考据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把训诂考据特别发达的原因归之于“文字狱”，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清朝初年传统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都非常迅速，但是由于其发展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很好地理解经书，因为经书的文字涉及广泛的内容，其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知识等，当然从经学的立场来看，不理解经书中的科学知识，的确不能准确解读经书，因而他们就给自己的科学工作划定了一个界限：从为理解经书开始到理解经书为止，这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圆圈，乾嘉学者以及他们的先驱所从事的科学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圆圈中运动，这样的运动能把中国的科学带向何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学问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认为六经中已经包括了一切真理，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科学工作中。也正是在这一荒唐的信念指导下，面对西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祖先往往习惯于从中国古代文化中为其寻找根源。如清初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算学第一”的天文数学家梅文鼎，当时就提出了著名的“西学中源说”。据此，当时的人们认为，传入中国的以欧氏几何学为核心的西方数学、天文学等，都源于中国上古的勾股术，因而不足为奇；至于地圆说，更认为在我们的经书中早有记载。总之，西方那套科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的祖宗都在中国。也正是受“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一方面，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了挖掘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数学成就中去，另一方面，即使他们也努力在研究西方的新的科学技术，但由于其目的不是吸收其新的内容，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而是研究如何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纳入到我们传统科学技术的框架中去。因而，虽然明朝末年以后在科学研究中也频频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但常常遭到批评和指责。而正当我们的先辈们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我们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意义
主持人：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有过令人不堪回首的近代落伍。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我们既不必为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沾沾自喜，更不应为那几百年的落伍而忧心忡忡。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就是马上彻底检讨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东西适应新时代，又有哪些东西是经不起科学时代考验而应废弃的。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未来社会是否有意义？意义何在？
席泽宗：这个问题提得好。根据我的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不仅有辉煌的过去，也理应有辉煌的未来。第一，近代科学发展400年，建立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较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为此发展综合、非线性、复杂性、开放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改变观念、推动科学发展的时代强音，而这类研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第二，与西方传统文化中主张无限发展人口和无限掠夺自然的思想相反，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无疑会对当代的环境科学、区域开发和技术发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第三，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因而，对许多自然现象特别是天文现象、气候现象、地震现象等等的观察时间之长、记录之详，堪称世界之最。显然，这些自然史料在人类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现代科学研究中会有广泛的应用。比如，东方天文记录的现代应用，已成为一个很受世人关注的课题。第四，把传统科学作为目的基因转入现代科学中，使现代科学得以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的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已经取得不少成功。现代数学一直有两种对立的倾向——构造性数学和非构造性数学。构造性数学倾向即算法化，非构造性数学倾向即公理化。由于计算机运用于信息加工必须使数学规律算法化，而中国数学传统正是以算法为中心发展的，并且是以把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求解为其特征的。吴文俊院士正是将中国传统数学方法用于定理的机器证明而获得成功。吴文俊工作的一个突出的应用是，由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自动推导出牛顿万有引力。这表明中国传统数学范式的新生。
因而，我非常赞同杨振宁先生的话：“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董光璧：有种种迹象表明，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转变中，科学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已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后现代性呢？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后现代科学时代可能会有其生命力。
首先，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对后现代科学会有启蒙作用。老子和庄子思想的伟大性和超越时代性就在于，它不仅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地顿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并提出了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应该相互融通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两千多年前道家发现的问题，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面前。20世纪即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更替的动荡不安的世纪，即是一例。它已把个人、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的不安全性全部展现在人类面前。这种世界性的社会危机正是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对人的严重异化的表现。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会对我们这个时代有新启蒙思想的作用。换句话说，道家思想对弥合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隔阂，乃至使人与自然重归于好会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对科学的人性化会有作用。当代科技文明发展的困境要求科学必须人性化。早在1920年，科学史家萨顿就发出“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吁。而人类与其母亲大自然搏斗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未来科学技术必须要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而人类今日的这种体悟，正体现着被遗忘的东方古代贤哲们的睿智。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虽然历史上儒家伦理价值往往被政治化，但根据社会中轴转换原理，我们认为，既然在权势社会儒家伦理价值可以被政治化，那么在未来智力社会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即是说，儒家科技思想的四大特征，即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自然与人文统体的学问观、归纳与演绎结合的治学方法论、求理与致用并重的学术目的论，对后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生会有重大意义。
第三个方面，我同意前面席先生在第四点中所做的阐述，只不过我的叫法与席先生不同，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成分的现代性对未来科学的作用。显然，这种作用是巨大的，必然会推动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