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杂字》研究（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三论文,西夏文论文,杂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跋
1990年10月，我在银川金桥宾馆参加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座谈会，时逢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我去拜访，他告诉我：“王静如教授不幸于10月2日去世”。我闻讯愕然，万分悲痛！ 西夏学界一颗巨星陨落了。我立即通知宁夏人民出版社：前约我同王先生合著的《西夏文〈杂字〉研究》一书，可否增附一《跋》？以弘扬先生蜚声中外的业迹。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同意。十一月，我赴京前往先生家悼唁，看望师母沈思庄，并说明我们合著的书，一旦出版，立即寄去稿酬，并计划加写一《跋》，以彰先生之功德。师母对此毫无所知，沉浸于悲痛之中，只同长子反复叨念逝者生前的困境：“他本不该走的那么早，他得病后，送进医院，时逢亚运会，医院只顾外宾，内宾受冷落，住院不让家人陪伴，夜间输氧无人照管，结果氧气管被鼻涕堵塞，断氧窒息”。长子学医，知其死因，四处告状未果。师母说：“他晚年工资同五十年代一样，全家三口，还雇一小保姆，全靠他的工资。再加上长子因病离职在家，三人常年多病，生活拮据，并无积蓄”。希望我向有关方面反映，予以照顾。
我带着悲痛而沉闷的心情离开一代尊师的家，走进我的另一位老师亦是王先生的至友马学良教授家。他说：“民族所一连去世三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翁独健、傅懋勣、王静如教授， 这是民族学界一大损失！”马先生十分沉痛，还同我谈起翁、傅先生去世时的情形，我不禁泪盈满眶。告辞马先生，直驱民族所找所负责人，如实反映了情况，他们比我了解的更清楚，和我的心情一样，随后我又向院部有关同志反映。直到今年7月，其子王龙友来信，并寄来两帧王先生的照片， 表示谢意，说他母亲的生活得到解决，压在我心坎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我同王先生的接触并不多，但对他的博学非常钦佩。然而我却听到一些不敬之辞。记得1970年3月，宁夏文化代表团赴京参观学习， 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见时指出：宁夏是西夏的发祥地，要把西夏考古发掘作为重点。要有人学习研究西夏文字，不能让它成为“绝”学。有人插话：“听说王静如教授，只教儿子，不教别人”。王说：“不要紧，还有一位罗福颐先生也懂西夏文，现在在湖北劳动，我们可以把他调回，你们派人来跟他学习”。从此，我对王先生留下了不好印象。
1973年5月， 当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国家文物局跟罗先生学习西夏文时，我已搜集西夏文字例卡片三万余张，并用四角号码加以编排。罗先生听说我去跟他学习西夏文字，他早已为我准备了大摞资料。9月， 我如饥似渴地摘抄完后，带上文物局的介绍信，抱着戒备心理去求教王静如先生，那时的机关经常无人上班，我经多次联系，终于在旧历八月十六日拜见了王先生，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晚上，盛情难却，非留我吃晚饭不可。他说：“我太高兴了，我从不请客，但我今天破例招待你，我有好吃的请你。”他的盛情完全出我意料，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答应，吃饭仅我们两人。
1978年3月，文物出版社决定出版我撰修的《夏汉字典》， 通知我赴京听取审稿意见。由于受极左影响。 组织上未及时派我前往， 拖至1979年5月赴京。文物局陈慈德处长接待我们， 一见面就说：“你们见到《北京日报》没有？王静如教授以西夏学权威发表谈话，他正在指导他的儿子编写西夏文字典，与你这个无名小卒竞争了。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拖了整整一年？”他介绍我们去出版社，出版社的同志见到审稿意见，心冷了半截，大家面面相觑而不语，还是陈处长打破了沉默，他说：“都是自己人，把意见交给他们吧！”我打开审稿意见，完全出人意料，我们抱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招待所。这时一位曾在宁夏工作过的中央负责同志来看我们。领导将我们的“遭遇”汇报后，他十分同情，让我们去找有关领导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这是宁夏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应为宁夏争光。我们并未找任何人，准备起程回宁。临行前，我去看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他说：“楼上（指他住的楼）是王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我能说什么？你还年轻，可以搞别的，字典就让他先出吧！”回宁后，我一度钻甲骨文，后来研究《同音》。
1986年拙著《同音研究》出版后，我赴苏考察，出国前夕，去拜访王先生，一见面依然如故，满腔热情，并说：“我早就说了我要出西夏文字典，但是谈何容易！也许我这一辈子也出不了，即或出我的字典，也并不影响你出字典，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出一两部字典并不多，何况两人编的体例全不相同”。从此我又继续修订我的字典。
1987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编辑部来函约我写《传略》，我复函拒绝，我说：我既不是家，也不是权威。西夏学权威和专家是王静如教授。他们请王写，王让我代笔，我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写完寄去，他很满意。
1989年，苏联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教授来访，赠给王先生西夏文《杂字》一书照片。他即寄给我，让我同他共同研究。当我们把书稿交出版社还未出版时，1990年10月2日先生，不幸逝世。享年87岁。
从我和王先生近二十年的交往中，得知他从未说过只教自己儿子，不教别人，事实上他已培养出西夏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怎能说他只教儿子不教别人？他为西夏学勤劳终生，出版字典为民造福，功德无量，理所当然。我的字典未出版，并不是他发布了消息与我竞争；也不是由于他人审稿提了什么意见，而是字典本身的确还不具备出版条件。为什么当时还产生那么些情绪？主要原因彼此未能交换意见。加上“十年浩劫”的后遗症——彼此不信任，互相戒备的结果。尽管我们有过误会，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对我无话不说，我对他极为尊敬，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我们每月都有通信来往。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怎能使我不悲痛！
王静如教授不愧为著名的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蜚声海内外。
王先生生于1903年，河北省深泽县人。1923年考入民国大学语文系。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从师赵元任、陈寅恪等著名学者。攻读语言学，兼修历史、考古学。1929年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29—1933年，仅仅三四年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西夏研究》一二三辑，这是他向西夏学迈进的代表作，使他登上了西夏学研究的高峰，当这三部专辑出版后，1933年上级领导即以海外研究员的名义派他赴法、英、德等国进修语言学、中亚语言史、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亚文化艺术史、欧洲绘画史、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以及生产工具史的研究。1936年，法国科学院院士会根据他对西夏学研究的卓越成就，授予他东方“茹莲”奖金。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法国个人奖。同年他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的研究员、教授和导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室主任。195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还兼任国家文物局历史文物谘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 中国音韵学会和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 从1978年起，当选为民革中央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静如先生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很广，著述丰富，建树颇多。特别是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举世公认。他对于我国古代和现代民族的研究，例如突厥、回鹘、党项、契丹、女真、鲜卑、蒙古、达斡尔、苗族、土家等民族的语言、文字，均有精湛研究，发表了不少卓有创见的成果。
王先生十分重视实际调查与研究。五十年代，他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亲自赴贵州等地调查和参加史志的编写工作。与大家同甘共苦，表现了很大的热忱。并撰写了一批有份量的论著。六十年代，又亲自率队到敦煌考察，与敦煌研究所、北京大学的专家一起，不辞劳苦，逐窟进行考察，分析推敲，得出科学结论，使敦煌有关西夏石窟，断代分期，作出重大贡献。
王静如教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专家学者，而且还是一位享有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从小受其父王葆真先生的影响，青年时代参加“中华革命同盟会”、“华北民主促进会”等爱国进步组织。其父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国近代的一位革命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曾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先生在其父的影响下，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和人民。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光辉风范长存，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着他走过的道路，把西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吧！
注释：
〔1〕《宋史》卷485，中华书局版，第13995页。
〔2〕张澍《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 见《养素堂文集》卷十九，1837。
〔3〕A·Wylia,On an Ancie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0.
〔4〕G·Deveria,L'Ecriture cl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ut,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àl'Académie de Inscriptions,1898。
〔5〕п·K.Ko3дOB,MoHгOдпя и AMд и MepTBbI ǔгopoд Xapa-XoTo,M.-пг.,1923,cTp.556.
〔6〕TaHгyTckиe PYKOпиcи и kcидoгpaфbI,издaTeдbBeTBO BocToHHoǔ ЛиTepaTypbI,MockBa 1963。 （译文见《民族史译文集》1978年第3辑）
〔7〕按原文直译为“节亲异杂义合和”。 这里义译为“亲属称谓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其它各部不同，它放在“汉族姓”与“身体”部之间。“节亲”又可译为辈份。
〔8〕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 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第168页。
〔9〕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 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1989年版第169页。
〔10〕同上，第182页。
棚写为“
”， 见该文附录的“西夏汉文本《杂字》第22页”原件照片。
〔11〕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第22页。
〔12〕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及李方桂修订的高本汉关于中古汉语的拟音。
〔13〕
：之讹体，音弋（yì），麦即麦去壳而成碎片，做粥用。
〔14〕
：音涓（juān），茎也，麦，并非粮食，而为麦秆、麦茎也。汉文《杂字》的作者误为粮食，列入其中。
〔15〕
：音邵（shào），即米麦混合熬粥谓之，即糗也。
〔16〕糁：音参（sàn），粥也，以米作之羹也。
〔17〕越瓜：词书未见，疑指白越或于越地区传入西夏的瓜，正如回纥瓜、大石瓜一样。系指由南方传去的瓜。
〔18〕回纥瓜，顾名思义，即回鹘人传去的瓜，史金波同志认为“应是现在所谓的哈密瓜”，言之有理，因为西夏最强盛时，它的势力已扩张到今新疆的哈密地区。
〔19〕大石瓜，即大食瓜，与药物部安息香同出一地，辗转而来。
〔20〕中兴，即中兴府，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夏的首府。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最近（美）邓如萍：《兴庆府和中兴府及有关问题的考证》一文提出异议。她认为西夏文文献里仅有中兴府，而无兴庆府。称庆兴府纯属吴氏“臆断”（见《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第161页，聂鸣音译）。汉文《杂字》的“中兴”与西夏文记载是一致的，邓的考证是对的。
〔21〕《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第13995页。
〔22〕《孝经注疏》卷第一，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545页。
〔23〕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第27、31页。
〔24〕同注〔22〕，第2549页。
〔25〕《尔雅疏》卷第一， 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版第2567页。
〔26〕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1989年版第178—179页。
〔27〕载林旅芝《西夏史》，1975年香港出版，附张澍《西夏姓氏录》。
〔28〕详见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集》1983年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19页。
〔29〕史金波等《文海研究》《杂》9、24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0〕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10页3B6。
〔31〕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弥峨”“你合饿”均为弥药一词之译音。
〔32〕“贺兰”：因山而得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西夏立国借贺兰山为屏障，在贺兰山南麓建陵园、修宫殿，都城中兴府即在此南四十里处。
〔33〕灵州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夏时一度为西平府，是西夏的重镇。
〔34〕天都，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境，即西夏时的天都山，是西夏的重镇之一。
〔35〕史金波《文海研究》《海》90.132、69、215。
〔36〕李范文《同音研究》第412页42B6。
〔37〕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第20、34页。
〔38〕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第184—184页。
〔39〕《文海杂类》2.242。
〔40〕《文海研究》89.161。
〔41〕《辞源》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9页。
〔42〕《文海研究》26、218。
〔43〕《尔雅注疏》卷四，见《十三经注疏》第二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592页。
〔44〕《对偶谚语集锦》（俄文）1974年莫斯科版第174、207页。
〔45〕同上页注〔37〕，卷六，第2609页。
〔46〕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第32、33页。
〔47〕同上引《对偶谚语集锦》，第197页、第157页。
〔48〕同上引《对偶谚语集锦》，第197页、第157页。
〔49〕同上页注〔44〕第163页。
〔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六月条。
〔51〕同上，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条。
〔52〕同上引《文海研究》，《杂》18、161。
〔53〕同上引《文海研究》，《杂》17、272。 原译为“此者寻乐（？）围绕也”，笔者译为“寻常近亲也”。
〔54〕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65—366，因有争议，他暂定名为“四言纪事文”。又见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载《考古》1974年第3期。
〔55〕罗福成《杂字》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卷《西夏文专号》1932年。
〔56〕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第10页。
〔57〕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8页。
〔58〕罗波《鸠杖释意》见《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31日第3版。
〔59〕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37、122”。
〔60〕史金波《西夏文本〈类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因龙雄教授60寿辰纪念文集，第172页。1988年版。
〔61〕聂斯克《西夏语文学》（俄文）第二卷第369页。